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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梁实秋、徐志摩、李健吾、叶公超、戴望舒、梁宗岱、宗白华、费鉴照等为代表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相当活跃，他们往往从自身学术兴趣出发，或从现实谋生角度，致力于欧美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李健吾之于福楼拜、梁实秋之于莎士比亚、梁宗岱之于里尔克（Rilke）、叶公超之于托·斯·艾略特（T.S.Eliot）的研究和译介莫不如此。
这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心目中的欧美作家研究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他们大都曾经留学于欧美，甚至与研究对象有过实际交往，这使得他们对研究对象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增强了他们把握研究对象和文本目标的实际能力。叶公超在晚年曾这样回忆他与艾略特的交往：“我在英国时，常和他见面，跟他很熟。大概第一个介绍艾氏的诗和诗论给中国的，就是我。有关艾略特的文章，我多半发表于《新月》杂志。” [217] 徐志摩也曾骄傲地宣称：“我们不仅懂得莎士比亚，而且还认识丹麦王子汉姆雷德，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 [218] 由此可见，完备的欧美留学和教育体系使这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因与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而具备了倾力于系统译介与研究某一个欧美作家的能力，甚至他们留学时的导师后来就成了他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不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比较特殊，这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上也显现出独特的价值选择。他们往往从研究的独立性和纯粹性角度出发，阐述自己对于欧美文学的见解和理论主张，研究方法也紧跟欧美文学批评的潮流，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前沿视野。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欧美文学纯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下面以李健吾之于福楼拜、梁实秋之于莎士比亚、叶公超之于艾略特的译介和研究为个案进行深入的分析与阐释。
留学法国的李健吾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着手翻译《福楼拜全集》，陆续翻译出版了《福楼拜短篇小说集》（即《三故事》）、《圣安东的诱惑》《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等小说作品，还先后在《文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论福楼拜的人生观》《福楼拜文学形体一致观》《＜包法利夫人＞的时代意义》等评论文章。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福楼拜评传》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书名虽为“评传”，但实则为批评研究的专著。全书仅第一章“福楼拜”简要讨论了作家的生平和作为小说家的禀赋特征以及作家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因缘关系外，从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别论述阐释了作家的《包法利夫人》《萨郎宝》《情感教育》《圣安东的诱惑》《短篇小说集》和《布法与白居榭》六部重要作品，第八章“福楼拜的宗教”则分析了作家的宗教观及其与艺术观的联系。全书篇幅宏大，每章的材料翔实丰富，还配有《福楼拜的故乡》《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和《＜圣安东的诱惑＞初稿》三篇附录以及大量的法文原版参考资料，考虑到此书的写作与李健吾的福楼拜译介属于同一时期，足见李健吾在当时对福楼拜的译介和研究达到了何等的深入程度。
从《福楼拜评传》可以看出李健吾之于福楼拜的研究和译介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认知精准，能够将福楼拜置于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整体序列中加以考察，并在比较中把握福楼拜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对此，李健吾在评传的序言中有多处论述：“司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世界，司汤达剖开了一个人的脏腑，而福楼拜告诉我们，一切由于相对的关联。他有他风格的理想，而每一部小说，基于主旨的不同，成功不同的风格的理想。” [219] “犹如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福氏没有派别。有的天才来在他的时代，有的天才受尽了物质的折磨；司汤达生早了好些年，巴尔扎克多亏了他的毅力，唯有福楼拜，是天之骄子。” [220] “不像司汤达那样神秘，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单纯，他是居斯达夫·福楼拜。” [221] 其二，严谨而渊博，尤其是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详细到位，对作品人物和情节有着独特见解，很显然这与李健吾对作品的深入阅读密不可分。当然从另一方向来看，这也有利于促进相关作品忠实而精准的译介，这正是李健吾研究与译介相得益彰、相互补充、配合得完美无缺并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的重要秘诀之一。以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和阐释为例，在谈到小说及人物的浪漫风格时，李健吾认为小说人物的浪漫气质与作为艺术家的福楼拜一脉相承：“在这一群浪漫主义者之中，有一位生性浪漫，而且加甚的青年，却是福氏自己。他和他们一样热狂，一样沉醉，一样写了许多过分感伤的自叙的作品；他感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欢悦；他陪他们呻吟，陪他们流泪，陪他们狂笑。” [222] 在分析小说女主人公爱玛的性格时，李健吾引用“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来阐释说明爱玛的性格与福楼拜的关系：“爱玛是他，因为无形中分有他浪漫的教育，传奇的心性，物欲的要求，现世的厌憎，理想的憧憬；而且我们敢于斗胆说，全书就是她一个人——一个无耻的淫妇！——占有他较深的同情。” [223] 在分析爱玛悲剧的原因时，他又结合西方的命定论加以辩驳，指出并不完全是爱玛一味的主观愿望的堕落才造成她人生的悲剧：“爱玛的一生，可以说是瞎碰，其间作祟的，是种种奇巧的不幸的遇合，仿佛隐隐有一种定命论主宰全书的进行。” [224] “但是这是她的过错吗？她自己没有想到她会变成淫妇，人人也没有想到，然而经过了一步一步的错落，她变成淫妇。责备她吗？但是负责的却应该是游戏人间的命运小儿。” [225] 李健吾对人物的分析，既符合小说文本的实际，又具有宏观的西方文化视野，可谓精细至极。其三，李健吾的福楼拜研究还具有自觉的中国化意识，即为了使中国读者接受他对福楼拜的小说分析与阐释，体会福楼拜的文学韵味，李健吾自觉地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参照，在中西比较中获得认同。在谈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内容时，他指出其实故事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作家的运用和别出心裁的安置。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以中国古代家喻户晓的故事为例说明问题：“西施总有人歌咏，莺莺总有人谱曲，然而怎样把她们写成不同的有血有肉的女人，这却在作者，不在故事。” [226] 在谈及《情感教育》中人物的时代环境时，他则强调了“还有一个时代更和我们——中国——的今日相近的！” [227] 而在分析福楼拜小说的憎恨主题时，他更是自觉联系中西方在憎恨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在东方，特别在中国，我们或许不大了解——不大承受这种极端的憎恨。我们宁可愚而无知，听其自然，避免一切人力的挣扎。我们一生下来，不是无为而为，就是色即是空。福氏对于东方具有深厚的同情，但是他热烈的憎恨，与其说是他的生性，不如归于浪漫主义者的征候。” [228]
总之，无论在福楼拜作品的译介上，还是在作品的研究上，李健吾都代表着当时中国福楼拜研究的最高水准，也代表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法国文学与文化的基本态度和选择倾向。
在英国文学研究方面，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莎士比亚的译介和研究尤为突出。近现代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呈现出名家荟萃的盛况，但在众多的学者中，梁实秋堪称用力最勤的一位。自决意译介莎士比亚戏剧以来，到1939年，梁实秋相继译介出版了《哈姆雷特》《马克白》（今译《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第十二夜》八部戏剧。除了力求绝对的忠实于原著的散文文体的翻译外，梁实秋还在1932年至1939年间写下了大约20余篇莎评文章，成为同期国内发表莎评数量最多的学者。这些文章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他为自己在这一时期翻译的八部莎剧写就的译者序，这些译序除了为读者提供诸如剧本年代、故事来源、舞台历史、批评综述等莎士比亚戏剧的相关背景材料外，对于个别重要戏剧的意义阐释尤其值得关注，如《哈姆雷特》译序的第五部分“哈姆雷特问题”、《奥赛罗》译序的第四部分“《奥赛罗》的特点”等。其二是带有莎评综述性质的文章，包括《莎士比亚在十八世纪》《哈姆雷特问题之研究》以及《莎士比亚之伟大》等。其三是介绍莎士比亚书目和译本的文章，包括《介绍两本莎士比亚书目》和《莎翁名著＜哈姆雷特＞的两种译本》等。前者介绍了研究莎士比亚重要的两本传记，后者则比较了邵挺译《天仇记》和田汉译《哈孟雷特》（《哈姆雷特》）两种中译本的优劣。其四是探讨莎士比亚戏剧具体问题的文章，包括《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马克白＞的历史》《关于＜威尼斯商人＞》等。在《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一文中，梁实秋深入分析了莎剧中鬼的作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鬼完全是一种‘戏剧的工具’。鬼，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永远不是剧中的主要部分，永远是使剧情更加明显的方法，永远是使观众愈加明了剧情的手段。” [229] 梁实秋还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深入阐释鬼的观念，“而中国鬼故事里颇有些恶厉的鬼，啖人肉，吮人血，甚至还有‘拉替身’之说”，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鬼似乎没有中国文学中的鬼那么“怪诞离奇”。他还引用王充《论衡》中对于鬼的观念和看法，强调在《马克白》中鬼的出现其实是人的“虚幻心理”和“恐惧”感的反映与描画。 [230] 其五是探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文章，包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谈一首“不很明白清楚”的诗》等。其六是探讨莎士比亚阶级性的文章，包括《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与自传》《莎士比亚与劳动阶级》等。这三篇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莎士比亚的阶级观和对待劳动者的基本看法。在梁实秋看来，莎士比亚在很大程度上是超阶级的，虽然他曾讥笑过劳动阶级，但同样他也讥笑过其他阶级，“任何阶级都有他的弱点，那弱点便都是可以成为文学家的讽刺的对象的” [231] 。此外还有一些诸如《莎士比亚是诗人还是戏剧家？》《是培根还是莎士比亚？》《由莎士比亚谈到戏剧节》等杂论性质的文章。
梁实秋的莎士比亚评论与译介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首先是译介与研究相互促进，这一点和李健吾译介研究福楼拜颇为相像。译序本身就是精湛的评论文章，是文本翻译的重要副产品。其次是研究的深入广泛，既有对戏剧的深入探讨，也有对诗歌的分析，还有对作家生平的解疑释惑；既有如哈姆雷特问题等细节的多重阐释，也有对阶级性等思想观念的评述。再次是自觉的中国文化引入和比较意识，如中英文学观念中对鬼的看法等。最后是印象式灵感点评与深入性系统研究的完美结合，既显现出作为文学家的梁实秋的感悟力，又能见出作为学者的梁实秋的大家风范。
与李健吾对于福楼拜、梁实秋对于莎士比亚的译介与研究相类似的还有叶公超对于托·斯·艾略特的介绍与研究。1934年，叶公超撰写《艾略特的诗》一文，刊载于《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系统评述了艾略特的文论思想，还广泛涉及对《荒原》主题的理解及对艾略特诗歌技巧的分析。在叶公超看来，了解艾略特的诗歌理论主张是理解艾略特创作的关键。由此，叶公超对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观念”“客观对应物”等思想展开了详细的评介。他认为，艾略特诗论中写得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莫过于关于情绪如何传达的问题。他引述艾略特答问情绪界定“客观对应物”的原文：“唯一用艺术形式来传达情绪的方法就是先找着一种物界的关联东西（Objective correlative）。换句话说，就是认定一套物件，一种情况，一段连续的事件来作所要传达的那种情绪的公式；如此则当这些外界的事实一旦变成我们的感觉经验，与它相关的情绪便立即被唤起了。” [232] 可见，叶公超对艾略特诗学的评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常识引进，而是紧紧抓住了艾略特诗学的核心，这对进一步理解和阐释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叶公超论述分析艾略特诗歌与宗教的关系时，更是将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上升至为了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高度，从而突出了艾略特诗歌的共同价值意义。
以李健吾、梁实秋、叶公超为代表，包括费鉴照的济慈（John Keats）译介与研究、宗白华的歌德译介与研究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具有独立品格和个性模式的欧美文学译介与研究体系。尽管这些独具特点和个性的自由主义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甚至在某些作家的个案研究上代表了当时中国欧美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但他们的译介与研究未能融入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未能体现民族最迫切的要求，这一点未免有些遗憾，只能作为“另一种模式”的欧美文学译介与研究，从纯学术和审美的角度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