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旨趣及构想

本书主要以1979—2015年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为对象，考察叙事学的本土化进程。自1979年袁可嘉第一次向国内介绍西方叙事学起，2015年，叙事学进入中国研究足足有三十六年的时间。但20世纪80年代起初几年叙事学研究几近停滞，1985年前后，西方经典叙事学家的著作论文陆续介绍进来，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法国叙事学的理论之后，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日渐热门；2005年11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 ¹ ，意味着叙事学在国内日渐成为显学。本书力图通过对1979—2015年这近四十年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勾画，解决以下问题：

1．何为叙事学的本土化？中国的叙事学本土化之路如何？

2．叙事学研究在中国有何特色？具体而言，是以新时期以来西方叙事学的本土化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探讨叙事学在引进以后本土化展开的情况，特别关注本土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及其与中国文化、中国叙事经验的关系。

3．叙事学本土化进程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叙事学本土化进程是否有一个可以描述的相对清晰的时间表？

4．叙事学本土化对叙事学学科以及当代文艺批评实践和文艺理论学科建设有何价值和意义？

19世纪以来，我国学界一直在接受西学，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也一直引起学界的注意和广泛的讨论，但本土化研究是一个讨论较多、付诸实践较少的问题。以叙事学本土化作为西学东渐的典型个案为镜，可以一窥1979—2015年中国文艺理论接受西方文论的得与失、利与弊，为西方文论的本土化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探讨。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细读法”、“历史研究”、“整体考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和“比较研究”法。

细读法是新批评创造的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它建立在对文本语义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要求对文本进行多重回溯性阅读。细读法如今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我们习惯上对文学作品研究要求采用细读法，实际上对理论文章和论著，也应该进行文本细读，因为理论文字也一样凝聚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一样体现了作者的精神和气质，一样需要作者殚精竭虑。唯有细读，方能含英咀华，方能体会作者的一片用心，对其精华妙论处击节赞赏，对其气宇不足处顿足叹息。在我看来，理论文字不仅是刻苦攻读、理论思维的结果，也是作者的情感文字，蕴含作者的满腔热血和深厚情感。只有细读文本，方能体悟，方能洞彻，方能评价。本书的观点，皆出自对各方家文本细读的研究基础之上。

考察这近四十年来的叙事学本土化进程，必然要对这个进程的历史进行基本描述。因此，只有把整个进程的过程都放到历史发展的线索中去，才能把握其脉络，梳理其线索。

叙事学是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显学。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成果虽然良莠有分，但从数量上虽不能说汗牛充栋，也是蔚为大观。本书不可能考察所有的材料，分析每一个文本。客观上材料过于繁复，主观上本人才力、精力不逮，因此只能择其典型，立足个案，整体观照，力图准确客观地描绘出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学术版图。

叙事学源自西方，自西而东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有选择、有消化、有创新的、主动接受的本土化过程。那么，中国叙事学的本土化与西方叙事学相比较，发生了哪些变化，出现了哪些变异？这就需要中西比较的视野。比较研究的方法贯穿本书始终。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以“异”为主，即探讨我国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之“异”，描述我国叙事学研究的独特风貌。当然“异”是基于“同”的比较，没有“同”，“异”就没有意义。

本书第一章“叙事学本土化及其动力元”讨论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的基本观点并从整体上观照我国叙事学研究的理论特色。本书认为，“中国叙事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叙事学”，即基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与中国文学实践上的，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叙事学研究；广义的“中国叙事学”，指的是“在中国的叙事学”，包括中国学者提出的各种叙事学分支学科、叙事学研究方向、叙事学研究新课题、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建构、叙事学概念和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传统中国的叙事理论研究等。只要是中国学者展开的叙事学方面的研究，都属于广义的“中国叙事学”范围。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只是广义的中国叙事学一个方面的内容，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元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的合力，中西比较意识从外部，理论自觉意识则从内部刺激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其中理论自觉意识是主因。

第二章“构建叙事诗学新方向”探讨我国叙事学研究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新路向；西方叙事学东渐以后，我国学者并不满足于被动接受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观点，也不满足于西方叙事学已有的分支学科，而是根据我国的叙事实践和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视野，不断探索叙事学新的理论生长点，提出新的叙事学研究方向。迄今为止，我国至少提出了六种叙事学的新方向，即叙事学与文体学相融合、审美文化叙事学、比较叙事学、空间叙事学、广义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研究方向都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分支学科，也就是说，是属于广义的中国叙事学内涵。

第三章“方法论创新”阐述我国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提出的独特方法论。赵毅衡提出了文化形式批评方法，申丹提出了整体细读法。赵毅衡的文化形式批评方法并不只是着陆在叙事学，申丹的整体细读法也不仅限于中国叙事实践。二者都可以广泛应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具有方法论的普适性。

第四章“中国传统叙事理论钩沉”讨论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中国叙事学构成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研究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狭义的中国叙事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虽然留下了诸多缺憾，叙事传统生成的研究为中国叙事学确定了一个时间上的确切源头，叙事进程影响因素是中国叙事传统独特风姿的外部动因。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史学描述，意味着中西平等对话成为可能，建构狭义的中国叙事学有了传统的根基。

第五章“现代汉语叙事的实践与经验”研究现代汉语的叙事经验。现代汉语叙事经验的总结可能是中国叙事研究相对薄弱的一环。建构现代汉语叙事诗学甚至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本章以叙事性为观察视角，探究现代汉语叙事“叙意识”觉醒和自觉对叙事的具体表现，并以先锋小说和叙述者为观察对象，讨论现代汉语叙事的诗学经验。

第六章“中国叙事学的初步构想”，考察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杨义对中国叙事学构架的设想；二是中国叙事学构建的逻辑起点和文化生成；三是发现中国小说空间之维之于中国叙事学建构的价值，它意味着中国叙事传统异质于西方叙事传统的关键因素已经找到，中国叙事学建构的最终完成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

通过这六章的阐述，我希望可以勾画出三十多年来中国叙事学本土化进程和学术版图，观察到这个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和出现的问题。本书的结论是，虽然这三十多年来西方叙事学本土化进程还有一些问题尚需解决，但成绩不俗。在中国，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新的叙事学研究方向已经提出，叙事学的方法论正在逐步成熟，中国叙事理论传统异质于西方叙事理论传统的逻辑起点和文化生成已经找到，中国叙事学的形态已经可触可感，一部中国叙事学学科理论的大书，正在生成之中。

1 2006年5月，会议召集人乔国强主编了会议论文集《叙事学研究》，这是叙事学研究的第一部会议论文集。同年6月，祖国颂主编的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叙事学的中国之路》出版。这两部论文集的出版，集中展示了当时中国叙事学学者的研究成果。 LhzT4WeCkKrmH5SvC4WGijv3vj4e2RH3d0qrl9dmPvMxewNOVBOR4OA1TwGgOA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