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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之一。关于它的意义和影响，《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评述道：“整个二十世纪中，几乎在所有领域，五四运动均被视为现代中国的先声。它并非是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次文学运动，而是具备着神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开端。” [15] 而就文学意义来看，“与晚清的文学改革相比较，五四文学革命恰似一座分水岭，它为文学话语和实践指出了一个清晰的、进步的方向。胡适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它们如两座灯塔引领中国寻求富强；‘启蒙’和‘革命’，则同时意味着社会政治律令和教育途径。改革者热切吸收西方思想，博采诸家；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从尼采哲学思想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并引介了多种文学概念，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来进一步完善他们的观点：文学的发展必然一路前行，不可逆转。” [16] 对此，当代学者李泽厚和汪晖也有类似认知与评价。李泽厚认为“五四”运动包含了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和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前者的根本在于启蒙和文化思想改造，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治意义。 [17] 汪晖则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典型的预示未来的神话：“‘五四’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却又匆匆而去的来临。如果‘神话’这个概念表达了一种以令人神往的独特形式所展示的未来，并通过一种具体行动预示着这个未来的实现，那么，‘五四’就是这样一种神话。”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