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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是我们提出欧美文学（或曰外国文学）“中国化”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历史依据。
众所周知，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从社会发展历程来说，这一时期我国相继走过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社会发展形态来说，我国经历了由帝制到共和的社会转型，即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从社会发展成就来说，我们由一个积贫积弱的、被世人蔑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成为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伟大民族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百七十多年来的社会巨变，尤其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让世界瞩目和震惊。那么，为什么在短短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会取得这样的伟大成就呢？这就是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懈地探索下，在众多仁人志士舍生忘死的奋斗中，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
下面我们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谈一谈对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看法。百年来中国的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和“回答与解决问题”两个阶段。
先说“提出问题”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大约从1840年到1919年这七十多年间。清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清帝国的大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发展阶段。1842年，清王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随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英法联军以及后加入的俄国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以及中俄的《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使得中国人固有的“世界中心之国”或“中央之国”的优越感一败涂地。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一个巨大的问号摆在当时中国人民面前：为什么古代强大的中国会衰败至此？现实的中国社会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可以说，这是经过几十年时间所逐渐形成的一个历史之问。在这段时间内，不同阶级、不同立场、不同处境下的人们做出了各种努力，纷纷提出了各种看法，追问着衰落至此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古法不彰、礼崩乐坏的结果，主张恢复古代的祖宗之法和传统价值观，当时的复古派们的大致看法如此。但也有一些人，如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之所以衰落如此，主要是观念上的落伍和技术上的落后。因此，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这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其他参与者们则主张自强求富，中体西用；早期维新人士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提出商战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工商制度；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掀起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改革；更为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学习欧美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主张革命，实现民主共和。这里，我们要提及一个在当时比较重要的人物，这就是最早走出国门的郭嵩焘（1818—1891）。光绪元年（1875），郭嵩焘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不久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兼任驻法使臣。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单独谈及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较早多次走出国门，对西洋社会进行过深入考察的官员和外交家。他到了英国后，对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情非常关心，曾经多次旁听议院会议，研究两党制度和教育科技以及考察军队等，还曾深入到普通市民家庭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使西纪程》。郭嵩焘不同于当时那些走马观花式的出使者，也不像那些道听途说西方世界的人那样，去认识西洋世界，而是在详细了解和认识英法等国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看法。择其要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洋并非我们心目中的蛮夷，也有自己两千年的文明传统；二是西洋教育发达，学制完备，学术昌明，人才辈出。三是制度和法律先进，在军事和武器先进的背后，是制度和法律使之然。四是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治国。诚然，“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但对达到“富强”之路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国家组织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增强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对此则表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换言之，他提出西洋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制度值得我们“循习”。“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他认为，中国的朝野人士，若不能正确地认识西洋的进步，不幡然醒悟，革故鼎新，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衰。郭嵩焘的看法，在当时已经超越了很多人，因此，他受到很多保守派人士的反对和攻击，也是必然的了。
在上述这些主张的背后，其实都隐含着“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历史之问。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更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改良派、无政府主义、科学民主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等等，也涌入了中国。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后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第一次毫无疑问当属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历史阶段基本上属于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这一历史之问并试图开出各种各样药方和给予初步答案的时期。经过七十多年的反复探索，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再也不能走回头路，老路子已经完全走不通了，中国应该走一条完全不同于老祖宗的全新的道路。从而到了由“提出问题”到“回答和解决问题”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始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走向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之问的“回答和解决问题”阶段。经过1840年以来几十年的探索和追问，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此时中国人在回答这个历史之问时已经有了道路上的自觉。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回答“如何走”的问题上，开始阶段也是争论不休的，各种不同的党派和立场相左的文化派别都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从大的历史发展趋势上说，当时提出的这些主张，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问题在于这些主张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社会各种积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阶段。从社会政治上说，清王朝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极为腐朽没落，中国古代政治的优长要素已经完全被抛弃，制度颓废、朝政混乱、官场腐败；从经济上说，此时仍然固守着或强化着长期形成的以个体生产为主的小农经济模式，轻工抑商，百业不振。在思想文化上，中国的儒学传统的内涵，完全被陈腐、保守乃至没落的思想观念所取代。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企图亡我中华民族的危机形势下，中国已经到了灭族灭种的危机边缘。在这种现实下，这些空洞的主张无法拯救危难中的中国。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使人们看到了三座大山沉重压迫的现实，从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之路成为当时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就是因为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若人民不能解放、民族不能独立，什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民主”“民权”“民生”都不过是空洞的口号，也是走不通的道路。换言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第一步首先就要走“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之路”，让中国人民首先“站起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选择的先“站起来”的道路，成为了历史的选择，也代表了人民的选择。这样，从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近三十年间，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步。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地主阶级、军阀等反动势力，战胜了日本法西斯强盗，赶跑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集团，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以说，这一步，我们走得非常精彩，也极为成功。
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三十年，是第一步走和第二步走的交替阶段，即我们过去常说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如果说前一个时期（1919—1949）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话，那么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继续完成推翻旧世界经济基础尤其是上层建筑的革命任务，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第二个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叠加，就导致了这三十多年的“革命”与“建设”并重的局面。为此，我们既可以将这三十年看成是革命任务的延续时期，也可以将其看成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导时期。
中国建设现代化道路的第二步走，是要走“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即当我们“站起来”后，还要“富起来”。如前所述，这一步应该说从1949年后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自觉地将其作为主要任务提出则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当代中国社会伟大转折的标志，也是我们进入第二步走的标志。如前所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我国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成就，初步完成了我国从一个农业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向现代工业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并建立起了我国工业化社会的基础。但这三十年毕竟是个过渡阶段，因此，为了维护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和清除旧思想、旧文化，仍然还是重要的任务之一。只有到了1978年，建设任务才开始凸现了出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自觉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第二步。邓小平同志对此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指出，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可以说，从1978年开始，发展经济，满足中国人民物质文化的需求作为主要任务提到了人们面前。中国开始走向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路。也正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社会开始了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进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国家行列。到了2009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体量和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极大增强。这一步，我们也走得极为精彩。正是这三十年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开始“富起来”了。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三步走的开始。换言之，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为起点，我们开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征程。这一步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富强、文明、科学、民主、自由、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也可以说，五四运动时期所提出的科学、民主、强国、富民的理想，只有在今天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8] 。随后又相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可以说，这一步走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强起来”。
由此可见，在建设富强文明的中国的问题上，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分三步走，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选择的正确道路，也是对中华民族当代发展最伟大的贡献。正是这种历史发展走势构成了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流程。同样，我们所说的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其实就在中国现代化独特道路的实践中发生的。因此，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就构成了我国近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考察的最主要的实践依据。换言之，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就是依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而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相统一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