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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9]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是长期以来中国当代学者的不懈追求。近百年来，中国的学人们始终围着这一目标不断地奋进前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我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学者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方面，自觉意识也越来越强。它说明中国学人跟随着外国人研究路子走的时代，已经淡化或逐渐趋于终结。也可以说，努力去建设新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学人的自觉追求。
纵观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在艰难困苦中崛起，在不懈奋斗中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也是在持续不断地奋斗前进的过程中，不断思考、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并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样，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也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的支撑。没有对自己特色的文化，或者说没有文化自信的现代化，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10] 那么，何谓文化自信？现在较为趋向一致的看法是，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中国人在今天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根本原因就是我国今天的文化构成是让我们自信的本质所在。
纵观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历程，一直面临着三种状况：一是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更加紧密。二是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需要新的增长点和转型，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三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本身需要新的发展，需要与当前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并与时俱进。如何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文化，使其既可以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指导中国的现代先进文化建设实践，同时又能够给世界文化建设提供中国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思想，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使命。
首先，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深刻地反映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历史视阈。20世纪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世界的文化变动激烈，大碰撞、大分化、大融合的特征极为鲜明，尤其是更呈现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等多种文化冲突形式。在这样的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形势下，没有世界性的文化视野，就试图去建设一种现代化的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现代的语境下，想进行新的文化建设，就需要充分了解世界文化的发展状况，要充分接受和借鉴外国文化优秀养分，才能更好地为自己的文化建设服务。换言之，如果我们今天建设的文化，没有全球性的视野，既不可能是先进的，也不可能会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曾经领先于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均居于世界前列。但为什么近代中国衰落了呢？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清帝国末期的“闭关锁国”“抱残守缺”，没有勇气打开国门，也没有胆量去“门外”看个究竟，才导致我们社会和文化上的落后局面。纵观百年来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过程，可以说，新文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与我们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化有关。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无论是西方的古典文化还是近代文化，无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乃至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化以及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等，都曾经是我们引进和借鉴的对象。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对外来文化，尤其是欧美文化的引进，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外来文化的引进过程中，我们逐渐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化视野。其中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的引进，更起到了其独有的作用。我们知道，欧美文学作为欧美社会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生活形象化的反映，比较全面地、立体化地表现了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风俗习惯、道德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内容，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意识和审美特点典型地表现了欧美文化的精髓。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以来最初汲取外来文化，是从接受欧美文学起步的。因此，我们今天研究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其实就是在这个与文化紧密相关的“文学”领域，来了解和把握中国人接受世界文化的规律。进而言之，若说我们有文化自信，首先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现代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全球性和世界性视野的文化。
其次，百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由传统到现代的成长发育过程。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我们今天文化发展的母体，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诸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止戈为武”“协和万邦”“和为贵”的和平思想；“以人为本”“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克己修身”“求同存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生信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个人情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奋斗精神；“尽忠报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担当意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革故鼎新”“时时新、日日新”的创新思想；“扶危济困”“造福桑梓”的公德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等等，这些一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之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11] 。可以说，继承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伟大文化传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现代文化，又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标志。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毕竟产生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其中还有很多陈旧的和过时的东西，缺少某些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因子。这就涉及如何将其从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文化、由农耕文化转换为工业文化、由封闭文化转向开放文化的过程。应该指出，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当我们的前辈们从最初引进欧美文化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面有人用“反传统”或“批判传统”的目光来重释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基本否定的评价。由此，他们或热衷于原封不动地引进欧美的文化和文学观念，企图全面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试图用舶来的文学观念来“净化”我们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学者固守传统，试图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某些思想来解决新时代出现的问题。甚至直到今天，这两种倾向仍然有一定的表现：如当下仍然有些人企图复活古代文化去突破当下的困境（当然这和继承发扬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两回事儿，不能混为一谈），还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所谓西方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东西，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更有用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这种全部“拿来”不行，全部“恢复”也不行的纠葛中，换言之，在经历了“东倒西歪”的震荡之后，我们突然失去了理论方向。很多在理论上本来清晰的东西，在现实的操作中似乎变得模糊起来。例如，今天甚嚣尘上的“国学热”，就是如此。在连“国学”究竟是什么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大喊“恢复国学”“弘扬国学”，这就很成问题了。殊不知，“国学”的概念在晚清时代出现，本身是针对“西学”而言的，是和“西学”对立的产物，是当时的人们将之人为地对立起来的结果。这样，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这个课题的研究，就是想通过百年来欧美文学进入中国并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中国化进程的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看它们之间是怎么有机结合的，是如何使我国的文化传统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巨大发展。
再者，中国的现代文化又是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指导下建设的文化。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建设和发展的。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学说，也经历了从一个具体学派的理论到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从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中国人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日益深入人心，不断地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实际相结合，和中国人民伟大的社会历史实践相结合，有效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所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吸纳了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创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一文化，以“为人民服务”为主旨，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以表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理想以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依据，体现了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紧密联系；以提高全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为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文化支撑。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的统筹下，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一个醒目的现象。
综上所述，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先进性，就是因为它是多种文化优秀因子的融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新文化。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2] 他紧接着就如何继承遗产的问题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13] 茅盾先生后来也对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在茅盾看来，所谓的“中国化的文化”，既是“中国的民族形式的”，也是“国际主义的”，即离不开与欧美文化的融汇与贯通及其借鉴、参考价值。为此茅盾特意强调“中国化”与“中国本位文化”存在本质的区别，后者是“排拒外来思想的”，是“中国为体”的老调子的新装。而中国文化发展的先秦和魏晋南北朝时代证明与外国文化的“交流和醇化”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化”。 [14] 由此可见，我们当前所建立的文化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传统的，更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这种新的中国文化立足当代，根植于中华沃土，汲取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和外来文化的优秀因子，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了其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展现了人类发展的文化历史继承性。同时，这一新型的中国文化也学习和借鉴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彰显了人类文化丰富性。它对推进世界历史文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经验，为世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新的样本和新的意义，也为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原创素材。正是有这样的新文化，我们才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信的底气。
我们研究欧美文学“中国化”的问题，也正是要通过这个具体的领域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如何把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因此，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研究，也是我们外国文学界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