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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叙事学研究显然没有对空间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在1996年的赵毅衡看来，小说中事件在空间的联系会形成空间链，空间关系会在相当多的小说中起作用，但文字叙述是一种线性艺术，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时间艺术，“述本不可能对底本进行单独的时间变形……空间却缺乏单向延续的稳定性”。因此，空间链是依附在时间链之上的，“作为时间艺术的叙述，不可能对底本进行独立的空间变形”。“独立地谈叙述事件的空间，是意义不大的事情。” 1 能否使底本变形成为他下此论断的决定条件，但他也没有就此否认小说叙事的空间价值，只是以时间为小说叙事的根本。如果这个条件是一种后发性的，也就是说把小说作为时间艺术，只是西方叙事经验传到中国之后，人们认为是一种事实上成立但并不全面的观念呢？空间问题是否真的就没有独立研究的价值？
在叙事学研究领域，龙迪勇一直勤力于叙事学的空间问题研究。从2003年对空间问题感兴趣迄今，他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论文，并于2014年出版了《空间叙事研究》一书。 2 与赵毅衡相同的是，他认为叙事的根本问题是时间；不同的是，他认为空间问题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多年来，他孜孜矻矻于这一研究领域，并试图构建空间叙事学的诗学大厦。
与叙事学研究的发展路径相同，龙迪勇对空间叙事的关注从小说开始，进而溢出小说的边界，对图像叙事、历史叙事的空间性进行理论探讨。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小说叙事的空间性问题。2003年，他在《江西社会科学》发表论文《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指出：“从时空维度看，小说首先表现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因此小说叙事必须遵循某种特定的时间逻辑；但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所以小说叙事也必须遵循某种特定的空间逻辑。很多现代小说家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然而，对空间的利用和强调，绝不能导致对时间的忽视和“超越”。“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未来小说发展的康庄大道。” 3 他分析了四篇小说——《故园》、《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伤心咖啡馆之歌》、《墙上的斑点》，并指出空间在小说叙事中的四种作用：作为意义生成的神圣空间、作为时间标示物的空间、作为推进叙事进程的空间变异以及意识流小说中作为叙事支点的时间。在这四篇小说中，叙事不仅尊崇了时间逻辑，也尊崇了空间逻辑，甚至空间逻辑成为叙事展开的主要推进力量。2005年他发表论文《空间形式：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对现代小说的空间结构做出了初步的梳理，认为小说的空间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中国套盒、圆圈式结构 4 、链条式结构、橘瓣式、拼图式、词典体等。
在对小说叙事的空间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龙迪勇一直在强调对时间的重视。只有强调叙事的时间性前提，叙事的空间性才有价值。那么，怎么处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呢？这就是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问题。龙迪勇选择了以时间性为主要特征的语言和以空间性为主要特征的图像作为考察对象，看线性逻辑的语言如何表现空间，空间逻辑的图像又如何时间化。2007年《江西社会科学》的第4期和第9期分别刊载了龙迪勇的《时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和《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两篇论文，前者讨论时间的空间化，后者讨论空间的时间化。
先看时间的空间化。语言作为表达人类对世界经验最有效的工具，能够清楚地表达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但是语言的线性逻辑既是它的长处，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它不能准确表达人们对世界在感觉上的整体认知，它擅长表达意识活动的相继性，但不能准确传达意识经验的共存性，如直觉的即时性、意象的空间性，甚至不能准确分辨意识流中意识出现的先后顺序——线性逻辑决定了语言把经验世界的共存性变成相继性。那么，时间性的语言媒介该如何表现空间呢？
这就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我们要‘画’（在创作方面来说）或者‘看’（在欣赏方面来说）出叙事作品的空间形式，需要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当我们进行叙事活动时，我们面对的客体是‘事件’，这一事件既可以是一个单一的小事件，也可以是由一系列小事件构成的大事件。对这一事件，我们是可以作空间性理解的，关键在于是否对它作‘概观’或‘冥思’，这需要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确实可以肯定，从时间形态向空间形态的转换会发生。尤其在视之为以同时性来替代历时性时是如此。’” 5 在整体性思维的“冥思”下，通过语言文字这一符号的所指或“述义”层面勾画或指代出画面，并且借助读者的理解和想象，营造文本的画面感。或者语言能指直接借助画面的空间形式，赋予叙事作品以空间性。比如具象诗，诗人们用空间形式直接体现作品的所指，如白居易的《诗》，排成宝塔的形状，所以又称为宝塔诗：
诗。
绮美，瑰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亦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天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再看空间的时间化。在《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中，龙迪勇考察了图像叙事的本质、模式及其特点或运作机制。他认为，在图像中，时间性是通过空间性表现出来的，图像叙事的本质就是首先必须使空间时间化。因为“图像不是事物本身，它只是事物的形象或影像，这就给图像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特征——去语境化”。“当照片从具体事件的形象流中离析出来之后，由于去语境化（失去和上下文中其他事件的联系，）由于在时间链条中的断裂，图像的意义开始变得漂浮和不确定起来。” 6 而空间时间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再语境化”的过程，即重构被图像叙事割断了的时间线索，恢复事件之间的秩序与联系，固定图像叙事的意义。龙迪勇认为图像叙事时间化有两种方式：“利用‘错觉’或‘期待视野’而诉诸观者的反应；利用其他图像来组成图像系列，从而重建事件的形象流或时间流。”图像叙事的叙事模式有两种：单幅图像叙事和系列图像叙事。到目前为止，单幅图像叙事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叙事模式：单一场景叙述、纲要式叙述与循环式叙述。单一场景叙述是指“把‘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通过某个单一的场景表现出来，以暗示出该场景所代表事件的‘前因’与‘后果’，从而让观看者在意识中完成一个叙事过程”。纲要式叙述也叫“综合性叙述”，“即把不同时间点上的场景或事件要素挑取重要者‘并置’在同一个画幅上。……这种图像叙述模式的要点在于：在一幅单独的图案中，把故事各个发展阶段中的多个事件要素‘纲要式’地‘综合’在一起，从而让人在意识中完成整个叙事过程。显然，这种叙述模式的时间处理要点是：把相继发展的属于不同时段的‘瞬间’提取出来，并通过一定的组合方式，把它们并置在同一个空间，表现在同一个画幅上”。循环式叙述，“‘就是把一系列情节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叙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每个情节本身要么是采取单一场景叙述，要么是采用综合性叙述方式’；而且，‘在很多作品中，这种循环式叙述并不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讲述整个事件或故事，但故事中暗含某种顺序，因此欣赏者可以对其进行理解’。……也就是说，这类作品的时间逻辑（甚至其‘叙述性’）‘退隐’到了画面的背后，它有赖于观者在欣赏活动中的重建。自画面观之，这种叙述模式遵循的也许是另外一种规律——空间方位规律，它符合的也许是另外一种逻辑——空间逻辑” 7 。
在解决了小说叙事的空间性以及时间性和空间性关系问题之后，再加上其博士论文通过答辩，龙迪勇认为提出“空间叙事学”研究方向的时机已经成熟。2008年年底和2009年年初，他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论文《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正式提出空间叙事学的研究方向。他说：“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偏重的都是时间维度，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维度的研究。可事实上，像一切完整的研究一样，叙事学研究既存在一个时间维度，也存在一个空间维度。现在，随各种问题的凸显和各种研究条件的成熟，叙事学已经到了该重视空间维度研究的时候了。因此，应该对叙事空间问题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力求建立一门空间叙事学。” 8 他认为，空间叙事学的问题域，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空间意识与叙事活动，与叙事文本有关的空间问题，总体阅读与叙事作品的空间形式，图像叙事问题。他本人在后来的系列论文中，主要对图像叙事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2014年，龙迪勇推出了《空间叙事研究》一书。从经典、后经典到叙述转向后的广义叙述学，叙事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从不固步自封，它不仅仅是在寻求自我完善（完善意味着终结，）更是自我发展：它携带着历史丰厚的资源与当下并肩而行。历史携带了叙事学作为一种诗学的厚度，当下却保证了它的新锐和机智。这样它站在了诗学的峰顶：无论叙事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叙事实践如何发展和变异，叙事诗学总能找到其位置。2003年当叙事诗学的空间维度挑起龙迪勇敏感的神经，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打开的是怎样的一扇门，叙事诗学又一次以一种破空的勇气，开启了作为诗学的新旅行。在该著作中，空间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叙事诗学地位、价值和意义。
众所周知，叙事学是以时间逻辑为根基开启它的诗学之旅的。根植于西方悠远的叙事传统，时间是西方叙事学坚定的信仰。当亚里斯多德说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9 的时候，时间就在西方叙事传统中扎下了根，源自于西方叙事实践和诗学传统的叙事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对时间给予了当仁不让的重视，里蒙·凯南直言构成事件、组成故事有时间就够了 10 ，而作为小说时空体的空间维度，毫不迟疑地被纳入时间的范畴：一种时间为零的叙事休止状态，且看热拉尔·热奈特（又译杰拉尔·日奈特）在《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中对时况的描述：
休止：TR=n,TH=0，所以TR∞>TH
场景：TR=TH
概略：TR<TH
省略：TR=0,TH=n，所以TR<∞TH 11
（TR代表故事时间，TH代表叙事文的伪时况，即叙事时间。）
当然经典叙事阶段只是在小说叙事域里讨论时间，对热拉尔·热奈特或者经典叙事学时代的叙事学家而言，知道空间是叙事休止就够了，毕竟作为时间艺术，空间的出现意味着叙事进程的中断：故事时间可以无限延伸，但叙事时间却停滞了。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首先没有离开空间的时间，就像没有离开时间的空间一样，二者相互纠缠，不能有须臾分离；其次时间固然在叙事活动中承担重要的作用，但空间一样能够推进叙事进程，意识流小说中，空间往往成为叙事的推进力量，穿越小说的出现，也是源自空间的改变；第三，叙事已经超越小说域走向了更广阔的领域，从虚构到纪实，从文字到图像、音乐、建筑甚至茶艺，从文学到历史甚至新闻和教育，叙事作为一种行为，已经跨越了媒介、学科和虚构域的藩篱，西方叙事学植根于小说的叙事，已经不能满足叙事诗学的发展。换句话说，其对时间坚定的信仰，也许应该打个问号了。
当然，质疑并不意味着空间就可以一蹴而就，显然，空间也不能代替时间，在寻求其诗学地位的同时，它必须承认时间的合法性和强大功能，没有时间，空间一无是处。龙迪勇深谙其理：“小说的空间形式必须建立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叙事的秩序；只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写出伟大小说的条件，才是未来小说发展的康庄大道。” 12 那么，空间要经过哪些历练，才能登堂入室，在叙事诗学的殿堂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证明其合理的诗学地位？
答曰：回到文本，回到叙事。叙事文本的空间呈现和叙事行为中空间功能的发现是最好的事实证据。龙迪勇一头扎进了对叙事文本和叙事行为的辨析与考究中。他并不着急建构空间叙事诗学的知识谱系，作为叙事诗学的分支学科，这些具体的知识框架和方法论自会在对叙事文本的考察中逐渐呈现。事实上，我们在《空间叙事研究》中看见了扎实的论证过程。与学科框架的建构兴趣相比，也许论证显得更为必要。毕竟空间破空而来，要在沙地里起雄宇，根基最为重要。令人惊喜的是，在对叙事文本进行细致深入的梳理中，空间叙事诗学的结构框架也逐步显现出来。如在对具体小说文本的考查中，龙迪勇发现了现代小说中空间叙事的类型与特征：正是神圣空间在组织俄国小说家伊·阿·蒲宁的中篇小说《故园》的情节；作为时间的标示物，威廉·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爱米丽的屋子表征了南方贵族没落的主题；空间变异是推进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叙事进程的主要动力；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却巧用了墙上的斑点这一空间作为叙事的支点。对空间形式类型和功能以及历史叙事和图像叙事的考察，都基于大量叙事文本的分析和研究，由此叙事文本的空间逻辑也逐步彰显，空间叙事诗学的结构框架也由此显山显水，并顺理成章地取得了作为一种新型理论的合法性。
建构空间叙事学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时间和空间的关系问题即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问题；二、空间叙事诗学框架构造。
对于第一个问题，龙迪勇在古老的诗画关系中找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变形。首先，诗画关系很好地说明了时间是如何空间化的——正是图画的参与丰富了叙事进程和叙事的方式。对于诗歌尤其是中国诗歌来说，“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诗的空间表现方式有三种方式：先画后说、先说后画、全部是画。 13 无论叙事还是抒情，诗歌进程的展开一般也是画卷的展开过程。在以时间逻辑为根基的小说中，画，或者说某一个空间、具体场所或者其他事物的描写，也是为了叙事表现，甚至不方便用语言表现的时候，直接画图来帮助叙事。图画在小说中，可以像时间一样构造故事、推进叙事、表达时间。更有甚者，直接用文字构造图画：“叙事作品靠的是由语言文字组成的‘线条’来构造空间形式。” 14 “把语言符号按特定的空间方位排列组合成某种‘图形’，为的是达到一种‘出位之思’的美学效果。” 15 小说叙事变成了流动的建筑。历史书写亦然，正是实物构成了联结历史事件的基础，而核心空间，如圣地或神圣空间往往是历史的起点，所谓历史的结构，即“在空间维度上进行编排和创造，赋予历史事件一种空间性的结构” 16 。历史时间储藏在空间里，历史其实也是画卷。
更为极端的是图画独立叙事而不是参与叙事，也就是说图画成了叙事的全部形式。但显然图画的空间性不能完全担当叙事任务，毕竟事件必须在一段时间里完成。这时候空间发生了转化——空间时间化。原因在于“图像叙事首先必须使空间时间化——而这，正是图像叙事的本质” 17 。转化的方式是“利用‘错觉’或‘视野期待’而诉诸观者的反应；利用其他图像来组成图像系列，从而重建事件的形象流或时间流” 18 。这里比较复杂的是单幅图像叙事，在一个画面里是如何表现时间的流动呢？龙迪勇认为，单一场景叙述，要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时刻，想象会完成前因后果；综合性场景则“把不同时间点上的场景或事件要素挑取重要者‘并置’在同一个画幅上” 19 ，表现不同时段的瞬间，从而还原为时间序列；循环式叙述的时间流复原方式是把“一系列情节融合在一起” 20 ，这些不同的情节按照空间逻辑排列展现出时间秩序。
第二个问题，即空间叙事诗学的框架构造。
显然，龙迪勇并不着急构造空间叙事学的诗学体系框架，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叙事文本空间域的考察、研究和发现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领悟并勾画出空间叙事诗学的雏形。
首先，他确定了空间叙事学的问题域：空间意识与叙事活动，空间维度上的叙事文学研究，跨媒介、跨学科叙事中的空间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个领域的确定正好符合了叙事学发展的当代特点。在当下，只要是叙事，不管是纪实还是虚构，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向度，都被纳入了叙事学的考量范围，但虚构叙事，尤其是基于小说叙事的经典叙事理论依然是叙事学的基础。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也是从小说叙事中突围出来，以一种内部爆破的方式发现了空间叙事的价值，这种选择无疑是有力度的。一来叙事学的文学叙事研究传统是以时间逻辑为基础的，在被它忽视的空间领域展开研究，正好弥补了传统叙事诗学的缺憾，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并辔而行才是完整的诗学建构；虽然《空间叙事研究》的文本主要是当代小说，但已经是空间叙事诗学构建的开始。二来虚构叙事研究的经验，也可以被跨媒介、跨学科叙事研究借鉴，毕竟叙事是其共同的基础和话语中心。空间叙事学在图像叙事和历史叙事领域的研究，也正好体现了当代叙事研究跨媒介、跨学科的特点。换句话说，空间叙事学也适合跨媒介、跨学科的叙事研究。
其次，龙迪勇已经发现了空间叙事的功能、形式以及对叙事文本的诗学价值。
在对具体小说的考察中，龙迪勇发现了空间的四种叙事功能（神圣空间可以作为叙事的底色，作为时间的标示物，推进叙事进程，成为叙事的支点）和现代小说的诸种空间形式（如中国套盒、圆圈式、链条式、橘瓣式、拼图式，以及空间形式、主题-并置叙事、分形叙事等，其中后两种可谓慧眼独具。）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说明叙事空间维度的存在，更在于：一、它是空间叙事诗学框架的组成部分；二、具有方法论意义，我们可以以此为据发现其他叙事文本的空间属性及其意义。这种诗学价值很快就在后面的论证中小试牛刀。任何一种诗学的最终意义都应该落实到文本上，毕竟源自于实践的理论还需返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龙迪勇选择了人物——小说源远而且必会流长的重要因素来分析。龙迪勇发现，空间帮助甚至可以相对独立完成叙事作品塑造人物的任务。龙迪勇把空间塑造人物的方法称为空间表征法，具体为创造特殊空间，揭示人物性格；同一空间的人物，在同一空间中创造新的小空间个性化书写人物。空间之于分析小说人物的成功实践，对于小说的其他要素而言是一个示范，即作为叙事学分支学科之一种，它必须具有分析叙事活动各要素的能力。
空间叙事诗学理论的构型是叙事学发展史上的大事，更是我国叙事学研究史的重典。就叙事学这一学科而言，《空间叙事研究》的出版显然具有重大的叙事诗学发展史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理论和现代地理学结合孕育出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认识到作为社会产物的空间具有构建社会生活的力量。换句话说，空间在叙事中是具有构建作用的，但一直以来，时间的构建作用显然得到更充分的认识，叙事诗学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以时间逻辑为主导的历史，叙事诗学从来就没有溢出时间逻辑的框架，从经典到后经典，到叙述转向后的广义叙述学，叙事诗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时间逻辑一统天下；至于空间，只是被简约成时间的某种状态。也就是说，空间尽管从来没有在叙事中缺席过，却也没有在叙事诗学中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叙事诗学发展史上的缺憾。《空间叙事研究》一方面在叙事领域为空间正名，同时构型出空间叙事诗学的基础体系和结构框架，应该说该书的出版，是叙事诗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不仅如此，这一关于空间叙事的诗学之思还具有方法论价值。叙事学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方法论诗学，空间叙事诗学理论延续了这一传统，一方面为叙事学的空间研究提供了诗学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具体叙事文本的空间考察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范本。事实上《空间叙事研究》的空间诗学发现，无论功能探究还是形式总结，都从具体的文本而来，大量丰富的文本分析实践的有效性证明这一空间之思的方法论价值，比如我们可以从叙事文本中发现叙事支点及其在文本中的作用，也可以从分形叙事的角度去考察叙事文本对世界和人生的新发现，用空间表征法去探究人物的性格及其隐秘的内心世界，在画面中发掘图像的故事表达和文化含义，也可从空间去“穿越历史的多重门槛” 21 。
就我国叙事学研究史而言，《空间叙事研究》是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迄今为止，就建构叙事学的分支学科而言，空间叙事学是继申丹提出的叙事学与文体学相结合、谭君强提出的审美文化叙事学和比较叙事学、赵毅衡提出并建构的广义叙述学之外，构型的又一叙事诗学理论。尤其可贵的是，空间叙事学已经发展了其系统诗学思想。这对叙事学本土化的愿景，即建构中国叙事学来说，至少体现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中国学者具有担纲西方学术思想本土化的勇气；其二，中国学者具有担纲的能力。叙事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建构在西方叙事实践基础之上的诗学之思。一百多年来对于西方文艺思想，我们习惯了学习、拿来和化用，但实际上我们更需要的是独立思考和敢于担当建构具有民族传统特色诗学理论的勇气。因为“中华文化，无论是其广度还是深度，与其他文化相比都毫不逊色” 22 。叙事学东渐到与西方文化圈迥然不同的中国，必然也会与中国叙事思想发生碰撞，产生关于叙事理论、思想、诗学等一系列的新思考，空间叙事诗学正是这种碰撞的结果之一。这也充分说明，我们的学者，是能够在西方学者和前人理论所忽略的空隙之处，提出并构型一种新的诗学理论、开拓新的学科方向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叙事学研究方向是在叙事学学科领域里提出的，也就是说提出者认为这是叙事学的分支学科。而不仅仅是中国叙事学学科，即中国学者提出的在叙事学领域而非仅仅是中国地域特色的分支学科。这就是说，中国学者具有与西方经典叙事学学家比肩而立的勇气和能力。空间叙事学和其他中国学者提出的叙事诗学理论，也可以用于西方的叙事实践。《空间叙事研究》的空间诗学发现，事实上也多基于西方叙事文本，对中国文本较少研究。中国叙事文本的空间特性可能更为鲜明，这样的留白，也许会给后来的研究带来更为惊喜的发现。
空间叙事学的大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它还需要更多的呵护和更多研究者的努力。龙迪勇在个人的研究中发现了叙事学的空间维度，并已经积累了系列研究成果，但要建立叙事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后续的工作更加艰难。作为一种新的学科方向，它尚需完善的地方远远大于已经完成的工作，比如理论体系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在对文本的阐释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我国古代相关理论的整理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国外相关理论的系统译介也尚需进行。总之要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叙事学分支学科，它还需要我们做太多的工作。也许我们该有充分的信心，因为根据张世君的研究，我国的叙事传统本来就是基于一种空间观念，无论是叙事传统还是评点传统，都立足于空间。张世君的《<红楼梦>空间叙事》和《明清小说叙事概念评点研究》都提到，与西方的时间叙事不同，我国的叙事传统是空间叙事。在有这样一个空间叙事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提出空间叙事学的分支学科，有那么几分理所当然的成分。另外，国内陆续有一些研究空间叙事的成果面世，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叙事学研究论文、论著书目来说，虽然量上显得有些不相称的寒微，但对于建立空间叙事学大厦来说，也有一砖一瓦之功。一门学科的建构与完善，不正是需要很多的砖瓦之力，方能起于泥丸，雄于天宇？
1 赵毅衡：《叙述的三链：时间、空间与因果》，见赵毅衡：《窥者之辩——形式文化学论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2 2015年该书改版，增加了附录“建筑空间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一章，书名更改为《空间叙事学》。
3 龙迪勇：《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第22页。
4 “中国套盒”是一种故事里套故事——大故事里套着一个中故事，中故事里又套着一个小故事的小说结构方式，也称俄罗斯套娃。圆圈式结构借用了张玫珊阐述：“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因为真正的轴心只是一个点，任何的过去、现在、将来都重合、集中在这个点上了，都已经存在了；从外边看，它们衔接成一个圈，无论从哪一个点上开始，都可以滚动起来。”见龙迪勇：《空间形式：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
5 龙迪勇：《时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31页。
6 龙迪勇：《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43页。
7 龙迪勇：《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45-50页。
8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54页。
9 亚里斯多德：《诗学》，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10 里蒙 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黄虹伟、傅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3页。
11 杰拉尔·日奈特：《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见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17页。
12 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67页。
13 同上书，第91页。
14 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0页。
15 同上书，第101页。
16 同上书，第61页。
17 同上书，第419页。
18 同上书，第425-426页。
19 同上书，第437页。
20 同上书，第448页。
21 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09页。
22 赵毅衡：《序二》，见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