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与一般的文学现象产生发展不同，欧美文学“中国化”不是一个文学领域自然出现和发展的过程，而是人们主动建构和人为推动发展的进程。
这样说的主要理由在于，欧美文学与中国文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而中国化了的“欧美文学”则是两个不同的语言体系交融产生的文学现象。因此，提及欧美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化，不能不说它与译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翻译和介绍，可以说是这一文学命题的学理逻辑起点。
很长时间内，我们热衷于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待翻译问题。在很多教科书或辞书中，翻译被理解为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也有人认为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其内容有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的翻译等。其中，“翻”是指对交谈的语言转换，“译”是指对单向陈述的语言转换。或者说，“翻”是指对交谈中的两种语言进行即时的、一句对一句的转换，即先把一句甲语转换为一句乙语，然后再把一句乙语转换为甲语。这是一种轮流的、交替的语言或信息转换。“译”是指单向陈述，即说者只说不问，听者只听不答，中间为双语人士，只为说者作语言转换。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很多前辈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翻译思想：如翻译要做到“信、达、雅”；或要“硬译”；或翻译要在原文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等。对狭义的翻译概念阐释来说，这些固然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在这种狭义的对“翻译”的理解中，我们似乎总是感到有一个极为顽固的意识藏在其中：即翻译者最好能够把原文的一切都贴切地翻译转换过来。换言之，最好的译文是那些能够如实地表现原著味道的译文。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对科学、哲学、政治、技术等领域而言，这样的要求可能是对的。但对文学而言，情况就会大有不同。文学是以审美形象（人物形象、情感形象乃至象征形象）反映整体生活的，是以整体性的艺术感知来表现时代的风俗和社会的风气的。这就决定着在文学作品的语言中，语言具有意蕴大于文字特征。因此，由于语言系统的不同，在其他文字系统中，越是那些所谓原汁原味的译文文字，可能就越缺乏其本身内涵的丰富性与语言意蕴的包蕴性。再加之翻译者自身对原作氛围和气韵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翻译者自己所感受到的独特的作品意味和表现形式，在忠于原作观念的作祟下，可能也只好割弃了。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此人的翻译文本和原作像极了，翻译得贴切极了，但丢失掉的可能是翻译者所独特理解、个人感受的东西。
其实，对翻译这个问题需要有创新性的理解。中国当前的翻译理论，大多属于狭义的“翻译技术理论”，而对“翻译本体论”的关注则存在着很大的不足。“翻译”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前面我们说的所谓翻译要“信、达、雅”，要符合原意等等提法，大都属于“翻译技术理论”上的狭义的理解。若从“翻译本体论”，即广义的角度来说，“翻译”的本意就是“交流”和“沟通”。换言之，“交流”和“沟通”不仅仅是翻译的目的，而且也是翻译的本身。我们之所以说翻译本身就是交流和沟通本身，意思即指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众之间，为了相互理解和交流，需要以一种自己熟悉的语言媒介来达到与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相互了解、相互认知的目的。那么，这就决定着翻译的过程并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翻译行为当中，而且也与翻译者的固有的思维方式、知识储备、翻译目的和理解水平密切相关。可以说，翻译是从译本选择便开始的一项复杂的有机运作过程。翻译的目的不仅要使某个具体的文本得到使用另外一种语言的人的理解，而且还要让其他民族或其他语言系统的人懂得另外文化系统中深层的东西。既然翻译的本质是“交流”和“沟通”，那么，“翻译”就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具体说来，完整的翻译活动是由谁翻译（翻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立场、政治判断力、文化水平、审美能力等）、为什么翻译（翻译的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翻译什么（翻译文本的价值选择）、为谁翻译（翻译主要针对什么样的阅读对象）、怎样翻译（直译、意译或创造性的翻译）、产出什么效果（受欢迎的程度——哪些人欢迎，哪些人反对等）等多个因素构成。翻译的立场和动机不同，会导致译本的选择和翻译效果的不同。换言之，文本翻译只不过是“交流”的第一步而已。
我们还要继续追问，“翻译”的目的既然是为了“交流”，那么，“交流”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答案当然是为接受者建设自己的新文化服务。而建设就不能完全照搬他人的，也不能歪曲原意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只有在他人和自己的文化碰撞中，才能产生新的文化样态。这种新的文化样态，就是“创造”的结果。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简短的公式：“翻译”=“交流”=“创造”，或者说译介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即任何翻译和译介都是出于交流，交流的目的是借助他者的文化来建设自己需要的新文化。
由此推论，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翻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文本增殖”的过程。也就是说，一个文本在原有的文化语境中产生了，那么，这个文本，可以叫作“原文本”或者“母文本”。但经过翻译使其成为其他语言文字的文本之后，并不是仅仅“原文本”被“拷贝”了这样简单。由于翻译是一种加进了翻译者个人理解的“创造”，所以，这种翻译出来的文本就是原文本的“增殖”，是新文本的出现。我们由此也可以称最初的文本为“母文本”，而据此“增殖”出来翻译文本可以被称为“子文本”或“附生文本”（即附载在原文本母体上再生出来的文本）。这本质就是外国作家写作的一部小说，通过翻译家的翻译创造后增殖出来了另外一部类似的小说，外国诗人创作的一首诗歌增殖出来了另外一首类似的诗歌，一出戏剧增殖出来了另外一出类似的戏剧。假如一个“原文本”或“母文本”被用不同的语言翻译了十次，那它就等于增殖出了十个“子文本”或“附生文本”。假若它被翻译了一百次，那它就增殖出来了一百个新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世界性的经典文学作品，其实就是被翻译得多的作品，也即是有着无限增殖性的作品。
同样，一个翻译家，他要翻译一部外来的作品时，总是有着个人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取向。翻译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并不能与原文本创作者的取向完全相同，更何况翻译者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这也决定着原文本与翻译文本不可能相同。因此，翻译的本质是“创造”，翻译的文本是“增值”，就不是无妄之谈了。
举例而言，鲁迅是我国翻译史上比较重要的翻译家，他所主张异化而非归化的翻译观，在中国的翻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世界翻译理论的深入发展贡献了非常宝贵的经验。鲁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个人的价值取向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正处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表现出的强盛扩张野心对鲁迅的翻译选择造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于1903年翻译了第一部译作《斯巴达之魂》，讲述了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敌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显然是鲁迅借以号召国人抵抗外敌的。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在这里就改变了原小说的主题和价值指向了。除此之外，鲁迅在日本期间翻译的其他六部作品，如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雨果的作品《哀尘》等，都体现了鲁迅期待从外国小说入手来改善国人的认知水平。这一点，也和原作者的写作主旨有着巨大的差异。鲁迅个人认为要开启民智，当从我国文学作品中所缺乏的科学理性元素的启蒙开始，因此他大力翻译了一些科幻作品，旨在希望国人通过这些作品建立理性的、科学的思考意识。鲁迅曾阐释过自己的翻译动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帮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怪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36]
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鲁迅的译本选择越来越呈现出更加积极和更加具有战斗力的趋势。他期待通过翻译作品达到唤起民众战斗与反抗意志的意图与努力越加明显。这一阶段的翻译中，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变化是鲁迅在翻译中开始运用白话文，这也是鲁迅所一直主张的用文字进行战斗的形式之一。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译作包括《工人绥惠略夫》《苦闷的象征》和《一个青年的梦》等，其中俄罗斯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可以称为鲁迅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译作。作品讲述的是一个意志坚定但却仇视社会的逃亡者，他一心革命，不惜用暴力进行反抗，在逃亡期间，他残酷地杀害了许多人，最后被捕。鲁迅认为这个故事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现状，即民不聊生，痛苦不堪，而又找不到光明的出路，只能酝酿仇恨，付诸暴力。在另一本《苦闷的象征》中，鲁迅则借译本之口阐释了自己的艺术观，其实也是自己为什么选择特定译本的核心原因。鲁迅认为，艺术不能只为了娱乐，而是应该反映人的信念、思想与冲突。艺术绝不是用来消磨时间的闲书，而是应该承担起反映人民悲惨生活，从而唤起民众斗争意识与革命精神的载体。他说：“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甘，引起疗救的注意。” [37] 鲁迅对文艺作品的治病救世的作用寄予很大的希望，而这也成为他在翻译作品中注重选择，并致力于翻译那些描述底层人民的痛苦与反抗作品的原因。鲁迅的翻译动机也因此在这里得到了最明确的解释。他的译著从精心选择入手，目的明确，思想坚定，形成了其独特的翻译景观。他希望他的译作能够揭开国人所不能或者不愿面对的真实与丑恶，从而激发斗志，为民主和自由贡献自己的力量。可见，鲁迅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就是直接走向了新文化的例证。
由此可见，要创造，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笼统地说，我们的翻译文本选择必须要体现中国社会要求的价值取向。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便一定会影响当时社会对译本的选择。中国最早的翻译起源于佛经翻译，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的结果。同样，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也是如此。英国的詹姆斯一世也是要通过翻译《圣经》来达到弱化罗马教皇的控制的目的，奠定新教改革的思想基础，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说到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现在我国的很多高校，尤其是外语高校，采用外文原作当成教材并采用原作使用的语言来进行讲授和教学。这该是对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了吧？其实也不尽然。因为这些讲授者或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底蕴，说到底都是中国的，是带着极为鲜明的中国文化印记的。加之听讲者的接受心态也是建立在中华文化底蕴基础上的。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引进后的创造——一种特殊性言说形态的新造。
从学科发展的意义上说，我国欧美文学或曰外国文学的译介，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可以说，翻译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介绍和研究也有了极为长足的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美文学中国化也必然要走向我们新文化的“话语”建设阶段。这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必然。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欧美文学的译介并不是一个简单化的自然进程，而是与社会各方面发生着密切关系的中国新文化的再造过程。一方面，译介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即建设我们的新文化；另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有目的地建设。译介不是我们的目的，译介和研究都是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新文化建设服务的。也就是说，译介和建设欧美文学并使之“中国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们之所以不认为翻译完成了，就是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中国化”完成了，就是因为翻译的文本只不过是把外国的语言文字转化成了汉语文字而已。同理，我们也不能说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了，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完成了。文本的翻译只不过是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起点或第一步而已。译介的下一步必然是要走向创造性的建设，这是翻译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提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学科发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