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追寻近百年来宋史学界的研究业绩，可以发现宋史研究受到重视及起步虽晚，但它的重要性却日益显现。尤其是唐宋变革的说法，突显出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上转折的重要性，除了政治变化外，人们更注意到宋代在文化学术艺术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高度发展与成就，掀起研究热潮，宋史遂成为国际汉学界研究的重要断代。不过，不论两岸或国际宋史界，长期以来关注的时段仍以北宋为主，相对的南宋历史在偏安小朝廷的阴影下，难以获得学者关注，这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宋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印证。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岸宋史学界对南宋史的关注，有明显的进展。这一方面与研究者掌握新史料、开辟新领域有关，在高宗、岳飞、秦桧、韩侂冑、文天祥、余玠等对朝政著有影响的君臣，朱陆等理学大儒，陆游、辛弃疾等文学大家，及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和战争议、农民革命、宋元战争等影响时政走向的重大问题外，家族、学校、书院教育、城乡关系与发展、财政、政策、盐茶专卖、榷场与海外贸易、社仓、义庄及乡里社会结构等方面也都有进一步的发掘，研究成果相对丰硕。尤其自2005年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将南宋史列为重大研究课程，积极策划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以来，在人物及临安的研究上，以集中性的议题，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多元的探讨，对南宋史研究的推进，更为显著。
不过，检视现有南宋史研究成果，仍明显存在“重前期轻后期”的现象。欧美汉学界对南宋史具开启性的研究，除了华裔美籍教授刘子健对南宋史有通贯的论著外，欧洲著名汉学家如德国的傅海波、法国的谢和耐，都先后对亡国宰相贾似道及蒙古亡宋前都城临安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探讨。
两岸宋史学界对宁宗以后的研究显然不及前期，且侧重政治性的重大议题，像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史弥远专权、宋金蒙和战、济王案、理宗北伐与政争、贾似道擅权等，以及理学由禁至独尊、纸币与经济、刘克庄与江湖诗派等若干重要的学术、经济、文学问题，研究成果呈现为点状，对南宋中晚期历史面貌的了解仍嫌片面，难于对整个宋代历史有全貌的掌握；更缺乏对宋末至蒙元的政权递嬗与社会文化的变化，作出深刻的观察。同时，诸多探讨点都与强臣、孺君、政争、腐败等的形象相联结，对这些政治人物的作为多从负面评价，给人以导致南宋覆亡的印象。至于政治以外的议题，不仅缺乏研究，且多将之作孤立性探讨，未将之与政治环境有所联系。如此一来让学史者对宁宗以后的认识，只是南宋由平稳步向中衰的转折期，除一连串的政治纷扰与战争之外，是一段十足平淡无奇的岁月，因此，除负面的政治议题之外，并未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笔者个人早期也对晚宋历史存有偏见。我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研究晚宋历史，硕士论文是以理宗初期为核心，探讨和战、边防与流民等政治性很强的议题。
当时君臣面对金蒙兴衰交替及和战政策的转折变化的讨论，都免不了溯及嘉定时期的政策与权臣史弥远的角色；朝臣议论评论的焦点，也直接触及对史弥远的评价。可以说史弥远不仅是宁宗晚期政局的核心人物，更主导理宗继位及理宗初期朝政的运作，尔后引发朝廷间激烈的政争，这样的观点，让我对南宋中晚期朝政运作的认识焦点，集中于史弥远，而且对其负面评价贯穿政局，认为他是朝政败坏的关键。只是到后来出现了一个被视为更为邪恶的亡国宰相贾似道，使史弥远未与贾似道及秦桧、韩侂冑并列纳入《宋史》的《奸臣传》。但在《宋史》定评的引导下，人们仍不免对史弥远与晚宋政局，带有主观而负面的评价，以印证这是亡国前的时代现象。
出于这样的负面观点，我试图摆脱这个不甚光彩的时期，另找新的研究课题。我接着对地方武力、基层社会、士人家族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行研究。这期间，南宋史研究从荒芜、乏人耕耘，到逐渐吸引研究者目光、掀起不同的讨论。先是日本学者寺地遵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引发学界对南宋政治史、政治结构讨论的兴趣。2003年余英时教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讨论以朱熹为中心的道学家群体，在孝、光两朝致力朝政兴革的议题，激发对南宋政治文化史关注的热潮。
此后，杭州社科院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对丰富与深入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更有很大的推进作用。然而对晚宋的认识，除了宁宗、理宗及史弥远有较多的研究、评价更为多元外，其他议题的进展仍有限。
我在进行前述系列研究的过程中，对南宋中晚期的历史，有新的认识。我探讨家族与基层社会时，由于触及更多议题、阅读更多元的史料，观察到南宋中晚期特别是嘉定时期，虽然政治的作为较为消极，军事战力较为弱势，但社会、文化、思想的活动则相当蓬勃。除了理学从禁锢到勃兴有着多样发展外，印刷业繁盛、文化活动频繁。科举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富盛家族的子弟，在追求科举功名之外，更对博物、医疗、养生、艺文与学术十分热衷，乃至改变对仕途及政治参与的态度。这些都是士人成为社会主流后的作为，其所显现的时代氛围与特质，与消沉而紧张的政治时局相比，有极大的落差。201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特展”，2015年浙江省博物馆举办“中兴纪胜——南宋风物观止”展览，这两次大型展览中的书画文献，特别是南宋福建、浙江地区出土的各类精致窖藏及墓葬器物，使我对南宋中晚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文化艺术的昌盛，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些具体的现象，与个人以及绝大多数宋史研究者既有的认知，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结合文献与实物的具体观察，改变了我对南宋中晚期的既有刻板印象，促使我重新思考与正视这一段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乃拟借由“嘉定现象”这个议题，呼吁学界同道重新省视南宋中晚期研究的意义。
我所称的“嘉定现象”，不是一个时间与问题明确、定义清楚的词汇，而是一个概念性的义涵。目的在透过对这一时期重大政经文化议题，作统整性的探讨，填补既有研究与认识之不足，并从新的视角重新评价这一时期的学术意义，进而掌握由宋入元的政治变动，对江南士人及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影响。
所谓现象（phenomenon）一词，较常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所用。意指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所能被人们感知、观察到的独特、不寻常或值得注意的事件、情况或变化。这种感知观察，包含显性或隐性的事件发展过程及其影响。例如：某一显著的重大政治事件与军事冲突，不仅当时的人印象深刻，对后世影响也大，因而被当代人明确地记载下来，并予以评论。如宁宗继统、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宋金和战、理宗继位、济王案、宋联蒙灭金、端平更化、端平入洛等事件，不仅当时的人印象深刻，对尔后政局也有明显的影响。有一些事情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渐引起重视和讨论，甚或发生影响。如史弥远任相二十六年，他执政的时间相当长，其施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措施，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随时间而不同，引发的政治效应及对尔后朝政的影响，则在更后的阶段形成，并成为评断其历史地位的依据。又如理学家在南宋经历不同时期，参与不同政治运作，顺逆相伴，庆元党禁是最惨痛的境遇，经过嘉定与理宗初期的逐步变化后，到理宗亲政的端平元年（1234），不仅理学成为政治的标志，朱学独尊的地位确定，人们把对理学的尊崇，归之于理宗。这些事件都是经历一段时间的变化，才告明确，人们常据结果做出评价。但更多的事情或事件，是要经过一段更长时间的发展后，才逐步看到结果或影响，像众多社会文化风尚，要经历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经过比较、观察与省思，才有较明确的感知并得到整体性的印象与评价。这些变化，表面上与政治乃至经济环境转变的关系较不明显，以致研究者对其过程相对忽视。这些事务，若从单一角度或单一领域去观察，缺乏与大环境的变化作有效结合，或联系性不强，其成果不易吸引学史者的关注，很难具有整体性的脉络。因此，要完整观察或评价这个时期，需要兼顾隐性与显性，从多元整合的角度，将寻常的或独特的现象，纳入整体变化的观察、探讨之中，才能形成综合性的看法，并对整个时代有全盘的认识。
基于这一认识，我拟以嘉定时期为基点，去重新理解或评价南宋中晚期的政治与文化变化的现象。嘉定这十七年虽是观察的核心，却不以此为时间断限，而是在不同的事务追溯其源流，可上溯到宁宗即位，下迄理宗亲政，前后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其影响则及于南宋晚期，讨论的空间虽然主要在经济文化重心的江南，但不以此为限。
由于关注的层面多元，涉及的问题兼顾上述显性与隐性的不同面相；同时对各个问题的观察，更重视其过程，而非仅由结果作为评价是非功过的基础。为了对南宋中晚期有更完整的认识与厘清，我试着由个人关注所及之处，提出几个探讨的议题，抛砖引玉，供学界先进参考。
一、史弥远的再评价。史弥远是这一时期内政外交与政局走向的重要主导者，其作为是学界了解及评价这个时期的重要基础，因此讨论此一时期无法避开史弥远。但诚如前节所言，从晚宋以来，对史弥远的评价一直都是负面居多。《宋史》代表官方对其定性与定位，不论是《宁宗本纪》《理宗本纪》或《史弥远传》，给人的印象是，他独相达二十六年，一生主要事迹就是诛杀韩侂冑、向金乞和、废杀济王、拥立理宗、垄断朝政、任用小人、贬逐君子等，为恶擅权，是导致宋朝覆亡的潜在主因之一。《宋史》的观点显然是以其在理宗继位后的作为为基础，这一看法影响超过七百五十年。近年来虽然出现肯定史弥远的著作，其中特别以发掘“历史真相研究”
为名的专书，实是为先人辩诬之作，有矫枉过正，过度回护之嫌。其实评价史弥远最妥适的办法，是将他长期掌政所面对的内外情势变化、处置方式及当代人对其施政的意见，依不同时期的作为与评价结合观察，不宜将初期施政与晚年专政等同视之，并据之评断他一生的功过。个人建议将史弥远任相的二十六年，以嘉定十一年与理宗继位为界，从三个时段，结合史籍包括当时文人如黄干、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等的文集资料，检视他的作为；再以持平的态度就他死后政局的发展与时人对他的评价，作综合观察，相信对他的一生会有比较整体而客观的了解。
二、理学发展的再认识。宋代理学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的重要议题，学界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这部分非本人专长，兹不具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学家除了论学之外也论政，甚至参政，与政局的走向关系密切。对南宋理学家从群体的角度，结合政治、社会与学术思想作综合探讨，田浩教授的《朱熹的思维世界》
是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余英时教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以朱熹为主的理学群体参与朝政，有更深刻的讨论。其后理学卷入政争，引发庆元党禁而遭到严重的打击，这方面学界的论述也不少，但研究内涵仍注重理学家与官僚的集体性对立。同时，对史弥远执政的二十六年间，理学家与朝政关系的探讨相对不足，让人觉得似乎由于理学家的努力，到理宗亲政之后理学获得肯定，突然成为朝廷尊荣的对象，朱学获独尊的地位。其实庆元党禁之后，张、吕、朱、陆等大儒的门徒在学术与政治间的推动，固然对后来理学与朱学地位的奠定有所影响，但史弥远的角色与第二代大儒参与朝政，乃至透过学校、科举、立祠、出版等方式，宣扬其观点，往基层扎根，扩大其影响及彼此的竞合，都有密切的关系，值得再深入探究。
三、济王案与晚宋政局。济王案不仅是理宗一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对晚宋政局的发展及政争的影响尤为深远。而这一事件的背景，显然在嘉定时期，史弥远、杨皇后与宁宗三人的角色及其同朝臣、理学家之间有甚深的纠葛，也牵涉到理宗的个性、复杂多变的内政外交及大臣态度。如果进一步比较南宋朝臣对孝宗的尊崇与对理宗的批评的差异，可以看到朝臣对两位在太上皇与权臣阴影下继任的君王的不同态度，对了解南宋君臣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最近方震华教授对这个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是认识理宗以后政局发展，很重要的起点。
四、端平元年（1234）宋金蒙政局的掌握。公元1234年对中国乃至亚洲历史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对理宗一朝的朝政而言，史弥远在前一年去世，理宗亲政，任命他的老师郑清之继任宰相，倡言“更化”，象征摆脱权臣的羁绊，亲自执掌政权，施展自己的作为，标志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树立这面旗帜的同时，抬出承继元祐的祖宗家法
，重振家业，接纳先前被史弥远贬斥在外的大批清议士大夫入朝，崇扬理学、独尊朱熹，影响了此后理学发展。对外则联合蒙古灭了困守蔡州的世仇金朝，加上消灭据守两淮的山东忠义军李全的势力，颇有一洗国耻，肇造中兴的气势。因此朝廷中弥漫着如何结束史弥远所持守的主和论调，开创中兴之局的议论，但意见不一，在理宗与郑清之的支持下，倡言恢复的主战派，发动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不幸入洛之役溃败。此役中不仅在不同边区出现边将各自与蒙古和战及对北来归正人剿抚并存的混乱现象，更引起朝臣对和战无止尽的争辩，乃至与济王案结合，引发无穷的政争。这种朝政乱象显示，史弥远虽死，影响仍在。对外政策则因入洛之役，使宋蒙关系由和转战，从此宋廷一直处于强敌的压力之下，濒临战端。幸好这一年蒙古将其注意力转向中亚，发动西征，使蒙古的疆域扩及中亚，一时纾解了南宋直接面对的压力。可以说1234年这一年，与宋朝国运、宋金蒙三国政权嬗递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密切关系，值得将它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中去观察与诠释。
五、印刷与学术活动。宋代是中国文化活动最盛的黄金时期之一，这是学界共识，但似乎未能关注于南宋中晚期的发展。其实这一时期的学术与文化活动，较乎前后期更为活跃。南宋渡过风雨飘摇之后，逐渐在江南稳定政局，在干戈少而承平多的时代氛围下，江南经济有长足发展，科举考试更吸引着众多以儒为业有志功名的士人，各类教育机构普遍设立，加上理学家宣扬其理念，促使原已发达的雕版印刷大为兴盛。闽浙蜀三地是印刷的重心，编纂地方志、类书，刊印前代与今人的各类文体作品，科举与学校用书，以及宗教、博物、数术、医疗书籍流行。更有士人家族为彰显先人的学术见解与文学造诣，及一般士人作为行谒名臣大儒，以求获取赏识或荐举所备的各种文集，在社会各阶层流行，这使得刊刻出版各类典籍图书，成为最能彰显宋代士人文化活动的表征。现存宁宗以后地方官府、学校乃至个人刊刻书籍之精美多样，足以说明此时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而刊刻精良的文集刻本，尤在士大夫之间蔚为风尚，如在临安睦亲坊开书肆的陈起与基层士人多有深交，将出版与文化活动结合，让书籍出版成为一种产业，其所编的《江湖集·后集》可为代表。而陆游、周必大、杨万里、楼钥、刘克庄等的家人，为其刊印的家集之精良，足与官刊书籍比美。
此一印刷业的发达分而观之，固能显示闽、浙、蜀地区的发展各具特色，结合而看，更能突显此一时期学术文化兴盛所反映的整体时代风貌。
六、江南社会经济力的再评价。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移的时代，繁荣的江南不仅支撑了长达153年的赵宋政权，而且创造出具有特色的江南社会文化。不过，学者讨论南宋史时，特别强调从北宋到南宋财政集于中央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在这个集财中央的政策下，朝廷不仅借茶盐酒等专卖，垄断经济资源，且不断透过各种施政扩大税基，加强征集地方资源，强化财政的中央化，到南宋时，国土缩减，国防军备的开销却大增，财政中央化的现象更为明显，如此一来，地方财政恶化，人民税赋重于前代，地方建设难以开展。宋人留下的各项史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都反映了这一事实。
若前述有关南宋江南经济发达，贸易昌盛的所有成果都归于中央，关于民间与地方政府长期处于窘迫的境地，地方凋蔽、人民贫困的记载层出不穷，自然让人觉得南宋是地方财政十分窘迫，无力推动建设的时代。不过，从实际的建设层面去看，南宋中晚期的地方学校（州县学）、书院、乡贤祠、造桥铺路、救灾施赈、义庄、义田、各级官衙的兴建、各级政府与人民刊刻精美书籍、州县城郭、边防与水利设施等硬件建设，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远高于北宋及南宋前期。各类文化与宗教活动，如乡饮酒礼、祭祀活动也频繁举办。这些建设与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与人力支持，且是官民合作推动的结果。那么要想解释这种财政中央化与建设蓬勃的基层社会力之间的矛盾现象，实在需要重新评价南宋财政集中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力如何支撑这样一个帝国的庞大开销与地方建设。学界对这些现象，应再深入史料，仔细探讨，作出更合理的解释。
七、对江南与边区的再认识。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由部分重大事件、政治人物、中央政府及若干优势地区所拼凑出来的图像，就像瞎子摸象所得到的印象一样，并不是一个前后相贯而且完整的面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存留的资料有关。数据丰富且完整的议题，较易讨论。一方面与事务所显现的重要性有关，被关注或变化显著的事务，留下的记录比较丰富完整，观察、讨论较易。南宋的江南特别是江浙闽等地，是政治与文化蓬勃发展的中心区，经济繁荣，社会文化活动频繁，更是支撑军政的核心地区，除了地理环境重要之外，也留下丰富多元的资料，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所在，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如此一来，让人觉得南宋历史似乎是一部以江南为中心的发展史。其实从南宋立国形势来看，要生存发展固然靠江南财富支持，但武备与国防的基地则在江北的边区。刘子健教授所称“前卫”“联卫”“边卫”，即两淮、荆湖、四川等地，宋廷在此区域都驻有重兵防守，并组织民兵、强化城防与山水寨等守备，是南宋立国的重要命脉。
这些地区，不论人口组成、社会经济情况及文化活动，与江南都有极大差异，但以往对这些边区的研究多侧重区域地理与经济的面相，
对中央与地方的实际讨论不多。同时，从南宋初至开禧北伐前，宋朝虽在本区长期驻兵，但仅偶有战争，规模也不大，更多的是和平时期防御性的警备。到开禧北伐以后，宋与金蒙相继在边区爆发战事，规模较大，烽火蔓延的时间也较长，和战政策更迭，边区受到的改变与影响甚于往昔。同时，受战火及政权转移的影响，人民移动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越趋复杂。目前学界除对四川的情况有较多的讨论外，对两淮荆湖地区的关注则相对不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战火曼延的大环境中，中央对江北及江南的关系有何差异，其影响为何？这都需要作深入的探讨。总之，在开展南宋中晚期历史发展的研究中，将江北边区纳入研究范畴，当更有助于掌握南宋历史的全貌。
八、士人类型与文化活动的探讨。宋代印刷发达，朝廷标榜文治，推动教育，透过科举大量拔擢士人任官，吸引大批为改善个人命运与家族发展的士人投入举业，士人增加迅速，由科举而任官的士人形成庞大的队伍，士人成为政治社会的主流，其组成社群，主导、参与的学术文化艺术活动多样而丰富，造成宋代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成果相当丰硕。文学、艺术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值得注意。
史学界研究士人的成果仍属偏颇。就士人的研究而言，史学界讨论的重点仍是高官名士、名门望族的文化修为与成就，家学与师学的传承，及人际网络与仕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透过名门望族对文化的倡导与执行，构成宋代文化的全貌。当然这些名人或望族，是南宋政治文化活动的主体，其成果也是南宋重要的文化表征，我对四明及江西若干著名家族关于文化活动的研究，就是明显的例证。
但将这些个人与家族的成长过程与南宋政局的发展，放在更长的时空脉络中观察，可以看到这些家族地位是渐进累积，逐步提升的。这些家族经由教育培育子弟中举入仕，取得官位，再透过教育、经济、婚姻等手段，厚植家族发展实力，其过程与宋廷渡过风雨飘摇，到与金议和后在江南稳定是一致的。政局稳定后，朝廷承继北宋文化发展脉络，兴复典制，积极推动文治，倡领道统，标帜文化正统，开启学术文化艺术的发展。此时已富名望的个人或家族，除开拓人脉、厚植政治资源外，在乡里则借由参与诗社、公益活动及诗文艺术，作为建立人际网络与家族传承的媒介。家族子弟受其熏陶，培养兴趣，除了致力举业之外，也具备文艺素养，任官之后，以此能力与政治地位相当、有经济优势及有相同嗜好与能力的士人官员，强化身份认同，致力朝政，并推动诗社、乡饮酒礼、社仓、义学、义田等社会文化活动，同时关注博物文物的搜集与赏析，属于较为雅致的文艺活动。这正是长年经历和平稳定，在社会经济发达的环境下，士人家族经由几代的努力才缔造的成果，到南宋中晚期终能具体展现出来。同时，结合个人与群体，借由旅行、移动的经历，记录、整理、比较所见文物，传递及建立知识体系，形成谱录、丛书，更是南宋以来士人建构知识最显著的历程。这些由名门望族所缔造的文化业绩，是学界目前关注的焦点。
南宋中晚期还可以看到更多在场屋与仕途中浮沉、翻滚的士人。这些基层官僚及不仕的士人，是宋代社会上的多数，且是基层社会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但由于记载不足、资料分散，难以建构完整的图像，使得这些士人的活动样貌及影响，长期为学界所忽视。近年来学界扩大研究士人活动的层面，关注数术、民间宗教与基层社会人物，如书铺、讼棍、牙人、僧侣、胥吏、乡先生及巫医等人的活动，对这些不第士人的谋生样态与处境，有更多了解，显示读书队伍扩大，科举越趋激烈后，不第士人为谋生计，需寻求各种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为寄生之处，使职业日趋多元。对于多数活动在社会底层的士人的了解，有助于认识宋代士人整体与社会样貌。
不过，学界对众多在宦海浮沉的士人官僚的探讨则仍待加强。宋代低阶官员出身于小康家族，其父母为提升家族地位，安排子弟接受教育，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宦。经一两代的努力，其中子弟资质佳者，中举入仕，对父母乃至家族都是极大的鼓舞。入仕之后，在职场上需要兢兢业业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期获得上级长官的赏识，荐举晋升。在宋代荐举制度下，一个初任官职的士人，需要经历一段时期的职能表现，通过考课，并有长官的举荐，才能摆脱基层官员、选人的身份，成为京官，这是士人仕宦生涯中最关键的关卡之一。
自北宋中期以来，宋廷大力通过科举拔擢人才，使中举入仕者骤增，造成官员多职阙少的现象，到南宋中期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因此荐举成为继科举之后，士人仕途荣枯的关键因素，其竞争之激烈不逊于科举考试。
宋朝荐举制度的设计，固然着眼于拔擢才干之士，实际上却是对名门望族子弟晋升的有利阶梯。即使如此，居高官者仍得费力经营人际关系，百般祈求荐书，以利子弟、亲友晋升。
荐举与科举的最大差异在于，科举较多的是显现个人的才智，荐举则除了个人才能之外，更需要靠长官赏识与提拔，因此经营人际关系较之靠一己之力更为实际且重要。从现存宋人文集中大量出现的“书”与“启”文体可以得知，对初入仕而无先人庇荫的寒门士人而言，为谋仕进，尤需广布人脉，因此多跻身权贵之门，或谋任幕职，期能获得长官的青睐，求得荐书摆脱海选，晋身京官。南宋中晚期出现大量奔走于高官门庭，以诗文行谒公卿，求得荐书或获得提拔的士人，这是员多阙少，官员流动性强，荐举文化盛行所衍生出来的群体。从永嘉四灵至江湖诗派的内容与人群结构，都反映这类士人的处境与生存样貌。
这些士人以诗文作为参与文化活动与经营人际网络的媒介，和累世富盛的士人家族以“道”“艺”相交的方式与品味，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人是南宋中晚期社会文化活动的主力之一，目前以文学史学者对相关议题的探讨较深，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则亟待开展。
宋代士人的类型及其活动，反映出不同的生活与生命追求的样态。庞大的士人队伍经由科举道路，投入不同的政治社会场域，促发多元的文化活动与发展。通过科举入仕的士人，为求晋升，除努力政务外，更需为经营人际关系而奔走劳碌，在宦海中浮沉；而众多不第的儒士，为求安身立命，浪迹天涯，以谋生计。这两种士人是社会上的多数，他们追求个人生命的价值与谋求发展的方式与名门世族有别。我新近出版的专著，即是描述一个中层士人官僚与道学追随者孙应时，追求学宦的艰辛过程。
他与累富世盛名门大族的子弟，像楼钥与汪逵、王厚之等人，形成明显的对比，却同时存在，构成南宋中晚期江南社会文化活动丰富多样而雅俗并呈的图像。因此，需要将不同类型的士人及其活动，同时纳入研究范畴，才能了解南宋社会发展的多样面貌。而且通过科举与荐举对仕途影响的比较，才更能清楚地厘清宋代社会流动的实况及南北宋差异之所在；也有助于重新检讨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论著的观点。
以上八个议题，是笔者综合南宋中晚期历史发展，所提出的观察重点。这样的观察，不免有主观与视野的局限，一定有很多不足或偏颇之处。我是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并呼吁宋史学界加强对南宋中晚期历史的研究，使学史者对宋史的了解能前后相贯，而非重前轻后，同时，也能在既有议题的基础上有所扩大，而非固守陈规；希望从更宽广而且客观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的不同面向，不是只从趋向衰亡的负面眼光，主观评述与论断这段近四十年的历史。
二十年前我曾撰文呼吁宋史学界重视南宋史研究。当时提出和战、经济重心南移与人物研究三个已有研究但尚待扩展充实的议题，以及皇位继承与君臣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士人角色转变三个仍待深入探讨的议题，来扩展南宋史研究的内涵。
二十年来，学界对经济重心、人物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士人角色的转变等议题，通过不同侧面进行研究，成果丰硕。不过对南宋中晚期的研究，尚属浅尝阶段，仍有很大开展空间。
何以南宋中晚期的历史，较难吸引学者目光？依个人粗浅的了解，可能与三个方面有关，一是如同前言所述，学史者仍囿于传统习史的观点，认为研究一个朝代，对朝代初创时的关键政治因素与制度建置进行探讨，即能掌握这个朝代发展的重要脉络，是首要工作，其他无足论，因此对晚期乃至政权鼎革较少关注。二是半壁江山的南宋是中国史上最卑弱的朝代，其政治作为虽承继北宋，但除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有所发展外，整个朝代长期处在外患不断，内争相继，朝政消沉，不事振作的情境中。是肇造亡国祸端的前兆，只能以腐败无能观之，无足深论。这两种观点，或囿于传统以成败论史，或与民族意识有关，均是从政治的角度所做的观察。
第三方面则与资料的零散且未充分利用有关。丰富的资料有利于研究领域的开展。在学界的努力下，历史研究由于新资料的发掘，新理论、观点的运用，不断开发新议题，发展新领域。昔日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已由小邦蔚成大国，而这些领域的开拓实与资料的运用有关。宋朝是中国印刷术发达的时代，留下相当丰富多样的文献典籍，特别是名儒利用官方史料编纂整理的史籍的留传，尤为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其中几部内容详实、资料丰富的典籍，更是了解宋代变化的重要凭据，像李焘编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凡520卷，是掌握北宋哲宗以前史事的重要资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凡200卷，是了解宋高宗一朝的重要史籍；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是观察两宋之际宋与辽金关系及宋国祚变化的重要数据，这三部典籍都是孝宗以前的编年体史料。清人徐松辑录的《宋会要》则保留了大量且多样的嘉定十七年以前的官方资料，以时系事，分类著录，虽不完整，却是掌握宋代史事的重要文书。这四部书都成于《宋史》之前，内容更为完备丰富，长期以来是宋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典籍。此外，宋朝亦留下大量的文集、编年类史书、地方志、笔记小说、金石、墓志及出土文物乃至佛道等资料，都是探索不同议题的重要资源。由于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料，宋史研究的议题不断扩展，也使宋史的研究兴起虽晚，却因能引发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重大变化与转折的关键，掀起国际汉学界研究与讨论的热潮。
南宋中、晚期历史研究的薄弱，则与资料的性质及其运用的关系更为密切。就文献的总量观之，南宋的资料多于北宋，内容更为多样，但这些史料中，编年史籍如《要录》与《会编》记事止于高宗一朝，《宋史全文》则失之简略，《宋会要》对理宗以后的记载，更佚失无存。要对南宋中、晚期历史进行研究，多须依赖地方志、文集与笔记小说等史料；其中以文集最为丰富多样。
南宋中晚期文人留下文集的超过240位，
篇幅长短不一，但如周必大、叶适、楼钥、刘宰、陈宓、程珌、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袁甫、杜范、吴潜、方大琮、文天祥、黄震、李曾伯、陈著等人，所参与的事务，涉及中晚期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其文集不仅卷数多，内容涉及的广度与深度，远非正史、编年史籍乃至地方志、笔记小说所能及。不过由于晚宋文集数量浩繁，涉及的内容较为片段、零碎，整理与利用均不易，以致目前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仍多利用《宋史》《宋史全文》等史料，或仅从议题去翻阅文集，通过数据库进行检索；由于未能深度研读与利用，议题孤立化或扁平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明显不足。为扩大研究层面，扩展议题，研究南宋史，特别是晚宋历史时，深读并善用文集，是丰富研究内涵最重要的功夫。
个人文集是研究宋代历史时亟待开发的史料。文集是士人官僚亲自记录其一生言行的资料。这类资料的个人属性极强，优缺点很明显。从缺点看，文集是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则其评述人物或事务，不免带有强弱不一的主观性，铺张、隐讳、掩饰、夸大、偏颇，都难以避免。因此，不能毫无保留的利用。同时，从一个侧面、一时观察所留下的记录，往往未能综观全局，视野不够全面；加以资料零碎片段，颇有见树不见林之嫌。不过，任何事件真相或人物作为，都要经多方验证，即使正史或实录等史料，也因政治变动而一再修纂，内容亦多有偏颇与不足，同样需要透过分析考订，才能有更为整体与完备的认识。因此，利用文集资料，只要多一分警觉性，多方印证，就能避免为其所误导。
文集的优点有三。一是内容的多样性。文集内容依作者的经历、才学、识见、交游的不同，留下奏议、碑铭、记序、启、诗词、题跋、书剳、内外制等不同属性的内容，不仅见证作者生平事迹，更可掌握作者记录所及的国政发展、社会风尚、学术思想的变化，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学术思想诸多领域。除了具体事务的发展与变迁外，更可以看到个人与群体、家族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乃至学术与文化等彼此关连的诸多现象。
二是以亲历的记录修正史籍记载的缺失。研究政治史的主要史源，不论正史或编年史籍，多受体例与篇幅之限，又经多次修纂，不免出现内容简化而失真或偏颇的现象。以记录个人生平事迹为主的墓志、行状，也常因时势的转变，特别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政局变动下，会出现隐讳、掩饰其行谊或夸大遭遇的撰述内容。最明显的是秦桧、韩侂冑、史弥远、贾似道，被视为南宋邪恶的权臣。当他们的形象定型化后，有关他们执政时期的资料遭到删减或掩灭，以致现存的资料相当简略。不仅在正史多有负面记载，在参与其政者的传记中，也多讳言与他们的关系，甚至强化疾恶如仇的言行以彰显清流的角色。不过，检视现存当时人的文集，仍可以看到部分与秦、韩、史、贾来往的书信资料，其关系并非如传记或正史所述。此外，像朱熹写张浚行状，对张浚评价甚高，但在《朱子文集》与《语类》中，则作了若干修正。因此，透过文集的内容，可以还原历史原本面目，厘清当时人物的互动关系，修正若干定型化的看法。丰富多样的文集内容，可以修正史籍记载的偏失与简化，还原事实的真相。
三则是可以掌握人际互动及与时局的发展。探讨人与事的关系，可凭借的资料很多，但文集却是掌握人际关系与政治社会发展的关键史料。以人际关系为例，不论正史或文集中所载的个人传记，受到篇幅和书写观点之限，所能见到传主与当时人物往来的资料，都集中在某些特定时段、特殊的人物与事件，涉及层面较为狭窄。个人文集则可看到传主不同阶段结交的朋友，彼此的互动、参与的事务、关怀的议题、政治态度与遭遇等，较其他性质的史料更为完备，可以据以讨论更广泛与深刻的问题。同时，从个人文集可以看到多样的人际关系，除族人、姻亲、同乡、同学、同年、同僚与师生的关系之外，尚可看到其所参与不同性质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社群，既是探讨社会史、文化史很好的题材，也能从中观察到这群人彼此的认同及政治网络的线索。
宋人文集，更是研究以荐举为主的人际关系的绝佳史料。目前的荐举研究侧重制度稳定后的法条及其运转，较为静态，能利用的数据较少；反之，对形成制度的过程、人的角色，及突显制度在政治环境中的功能与意义的动态变化，则受数据之限，不易探究，以致研究成果偏于形式或流于僵化。其实，动态且能洞察人性的数据，主要保留在个人文集中；文集中各类文体均是掌握人际关系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启、序、跋等的文体，更能彰显人物互动的特性。王瑞来教授利用杨万里《诚斋集》中的“启”，结合个人经历，生动地揭示荐举在宋人仕宦生涯的关键作用；
足以说明将荐举的制度性史料与个人文集相结合，呈现的样貌是鲜活的、动态的，不仅是谱写当时社会人际互动的最佳图像，更能揭示政治与多种领域之间的联系。
对文集不够重视及疏于细探，是南宋史特别是中晚期历史难以开展的重要因素。文集是观察南宋史特别是晚期历史的关键资料，虽然零散，研究者仍须直接面对，并有效运用。余英时教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无疑是利用文集探讨南宋中期政治文化史最好的例子。余教授经过多年熟读文集，扒搜整理，对朱熹及其同道在孝宗、光宗二朝参政议政及朝政变动，作出深刻的析论，其中许多精辟的见解，都是细究当时几位名儒的文集所提出的。可以说这本书中最具创见的观点几乎全赖文集。这一例子传达一个重要讯息，就是深透个人文集可以挖掘更多历史真相。朱熹所处的时代，是在其他史料较多的南宋中期，若欲探究中晚期历史，文集的重要性更为明显。
利用宋人文集，应注意版本问题。中国古籍，特别是个人文集，由汇集著作到出版，时间长，且有许多变数。少数名儒重臣，生前就能汇整其著作，或已出版，有的是死后由子孙、门徒出版；也有生前汇集，却在死后一段时间或历经几代才能出版；甚至资料佚散，难以成集；由于出版条件与时间差异甚大，使宋人文集有许多不同样貌，出现不同版本。明清两代重理中国古籍，像《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让大量传统典籍与宋人文集，得以保留或出版。不过，因一再传抄或政治避讳，同一作者的文集而有不同版本，内容篇幅也有所出入。因此，在利用宋人文集时，首先要注意考察不同版本，慎选珍善典籍，以丰富内容或可避免错误。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种点校的文集，多数是经点校者比较不同版本，仔细校对的成果，可信度高。但也有囿于条件，存在选择不精的情况，尚需研究者费心搜集整理，才能安心利用。可资利用的善本，除熟知的宋元善本之外，《四库》底本及《永乐大典》中《四库》本欠缺部分，甚至虽出版晚于《四库》全书，却经细致校对的清版书，都值得利用。如孙应时的《烛湖集》，依栾贵明先生的研究，《四库》本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抄时，仍漏不少条目；而清嘉庆静远轩藏本，条目及内容，与《四库》本颇有所出入；
也有不少《四库》底本，可以增补修订《四库》本的缺失。这类善本存世的仍不少，尚有赖于学史者进一步发掘、利用。经过搜集、比较，寻求内容更丰富、完整的珍善本宋人文集，是了解与掌握南宋中晚期史事的基础工作。
深读史料是深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前辈学者研究宋史，习惯于从深读重要史料入手，既赖以全盘掌握重大政局变化，也可以从中找到重要议题，将之与历史变化结合，提出具创见的论点。研究北宋历史者通读《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初期则深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奠定研究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也是学界训练学生的重要法门。陶晋生教授与王民信教授早年细读《续资治通鉴长编》，从中搜集整理宋辽关系史料，编辑出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辽关系史料辑录》三册，
陶教授更利用这些资料写出了富新见的《宋辽关系史研究》一书，就是很好的例子。
不过，这种通过深读史料来深化研究的风气已在学界逐渐消退，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理论深刻影响历史研究之后，研究者先有问题或想法，接着谋求尽速寻找史料来印证观点，急于求成，因此翻阅、泛读的风气大兴。既有的深读、细读史料的训练被忽视之后，大量具新义的论文如潮涌般出现，但与历史环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特别是大量汉文数据库的内容成为研究的利器之后，研究者习于以关键词通过检索的方式来搜集数据，加以串联，以之与理论相结合，得以快速地制造出颇为新奇或具新见的论文，但这些以工程的模式建置的数据库，由于急于求成，校对不精，版本非善，已使质量参差不齐，若仅将个别词汇串联成论文，不仅跳脱与当时文义的关系，易造成误读误解的现象，甚或超脱时空背景，将事件孤立化与扁平化，论点固然创新，但是否深刻，实待检验。这种研究若有丰富内容的史书相印证，尚可避免疏误。像南宋中晚期可以考稽的编年文献很零散，若不通过论证与细读，更可能形成空疏之论，影响论文的质量。因此，研究这段历史时，借助于数据库之外，回归传统训练，善用并深读史料，无疑是强化论文质量的重要法门。
文集需要深读。宋人文集常视当事人的不同专长与仕历而有不同的内容，门类多元复杂，内容差异极大，都在突显个人的个性与角色。如前所述，文集的门类相当广泛，包括诗、词、赋、论、记、启、序、铭、赞、偈颂、书简、奏札、表笺、奏议、进故事、内外制、题跋、杂著、策问、墓志铭（圹记）、神道碑、行状、塔铭、疏文、祭文、青词、致语、乐语、祝文、挽词、日记（日录）、上梁文、婚启等，包罗众多的体裁与内容，都是显露作者的专长、个性与仕历；从其内容可以看到作者参与的事务、人际关系及其影响，是了解个人与时局关系的重要资料。当然，个人文集亦有其局限性，加以留下的记录并不完整，想通过个人资料的汇整，去了解事情的全貌，并不容易。但当丰富而完整的史料不存，经由仔细研读文集的全部内容，既可以掌握作者多方的学术、才情以及个人的人际关系与职涯变化，更可以去认识他所处的社会与政经环境及他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先有题目再翻书泛读找史料，及通过数据库检索若干关键词汇，所得的结果更能贴近这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因此，需由细读重要士人文集的全部内容入手，以掌握这个人的一生，以及他所处的环境，再从中寻找其他作者共同反映或关切的议题，作为探讨的主题，进行研究。这样的作法，虽然因数据烦琐，考订研读费时，成效较缓，但实际透析人与时事，且不背离时代环境，议论与见解较为深刻。此外，要讨论南宋中、晚期的议题，除了通过当代名儒高官的文集来掌握议题之外，入元以后若干江南名士如陈著、袁桷、戴表元、苏天爵等人的文集，也是认识宋元转变的重要文献。这些人亲身经历宋蒙政权递嬗，在易代之后，面对新旧局势的种种转变，感触最深，透过他们的回顾与比较观察，对晚宋政治，特别是学术、文学、艺术及士人际遇与风气的变化，感受最为深刻，很能反映晚宋的特色。他们的观察与记载，值得与晚宋士人的文集相互对比，同样予以重视。
组成文集研读班，是累积学术成果的重要方式。为避免各自研读不同文集耗时又不易集中议题，影响研究效率，以议题为主，组成不同研读小组，可以加速学术的累积。由每位参与者选择一种重要文集，熟读其全部内容，掌握多样的史料价值。其他人共同参与研读，通过讨论，除了解重要内容，认识时代环境外，每人均贡献意见且可在研读中搜集拟研究议题的资料，以之撰写论文，相信能结合史料与观点，提出兼具深度与创见的意见。小组成员长期研读文集，不仅对不同文集的性质与人物关系，有更广泛的了解，经由议题的讨论与史料分析，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时代变动的脉络与特色，逐渐将研究主题由点而线，甚至累积成面。也就是透过共同研读的方式进行研究，既有个人创见，也易形成研究团队，可以改变往昔突显个人见解，孤军奋战，难以形成局部优势的困境。
借阅读形成团队的同时，更可以结合不同领域的学者，进行跨领域研究。历史学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具备更宽广的视角与多学科的能力，对历史现象的评析会更为周全，解释性更强。因此学史者除了多学习不同学科的观点与理论，若能借由不同领域的人，共同阅读重要的史料，相互讨论学习，从不同侧面解析史料的不同样态及其价值，可以导正以往为突显各专业特性，将历史分割成政治、经济、社会不同角度的偏颇观察，让历史呈现更完整的面貌。传统人文学研究强调文史不分家，就是要消除学科隔阂的樊篱。若在进行团队研读史料时，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一齐参与讨论，行之既久，当能开阔每个参与者的学术视野，开展跨领域的整合研究，让历史学更能彰显综合性的学科特色。
宋史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期，已是史学界的共识。这也是在追寻盛世荣光的朝代之后，中国史学界乃至国际汉学界兴起研究宋代风潮的原因。不过，学界对历史转型期的看法多有分歧。中国与日本的前辈学者，较重唐宋间的变革说，日本京都学派揭示的唐宋变革说，尤掀起国际汉学界研究的热潮。在这一波研究风潮中，学界重点在揭示从唐代到北宋的变化，南宋只居附属的地位。特别是在现实环境的影响下，两岸华人都卑视这个半壁江山的弱势政权，以致常用主观、偏颇的心态去看待南宋史，加上史料零散，梳理不易，早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
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南宋历史有较深入的探讨，成果相对丰硕。华人中首先揭示南宋史重要性的是前辈学人刘子健教授，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曾撰写多篇概观性揭示南宋史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及时代特色的论文，对学界颇具启发性，其后相继有日本学者寺地遵及余英时教授以专题陈述其重要性，但论述时段仍在南宋中期以前。最近美国学界提出宋元明转型说，不仅突显南宋史的重要性，更注重南宋中晚期在历史转折上的意义，认为要了解中国历史上这一转型，尤需对南宋特别是与元朝衔接的中晚期历史有深入的研究，这一观点已渐渐吸引研究者关注。不过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这个跨越朝代的研究，尚停留在议论或综论的阶段，深入的探讨仍嫌不足。这种情况实与两岸学者对这段历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及未能利用过于分散的典籍，有效掌握时代与环境有关。
基于应该对朝代变迁始末有完整的认识，以及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上进行跨越朝代的观察，笔者特别以“嘉定现象”为题，呼吁学界重视南宋中晚期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从某些既有的观点看来，宁宗嘉定时期是中国史上一个卑微的存在，不足以吸引学者的研究。为改变这一偏颇的观点，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挖掘不同样式的史料，以更开放的态度，扩展原有政治军事研究的视野至其他不同侧面；另一方面则要将孤立性的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政治发展、政局变动做有效结合，并进行较长时期的探讨。这样一来，不仅有助于认识这段历史，对元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所联结，更能了解它在南宋乃至中国历史转变上的地位与特性。
要对这段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我提出八个议题作为探讨基础，更重要的是抛开负面、主观的偏见，尊重史料，就事论事，进行客观的评述。在数据运用上，除了史籍、方志、笔记小说外，更重要的是要详读个人文集，借由文集多样性的内容，可以对这个时期从个人与社会环境到时代的关系及其变化，有更全面的了解。而通过组成研读小组的方式，可以超越个人的局限，对时局有通盘的认识，有利于形成研究团队，突破“点”的了解，形成线或面的观察。要形成研究优势，更要集结不同领域专长的学者，一齐研读文集或重要史料，共同学习，相信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研究局面，带动新的发展趋势。这是我提出“嘉定现象”这个议题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