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有两种相辅相成的观念值得我们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一方面，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步，是个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当代学者陈思和曾指出，“世界性因素”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1]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开放型整体”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横向与纵向、历时与共时共同发展与作用的结果，即“它的发展运动不是一个封闭型的自身完善过程，它始终处于与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不断交流之中。它的开放型意义，在纵向发展上表现为冲破人为割裂而自成一道长流，恰似后浪推涌前浪，生生不息，呼啸不已；在横向联系上则表现为时时呼吸着通向世界文学的气息，以不断撞击、对流以及互渗来丰富自身，推动本体趋向完善。它的整体性意义除了自身发展的传统力量以外，还在于它与世界文学共同建构起一个文学的整体框架，并在这样一个框架下确定自身的位置。” ^[2] 无独有偶，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Mariàn Gàlik）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就是与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学间的“对抗”过程，这种“对抗”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受“外国影响的复杂的接受-创造过程的产物” ^[3] 。另一方面，出于适应中国特殊国情与历史的需求，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完成特定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在理论建构的自觉性上还是在话语转换的积极性上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令中国人民惊叹的伟大成绩。在此意义上，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第一步走，即“站起来”的时代要求和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站起来”的时代要求也不排斥改良文化向革命文化的需求转换以及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欧美文学学人视野开阔的要求。总体来看，正是多种因素的复合共同促进了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间欧美文学“中国化”高潮的出现与逐步演化。本卷以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间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为研究对象，撷取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参照系，在关注具体的“中国化”史实的基础上，探究这一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在总结经验与教训的同时，提出这一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内在规律等方面的辩证思考。

按照本时期的历史发展特征，全书一共设计了九个问题，以便从宏观层面审视“中国化”路径的分化、论争与合流的复杂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出发点，就是要从思想启蒙的层面来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而具体的方法之一，就是译介欧美文学，继而掀起欧美启蒙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历史高潮。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统计，从1917年1月1日至1949年9月30日中国仅翻译文学书目就高达4000多种，占此时期全部文学书籍数量的29%，约相当于此时期中国现代作家创作作品数量的五分之二，其中欧美文学的译介和翻译又占据了近70%的比例，数量之大、分布国别范围之广令人惊叹。 ^[4] 由此，中国文学也开启了一个欧美文学“中国化”的崭新纪元，并逐步完成了由相对封闭的古典文学到与欧美文学融汇的现代文学的转变与革新的历程。全书考察的第一个问题“‘五四’何以成为欧美文学引进的爆发期”实际上是要反思，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和知识背景决定两个层面的结果，一是中国对欧美启蒙思想的接受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和差异，二是欧美思想启蒙路径不能担负历史的全部重任。1920年前后，文学启蒙逐渐成为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文化选择之一。经过“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失败，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一切促使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们开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寻找一条文化意义上的自力更生的新道路。然而由于中国式文学启蒙的“先天不足、后天斵伤”以及时代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文学启蒙最终无法承担并完成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所设计的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是要深入第一个议题，审视文学革命话语下欧美文学“中国化”呈现出哪些特点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文学译介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是什么。随着文学革命思想在启蒙中的孕育和发展，清末民初笼统地以科学、侠义、冒险、侦探（正义）、情感、民主为主体和目标的思想启蒙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人”的文学话语体系继续保持活力，并被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流派发展延伸，成为新的欧美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之一，最为明显的两个议题就是写实和“为人生”的欧美文学以及欧美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与引进，这是与“五四”运动前欧美文学“中国化”明显的不同之处。随着对革命道路、文学译介路径认识的不同，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具有民主思想的早期知识分子、具有自觉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在欧美文学的译介内容和价值取向上也出现了分流的现象。

1930年前后，随着革命话语、左翼话语的先后出现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欧美文学的译介和研究逐步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它的接受，为欧美文学“中国化”带来了崭新的气象，不同视角下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映射出这一阶段中国思想界的不同价值取向，但最终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欧美文学译介成为主流。与之相关的第四、第五个议题是，鲁迅、俄苏“同路人”文学译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带来了哪些新气象？随之产生的左翼文学话语的建立对欧美文学“中国化”有何积极意义？随着革命文学的论争与左翼文学话语的深入，以及以高尔基为中心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在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路径与方向、工具载体、基本原则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论争，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种趋向论争，就是坚持文学工具论还是文学自主审美论。现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强烈的民族矛盾冲突决定了文学工具论必然成为这一时期欧美文学“中国化”的主流。美国学者在谈及文学革命时明确指出：“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 ^[5] 中国学者则将这种文化的实用工具性归结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文化力图寻找一种可欲的新道德理想”：“首先，它表现在建立一种既可以保持独立又可以加速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之上；找到这种意识形态之后，中国人又将其看作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并开始了追求其内在目标的运动。” ^[6] 工具论在最大限度上应和了中国现代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的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也充分发挥了欧美文学在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引导、教育的实用功能。

与工具论路径有所不同，以傅斯年、郑振铎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倾向于融汇中西的文学自主论路径，这在傅斯年的“中西辉映的科学文学史观”以及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的初衷和目的中可见一斑。傅斯年集中从文学史观角度强调了引入欧美文学之于研习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文学革新申义》一文中他指出：“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学中优点为中国所无者，理宜采纳。” ^[7] 在书评《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中他表示：“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 ^[8] 郑振铎与傅斯年观点相似，注重阐述文学史意义上的中西融合的世界观的重要性：“我们研究文学，我们欣赏文学，不应该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我们如有了空间的或时间的隔限，那末我们将自绝于最弘富的文学的宝库了。”“文学是属于全体人类的，文学的园囿是一座绝大的园囿；园隅一朵花落了，一朵花开了，都是与全个园囿的风光有关系的。” ^[9] 他还进一步强调在文学研究中“本国主义”和“外国主义”都是一种典型的“痼癖”，是同样要受到讥讽的。尽管工具论和文学自主论两条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路径侧重有所不同，但在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和现代性的追逐过程中却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而随着中国现实国情的不断变化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二者逐步显现出强烈的趋同态势。历史性地考察这一趋同态势的发生和发展，毫无疑问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时代要求紧密契合。

1940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紧迫的时期，文学艺术如何为战争这一最大的政治服务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和广泛传播，欧美文学“中国化”出现了全新的景象。虽然党的关键性文艺政策直到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才提出，但实际上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已经在实践上进入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走向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之问的“回答和解决问题阶段”。经过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实践探索，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在回答这一历史之问时已逐步形成了理论和道路上的自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传播，使中国人民深刻地意识到没有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所谓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及“民主科学救国”都是空洞的口号而已。换言之，要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让中国人民先“站起来”，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历史选择的必然的第一步。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在此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明确的提出者当属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谈及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学习和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0] 他紧接着就如何继承遗产的问题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1] 他还补充认为：“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12] 茅盾针对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分析指出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和意图：“第一是运用辩证的唯物论与历史的唯物论这武器，以求明白我们这大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法则，及其民族特点，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而给以批判的总结；第二是扬弃我们的历史遗产，更进一步而创造中国化的文化。” ^[13] 在茅盾看来，所谓的“中国化的文化”，既是“中国的民族形式的”，也是“国际主义的”。为此，茅盾特意强调“中国化”与“中国本位文化”存在本质的区别，后者是“排拒外来思想的”，是“中国为体”的老调子的新装。而中国文化发展的先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证明与外国文化的“交流和醇化”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化”。 ^[14]

有鉴于此，第七个问题是要重新梳理《讲话》何以引领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新航向，第八个问题则是重新梳理解放区在《讲话》后出现了哪些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新景象。客观来看，《讲话》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尤其是将《讲话》置于当时陕甘宁边区具体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其历史的必要性便凸显出来。而将《讲话》置于马列文论形成和发展的大文化脉络中以及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相互间的张力关系中，其观念的新发展和新贡献则更为突出。因此，在《讲话》思想的引领下，解放区欧美文学“中国化”出现崭新的景象自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最后一个问题则是从整体上梳理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间欧美文学“中国化”显现出哪些基本特征，具体包括对文学政治化倾向的强调、“为我所用”的“转化性创造”原则、“中国化”来源的“两种话语范式”以及现代传媒的促进机制四个方面。通过对上述欧美文学“中国化”特征和内在规律的把握，形成宏观上的整体认知，为当下欧美文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建构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