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元

表面看来，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主要以各学者、各学术团队划地为营，单独经营，研究对象、研究视点、学术背景都大相径庭；但是共同的兴趣中心、共同的理论背景、共同的学术理想、共同的时代氛围、共同的文化传承背景又不期然而然地共同为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勾画了一幅日渐完善的学术版图。在这个本土化的过程中，是什么力量在推进叙事学的本土化进程？或者说，推进叙事学本土化的动力因素是什么？这里先讨论推动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外部动因。

一、中西比较意识

本书认为，推进叙事学本土化的外部动因是中西比较意识。应该说，中西比较视野是西方文论本土化的必然特色。叙事学来自西方，自法国发端，经由英国及欧洲各国，辗转美国陡起新声，再到中国翻出变异，中国学者对西方叙事学的接受，或者直接进入西方得之，或者经由译（文）著得之，或者二者兼而得之，西学之濡染是前提；兼又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学术目光逡巡于中西之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注意力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1．源自西方的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的文学实践？2．中国的文学实践是否可以修正、补充西方理论的某些方面？3．中国是否有相应的理论传统？是否该有一套体系完备独立的中国叙事学？4．中国学界是否可以在叙事学理论方面有新的拓展？当然每一个问题下面还可以划分出更多的分支问题，此处不赘述。也就是说，西方叙事学的传入，或者说西方文论的传入，带给中国学界的心情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可以为我国的文学研究带来很多新的拓展，对我国的文学研究来说无异于吹来一股清新的风。比如浩繁的成果迭出的红学研究，因为有叙事学的视角翻出了新意，1998年王彬出版的《红楼梦叙事》以迥异于以往的红学研究发现了我国独特的叙事法则；而1999年张世君出版的《<红楼梦>空间叙事》，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我国传统叙事经验与西方迥然有异：西方以小说为时间艺术，而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叙事传统，则视叙事为空间艺术。二者无异于在红学研究中各放了一颗卫星。忧的是毕竟西方理论来源于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来源于西方的学术背景和文化传统，它是否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更深刻的忧虑是，中国一泱泱大国，文学传统悠久，文学成就并不逊于人，何必总是在人之后，学人走路？西学有的，中国自然也应该有。在这种且喜且忧的心态之下，中西比较的视域就变得饶有兴味，一方面是严肃的学术研究，论证考据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又颇具感情色彩，在西学理论的映衬之下，倾力寻找国学传统。可以说，中西比较意识是一种极具力量的动力因素，刺激、催促、深化西方文论的本土化需求的产生。

中国叙事学研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具体研究进程存在什么问题，最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中西比较的视野与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相伴相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步骤，都和西方叙事学有关，它根本无法完全摆脱来自西方的影响。

国内介绍叙事学的著作，一般来说都具备中西比较意识。对于身处国内文化语境的学者，在介绍源自西方的理论时，头脑里自然存在比较。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本土理论相互映照影响着作者的写作。徐岱的《小说叙事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与西方叙事学说相互辉映。在这里，徐著强调了“小说”这一文体，在小说文体的框架内讨论叙事理论，中国叙事思想的萌芽是作为讨论“小说”叙事学的背景存在的。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充满了叙事学本土建构的努力和智慧。对“中国”特色的强调使该著成为中国叙事学本土化进程重要的里程碑，该著昂扬的“中国”姿态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看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虽然主体是先秦叙事观念的形成，但西方叙事学的研究背景依然如草蛇灰线，隐伏其中。赵毅衡、高小康、胡亚敏等无不如此，中西比较的视野伴随着深沉的问题意识。

申丹的叙事学研究尤其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她的研究重点是西方叙事学。但我们发现，即使以西方叙事学为研究阵地，中国的问题也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对西方的重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

申丹的叙事学研究自成体系。既从宏观的视野整体观照叙事学学科，为推进叙事学学科的发展不遗余力且卓有成效；也从微观的角度时刻关注叙事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从细节上清理和把握叙事学的具体理论。虽然她的叙事学研究重点在西方叙事学，总体探究西方叙事理论全貌，梳理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发展线索，清理西方叙事学理论的混乱和含糊，译介西方叙事理论的专著，介绍西方叙事学理论的新进展，对西方作品进行叙事解读……“西方”一直在申丹的叙事学研究视野之中，也是其研究的重点。但是，对“西方”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对本土的忽视，而是暗含着对本土的重视。她一边密切关注叙事学的国际动态，一边也关注国内叙事学的研究动向，向国内叙事学界报告西方叙事学研究的新情况，特别注意国内叙事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和偏误，关注国内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的联系、差异和距离。

首先，申丹发现，国内对西方叙事学的认知，无论是译著还是与西方叙事学有关的论著，都存在盲点，即多局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阶段，很大程度上忽略这个时间之后的后经典叙事理论。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申丹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主持译介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专著，并亲自翻译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叙事著作《解读叙事》。该套丛书200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各种新叙事理论，如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修辞性叙事理论、跨学科叙事理论、后现代叙事理论、解构主义叙事理论进行观照。2005年申丹等人合译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出版。《解读叙事》是国内首次介绍后经典叙事理论的译著，《当代叙事理论指南》是反映当代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二是对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进行了全局性的研究，详细向国内学者介绍后经典叙事学理论的特色和局限。其《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下篇、《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的下篇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进行了探讨。前者多侧重共时的展示，对后经典叙事理论做全面的介绍；后者面向高校中文系学生，鉴于后经典叙事理论的跨学科特色，多偏重学科间的异同与交互作用的关系梳理。

其次，西学中用是一个夹杂着忧虑、求索的话题。对于文艺学学科来说，20世纪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时代，80年代后，随着国门的敞开，各种理论纷涌而至，令人眼花缭乱，很多时候，甚至来不及消化吸收，便已迫不及待地拿来使用了。申丹发现，叙事学的引进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国内学者对叙事学的理论模式和相关概念的理解存在混乱的现象，需要加以清理和引导；另一方面，叙事学理论本身就存在大量概念混杂、观点互为抵牾的地方，被引进国内后，很多概念和观点还亟待整理和澄清；另外，叙事学是一门还在发展中的学科，一些原有的理论还需完善，一些新的观念正在产生。面对如此复杂的学科现状，申丹从叙事学学科和国内的研究现状的角度，思考以下问题：一、叙事学学科哪些理论存在暧昧不明的混乱现象？二、国内的叙事学研究有哪些偏误和不足？前者是影响后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后者存在的问题前者也可能存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考察，对叙事学的学科发展和源自西方的叙事学的本土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开始展开叙事学研究以来，申丹就敏锐地意识到叙事学理论的驳杂和概念的混乱，并一直在做相关的清理工作。比如对叙事作品层次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的争议、情节概念的模糊、人物观的多种区分、叙述视觉类型的多种分类、后经典叙事学各种派别的问题与不足、隐含作者的质疑、不可靠叙述的争议、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关系、读者地位问题等，申丹都做了细致的研究，并一一澄清有关混乱，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此处以隐含作者的问题为例。

“隐含作者”概念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韦恩·布斯（Wayne C.Booth）在其1961年出版的《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作者在创作具体作品时设置的“第二自我”，是真实作者的代言人，也是读者根据作品推测出来的作者形象，包括作者编码和读者解码的双向交流过程。 ¹ “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来写作的作者；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 ² 它的出台与当时重文本、轻社会历史语境、轻作者的学术氛围有关，出台之后广为叙事学界接受。但20世纪80年代后，这个概念受到质疑。申丹在《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中专辟一节展示了2000年春夏之交，以北美学者为主体的叙事理论家就这一概念在网上展开的激烈争论。争论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究竟是否需要隐含作者这一概念？2．隐含作者这个概念变得更有用还是反之？3．是否可以扩大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申丹认为，隐含作者的概念依然非常有用，它的“用处之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与真实作者的距离之大小” ³ ，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讨论隐含作者要与真实作者兼收，内在批评与外在批评相结合。申丹甚至修改了查特曼1978年提出的叙事交流模式（1）：

叙事文本

真实作者 真实读者 ⁴

去掉了限定范围的边框，变虚线为实线，成为模式（2）：

叙事文本

现实中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叙者）→隐含读者→现实中的读者 ⁵

修改之后的交流模式图指出，对叙事文本的研究既要强调真实作者，也要探求具体作品的隐含作者的价值观、态度和立场；突破内在批评的阈限，与外在批评相结合。

对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争议与文学批评的历史语境有关，批评界再一次认识到拘囿于文本内部研究的局限性，社会历史语境、作者等要素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这样隐含作者的身份似乎多少有些可疑；另一方面，对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理解的混乱也是这一概念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在《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中，申丹再一次探讨了隐含作者的概念，分析西方学界对它不同走向的理解，阐明其实质内涵，“纠正误解，梳理脉络，消除混乱” ⁶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兼具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作者”，他是生活中的作者在创作具体作品时进入的一种创作状态，是真人的“变体”或“第二自我”，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存在不同的隐含作者；再则是“隐含”，他不直接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是需要读者通过文本推导出他的形象。也就是说，“‘隐含作者’既是作品中隐含的作者形象，又是作品的生产者” ⁷ ，包括“编码”和“解码”的双向过程。申丹认为，西方学者的理解出现两个方面的偏误，要么偏向“隐含”，要么偏向“作者”，都没能准确理解其真实内涵。前一种偏向主要出现在结构主义叙事学家那里，后一种偏向以布斯的忘年好友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为代表，甚至布斯本人也要对这一概念的混乱承担一定责任。

申丹认为，对文本的偏好和从字面上理解布斯关于作者写作时创造了隐含作者这一隐喻，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误认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创造的客体，因而将其囿于文本之内。代表人物有西摩·查特曼、里蒙·凯南、尼利·狄恩格特（Nilli Diengott）、米克·巴尔、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安斯加·纽宁（Ansgar Nunning）等。这种“将隐含作者囿于文本之内，并从逻辑连贯性考虑，剥夺了隐含作者的主体性”的偏向，显然不合布斯当年提出它的本意。

2005年，詹姆斯·费伦试图恢复隐含作者的主体性，他对其重新界定：

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精简了的变体（a streamlined version，）是真实作者的一小套世界或传说的能力、特点、态度、信念、价值和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在特定文本的建构中起积极作用。 ⁸

申丹认为，费伦恢复了隐含作者的主体性，将隐含作者的位置从文内挪到文外是一个重要贡献，但其对隐含作者的概念又走向了另一个偏误，即只讲编码无关解码；而且一方面认为隐含作者是文本的生产者，一方面又认为作品的写作者不是隐含作者而是真实作者，这就混淆了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界限，造成新的混乱。同年布斯的论文《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操心？》本意在论述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不同，拓展隐含作者的应用范围，“但无意中却解构了‘隐含’一词的文本含义，破坏了隐含作者既‘外’又‘内’的有机统一。此外，在涉及叶芝的诗歌时，布思（即布斯——笔者注）又将‘隐含作者’与描述对象混为一谈，将其文本化和客体化” ⁹ 。

总之，偏向“作者”还是“隐含”的走向都不是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作者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的立场与观点可能会与其在生活中的立场观点不同。只有兼及“作者”与“隐含”、“编码”与“解码”，才能使这一概念更好地出入文本内外，更全面地理解和阐释作品。

申丹清理了大量叙事学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澄清对叙事学学科的发展起着固本清源的作用，也引导了国内叙事学研究，纠正某些偏误，有益于我国本土叙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2010年申丹与王丽亚合著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出版。该著作是申丹经过多年的研究思考，在清理了叙事学学科的有关混乱之后，奉献给广大学者的一部思虑缜密、理论成熟的著作，该著作也是国内介绍叙事学内容最为全面的著作，体现了作者一贯的研究作风和思维特色，具有鲜明的中西比较意识。

在叙事学专著中旗帜鲜明地在标题里标出“西方叙事学”，强调“西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还是第一个。这里有三层意思：一、这种理论源自西方；二、它关注的是叙事学在西方的发展情况；三、更重要的是，它只是西方的，与东方暗自照应。也就是说，申著对“西方”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东方”的重视，对这一学科的本土化及本土特色的重视。或者说，是对具有本土特色的叙事学理论的一种吁求和希冀。介绍西方理论，目的在于建构本土理论。所以“西方”既是一种参照，更是一种（本土）建构的要求。

在行文中，作者紧紧扣住“西方”，对经典叙事学在西方发展过程中的概念、观点和问题作了清晰的梳理，对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和精到的评析。这里要指出的是，该著中有很多观点是作者自己的，比如对叙事作品层次的划分，申丹建议采用二分法；对情节观的梳理，摒弃了西方很多不合理的因素；对叙事学与文体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倡导，都体现出作者的独特见解和东方智慧。怎么理解作者的创见与“西方”的关系呢？首先，申丹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批评家，一直与西方叙事学家保持紧密的联系，她在叙事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叙事学界的认可，并一直活跃在叙事学学科的前沿，她的研究与西方叙事学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其次，申丹一方面关心叙事学在国内的成长，始终致力于清理叙事学的一些模糊概念和混乱观念，敏锐地关注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做出解答；另一方面，她的兴趣中心一直在超越东方、西方阈限的叙事学学科本身。申丹的创见不仅对国内的叙事学研究有益，对西方叙事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与“东方”一直是相互参照的一组词，强调一方必然会引起另一方的联想。笔者认为，在叙事学乃至文艺理论领域，廓清东方与西方的界限是很重要的。首先，这有利于整体把握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认识。对于来自异域的观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哪些成分是可以借鉴的，哪些成分是需要改造的，哪些成分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哪些成分是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哪些成分与本土相关理论具有重合或者类似的表述。其次，有利于本土理论的建设。就叙事学而言，引进西方叙事学理论之后，如何展开我国的叙事学研究？如何进行本土叙事学建设？如何面对西方叙事学的新发展？国内很多学者只是机械套用西方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对我国作品进行叙事分析，没有注意到西方理论是否适合本土文学，也没有注意到西方叙事学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比如其对读者的关注、对语境的关注。总之，强调“西方”可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与我们的距离，从而认识到任何一种来自异域的理论，都需要一个内化的过程，只有与本土融合在一起，“西方”的理论才会真正与“东方”气质相契合，才能成为本土理论。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叙事学或文艺理论，强调“西方”跟强调“东方”一样重要。2005年在为我国召开的首届叙事学学会研讨会论文集《叙事学的中国之路》撰写的序言中，申丹提出：要从中国文化出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建立中国叙事学；考虑中国文学特色，借鉴西方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研究可以互相借鉴。“我们需要大力建设中国叙事学，以便更好地阐释中国叙事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同时也可通过学术交流，为外国的叙事学研究提供一种参照。此外，我们也需要不断引进和改进外国叙事学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我国的外国叙事文学研究的需要，而且也可为中国叙事学的建设提供参考，为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中的相关结构技巧提供分析模式。” ¹⁰

二、理论自觉意识

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理论自觉意识，要求建构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叙事学呼声特别强烈。在阐述叙事学本土化概念的时候，笔者已经谈到这一点。不管是广义的中国叙事学还是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只要有一点可能，就一定有建立属于中国的叙事学的努力。这种理论自觉意识也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直接推动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

中国理论界对西学的情感态度曾经非常复杂。20世纪初，“五四”作家拼命从西学中吸收营养，小说创作大量模仿西方小说叙事的技巧，中国小说叙事模式为之一变，倒叙的叙事时间安排、第三人称人物视角的出现、由情节中心到人物中心的叙述结构转变 ¹¹ ，对西方叙事经验的接受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另一边又难以割舍与传统文化的相连血脉，不少“五四”作家在批判“国故”的同时悄悄写古典诗（鲁迅就写了不少古体诗，只是不拿来公开发表罢了。）这种西风炽盛的态势在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出现，西方文论涌进国门，半生不熟、或生或熟的西方学术话语充斥着整个理论界，中国传统社会学批判模式又为之一变。在经历了最初的惊喜之后，这个时期的批评界没有了20世纪初那股通吃西学的劲头，出现了一种深刻的隐忧，关于“失语症”长达近二十年的讨论就是明证。换句话说，中国理论界出现了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具体到叙事学的接受上，体现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历史意识。

先说本土意识。一般来说，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往往立足于本土，即使是介绍西方叙事学的理论专著，也多以中国的文学文本为个案进行分析。罗刚的《叙述学》、胡亚敏的《叙事学》、徐岱的《小说叙事学》以及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谭君强的《叙事学导论》等无不如此；专门以中国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也往往不会拘泥于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像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高小康的《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等，西方叙事学理论只是一种理论背景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更着力的，是探幽于本土叙事艺术和叙事理论。那么，以西方叙事学为主要领域的研究者，是否会有本土意识呢？再以申丹为例。

申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叙事学，但她并没有用西方来代替本土，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与本土的巨大差异。我国介绍西方叙事理论的著作，只有申丹、王丽亚等著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冠之以“西方”的限定。对西方叙事学之“西方”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强调，对二者的异质性和距离的强调。强烈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也是叶维廉所说的“认识到外来思想体系里根源性的问题”，才能为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途径。针对国内叙事学研究的不同对象，申丹指出，研究中国古典叙事文学，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到根基，而不是借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由于其受到西方叙事结构和技巧的影响，可以借鉴西方某些叙事理论和模式，但要考虑中国特色，建立中国特色叙事研究模式；研究西方叙事文学，最适用的模式是西方叙事学。申丹希望：“我们需要大力建设中国叙事学，以便更好地阐释中国叙事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同时也可通过学术交流，为外国的叙事学研究提供一种参照。此外，我们也需要不断引进和改进外国叙事学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我国的外国叙事文学研究的需要，而且也可为中国叙事学的建设提供参考，为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中的相关结构技巧提供分析模式。” ¹² 引进西方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叙事分析模式。强烈的本土意识，要求学者的西方理论研究保持理性，既全面和充分掌握西方的理论模式，也意识到这一种理论模式的问题与适用性，“拿来”和“化用”齐头并进，学习和建构共同进行。

本土意识还体现在申丹对国内叙事学研究动态的密切关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叙事学已经发展到了后经典时代，我国对它的认知却停留在经典叙事学阶段，申丹主持的“新叙事理论译丛”弥补了这一空白；面对西方叙事理论存在的概念界定混乱、观点含糊不清的现象，申丹着手辨析概念，清理观点，为国内学者厘清某些混乱，纠正一些认识上的偏误。其中对于分歧较大的“话语”与“故事”的区分，申丹建议，要在把握“话语”与“故事”的不同层次上，对“叙述”和“叙事”两个术语做出选择：

1．统一采用“叙述者”来指代述说或记载故事的人；采用“叙述学”、“叙述理论”、“叙述研究”或“叙述分析”来指称对叙述话语展开的理论研究或实际分析；采用“叙述技巧”、“叙述策略”、“叙述结构”、“叙述模式”、“叙述艺术”等来指称话语表达层上的技巧、策略、结构、模式和艺术。

2．采用“叙事学”、“叙事理论”、“叙事研究”或“叙事分析”来指称对结构展开的理论研究或实际分析；采用“叙事策略”、“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叙事艺术”来指称虚构作品中故事层次的策略、结构、模式和艺术性。

3．采用“叙事学”、“叙事理论”、“叙事研究”或“叙事分析”来指称对故事和话语这两个层次展开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分析；采用“叙事策略”、“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叙事艺术”来涵盖故事和话语这两个层次的策略、结构、模式和艺术。

4．采用“叙事作品”、“叙事文学”、“叙事体裁”来指称小说和叙事诗等，但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基本通篇进行叙述实验或叙述游戏的作品，也不妨采用“叙述作品”。

5．保持文内的一致性。遇到难以兼顾的情况时，需要决定究竟是用“叙述学”还是“叙事学”或做出其他相关选择（可用注解加以说明，）在文中则应坚持这一选择，不要两者混用。 ¹³

其实早在1998年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的前言中，申丹在第一页的第一个注释中就区分了“叙述”与“叙事”，但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这次赵毅衡与申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我国叙事学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引起了叙事学界的充分重视，学界意识到我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名称的使用上应该规范。西方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术语的规范使用对学科健康发展是必要的。

到目前为止，申丹本人的研究重点放在西方叙事学领域，无论是理论拓展还是具体作品阐释，申丹都体现了“西方”特色。但申丹的研究又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超越了东西方的空间阈限、具有国际视野的叙事学学科研究，她的理论成果不仅在国际上有利于叙事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对国内叙事学研究也起着扶持引导的作用，对国内研究动态的随时关注更体现了这一点。

再说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一种对历史进行反省和对现实生活作历史性思考的社会情绪和意识。换言之，它是反思历史和使现实生活历史化，即把现实生活作为一个动态的完整过程进行把握的情绪意识。” ¹⁴ 学者们把建构中国叙事学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也就是说，叙事学本土化作为一个进行着的历史进程，理论家具有强烈的时间线性逻辑意识：一、他们的工作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二、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能够形成一个贯穿历史线性发展的整体。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聚焦视点的相对平衡分布；二、具体研究过程中贯穿了历史意识。

国内对西方叙事学的接受，在经历了学科理论的认知之后，接下来就是对理论的应用，试图以中国的文学实践印证和验证西方理论，正如王彬的自白：“我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对叙事学（narrative）发生兴趣，颇想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得到某种印证。要印证，便要选择对象，最好的，自然是《红楼梦》。……反之，从《红楼梦》的角度看，源于西方的叙事学也可以成为某种印证的对象。这就是说，叙事学与《红楼梦》，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反而又相成地进行讨论。” ¹⁵ 第三步，便是对西方理论的不满足，试图开拓属于中国自己的叙事学理论。这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叙事学学科理论上的开拓创新，开创叙事学学科的新疆域；二是建构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后者又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在理论上创建中国叙事学，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其次致力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特色研究。当然这三个步骤的划分是一个大致的、粗疏的划分，个人的研究路线与这个总的过程并不总是保持一致，比如有人尚在认知阶段，同时也有人在应用和创新阶段。但具体到个人的研究而言，这个划分也大致相应。

纵观我国的叙事学研究，聚焦的重点在狭义的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上，尤其落实在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挖掘与整理上，传统叙事理论的整理又主要体现在小说上，小说的叙事经验研究又多落在白话小说上。主要原因：一、建构狭义的中国叙事学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二、传统叙事理论的挖掘整理本身就是一个富矿，对于当代学者来说还是一个取之不尽、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三、恐怕是学力有所不逮，在叙事学学科理论的新拓展方面难以为继。这种不平衡的聚焦分布状态，说明我国的叙事学本土化还在一个征途遥远的路途中。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这种聚焦的不平衡反映了中国学界一种迫切的心态：中国白话小说正好代表了我国小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对其聚焦最容易发现中国的叙事经验，单从这一点来说，这种不平衡恰恰又是一种相对平衡。

相对平衡的另一个表现，是事实上我国的传统叙事经验研究成果已经可以画出一条大致连续的历史线条。从先秦到当代，各个历史阶段的叙事经验已经得到初步的整理：从先秦、汉（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汉赋叙事研究）、唐传奇，到明清叙事思想（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与意识形态》、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王平《中国小说叙事研究》、李桂奎《元明小说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赵炎秋等《明清叙事思想研究》等）、中国近现代叙事思想（陈平原《中国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当代叙事经验（主要集中在先锋小说的叙事研究，如南志刚《叙述的狂欢和审美的变异》。）当然，这还是一条非常粗犷的线条，还需要后来者的不断填充。但是，这个大致成形的历史线索足以令人鼓舞，它把看似零散的个体研究收纳成一个整体，描画出中国叙事经验进程的一个基本形态。为了更清楚地展示这条线索，这里再以表格示之：

上表从时间上看，从先秦到当代，构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线性时间，每个时期的叙事经验都得到了关注；从对象上看，我国历史上相对比较重要的叙事文种都有了一定的研究。理论自觉意识以一种历史责任感的表述形式呈现出来。

中西比较视野是叙事学本土化的一个动力元，刺激、深化叙事学本土化的内在需要，它是作用于叙事学本土化的外部动力因素；理论自觉意识则是叙事学本土化的内在动力因素，使叙事学本土化成为研究者的主动追求，直接引导和推进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从下一章开始，具体讨论叙事学本土化进程的成就。

1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0—81页。

2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3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6页。

4 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8页。

5 同上书，第397页。

6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7 同上书，第37页。

8 同上书，第44页。

9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10 申丹：《叙事学研究在中国与西方》，《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3页。

11 详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12 申丹：《叙事学研究在中国与西方》，《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2-113页。

13 申丹：《也谈“叙事”还是“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第225-226页。

14 张德祥：《论新时期小说的历史意识》，《小说评论》1987年第1期，第3页。

15 王彬：《红楼梦叙事》，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1页。 lHgw/O3qp+rzB8oBjhTzdUxCuIDXn+CQPJa1LXsowW/VyB7nm+LmK9LFmQx4lU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