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龙迪勇

尽管叙事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把叙事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正式纳入研究的视野，却是非常晚近的事。20世纪60年代末，受哲学和语言学领域的结构主义思潮影响，叙事学作为一门研究文学（主要是小说）叙事特征的学科在法国正式诞生。自诞生以来，叙事学虽然也曾跌入低谷，但总体上却凭借自身的理论活力、文本解释力和学科渗透力，而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迅猛态势。在短短几十年的学科历史发展中，叙事学本身已完成由“结构主义叙事学”（以法国为中心）到“新叙事理论”（以美国为中心，）或者说由“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如今，不仅文学叙事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跨媒体趋势也日益明显，在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历史叙事”、“哲学叙事”、“教育叙事”、“社会叙事”、“心理叙事”、“新闻叙事”、“图像叙事”、“声音（听觉）叙事”、“电影叙事”、“网络叙事”之类的成果时有所见——“叙事”几乎成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概念和共同关心的话题。

自20世纪80年代初被引入以来，叙事学这股清新而强劲的理论新风，就一直引起我国文学研究界不同专业方向研究者的强烈兴趣，近些年来更受到了历史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一方面，西方叙事学研究者的著作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叙事学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此外，各类与叙事有关的课题在国家级、省部级规划项目中纷纷立项，各种与叙事有关的学术会议也一个接一个地召开……与那些自引进后各领风骚三五年（甚至更短）的国外各类现代、后现代理论相比，叙事理论在我国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学术理论的奇迹了。当然，作为一个中国的叙事学研究者，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其理论范式都是由国外学者首先提出并奠定基础的，我们的相关研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主要采取的是一种翻译、评述和运用的模式。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叙事学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了来自西方的叙事理论在解释中国无比丰富的叙事文本和源远流长的叙事传统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力感和内在局限；也就是说，无论是所谓的“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尽管经常被不少研究者认为具有普适性的解释能力，但说到底仍然只不过是一种基于西方叙事传统和理论立场的“地方知识”。这种来自西方的叙事理论，只有经过本土化的内质改造和理论创新之后，才能真正有效地诠释悠久且丰富的中国叙事传统，才能最终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强的解释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国内的部分学者探究基于自身叙事传统的叙事理论并最终建构起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叙事学”，是中国叙事学界所能够做出的最富创造性也最有价值的事情。王瑛的这部《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即以中国叙事学研究中的这部分内容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对研究的研究；而且，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是我国研究叙事学本土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因此，这部研究著作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正如王瑛所指出的，三十多年来，从最初的翻译介绍、理论的应用和实践，到概念的辨析、理论的探索、本土叙事传统的梳理和研究，中国叙事学建构的设想和努力，看似各自为政、散乱经营，总体看来却是一个整体，共同勾画出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轨迹。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毋庸置疑，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对这一进程本身的研究却几近阙如。正是有感于此，王瑛多年以来孜孜于这个课题，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后来又以此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如今，《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又要作为学术专著出版，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对于王瑛个人来说，这部专著的出版当然意味着她达到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度；而对于我国的叙事学研究史来说，则意味着这种研究本身也开始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王瑛的这部专著可谓给这种研究的研究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在我看来，《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一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其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着眼于中西比较，而比较的主要内容则以“异”为主，即力图勾勒出我国叙事学研究之有别于西方叙事学研究的独特性，从而描绘出我国叙事学研究的独特风貌。无疑，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立足中国叙事传统和自身理论立场，而建构起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叙事学”。本书认为，“中国叙事学”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叙事学”，即基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与中国文学实践上的，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叙事理论；广义的“中国叙事学”，指的是“在中国的叙事学”，包括中国学者提出的各种叙事学分支学科、叙事学研究方向、叙事学研究新课题、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建构、叙事学概念和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传统中国的叙事理论研究等。总之，只要是中国学者展开的叙事学方面的研究，都属于广义的“中国叙事学”范围；而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只是广义的“中国叙事学”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在狭义的“中国叙事学”方面，王瑛具体考察了杨义、傅修延、赵炎秋和张世君等学者对中国叙事学构架的理论构想和具体论述。除此之外，王瑛还重点探讨了我国叙事学研究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新路向，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学者申丹、谭君强、龙迪勇、赵毅衡和凌逾等人，至少提出了六种叙事学的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叙事学与文体学相融合、审美文化叙事学、比较叙事学、空间叙事学、广义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王瑛认为这些新的研究方向都属于叙事学的分支学科，也就是说，它们都属于广义的“中国叙事学”。除了围绕广、狭两义的“中国叙事学”建构来组织全书的章节之外，王瑛还在“方法论创新”一章中，专门阐述了我国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所提出的独特方法论，认为赵毅衡所提出的“文化形式批评方法”和申丹所提出的“整体细读法”就是这样两种具有典型性的方法论。也许，真正具有“本土性”并在我国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具有创新性的方法论并不限于这两种（其实，这两种方法的“中国特色”并不明显，）但这两种方法无疑在建构“中国叙事学”的过程中已经起到了或还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我们的研究者在接受或阐释一种源于不同文化语境的理论时，往往会用到爱德华·W.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思想。那么，叙事学的本土化研究是否属于这种“理论旅行”意义上的研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理论旅行”的真正含义。萨义德认为，各种观念和理论总是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而人类的文化和智识生活正有赖于这种流通的滋养并由此得到维持。在这种观念和理论的“旅行”中，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的情形尤其值得我们玩味，因为这种向新环境的运动绝不是畅行无阻的，“它势必要涉及不同于源点的表征和体制化过程” ¹ ，也就是说，观念和理论最终必然会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由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 ² 。显然，“旅行”中的理论尽管会因种种情况而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其理论的根基并不会因时间、空间和文化语境的改变而发生根本性的改造和重塑。无疑，在我国目前的叙事学研究中，既存在照搬西方理论的那种简单粗疏的模式，也存在“理论旅行”意义上的那种较高层次上的研究，但最高层次上的研究却是在所谓的“本土化”方面创建狭义的“中国叙事学”，以及开辟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新路向的研究。而王瑛所从事的这项研究，正是以这种最高层次上的研究为对象，所以它研究的并不是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旅行”问题（至少不仅仅是，）而是立足于广袤的华夏大地和深厚的中国叙事传统之上的理论创新问题。显然，对叙事学研究而言，这个立场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也时刻不能忘记的是：叙事学毕竟首先兴起于西方，所以对西方经典、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借鉴及其最新发展方向的关注，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叙事学研究中，一种合适的态度应该是：在保持自身立场、立足自身传统的同时，在研究中也始终保持中西比较的视野。其实，这也正是王瑛在研究中所坚持的，正如她书中所说，在《叙事学本土化研究（1979—2015）》中，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贯穿始终。

除了研究叙事学，王瑛还写诗，她出版了诗集《昨夜，誓言一样的青铜器》，她是目前不多见的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均有着相当实力，且在两方面均保持着写作激情的那种人，殊为难得。

是为序。

2019年5月3日于南京寓所

1 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00页。

2 同上书，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