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概而言之，欧美文学“中国化”是一个有着特定的内涵、外延、性质和特征的概念。它的本质是欧美文学在中国译介和阐释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话语形态。其发展的进程依据百年来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三步走的历程，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翻译、引进、接受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造“中国的欧美文学”的“话语”过程。我们所提出的欧美文学“中国化”，并非要贬低或取代原初的欧美文学，而是同它形成一种互文和拓展的关系，或曰增殖性的关系。这是中国当代发展道路自信的反映，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必然结果。

关于欧美文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欧美文学话语建设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不自觉地被提出了。百年来的实践与探索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概括的基础。自新时期以来，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的提出也已经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了。本课题就是在前些年国内其他学者大量研究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全国的同行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入中国的历程——从翻译过程、文艺理论、文学流派以及各类作品等不同的角度——都做了深入的研讨。可以说，对欧美文学（乃至整个外国文学）进入现代中国的来龙去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和辨析，同时也对其进入中国文坛的规律，进行了有价值的总结。换言之，对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实践理路，已经描绘得相当详细了。也可以说，自从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以来，学者们已经较为自觉地回应这个问题了。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欧美文学“中国化”这样清晰的概念，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为方便起见，我们就近些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情况和态势，从几个主要领域简单梳理一下已经出现的一些重要成果和一些基本看法。

一是外国文学译介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化。国内学术界对欧美文学翻译以及相关翻译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贡献很大。近年来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欧美文学的译介工作，对推动中国的文学观念更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很多学者指出，20世纪60年代阿英编著的《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就对清末民初的外译文学状况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侧重于对近百年来翻译作品的统计和研究的著作，获得了学术界更多的重视。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统计类研究著作，有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罗选民主编《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2003），该书从翻译角度探讨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情况。2007年2月出版了查明建、谢天振编写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该书以译事为中心，关注文学翻译的历时性发展线索，阐释不同时期文学翻译的典型特征及其文化原因。还有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文学翻译为主线，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译坛的演变，试图寻找出百余年来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准确定位与意义。2007年8月由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回眸：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一书则对外国文学，主要是欧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与阐释。可以说，关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很多学者的高度重视。最显著的事件是在“中国翻译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新中国翻译事业60年论坛”（于2009年11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上，很多翻译家和学者对60年来新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还邀请了在我国外交外事、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翻译教育与科技翻译等领域的资深翻译家和学者作了论坛主题发言，较为全面回顾、展现和审视我国翻译界6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

当然，研究者们也认识到，如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书写翻译文学这一“章”，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中国性、现代性以及创造性等，承认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把它和本土文学创作区别开来，承认它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不可割裂的联系。因为它毕竟是从外国输入来的，不论是在作品艺术表现上，还是思想内容上以及作者的身份上，都具有异域性。因此，也不能把它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现代文学。

二是欧美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文论的转型。对欧美文学理论的注重与文本的翻译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近年来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西方文学理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量进入我国，不仅推动了中国文论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对当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王国维、梁启超等近代学者开始引入西方文学理论，并在20世纪初渐渐形成热潮。1905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二十二号起，连载了由他翻译、法国学者维朗撰写的《维朗氏诗学论》。孙毓修于1913年在《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至1914年第五卷第十二号上，连载其《欧美小说丛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评价西方小说（含戏剧）的专著。黄远生在1914年《小说月报》第一、二号上发表的《新剧杂论》，试图系统地把西方戏剧理论介绍给国人，因此这些译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根据很多专家的看法，此后，近一百年来还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中国，每一次的性质、特点与方向不尽相同。五四时期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西方文论输入时期，这一次主要是以当时最先进的欧洲文论为主。陈独秀在倡导“文学革命”时，心目中理想的样板就是文艺复兴以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由于中国内忧外患的具体历史条件，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对外来文论的接受很快就由对欧洲文论的兴趣转向了被压迫与被奴役的民族的文论，特别是俄苏文论，并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因为当时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同样的处境，而俄苏文论昭示着中国未来摆脱民族压迫、寻求国家繁荣富强的方向，恰如鲁迅在1932年12月撰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所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1] 。因而五四时期外来文论输入的主要特点是从近代欧洲文论逐渐转向俄苏文论。

20世纪50年代我们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论输入。这一次是在“全面学习苏联”“一边倒”的特殊时代氛围中进行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他的文论被我们奉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范，并将此作为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必由之路。我们还采取了行政手段，大规模地引入和学习。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论著作、季莫菲耶夫的文艺理论体系、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日丹诺夫的文艺思想以及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尤其是列宁的学说乃至斯大林关于文艺的讲话和批示，经过我们的系统翻译介绍与倡导，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论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次是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促成了西方文学和文论著作大量引进中国的新高潮。西方文论唤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与理论热情，它与中国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相适应。这一次向我们输入的西方文学是以西欧和北美文学理论为重点，兼顾到世界很多国家。可以说，各种西方的文学和文论像蒲公英的种子散落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并对我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新时期初期，欧美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出现了十分火爆的现象。欧美文学理论的这种译介热和研究热普遍被看成是中国思想领域巨变的附带结果，这诚然是事实。但是，我们也应意识到，这种热潮更是中国的文学领域需要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的必然结果。

近二三十年来，关于西方文论进入中国的研究论著和观点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有：曹顺庆1995年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是国内较早地提出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命题。他认为，从“西方化”到“化西方”之路，即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之路。这样可以使中国当代文论在历经全面“西化”之后，力求从“杂语共生”中逐步寻回自我文化之骨骼血脉，从“西化”走向“化西”，在西方文化与文论中国化之中重新走向辉煌。他还进一步指出了怎样寻找到“转换”与“重建”的切实路径和方法问题。从“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他总结出了一条规律——“他国化”。在他看来，文化也好，文论也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都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他国化”。无论是“中国佛教化”，或是“佛教中国化”，都是一种“他国化”现象，这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我们如果掌握了这一规律，就找寻到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切实路径，就找到了中国当代文论“重建”的可靠方法。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利用“他国化”这一规律，“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要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首要的不是处处紧追西方，而应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与之看法稍有不同的是陶东风教授。虽然曹顺庆先生与陶东风教授都承认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但陶教授主张以西方为主来实现中国文论重建。这也是一种很有启迪性的意见。

2008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王一川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经过几年来的深入研究，基本看法已经初步形成。他在考察外国文论在中国60年的历程时，从中总结出四次转向：政治论范式主导、审美论范式主导、符号论范式主导和跨学科范式主导。每次转向的动力都来自当时中国特定国家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具体需要。他认为，承认外国文论在中国的影响，不能简单推导出中国现代文论完全是外国文论的复制品的轻率结论。换言之，并非影响决定利用，而是利用规范影响。本土文论对外国文论的利用方式将直接规范这种外国文论的影响方式及其影响力。任何外来影响总会受到本土文化的抵抗和变形，这正意味着中国现代文论自主地吸纳外来资源并建构自身自主品格的特定方式。目前中国现代文论的任务在于如何在中外对话中努力探寻和建构属于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与自主的品格。

代迅教授也是较早涉及这个问题的学者，他在《全球视野中的本土化选择：近百年西方文论在中国》论文中也指出：近百年中国文论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思想资源的变化，即西方文论的不断涌入和巨大影响。西方文论的输入对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启动和示范作用。他对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脉络和影响、中国文论在接受过程中的主体性选择、中西文论融汇的理论范式、世界文论语境中的文论民族身份认同等问题作了积极和认真地探索，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学界的有关争论作出合乎事实的回答。

周启超研究员也承担了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他主编的《外国文论在中国：1949—2009》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根据三次学术研讨会的22篇专论汇集成册的。它意在成为一部记录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60年旅行主要历程的年鉴，一部可以大致反映60年来中国学界对外国文论的接受与化用之基本轨迹的文献，一部以跨文化视界来反思60年来中国学人对外国文论的“拿来”与“借鉴”活动的备忘录。他认为：“在反思中探索，探索我们未来的外国文论引介规划与战略。这样的回望与反思，或许有助于我们的外国文论引介更好地‘介入’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实践，更好地深化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经过我们的检阅，可以看到：一直相当流行的将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与接受简化为‘西方文论在中国’显然是以偏概全，而有结构性和学理性的缺陷，可谓‘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操控国外文论接受史研究实践的产物。” ^[2]

除此之外，有些重要的会议也值得提及，例如2010年夏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的外国文论30年学术研讨会。会上，很多学者发表了众多有价值的意见。

三是关于欧美文学研究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欧美文学研究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我国学界热点领域，也是重要领域。吴元迈先生在《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即“外国文学学”的概念。他指出：“外国文学学即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开展，而它对吸取百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3]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硕果累累，真知灼见迭出。总体来说，较为一致的意见是，通过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在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受到了外来文学的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实现的。而外国文学研究本身的不断进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了欧美文学的精华与糟粕，同时我们的研究所指出的欧美文学的经验教训，也给了中国作家正反两个方面的参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例如，中国的外国文学的学者们把西方的文学观念、艺术手法、流派变革等等，进行梳理和深入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观念更新和方法转换。总体上来说，这个领域的工作是积极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有人甚至指出，没有对欧美文学（或曰外国文学）在文学观念、创作观念、审美观念乃至创作手法的深入研究，就不会有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这种新形态和新面貌。同样，若没有对欧美（或外国）文学流派、文学现象乃至文学的演进更迭进程的了解和把握，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视野。

应该说，这些方面的论著数量是很大的。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论著和观点。李万钧先生是较早提出这样问题的中国学者。他的《欧美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是研究欧美文学这方面问题的著作。该作系统地研究了欧美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细致地指出了中国文学家们所受到的深刻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吴元迈、陈众议等组织本所乃至全国的著名学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外国文学六十年的研究和写作的总结，取得了很多重大进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承担了一项重要的国情调研任务：“外国文学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为该项目的总负责人，各研究室负责人均参加了国情调研的活动和“外国文学研究三十年”文稿的撰写。这项工作结束后，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国情调研综合报告》。这篇报告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作用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陈众议研究员指出，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完全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四面开花、史无前例。也就是说，三十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经四面开花，翻译规模则史无前例。而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则更是一种拿来、互文、杂交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作品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向我们涌来，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历经多重转型，演化出目前无比繁杂的多元态势。因此，三十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在解放思想方面起到了先导作用，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文化支持。此外，2009年陈众议还发表了长文《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60年》，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影响很大。

在人们看到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巨大的同时，也有学者对中外文学的影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1999年前后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话题。该话题曾引起热烈争鸣。

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课题招标。北京大学的申丹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分别中标。随后，北京大学课题组和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相继开题。在北京大学开题会上，首席专家申丹教授介绍了项目的总体情况，包括选题意义、总体框架、创新点以及预期成果等，并表示争取将该项目打造成北京大学的精品项目。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开题会上，陈建华教授聚集了国内一大批优秀学者，力图要从综合论以及不同文体的详细考察入手打造十卷本的系列著作。现在两个课题组的项目都已经结项，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2010年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也承担了与本课题相近的从中国文学角度来考察外来文学影响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苏州大学文学院方汉文教授在其担任首席专家的“世界文学史新构建的中国化阐释”（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研究中，尝试以中国主体性话语来阐释世界文学史，认为中国辩证理性与诗学的多样性观念能够较为彻底地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史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模式。浙江大学吴笛教授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也是主张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结合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对民族文化的贡献这一视野，来考察经典的译介与传播的重大意义与价值。他认为，这一研究不仅应着眼于外国文学经典在原生地的生成和变异，汲取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的经验，为祖国的文化事业服务，还应着眼于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译介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传播历程。换言之，要树立我国文学经典译介和研究的学术思想的民族立场，即通过外国文学经典的中国传播，以及面向世界的学术环境和行之有效的中外文化交流，将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看成是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和发展历程的折射，进而重塑文化中国的宏大形象。应该说，这类的课题还有很多，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再赘述。

除研究课题外，近年来国内还多次召开了此类主题的学术会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于1999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外国文学工作五十年学术年会”，时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的吴元迈先生发表了主旨演讲，将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划分成三个阶段。他还认为外国文学研究要有距离意识，对任何国家的文学，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全面打倒，并提倡建立新的外国文学学。他的发言，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刘意青、刘象愚、陈众议、王宁等学者进行了呼应。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承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2008年年会也是以“近三十年来外国文学史研究及教学”为题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影响的问题，并出版了《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与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在会议期间，黄晋凯、李明滨、刘意青等先生的发言强调了外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林精华、刘建军等提交的论文提出了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学史的认知——论新时期外国文学史观建构问题。总之，这方面研究所侧重的问题主要有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学的译介史以及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性探索。这些研究各具特色，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人们越来越关注外国文学的引进与建构中国文学的关系，认为理清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理清了这种关系，我们才能够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与评价。2016年4月22日至23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哲学院合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视野——文学与哲学的双重视域”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文学批评两个领域，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近三十年的发展经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其中特别谈到了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的独特经验。

四是当下关于中国的外国文学史建设问题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外国文学史教材改革的问题，一直是高校外国文学教师和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总的来说，大家都是充分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外国文学史或欧美文学史以及国别文学史建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尤其是对其中几部外国文学史评价较高。比较有共识的是：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分别代表了1949年以后不同时期外国文学史编撰的成就。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它们都可以称为经典。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文学史编撰的指导思想、体例构成、作家作品的选择乃至基本看法和主要观点，已经初步形成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样态和模式。例如，李明滨先生曾经撰文回忆过杨周翰先生主编《欧洲文学史》的过程。他回忆道：杨先生在主编《欧洲文学史》时，提出写“信”史的原则。一是作史应“忠实可信”，不可粗率。二是选录史料必须“不虚美，不隐恶”，犹如太史公一样公平正义。《欧洲文学史》基本达到了梳理史料，脉络清楚；点面兼顾，面无遗漏，重点突出；作家作品分等就序，各得其所，叙事从实，不发空论，避免“以论代史”；控制篇幅，适于教学，以免流于历史长编；认真统稿，避免文体参差不齐，或主编不作“主”，教科书变成论文集。总之，严谨、认真的作风使得该书一出版便成了同专业的样品，参编者青年教师亦从中终身受益。关于杨先生严谨、认真的态度还可列举一事为例。改革开放伊始，他深知《欧洲文学史》有开风气、作通用教科书的责任，要广泛听取反应，做到精益求精。1978年7月到8月，他和责编蒋路先生带领统校组罗经国等四人一行，用一个半月从北到南去征求各地师生的意见，带着初稿样书下武汉、南京、上海……直至福州、厦门。暑天乘火车（有时还买不到卧铺票），每到一地仅停留三五天，要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这对于两位前辈显然是很疲累的，但是毕竟听到了许多师生，包括一些令人尊敬的前辈如陈嘉、范源忠、赵瑞蕻、郑朝宗等人的宝贵意见，对编订教材大有裨益。杨先生的这次学术创作行动也影响广泛，垂范后辈。 ^[4] 可以说，杨先生编撰外国文学史的思想，奠定了我国外国文学史的思想基础。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国融入世界文化进程的加快，加之人们看世界视野的扩大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这些文学史编撰的一些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了。大致说来，一是指导思想需要进一步更新，要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教材的建设。二是很多原有教材缺失的部分需要弥补，例如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的关系问题，再如通俗文学的作用问题等。三是原有教材体例的“八股化”（即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故事情节、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征）模式和分析作家作品的机械的“二分法”（即批判了什么，赞扬了什么）以及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相分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越来越受到教师和学生的诟病。因此，外国文学史教材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

可以说，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材料众多。举其要者，当推华中师范大学王忠祥先生的一些观点。王先生“关于西方的文学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构建问题”的访谈录，集中探索了新的外国文学史编撰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和注意事项。他认为观念的更新是重新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前提，呼吁建设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教材。聂珍钊教授也根据自己编撰多部外国文学史的实践，多次撰文提出了中国的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的思想，阐释了新的外国文学史观。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也曾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构建适应21世纪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文学史”的访谈录，指出国内的西方文学史理论形态没有根本性改变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思维方式陈旧和缺少文化精神的贯穿，就文学说文学的弊端明显。他还认为，文学史应该是文学史家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所进行的现代阐释。文学的发展在于其内部存在着一个起着更直接作用的功能性关系系统。他提出在人与自然、与神、与物对峙的不同文化时代背景下，自爱琴文明开始出现的西方人对自己能力所具有的原初自觉，以及这种自觉所促进的西方人对自己本质认识的递进发展，构成了西方文学中强大的、功能性的、以“自由”为本质的人文精神传统。因此，我们今天需要的西方文学史的新形态，必须是以西方人的精神发展进程为核心来重新阐释其文学发展规律的文学形态，必须是要把西方重要文化现象——基督教文化现象包含其中的文学发展形态。他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杂志上也谈到了关于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韩加明也撰文《外国文学史编纂史与时代变迁》，以1949年以来国内出版的部分外国文学史教材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些教材编写原则的演变，并进而思考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变化。他指出，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或者说外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紧密相连。这些变化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变局以及我国社会的变迁，探讨这些变化有助于思考外国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

不仅理论上如此，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学史编撰的实践领域，也获得了很多成就。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初稿于“文化大革命”前完成，自改革开放不久修改出版之后，几十年来，依据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不断加深，又进行多次修改再版，其中原有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影响的痕迹越来越少，评价越来越精当，反映了四十年来中国学者外国文学史观的不断进步。在杨周翰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出版了三十多年后，李赋宁先生又在此基础上重新主编了《欧洲文学史》四卷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再次解释了欧洲文学现象，强调了西方文学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这部文学史出版于2004年，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该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以往文学史中写作思维定式影响，较为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发端于1995年，完成于2000年前后，其间又经过两次修订。可以说，这部教材最大的亮点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揭示了外国，尤其是西方的人文精神发展的历程，影响较大。近年来国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由聂珍钊作为总主编编撰的《外国文学史》，集中了国内一批优秀的学者，历经三年完成，代表了当前外国文学史建设的最新成果。它力图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观点来阐释自古至今出现的外国文学现象，并力图在今天的新形势下揭示其发展的特殊规律。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的欧美文学，包括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全新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建构方面，自觉意识越来越强。其表现为以跟随性为主的译介和研究开始向自觉性的话语建构方向转变。应该说，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总是在拼命追踪着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作为“新”东西急切地引进中国来。但是近年来，我们明显地看到，中国学者建立自己学术话语体系的努力越来越强。尤其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我们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自觉地寻找和试图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的学术话语，这就说明中国人跟随着外国人研究步子走的时代，已经逐渐淡化或趋于终结，这是中国的文化自信的典型表现。第二个特点是“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即我们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已经开始更加紧密地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和现实文化建设需要相联系，要通过外来文化的另一只眼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研究意识越来越趋于自觉。我们过去常说的“洋为中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自觉的阶段。第三个特点是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越来越迅捷，研究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与深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当前中国的外国文学界，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刚刚发表，中国就有学者对之介绍和研究；有些国外的文学艺术理论刚刚提出，就有中国的学者参与其中，与之进行对话或争鸣。甚至在某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们的学者就已经很有预见性地关注到了这个作家，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论。不仅如此，和几十年前我们所接触的大多局限于欧美、俄苏等国家的文学不同，今天世界各国的文学，甚至一些很小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学，包括一些较为冷僻的领域已经被我们尽收眼底。可以说，我国今天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达到了和国外文学界同步的程度。第四个特点是，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呈现出创新的趋势，中青年人才茁壮成长。当前，全国的高校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都在课程体系或教学体系上进行着全新的探索，外国文学领域中新的教学理念和新的教学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也是非常好的趋势。更重要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逐渐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这些中青年学者有着非常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广阔的研究视野，思维更为活跃。以上这些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们对欧美文学或曰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化影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其实也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起步的。但我们也要看到，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一是这些研究相对来说还是分散的：或集中在译介领域，或集中在文艺理论层面，或注重在对我国文学的影响上，或注重在文学史的建构上。还有大量的论著立足于某个作家和单一的作品相互关联上。缺少一个全方位、多领域交融的统筹视野，或者说对整个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过程注意不够。尽管这些研究在具体的领域发掘得都很深入，但若不从整体上回答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仍然是不圆满的。这样，对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的理解就必然产生局限性。例如，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有时被偏颇地理解为中国文学被欧美文学影响及同化的过程，尚缺少就欧美文学在引入中国以后，为什么被接受，为什么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被接受，在接受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对欧美文学产生了什么样的诠释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新形态这类问题进行系统回答的有力度的著作问世。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提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概念，并围绕着“中国化”的进程，全面地解答这个问题。二是若我们只讲以往中国接受外国文学的过程，只是注重于细致地梳理其来龙去脉，而不能提出今后前进的方向，仍然不免步国外的文学研究的后尘，难有创新性的开拓研究。我们认为，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不仅意味着欧美文学在中国的被接受，更意味着欧美文学被中国的文化语境同化而成为“中国的欧美文学”，即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过程。假如只强调接受，不强调话语新建，似乎也有走了百分之九十九，仍然差一步的遗憾。这也就是说，研究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与建设今天中国的“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话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只有将这两方面全部考虑进去，才能够全面概括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的内涵。为此，欧美文学“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就是对这种发展趋势的呼应和推动。也可以说，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通过百年来欧美文学进入中国并“中国化”的这一视角，在很多学者认真仔细的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发展规律再进行深入的辨析和理论把握。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课题研究有两个方面的侧重点：一是研究近百年来以欧美主要国家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进入中国文化与文学领域的过程。我们认为，这一过程是中国文学界对欧美文学的接受改造过程，也是欧美文学在中国的创新过程，本质就是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文化进程密切相关。总结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梳理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基本规律和各种途径（包括传播方式、接受选择、阐释规律等），对我们当前有效地接受改造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是在对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把握的基础上，构建适应21世纪需要的“中国的欧美文学话语模式”。这种“中国话语模式”的构建必须是在欧美文学现象的基础上，突出中国人所理解的文学精神和文化精神，从而使中国的接受者不仅了解和把握欧美文学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把握这一文学所传达的精神文化特征以及其所揭示的社会特征和对人性的哲学、美学的思考，以便更好地与今天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实际相结合，从而具有指导性和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