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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叙事学与比较叙事学的研究向度，是叙事学家谭君强提出来的叙事学新方向。
谭君强对叙事学的关注，源起于1987年10月。当时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系作访问学者，听从其导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约翰·雷乌巴渥教授（Prof.Dr.John Neubauer）的建议，开始对西方叙事学进行系统研究，这为其以后的叙事学向纵深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1995年他翻译出版了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教授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一版，2003年翻译出版了该著作的第二版。对该著作前后两版的翻译对谭君强的叙事理论的探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谭君强后来提出的叙事学理论方向，很大程度是受到了米克·巴尔教授的影响和启发。
2000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第一部叙事学研究著作——《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该著作用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观照鲁迅小说，不仅是鲁迅研究方面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也是用西方经典叙事学阐释中国作品的一个成功尝试。温儒敏认为：“谭君强的《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为目前国内首部专门从叙事学角度探索鲁迅小说艺术奥秘的论著。该书对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叙述者形态以及鲁迅小说在中国小说叙事转换中的意义和作用等都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2 该著作不仅是鲁迅研究的一大贡献，它对于谭君强的意义，不单是运用西方叙事理论阐释中国文学作品的成功实践，更催化了谭君强在叙事理论建构方面更进一步的思考。尽管该著作中他主要还是运用了西方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模式，但对西方模式的不满足已经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表现出来。叙事学一直被忽视的文化和美学向度，呼之欲出，对叙事交流模式的双向性提议以及灌注全书的对读者的重视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一书，该著作首次提出了审美文化叙述学（culture-aesthetical narratology）的构想，并初步对其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方式以及研究层面进行了初步的规定。其后谭君强又先后分别在《思想战线》（2002）、《文学评论》（2003)、《江西社会科学》(2009）等期刊撰文，另外2005年在漳州举行的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上，200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中，他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阐述这一构想。2011年谭君强出版专著《审美文化叙事学》，对之前提出的构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叙事学研究的美学趣味不是谭君强第一个提出，国际、国内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经典叙事学忽视美学向度的不足，比如由谭君强翻译的米克·巴尔的著作中，就提到叙事学研究要重视文学的审美趣味，但正式在国内提出审美文化叙事学的，谭君强是第一人。而且谭君强对叙事学学科发展的探索、对叙事学的中国之路的思考并没有到此为止，2010年，他在《江西社会科学》发表论文《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提出了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新途径——比较叙事学。谭君强叙事学研究的两个方向，对如何实现西方叙事学本土化，从哪个角度进入和构建中国叙事学的诗学品格具有建设性和指导性意义。
2002年，谭君强提出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之初，就对它的性质做出了规定：它是文化语境下叙事学的一个分支，“将坚持叙事理论总的发展方向，运用现行叙事理论中已有的基本理论模式和方法，对叙事作品，或者说叙述本文进行分析。这一基本方向无可改变，否则，叙述学研究的一系列特征和机制将会丧失” 3 。其研究范围则“超越传统纯粹意义上的叙事作品或叙述本文，而将其范围延伸至文化意义上的叙事作品，无论这种叙事作品是以什么样的媒介形式出现的” 4 。其研究方式是对广义的叙述本文进行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审美研究，这也是它最具特色、最为关键的地方，审美文化叙事学强调对象研究的审美价值意义，为此，谭君强甚至把它称作审美叙事学，以突出其美学特征。在坚持叙事学研究的框架之内，谭君强认为可以从相互关联的几个不同层面对叙事作品进行审美文化研究，即形式层面、社会历史层面、精神心理层面和文化积淀层面。形式层面的研究要透过叙述本文形式审美的层面发掘出审美意义上更多深层次的内涵；在社会历史层面，要研究叙述本文与产生它的社会历史关系、与历史的人之间的关联，对叙述本文内在的形式审美进一步加以扩展，在探讨它“如何说”的时候，再探讨它“何以这样说”这一类的问题；精神心理层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即作者创作的精神心理和读者接受的精神心理和审美体验；文化积淀层面的兴趣在于探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为何会产生或不产生某些特定的文学艺术形式。 5
谭君强是在考察了叙事学的历史发展、叙事理论与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叙事理论与文学审美的关系之后提出审美文化叙事学的。20世纪60年代，经典叙事学从叙事语法的研究开始，对叙事语法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扫20世纪初法国文艺批评界肤浅的印象批评模式，开始强烈关注叙事作品，打开了叙事作品内部研究的大门；另一方面，有益于从总体上理解叙事文本的结构和逻辑。叙事语法结构理论建立起来后，叙事学关注的对象转向了叙事话语，探讨叙事话语表现模式以及故事与话语的关系。然而，无论叙事结构和话语的研究，都没有溢出叙事文本的边界，这虽然在集中力量夯实叙事理论基础方面成就卓越，却越来越显示出其理论的局限性。如割裂叙事作品的外部研究，忽视读者的交流主动性功能，只研究叙事文学文本，在具体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方面也表现出无力感等。叙事学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一度沉寂下来。90年代，西方，主要在美国出现了一个叙事学研究的小高潮，叙事学突破其固执于文本内部研究的瓶颈，以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和开阔的心态进入了后经典叙事学时代。叙事学研究呈现出跨文本（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跨理论（叙事理论与其他文化理论相结合）、跨学科（叙事学与其他学科如电影、绘画、心理学、历史、新闻、计算机等学科的交叉研究）的特点，高调主张叙事学的文化研究，强调读者的叙事交流地位。后经典叙事学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后经典叙事学时代，叙事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谭君强先后翻译了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的第一、二、三版 6 ，深刻感受到叙事学研究由内部研究走向对文化层面的强烈关注。他发现，与第一版相比，“作者拓宽了传统叙述学的视野，一改传统叙述学致力于形式分析的趋向，而将其探讨的范围深入到文化分析这样一个更加宽泛而又实际的领域。在原有的三章之外，作者增加了第四章：‘叙述学的文化分析运用’。她所追寻的不只是传统叙述学中‘话语来自何方，以及谁将它们说出来’，而是广泛的文化范围内的问题，它包括‘恨，爱，赞美，反对的论辩，震撼，或敬畏’等，这不仅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新的开拓，也是叙事理论在文化研究这一理论潮流中的具体反映” 7 。在谭君强看来，巴尔之所以增加这一章，“是因为她越来越意识到叙述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的探讨的重要性，并且试图阐释叙述学与‘文化研究’（她更倾向于称为‘文化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8 。谭君强对巴尔关于叙事学不只是要证明对象的叙事性质，也并不是一种工具的看法颇为认同。对他和巴尔来说，叙事是一种文化理解方式，是对于文化的透视。他说：“作为文学讲究的叙述学，从大的范围来说，是一种文化活动，它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叙述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叙述语法、叙述结构、话语分析的众多模式等等已经得到充分展现的情况下，叙述学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画地为牢，使自己继续在原地打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叙述学与不同学科之间所产生的交叉研究，叙述学对文化领域这一更为宽广的范围的渗入，无疑会使它获得新的无限生机，并在这一新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完善。” 9 在考察了叙事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叙事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之后，谭君强提出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构想。2009年，谭君强与陈芳在《江西社会科学》发表论文《叙事学的文化研究与审美文化研究》，对审美文化叙事学进行进一步的补充说明。论文主要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学科关系等四个方面展开阐述：
第一，叙事学审美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具有审美文化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或产品。对叙事学审美文化研究对象的界定包括两层含义，分别是研究对象的存在形态和审美文化特性。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强调对对象的“审美”研究，致力于对对象的审美价值判断。
第三，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立足于“叙事学之基点”，以此规范其学科研究的方向。
第四，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将以叙事学研究为基点，沟通不同学科，注重多学科性、跨学科性与学科间性的研究。 10
这样，审美文化叙事学的特性就界定了出来，它强调了其“审美”的特质，其对象必须是具有审美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和产品。这一对象的界定突破了原有的文学虚构作品的界限，只要是具有美学特质和价值的形态和产品，比如绘画、音乐、舞蹈、电影、电视、雕塑、书法等，都可以纳入叙事学研究的范围。这是对叙事学研究发展现状在学理上的及时总结。后经典叙事学时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叙事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已经大大拓宽，由申丹等翻译出版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中，就收录了有关电影、歌剧、音乐、乐器等的叙事研究；在由傅修延主编的《叙事丛刊》中，也有一些有关绘画、戏曲、广告甚至茶艺叙事研究的论文。叙事研究的阈限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边界，在诗学建构上对研究对象的形态和产品重新界定，正契合了叙事学研究发展的现状；而在强调叙事学学科规范的前提下，对审美特质和价值从对象和方法上的规定，以及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则突出了作为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的审美文化叙事学的理论品格。
叙事学新路向已经作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被提出，它是西方文论本土化理路的一个方面，也是叙事学学科发展必然会面对的问题。谭君强叙事诗学之思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不停留在问题本身，为问题的严峻性耽思不前，而是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部分——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填补空白式的诗学之思，审美文化叙事学可以成为叙事学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向。
从文学研究开始的叙事学，其审美情趣和文化语境已经被后经典时代的理论家所认识，只是还没有人把审美、文化与叙事学的关系从理论上予以阐明，在诗学上给予清晰的界定。具有诗人气质和理论家敏感的谭君强迅速抓住并厘清了三者的关系，提出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分支学科，既是叙事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理论家个人要求创新的诗学之思使然。
经典叙事学所忽略的有些东西往往是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东西，在它理论的缝隙中找到叙事理论生发的新机理。笔者认为它对文学审美本质的忽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可以说，叙事研究的美学向度是有识之士的共识。2002年，谭君强提出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的同年，耿占春把他对一些“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充满激情的研究专著命名为《叙事美学》，他在绪论中诘问：“为什么还要有叙事？”他回答说：“叙事最富有魅力的时刻，既不在于对人物真实行为，也不在于对人的内心真实的叙述。叙事关系到在真实的人类生活经验与虚构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 11 2010年，首都师范大学年轻的教授张清华出版了其对当代小说研究的专著《存在之镜和智慧之灯》，探讨当代小说变迁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意思的是，该著的副标题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开篇的“小引”是“当代小说叙事研究的文化与美学向度”。在对叙事作品进行文化研究的同时，他特意强调了叙事学研究的美学向度：“我认为叙事学研究也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转化为一种诗学和美学的研究。” 12 2010年青年学者胡俊飞还特意发表商榷文章，就如何完善审美文化叙事学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谭君强对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关系的阐述还不够明晰，希望以“审美的文化叙事学”或“审美文化的叙事学”来定义这一研究方向。 13 也就是说文化和审美的叙事学研究理路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同，既强调叙事学的学科方向，又突出了叙事产品的审美特质和文化语境，使审美文化叙事学有可能成为一门成熟的叙事学分支学科。在这个方面，谭君强本人的研究实践已经做出不俗的成绩。
西方叙事学，无论是经典还是后经典，其限定词都是西方。也就是说它是一门来源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成熟于西方的学科，它是在西方文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充满了西学的品格和特质。但叙事学自东渐以后，在我国已然成为显学。那么，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在国际叙事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呢？中国学者对此评说纷纭，希望能够建立具有中国品格的叙事学。2006年，车槿山撰文《比较叙事学的设想》，希望“通过对叙事文本和理论的比较，揭示文化的异同以及成因，最终说明每一种语言、文学与文化都在传统中用自己特有的结构来划分和解释世界，它们是同值的，都是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一种方式和形态” 14 。这可能是国内首次正式提出比较叙事学的设想。2010年，谭君强在《江西社会科学》上撰文，提出“也许‘比较叙事学’可以作为构建广义的‘中国叙事学’之一途，并促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15 。他梳理了国际、国内人们在比较叙事学方面做的研究，发现早在1998年，赵毅衡就在其《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曾经考虑过比较叙事学的问题，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和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都具有比较叙事学的特征。傅修延还以“比较叙述学”研究为名主持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国外，比较叙事学也偶有被提及，日本学者冈三郎在其论文《朗费罗叙事文的“比较叙事学”：费德里哥鹰物语在路边客栈故事中的转换》与《早期英国悲剧比较叙事学研究》中，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研究方向；印度学者阿雅帕·帕尼克的《印度叙事学》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进行的，纽约大学斯丹姆教授与乔治城大学瑞安格博士在跨文类的基础上对“比较叙事学”进行界定：“要而言之，它将是一个我称之为‘比较叙事学’的问题。但是，我们如何对此作出界定？简单说来，比较叙事学并不致力指明两个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似与相异，而是要展开电影—文学之间的相互融通，以熔炼出更明确与富于成效的观念。” 16 但是，学界对比较叙事学的界定，要么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要么仅在具体研究中践行了比较的方法，要么限定在文类的基础之上。谭君强希望，作为叙事学复数之一的比较叙事学，是中国学者“在沟通中外叙事理论与实践、挖掘中国丰富的叙事理论资源、扩展与深化叙事学研究中显现出自己的优势，并对叙事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比较叙事学的方向，是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基础之上、立足中国自身的比较研究：
第一，比较叙事学是对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所作的比较研究。
第二，比较叙事学应该在比较文学与叙事学的理论基础上，深入挖掘与探讨丰富的中国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资源，包括古代的叙事理论与现当代的叙事理论与作品资源，以与国外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实践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
第三，比较叙事学研究，其对象自然应该是双方或多方的。作为比较的一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实践作为立足点不可或缺；同时，作为比较研究，少不了相对的一方或多方。 17
同年，谭君强发表论文《论比较叙事学》，进一步定位比较叙事学：“就学科定位而言，比较叙事学属于比较文学与叙事学这两门学科在理论方法上的有效结合，它是比较文学透视下的叙事学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比较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与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应，同时也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相交叉。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叙事学要求对对象作比较研究，以探寻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学科之间的叙事作品的相似与相异，相互之间的关系，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以及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18
比较叙事学还只是一方药剂，但笔者认为这是一方对症的好药。它强调以本土叙事理论和叙事实践为立足点，以本土理论与异域文化的叙事理论与实践作横向比较，突出和强化本土理论的特色和价值，强调在比较文学与叙事学已有的成就上开拓一条新的路径，对于当代叙事学本土化而言，这是切中肯綮的。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学者在整理我国本土叙事理论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研究。如傅修延对中国叙事理论起源的探索，高小康对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赵炎秋对明清叙事观念的研究以及张世君对明清评点叙事概念的清理等。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叙事学的研究理路已经存在。中国学者在阐述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总是以中国叙事实践为例证，说明中国与西方在叙事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有共通之处。不过，早期介绍叙事理论的著作，往往以西方理论为圭臬，对中国本土理论的研究尚有欠缺。在已有的叙事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开展以本土叙事理论为核心的比较研究，既具有国际视野，在宏观的层面整体观照中国叙事学的发展，又坚持了中国特色和中国方向，沿着这个理路下去，中国学者必然可以在叙事学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审美文化叙事学到比较叙事学，谭君强的叙事诗学建构的视野，从总体意义上的叙事诗学方向转向了中国叙事学建构的方向，反映了一个理论家在理论建构方面的自觉意识和探索精神。审美文化叙事学强调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审美特质，比较叙事学则强调叙事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和中国气质，二者都具有叙事学研究实践性价值，都可以在叙事学研究领域各领风骚。谭君强本人的叙事学研究实践，就已经在审美文化叙事学方面做出了不俗的成就。可以说，谭君强的叙事诗学之思，既是叙事学研究的贡献，也是叙事学本土化的有益方向。
1 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
2 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6页。
3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7页。
4 同上，第237页。
5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39-243页。
6 第三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这一版在基本保留了前两版的框架内容上有所增减。
7 谭君强：《文化研究语境下的叙事理论》，《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104页。
8 同上，第105页。
9 同上。
10 谭君强、陈芳：《叙事学的文化研究与审美文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35-37页。
11 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2 张清华：《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页。
13 参见胡俊飞：《审美、文化与叙事——与谭君强教授“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的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5期，第126-135页。
14 车槿山：《比较叙事学的设想》，《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第35页。
15 谭君强：《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37页。
16 转引自谭君强：《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38页。
17 同上，第35-39页。
18 谭君强：《论比较叙事学研究》，《思想战线》2010年第6期，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