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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近百年来我国的欧美文学的引进、借鉴和研究传播等等，成就是很大的。它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换言之，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没有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谈一谈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人，嘴上虽然不说，但心底总是存在着一个疑问，即有着几千年强大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国，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需不需要一个外来的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来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作为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也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在欧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是欧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的产物，那么，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是否水土不服？
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根据有三：其一，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在于，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中，一个在经济政治上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和民族，总是不断地汲取着先进文化的成分和因素，去改造和完善自己的文化。对此，列宁在其晚年的著作中系统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29] 我们知道，在清末民初，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相比，已经处在了相对落后的位置。那么，新的先进文化成分必然要进入我们的文化系统中来，并改造我们固有的、已经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旧文化，从而使我们的文化传统呈现出新的形态，焕发出新的活力。更何况，在当时进入中国的诸多外来文化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进的文化，也是最适应中国人历史需求的文化，所以，它必然会脱颖而出，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由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有反复谈到，在此不再赘述。其二，在欧美文化的发展实践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外来文化成为一个民族或地区主导性文化的强有力例证。欧美社会文化的最初源头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现在我们很多的教科书，都在重复着一个命题：即后来的欧洲文化的源头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因此，有些学者将其绝对化，认为后代的西方文化或文学一直是在古代希腊文化和文学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其实，古希腊文化作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性文化，不过只是存在于古代的希腊阶段和罗马时期（甚至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罗马帝国后期开始，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一个出现在东方的外来文化——基督教文化，已经开始取代希腊罗马的古代文化而成为自此之后的主导性文化。在欧洲中世纪，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成为欧洲文化建设的主导思想和新建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相对于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而言，是先进的文化。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注重的是人的本能欲望的展示与张扬，偏重于注重人的本性要求的生活，而基督教文化注重的是人的精神生活，偏重于精神的强盛。因此说，从注重本能欲望到注重精神强盛，是欧洲文化发展的巨大飞跃。仅从这一点而言，就可以看出当时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进步性。 [30] 可以说，自欧洲中世纪之后，尤其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西方的文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希腊罗马文化自然顺延发展的产物，而是在基督教文化指导统辖下的新的文化形态。换言之，自文艺复兴之后基本定型了的现代欧美文化，是在一个外来文化统筹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的欧美文化形态。并且正是这个新的文化形态，支撑、保证或推动了欧美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并从封建社会形态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此可见，既然西方社会可以把一个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并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进步，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化进入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成为我国新的社会文化的指导思想，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更何况，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实践证明，它不仅使我们的文化从传统走向了现代，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社会在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辉煌。其三，外来的先进文化进入另一个文化系统中，还与这个被进入的民族对待这个外来先进文化的态度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外来的某一文化在进入到另一个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无条件接受它，另外一种态度是全力否定它。前者是“月亮是外国的圆”，全盘照搬；后者是“月亮是本地的圆”，闭关自守。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凡是对外来先进文化接受程度好的，较为成功的，无不是走了第三条道路：既接受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又根据现实的要求与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并做出“为我所用”的阐释。例如，西欧文艺复兴运动中构建出来的西方现当代文化，就是把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与自己传统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的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反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落后反动的神学因素，但也保留了基督教文化中的思维模式、基督教人道主义观念以及很多在当时仍然有积极意义的成分（甚至在文学艺术中保留了很多基督教文化的题材、体裁、艺术手法等）；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恢复和发扬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正是有这样一大批时代巨人的文化自觉，才造就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新形态。那么，中国在五四运动前后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因为我国有了这样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巨人，他们在接受外来文化，尤其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不仅非常注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非常注意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实际，不断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了体现不同历史阶段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出现。也就是说，由于我们具有这样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巨人和文化巨人，他们较好地处理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三者间的关系，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二个误区是，说到欧美文学或者外国文学“中国化”的问题时，有人认为“欧美文学中国化”或“外国文学中国化”的概念不能成立。更有甚者，认为这个命题是个“伪命题”。
诚然，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中国化”的概念基本上是套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而来的。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一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可以中国化的。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与它的学说是一个立场科学、逻辑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密切相关，因此可以用其思想学说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第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可以指导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因此也当然可以指导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中国化”。换言之，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实际，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外国文学则不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而存在的。它是自古至今延续生成、涉及并涵盖了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中所包含的世界观之驳杂、人生观之各异、方法论之多样，立场价值等差异之巨大，使得它不可能像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思想文化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那样，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加之外国文学作品基本是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出来的精神产品，更多体现的是不同时期的地方性的知识与个人化的艺术审美感受，它就更难以“化”成中国文学的指导思想或者文学理论基础了。姑且不说我们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西方文学本体或一个文学理论，即使找到了，这个文学理论或文艺思想若“化”成了，那不就是“全盘西化”或者说“全盘欧化”了吗？有鉴于此，有人认为这个命题难以成立。这些人认为，欧美文学是不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可以“化”成中国的东西。
这种看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也是分为不同层次的。诚然，从指导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毫无疑问，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起到“指导思想”和“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的功能和作用。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就认为，“中国化”只有这样一种含义。对此，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31]
我们认为，“中国化”应该既是泛指的概念，又是特指的概念。关于其作为特指的概念，我们后面会谈到。这里我们先谈“泛指”意义上的“中国化”问题。假如我们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凡是外来的东西，按中国人的需要，经过拿来、借鉴、改造和创造与创新过程，并使之成为中国的东西，可以说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这也就决定着在具体文学研究领域，“中国化”过程其实就是“洋为中用”的过程，就是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遗产，并根据我们的国情需要，进行新的文化创造过程。例如，外国文学进入中国之后，外国的文化因素和中国的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形态”，其实就是文学领域的“中国化”的成果。例如西方哲学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新的创造，形成了“中国的西方哲学话语”，这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同理，西方教育思想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改造，构建出“中国的西方教育话语”，这也是西方教育思想的“中国化”。甚至外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中的一些思想和做法，在按照中国的国情加以借鉴和改造之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样态，这也可以说“中国化”了。换言之，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中国的具体化”的具体形态。
倘若我们从分层次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化”的问题，就会发现，我们可以有指导思想上的“中国化”，也可以有具体领域的“中国化”。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或者说外国文学的“中国化”，其本质属于具体领域的范畴，因此，这一概念无疑是可以成立的。例如，我们经常说到“规律”这个概念。“规律”包含着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要遵循普遍的规律。普遍的规律是一个根本性的规定，即它规定着一切具体事物发展的基本走向与表现方式。但不同事物的发展同时也存在着其特殊规律。我们既不能忽略普遍规律而只重视特殊规律，同样，也不能只重视特殊规律而忽略一般（普遍）规律。只有二者的辩证统一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推动事物的发展。我们在中国化问题上为什么要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呢？这是因为，欧美文学“中国化”不能不受普遍规律的制约，同时也必须认识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是坚持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价值，而忽略文学艺术等具体领域“中国化”的实际，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西方有些学者看到了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但他们总是处理不好这个关系。例如，约翰·汤姆林森在谈到如何认识“全球化”时就曾说过：“对全球化认识有好的与坏的方式。一个坏的方式，是从一个前提出发，这个前提就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维度是主控话语（master discourse），是‘事物真正全部归一’的领域，是能揭开所有其他推理的逻辑。一个更好的方式，则是确认描述世界的具体方式，这个世界包含在一个经济的、政治的或是文化的话语之中，并且试图在这些术语之中引出对全球化的一种理解，同时，不断否认其概念先行的做法：它是在多维性自我意识的认可中去追赶的一个维度。” [32] 从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到，西方学者看事物的时候常常把普遍的和特殊的二者对立起来。所以总是得出一些偏激的或偏执的结论。
如前所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具体领域的“中国化”，是受着总体性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化”制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具有统辖具体领域中国化的功能和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素有三个：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中国不断发展的国情，即“中国实际”；三是与时俱进的阐释和解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总体而言，其实就是人民群众的立场或社会发展进步的立场（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要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依据实际的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和历史高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决定着各个具体学科领域的中国化进程。换言之，一切具体领域里的“中国化”，都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总统筹和总指导下进行的。文学艺术，包括外国文学领域也不能例外。对此，陈众议先生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并不简单。它关涉文艺的基本问题，大至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与审美性，小到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情感抒发和细节刻画等诸多领域。换个角度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和习近平，他们的论述，即令不算系统，也植入文艺内核，揭示文艺的基本规律。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所决定的。隆古先人的口口相传姑且不论；如今，设使创作者有意摈弃理性，作品譬如孩子，也必不能掩盖其与生俱来的基因。” [33] 因此，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思想，结合学科发展具体实际，实事求是地用外来文化推进某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和前进，这也是具体学科领域“中国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为此，我们既不能将“中国化”问题狭隘化，用总体化代替具体领域的“中国化”，也不能搞那种没有指导思想的各个学科领域为所欲为的“中国化”。
可能有人质疑，为什么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欧美文学“中国化”，换一个别的理论不也可以吗？比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有人主张的所谓西方社会的民主主义理论、民族主义理论、善恶斗争学说等。我们的回答是，不可以！如前所言，因为当时的历史状况决定着我们只能选择马克思主义。当时中国人民对“站起来”的历史要求，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最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试想，在文盲和半文盲充斥着的国家里，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不先解决“站起来”的问题，一切都是空谈。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科学理论，自身也有一个从学科理论和学术主张的角度转化到指导思想的演化过程。当历史要求需要理论指导的时候，中国的现实要求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从一个学科领域的理论升华为指导思想。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最早在19世纪中叶就传入中国了，当时有一份传教士办的报纸叫《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虽然是以介绍基督教教义为主，但也报道一些西方世界发生的政治事件和其他政治主张，其中就介绍过马克思的学说，并把这个学说概括为是“安民均平”的学说。比《万国公报》稍后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主要是同盟会的一些老盟员，像胡汉民、廖仲恺、宋教仁等等，他们后来组建了国民党。甚至在国民党主办的《建设》杂志上，胡汉民也发表过一些以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但是，此时这些人介绍传播的马克思的学说，并不是作为指导思想而只是作为具体的学术主张或具体的社会主张来对待的。换言之，在最初它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而是作为一般的学术主张被译介到中国的。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34] 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众所周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李大钊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革命先驱者。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之一。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他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使之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35] 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在此期间，还有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宣传并实践着马克思主义学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更广泛地传播开来。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伟大的功绩在于，他们正是在实践中把马克思的学说从学科意义升华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先是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并最终成为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们党之所以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自己的指导思想，并非仅仅是由于共产党人的信仰而大力提倡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在实践中代表了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人类彻底解放的要求。同样，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用它可以洞悉社会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正奥秘。这样，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属性，使其能够很快超越具体学科的范畴和具体的学术主张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历史发展进程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察分析欧美文学（或曰外国文学）“中国化”的进程，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这也是我们提出欧美文学“中国化”命题的思想理论依据。
当然，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具体呈现方式和途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呈现方式和途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同是一样的。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之后的发展演变，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呈现的，其“中国化”的具体途径是以不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不断发展的阶段性理论建构而成的。由于注重其基本原理，即注重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才决定着它具有总体性和指导性的功能。而欧美文学由于其具体学科的性质而不是指导思想的性质，其“中国化”的呈现方式则体现为具体的学科意义上的特征。以欧美文学或曰外国文学中国化为例，它基本上是按照译介-借鉴-再造的阶段性路径进行的。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首先要“选择定位”。因为欧美文学思想驳杂、主张各异，就需要我们先要有一番选择。比如我们接受什么，弘扬什么，抛弃什么，赞美什么，批判否定什么等。选择的标准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和发展的实际要求，再者是需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其次是重新组合，即依据中国特定阶段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欧美文学进入中国后对其进行重新地排列组合，这就需要改变其原有的产生和存在顺序（最早期在国外产生的作品可能后译介进来）、地位关系（有些在国外很有地位的作品，在中国可能不会受到重视。而有些我们非常重视的作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丛林之书》等，在其原产地评价并没有像我国那样高）。随之在此基础上和依据我们的需要进行“人为化”重组。如今天我们写作的《西方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等等，常常把某一个阶段出现的不同民族的、国家的作家和作品，人为地放在一起，加以条理化、类型化或依据不同性质进行重新安排。例如，一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我们就把意大利、法国、英国等诸多国家的作家作品集合在一起，力图说明它们的共同性和时代性的特点。由此可见，欧美文学的“中国化”呈现方式和具体途径，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处在同一地位的，前者只是后者的产物，是一个受其指导而形成的结果。
从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欧美文学或外国文学“中国化”的命题不仅成立，而且是一个具有科学思想根据的命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决定具体领域中国化的重要因素，我们目前所进行的这个研究，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欧美文学（或曰外国文学）这一具体领域的“中国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