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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时茅盾认为其注定要上演一幕“命定的悲剧”。对此，他详细论述道：
“五四”的功劳，也许就只有这一点儿。有人以为“五四”是一种“启蒙运动”。不错，在某一意义上，“五四”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然而这个“启蒙先生”刚刚教了“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的第一课，就被时代的巨浪打走了；接手的那位“先生”用的课本是不同的。不但课本，前先生与后先生的出身，头脑，也是完全不同的。时代使得这位“启蒙先生”不能完成他的“大志”。
因此，“五四”这位“启蒙先生”和别国的“启蒙先生”不同。别国的“启蒙先生”教出了一班门弟子，而这些门弟子握着那时代文化的权威，灿然开花结果。“五四”呢，没有等到成熟就僵死了，——由于它自己的先天不足和后天斵伤太甚。虽则到现在还高设讲座，可是门弟子不绝如缕，在这无奇不有的时代洪流中，不过聊备一格而已。 [110]
茅盾在这里得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天不足、后天斵伤”以及受到时代因素的限制而无法完成“大志”等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断不仅中肯，而且认识深刻。纵观整个“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尽管在诸多方面与西方启蒙运动具有相似性，但就历史环境和经济基础等方面来说，中国“五四”启蒙与西方18世纪启蒙还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这种本质的差别决定了“五四”思想启蒙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孕育着这场启蒙自身的“危机”。如前所述，“五四”启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态度的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本身就包含有否定性的力量，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立和冲突的因素，这必然导致“五四”启蒙自身内部的混乱，加速启蒙内部的分裂和瓦解。
从宏观来看，“五四”启蒙独特的性质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其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西方18世纪启蒙的发生与西方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传统具有内在的连续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原始积累后的进一步稳固和发展为西方启蒙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正是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迫切需要才促使自由和民主观念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向，并深得民心。而建筑在经济发展之上的科学文化乃至政治哲学也才能顺理成章、枝繁叶茂地发展。换言之，西方的启蒙是在自身文化传统和经济制度中发展而来的，它在反对封建传统的同时，具有历史的内在承继性。而“五四”启蒙则不然，它既不是中国文化固有衍生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如西方启蒙那样萌发于人与上帝之间的宗教文化关系，更不是科学知识自然进化的结果，相反，它更多的是依赖纯粹的外来引进与嫁接，这种方式本身就存在一个适合与适应的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文化传统中引入“科学”和“民主”精神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好比“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其稳固性和适应性自然不如西方启蒙的“土生土长”性。恩格斯论述易卜生个性主义的经济基础来源于挪威的小资产阶级，这是其观点得以生根发芽的基本点，而将易卜生的观念移植出原生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其普适性和价值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五四”启蒙在这一点上与其最为显著的文学现象——“易卜生文化景观”具有类似的致命弱点，这也是“五四”启蒙不完善、不成熟的基本原因，是其“先天不足”最集中的体现。
如果说“五四”启蒙“先天不足”在于其无源无根性，那么所谓的“后天斵伤”则倾向于其理论和实践建构明显不足。众所周知，“五四”启蒙的核心之一就在于激烈的反传统，反对以儒家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但问题是，否定了封建传统后，何以依赖和承续？也就是说，“解构”之后，“五四”要如何“建构”？又“建构”什么？关于这些问题，“五四”启蒙似乎没有真正明确的答案。对此，茅盾曾提出过发人深省的一问，并由此展开过详细的根源分析：“‘五四’时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后应当建设怎样一种新的文化呢？这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回答。不是没有人试作回答，而是没有人的提案能得普遍一致的拥护。那时候，参加‘反封建’运动的人们并不是属于同一的社会阶层，因而到了问题是‘将来如何’的时候，意见就很分歧了。然而也不是没有比较最有势力的一种意见，这就是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这是对于‘将来如何’一问题的一种态度，——或者也可以说是躲避正面答覆的一种态度。这不是答案。然而这样的态度的产生有它社会的根据，这是代表了最大多数的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的智识者的意识的。” [111] 刘再复针对这一问题更是给出了明确的论断：“‘五四’的大思路是用西方的理念来批判中国传统，以实现传统的西化，但其致命的弱点是缺少自身的理论创造。……实际上是要开掘传统资源，打通中西文化血脉，实现自己的建设性创造。重心是建构，不是解构。” [112] 不破不立，“五四”启蒙坚决反封建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但却明显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维系人的存在方面还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的。在此情形下，一味过于激烈和绝对的彻底“解构”而不着眼于“建构”势必带来精神文化的空荡和虚无，这对于社会的发展无利反而有害。在西方封建社会里，教会控制了整个文化和精神生活，它宣扬上帝创造万物，主宰天地；国王是上帝的代表，主宰人间。因此人们就必须无条件服从国王的统治，不能造反，必须刻苦修炼，提升自我以使灵魂升入天堂，享受幸福。也就是说，西方封建社会从本质上是以这种神学说教来禁锢人们的思想的，它在本质上构成了人们的精神枷锁。宗教思想抹杀了人的个性，其目的在于牢牢控制人的精神世界，为统治阶级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封建社会中，虽然国王被赋予成为神的化身，但实际上主宰人思想的还是“神”及其附属传统。中国封建社会里也存在类似西方封建社会的这种现象，只不过中国人不信上帝，而是信仰历经上千年代代相传的孔孟道德礼教而已。但中西相似性背后又有本质差异。作为外力约束的西方封建社会的“神”若要倒塌，作为对立面的“人”自然就轻而易举地树立了起来，相应地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国王其自身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然而中国千年的孔孟道德礼教作为文化内部深化的准则早已成为中国社会自身构成的一部分，它的移除绝非如西方启蒙中“神”的退却那么容易和简单，因为它包含着更多的自我约束成分。换言之，若要去除外力，目标比较明确，只需把外力移除即可；但之于包含自身的内力则不然，它的融合度更强大，牵涉的方面也更多。在此情形下，在没有完全建构起新的全民精神支柱和依赖世界之前就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是不能支撑起强国的历史重任的，“五四”思想启蒙恰恰在这一点上的思考存在盲目性和冲动性。在此意义上，未必可以说“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 [113] 。
除去先天和后天因素，“五四”思想启蒙还面临诸多制约要素。自鸦片战争以来，历经洋务运动对西方技术的新发现，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新尝试，中国始终没有放弃对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甚至可以说“五四”思想启蒙也是孕育于民族生存危机之中并在其中发展起来的。“五四”思想启蒙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根本目的也在于寻求民族生存的一条新途径，希冀借鉴西方的新思想和“人学”观念来谋得民族-国家的出路。换言之，“五四”启蒙无法回避政治民族主义的历史课题，其势必要在一个纷乱的时代为中国民族主义服务。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生存危机的日益加深，启蒙所主张的“科学”和“民主”已无法应对新的矛盾剧变，其中断及被新的理论替代自然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正是茅盾所说的“后先生”替代“前先生”的过程。就20世纪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来看，这“后先生”指向的毫无疑问应是马列主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等曾尝试调和马克思主义与“五四”启蒙之间的关系，以使它们融合发展，但就本质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新的否定力量，动摇了“五四”启蒙的民主科学观念、文化决定论和个人主义思想，从而更加适应中国社会新形势发展的本质需求。“五四”启蒙运动是以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和领导的，而中国实际需要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和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之际所写的《五四运动》一文中曾这样评价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114] 在同年的另两篇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他又重申了“五四”运动是一场民主革命运动的观点：“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115] “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116] 显而易见，在毛泽东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更大意义上所担负的是一种革命的历史重任，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带有鲜明的政治救亡意图。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周扬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关键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 [117] 。茅盾也有类似观点和结论：“但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其涵义就广大得多。这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学运动，而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具有明确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目标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 [118] 周扬和茅盾在承认“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和价值的同时，强调并突出了其明确的政治意图，这与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定位形成了呼应关系。简言之，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文艺家，他们都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具有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性质的探索运动，是现代中国构建新型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一次伟大尝试；另一方面它又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和革命意图，希冀借助文学文化上的革新来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从而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基础。对此，李泽厚评述道：“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藏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这个通过‘最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摒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 [119]
中国在思想启蒙视阈下萌生出政治性鲜明的革命意图及其理论主张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正当性的。
首先，这是由中国社会文化特质和民族主义性质决定的。在《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作者详细分析了中国现代社会革命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结构性对应关系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革命是以所谓的意识形态革命为先导和前提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业已形成一种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一体化的鲜明特质，且前者以后者为基础。中国现代社会在建立所谓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又走向一条类似中国传统的老路，即通过“意识形态认同”的方式希冀将中国再次建成一个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高度融合统一的新型国家。这种道路的选择就直接决定了中国在现代革命的过程中只是更替了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时代内容，其传统而稳定的原有社会政治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改变。 [120] 这种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和分析对于我们研究启蒙视阈下的文学革命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和价值。根据他们的结论，中国现代社会政治革命的事实便会显现为具有时代特征和内容的意识形态的更替，而意识形态的更替也会相应地成为政治结构更替的外在形式或显性杠杆。具体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发现意识形态的更替和革命最为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文学的全民化，即文学在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变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欧美文学的引进和“中国化”尤其如此。在此意义上，文学革命论具有其适应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现实基础。关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及其对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有过详细的分析和阐释。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孔孟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因此，当19世纪中国被迫进入现代世界的时候，民族主义文化精神便显得相对来说比较落后。而在20世纪的革命中其一以贯之的文化自豪感所激起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却相对来说比较兴盛，这使得中国很难出现单纯意义上类似欧洲的那种民族主义运动，因为“中国则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终是同整个文化相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几乎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21] 换言之，费正清在这里明确指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民族主义性质的一个关键特质，即中国的民族主义必然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更是如此。可以说，费正清对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性质的考察为文学革命论思想萌生的正当性再一次提供了内在文化肌理的逻辑支撑。
其次，这是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决定的，也是最重要最紧迫的因素。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强行侵入，中国被迫进入现代世界的轨迹，从此自强独立和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便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思想动力。对此，刘再复评论道：“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虽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经受战争失败的大刺激，因此，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便带上突发性的‘反帝-救亡’的特点，其民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义愤，但也因为战争失败的耻辱，使中国近代的思想先驱完成了一个重大发现，即发现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强国（而是弱国），而且开始了百年来第一轮痛切的反省，即开始寻找弱的原因。” [122] 换言之，近现代特殊的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决定了寻求国家独立自主和民族发展振兴成为当时最急迫的任务，革命思想由此孕育而生并连绵不断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思想界所提出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强的方案主要依靠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路径，即落后就意味着必然要挨打。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框架内，中国针对当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展开了广泛意义上的自我批判和国民性弱点的挖掘。革命的先行者们意识到要想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的面貌，就必须首先摧毁封建专制的政治和伦理体系，建立真正意义的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体制及相应的新的社会伦理体系。因此，呼唤自由、民主、平等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趋向和潮流。但这种西方式的由改造国民性到社会政治改革的救国方案和路径自身却面临着深刻的历史冲突，即中国的社会变革一方面确实需要这些理性主义观念作为思想体系的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与西方理性主义认同的态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中国现实的启蒙毕竟与18世纪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之上的西方启蒙有着太多的不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当时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以民主、自由和平等为核心的理性主义，不如说是能够打破危机的非理性主义。事实也的确如此，对西方理性主义持批判和怀疑态度的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甚至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思想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都曾在中国思想界风起云涌并产生深刻影响。“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凡尔赛条约》和五卅惨案等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的发生，中国社会现实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随之思想界的路径也发生了转变，具体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情绪由内转外，由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的政治改革转变为反帝反封建双重目标并举。中国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只做中国社会内部的国民性改造远远不能救中国，必须同时明确举起反抗帝国主义、反抗民族压迫的大旗才会有真正的出路。这样，中国社会的革命逐步转向了接受马列主义的过程，因为马列主义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批判为此时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新的宏观理论根据。对此，费正清的描述和分析可谓恰当：“在1924-1927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四时期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治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共产党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了广泛承认。……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又能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 [123]
关于中国当时宏观的社会现实和特殊的民族主义性质，李泽厚评述道：
所有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吃饱穿暖，不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压侮辱，这个头号主旋律总是那样地刺激人心，萦绕人耳，使五四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这种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使所谓“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改造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都很快地被搁置在一旁，已经没有闲暇没有工夫来仔细思考、研究、讨论它们了。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好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上贡献出自己，并且长期是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 [124]
李泽厚还进一步认为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刻，“一切闲情逸致和悠散的时刻，一切学院派的‘纯正’科学和‘无利害关系’的学术探讨”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玩物丧志之嫌”。 [125] 刘再复在反思“五四”运动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时也持类似看法。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回归至民族-国家问题的转变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当时特殊的时代历史环境和极端的民族生存危机：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不再担任总统，袁世凯已经死亡，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又发生纷争，军阀混战，时代失去权威，相应地，是整个国家已经“失控”。在这种中央权力涣散的局面下，知识分子具有更多选择的自由，他们本可以把个性发展到极致，但是知识分子却面临着另一种压力，即民族群体的生存困境。“五四”之后，个性的发展要求和民族生存困境的焦虑胶着在一起，使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处于两难的境地。在两难中，民族群体的生存困境终于构成最强大的刺激。……在极端性的民族生存困境面前，作家觉得自身的个性解放要求与民族解放要求是很难完全一致的。而民族解放的要求是当务之急，是急切而严重的前提，任何个性的要求都首先必须服从这一前提。因此，他们觉得必须放弃个人的内在要求，把个性纳入民族群体的要求之中。 [126]
如果说，作为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处于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中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现实的急遽变化以及国难当头的生存困境的加剧，应该客观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步转向了文学革命论一边倒的态势。当时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知识精英和革命家们主张思想启蒙无疑是着力于新型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但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和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要进行的毫无疑问是在启蒙基础上推翻旧世界的革命。他们与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思想启蒙中的根本诉求存在巨大差异。在此情形下，文学革命的主张逐渐压倒思想启蒙的话语、启蒙道路转向救亡道路和革命道路的抉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必然既是对在“五四”启蒙中深刻影响中国革命思想酝酿的法国革命精神和革命意识的凸显，也是对同一历史时期进入启蒙视野的俄国革命的呼应。启蒙思想中“民主”与“科学”的核心观念主要源于法国思想启蒙，“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口号以及鲁迅将全部的中国历史斥为“吃人史”的一概弃绝和否定的提法也与法国启蒙精神和法国大革命的极端激进态度如出一辙。尽管如此，也必须认识到，科学和民主等启蒙观念只能完成思想的论证，但实现不了政治制度的变革或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标。在此意义上，俄国式的以民主革命为先导的思想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才更具现实指导意义，而走向革命的道路是完成这种民主革命的前提。换言之，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状况下，应该看到救亡和革命的客观必要性，应该意识到救亡和革命是为了建立主权完整、独立自由的国家，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人民要站起来的实际需要，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部主题’，它无力构成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而独立的主题”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