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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随着议题的深化与延伸，史料应用的范围也不断扩展。早期研究中国史，较关注于朝代兴亡、政局变革的重大议题，讨论的问题也聚焦于大人物、大事件；利用的史料以正史或相关编年与官方典籍为主。随着新研究议题的开发，转而探讨典章制度、政治运作等整体政治环境的发展与变迁，进而及于社会经济、学术、思想文化等不同层面，甚至跨越单一学术领域，触及整合性议题；史料应用相继扩及笔记小说、文集、金石碑帖乃至出土文物，研究方法也由考订、整理、叙述，而及于分析解释，提出通则性的理论。
不过，在研究议题扩大、史料扩展的同时，也产生新的问题。早期的研究不论问题的讨论或史料的使用，都以重建史实为重，强调坚实考订的重要性，为避免史料应用不当，造成研究成果的失误，前辈学者以实例提示学者在研究时需要关注、遵守的基本功夫；像陈垣关注版本、避讳，钱穆、邓广铭教授先后提出版本、职官、年代、地理及目录等历史研究的关键性课题；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基本、也是学界易于忽略的重要问题。其后，随着研究领域扩大，史料不断发掘，特别是汉籍电子数据库广泛开发之后，类多量大的史料取得便捷，研究的议题更为宽广；特别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下，史学界重视解释与创见，反而疏于对史料基本性质的掌控，特别是笔记小说、文集、方志等资料，广泛被应用于研究议题后，历史研究与史料应用的关系更为复杂，问题的严重性也愈加凸显。
研究宋代历史，史料应用的问题更值得重视。宋史虽然较晚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但宋代社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期，影响中国后世极为深远；重要性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重视，掀起研究热潮。虽然如此，早期中国宋史学界的研究，多聚焦于创业时期的作为及政局变革巨大且史料较为集中、内容相对丰富的时段；因此，北宋中期以前的研究业绩较为丰硕。相对的，偏安江南的南宋历史，既受政治意识的框限，又因史料杂多，梳理不易，除理学与重大政治人物、政治议题外，研究相对不足。近年来，南宋士人的社会网络及文化交流动态制度史甚至讯息传递等社会文化的议题，及其在历史转折上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
在此一趋向下，学界于发掘考古文物与出土文书、金石拓碑外，对笔记小说、地方志与宋人文集，也广泛利用。其中，笔记小说、地方志、金石文物等资料，多涉及民间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庶民事务，贴近社会文化层面；而文集的内容，除为人撰作的传记外，尚记录作者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人际关系，见证时政与环境的变化，内容丰富多样，有众多文类是研究政治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不过，由于这些数据的内容较为片断、凌乱，难以汇整，加以缺乏像《续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及《宋会要》等编年明确且较完整、便于印证人事史地的史料，若对数据性质了解不足，会导致时空不明、关系不清的现象，或疏于掌握版本的差异，增加研究的困难。笔者基于研究南宋历史，及利用文献史料的经验，曾以个别案例指出版本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
除史料性质与版本之外，对复杂的政治生态与多变的政局交织而成的南宋政治特性，更值得重视。学界对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像邓广铭、刘子健、王曾瑜、寺地遵、余英时等前辈，从不同时段或重大政治议题入手，透过个案研究分析政治转变的脉络、政局的转折，都能较贴切的呈现南宋政治风貌。不过，若欲进一步掌握南宋政治格局与政权特质，则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须深入了解南宋政治生态复杂、政局多变交织而成的脉络性困难，也会面临史料中对不同人、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人物评价看法不一的问题。其背后的关键除因为立场因人而异外，更是南宋政治局势变化快速，而且不停反复所致。因此在利用史料时，如何扣紧材料，掌握时间脉络，是一项重要因素。本文即由此出发，以“政治忌讳”“人物评价”“人际关系”三个角度，重新讨论南宋政治史与史料利用问题。
南宋虽然只有一百五十三年的历史，但政治环境变动激烈。这种变动主要源于金、蒙长期的压力，朝廷与朝臣面临此一形势，因应的看法与政策差异；和战对南宋的求生存与发展影响巨大，朝臣对选择现实妥协的和议或恢复理想的主战，有不同的看法与因应方略；此一差异，成为南宋立国以来长期论辩的焦点与挥之不去的“国是”争议。同时由于政策骤变，出现朝野对立、执政更迭频繁、人事激烈变动的现象。此外，皇帝个人意识、皇帝与太上皇帝的意见差异的纠结，及因皇位继承出现的权臣与异议朝臣政见冲突，相互交织，导致权势交替与对抗的问题。这些问题从高宗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延续到宋亡为止；是构成南宋政治的主要现象。
南宋初建即面临政治斗争。高宗是在仓促之间被朝臣拥立而当上皇帝的。当此政权交替、战火炽烈之际，高宗在颠沛的避敌过程中，需要积极营建天命，强化个人继统的合法性；在艰难的挑战中，维护个人权位与号召恢复、迎回二圣的现实与理想、生存与发展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况且，在二帝被俘后，各种传言弥漫，甚至出现私撰野史，挑战高宗权威。
在内外交逼下，形成高宗初期和战路线、权力结构与人事更迭相互纠结、频繁变化的情况。
高宗在推动和议的同时，压制舆论。高宗与秦桧推动与金和议时，面对文臣与武将激烈的反对，延续元祐以来的政策，以激烈手段压制异议；如以讪谤朝政及禁私史为名，贬抑李光、赵鼎、胡铨等反和文臣；制造兵变，对付岳飞、韩世忠，进而接收拥兵大将的兵权。这些举措固有利于稳固南宋江山，确保高宗皇位、巩固秦桧相位；但在高宗强烈主导下，众多文臣武将受到牵连，使得臣僚对时政采取畏避的心态，以持盈保泰、避凶趋吉。
秦桧死后，高宗对舆论虽有调整，但用人行政及对金政策，仍以维持现状为前提，即使金海陵帝挥兵南侵，亦心存退避。幸因宰相陈康伯坚持亲征及海陵帝被杀，才扭转时局。
孝宗一朝，臣僚避忌时政的心态，仍然延续。孝宗继位之初，虽热切恢复，但囿于宋金实力相当，战况胶着，情势难以突破，加上太上皇帝高宗对和议的坚持，使孝宗开创新局的企图心难以发挥，只得以不断更替宰相，谋遂行己志。而夹在高宗、孝宗父子和战异议下的主政大臣，许多人在孝宗一朝，甚至连死后的碑铭，都刻意避免触及与二帝之间和战的矛盾议题。一直到光宗继位后，才能摆脱对当年政治避忌的束缚，重写碑铭，建立新的论述。孝宗朝是南宋政局较稳定、皇帝意志尚能主导朝政之时，其所以出现诸多进退大臣、政治忌避的现象，当是朝臣受高宗与秦桧主政压制异议的阴影，及刻意回避高、孝父子异见的遗绪所致。
光宗以后，虽未显见皇帝父子因政见歧异而影响执政进退，但内外政局的变动、道学与政治的纠葛，却愈演愈烈，愈趋复杂；政策转变与人事斗争更为频繁。像绍熙年间，光宗与孝宗之间的宫廷纷争不仅牵动政局、人事，甚至及于宁宗继位后十三年间所衍生的韩赵之争、庆元党禁与开禧北伐等重大政策的变动。史弥远执政之后，前期招揽被韩侂冑罢黜的异议臣僚，倡言更化，着力于整肃韩侂冑的余党；及蒙古崛起，敲起金亡丧钟后，宋廷臣针对宋金蒙三国之间的和战及处置山东忠义军的问题，意见益见分歧。
理宗继位后，朝野纷扰加剧。理宗初期，由于济王案的纷争，史弥远压制、整肃异议分子，开启对立之势。理宗亲政后，朝臣对宋蒙和战、济王案与史嵩之执政等，均有强烈批判，甚至爆发激烈的对立，执政频繁更替。到贾似道专权后的整肃与对立，较之前代更为加剧，政策转换益加鲜明。可以说，自南宋建政以来，面对强敌是和是战，道学与政治的纠葛及皇位继承所衍生的争议，与国运相始终；君臣在追求生存与发展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立场与意见差异极大，而且随局势的转变，迅速改变政策，使得用人行政与路线之争，紧密相系；朝臣立场鲜明，政局变化迅速，是南宋政治发展中突出的现象。
激烈的政局变动，促成朝臣采忌讳的心态因应变化。高宗与秦桧为稳定政局，压制异议，以确立其政权格局；孝宗之后，为避免尖锐对立，朝臣逐渐发展出一套相对包容的政治忌讳策略，臣僚会选择不同的文字评述时政，如在奏章等公共性文本，于批判朝政时，言论有所节制，转而借由书劄、笔记等隐私性文本揭露事实，传布、抒发己见。同样的，执政的君臣对待异党臣僚，多以谪贬或劾罢等方式，让他们离开京城，目的在避免势力集结，而非置对方于死地。即便是看似强烈整肃异己的庆元党禁，也是采取适度的包容而非极端性的制裁。这种公私有别的记述方式及避免极端的现象，是了解南宋政局变动不可忽视的环节。
面对诡谲多变的政局与频繁的人事更迭，为避免触及时讳，时人在撰述传记事迹上，采取忌避策略因应。特别是宰执大臣去世时，在其行状、墓志、传记等文字中，对牵涉到敏感的政治运作的内容，尽量简略，以免犯讳。这种因应政治变迁，调整个人传记的书写内容，在中国史上所在多有，不足为怪。
不过，在南宋特别是孝宗一朝，凡参与对金和战，处在太上皇帝与皇帝之间左右为难的宰执大臣，不仅生前角色艰难，死后传记的书写，对敏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和战一事的叙述更加费心。像林光朝在叶颙（1100—1167）死后三年，虽应其子之请写行状，但内容简略；刘珙死后，好友朱熹撰写一份墓志、一份行状，除内容简略外，且以刘珙的从弟刘坪具名，一直到六年后才写墓志铭。在金海陵帝南侵中，坚持要高宗亲征且撰写诏文，对稳定政局有贡献的陈康伯，虽于乾道元年（1165）死后获“文恭”谥号，但其神道碑对海陵帝南侵后，高宗避战的犹疑，与他的关键角色，仅简略带过。而到嘉泰元年（1201）改谥“文正”，完整的诏书要到宝庆元年（1225）真德秀才加以引述，距其去世已近六十年。
因上书反对秦桧议和，遭贬海南岛的胡铨，虽在孝宗时受重用，但其于淳熙六年（1179）逝世后，由杨万里撰写行状，到绍熙元年（1190）死后十年，周必大才写神道碑。比对这些人物的前后传记，可见孝宗朝记录执政大臣的行状、墓志铭等内容，为避免触及两宫对和战的矛盾，对相关过程的描述都尽量简化，意在维护皇帝形象。到光宗即位以后，重新撰写的神道碑，对和战过程的叙述较为繁富，也少有忌避的文字；但重新书写的内容是否合于实情，则另当别论。
即使一般朝臣的传记也因避忌，不提批判皇帝宠幸近侍。此事在孝宗朝必多；像是朱熹的同学兼好友魏掞之（1116—1173）传记的叙述就是明显的例子。乾道五年（1169）六月，魏掞之抗疏批判孝宗召回近侍曾觌，孝宗甚为介意，不仅他本人遭罢，也让宰臣陈俊卿、虞允文卷入这一政治风波。乾道九年（1173）魏掞之死，张栻撰写墓表，朱熹亦写墓铭；二人对此事过程，均以“于是时事有系安危治乱之机”
的简单文字带过。二十二年后即庆元元年（1195），朱熹在《跋魏元履墓表》文中，揭露此事原委，说当时未能详述，是“时觌势方盛，熹窃过忧，恐贻异时丘陇之祸，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复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尽言之忠，不白于后世，其咎乃繇于我，每窃愧焉”，于是再写跋文“因得追补志铭之阙，庶有以慰元履于地下，而自赎其顾望回隐之咎”。
连一向言辞犀利的朱熹，在撰写并非显宦的朋友的生平时，都要以隐讳的文字审慎书写这段批判近习的事迹，可见当时的政治避讳之风甚炽。
以上的事例说明，政治环境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参与者的仕宦遭遇、仕途的荣枯，乃至死后传记的内容论述。这种现象，在中国历代均曾出现；不过，在南宋，由于路线斗争既长期又反复，而且转变的频率特别快。士人官僚亲历内外朝政的变动不羁，各自从现实的生存与恢复的理想着眼，阐发意见，各有所执。不同见解牵涉到的不仅是理念的诠释、意见的表达，更涉及影响权位的路线之争，手法直接而激烈。但经历高宗初期激烈的互斗之后，对待政敌，逐渐采取较为缓和的包容方式，甚至在其死后，记录生平事迹时，对涉及敏感的问题，隐晦陈述、力避时讳，而借序、记、题跋的形式，揭露事实。要到下一个世代，才借由重写碑状，力图平反、拨乱反正。重写的时间及记述隐晦、繁简的差别，可以见证政局变动、避忌间的关系。
因此，利用史料讨论南宋各期敏感的政治问题时，更需要慎重小心。南宋缺乏编年翔实的典籍，个人文集，特别是其中与人事紧密连结的碑、状、传记，成为研究者所资取的重要材料。文集的内容，多是作者从自己的角度，记录一时所观察的印象，不免有主观与片段的成分，特别是人物传记的撰写，既要表扬传主的伟绩，兼要斟酌时局与家属的立场，内容自难以周全，甚或不免偏颇。因此利用文集来描绘个人事迹或时政发展时，必须多方资采，详细考述、比较不同数据，探寻其时间差异与源流变化，才不致陷入研究的盲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后出的人物传记，其叙述的事迹虽更详细，但出于求平反的政治动机，所述的内容，不免加油添醋、夸大、扭曲与掩饰；研究时，对这些资料亦宜有所保留与甄别。
政局骤变的时空因素，对人物评价有重要影响。宋代人物传记在记述传主的生平事迹时，多借仕历、事功与言行、才德，表彰其价值；有时也记载受前辈赏识或举荐后辈的事迹，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这种记述在政局平稳时较为真实；若政治变动迅速，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官僚，为了避免卷入政争，影响仕途发展，不免运用不同的人际关系，或调整自己的态度，甚至有转身或移步投身新执政，向现实妥协以顺应时势的变化。不过，这种境遇与变化，在个人传记中，多被简化或抹去。这种选择了特定的立场与作为，且缺乏对时空变化观照的传记内容，对了解事实真相与评价人物，是有偏颇与不足的。因此，要掌握政局的变动，乃至士人官僚的生命历程与变化，需要参酌多种史料，并有充分的认识，才有助于客观评价人物的地位与功过。本文以项安世为例，说明在研究南宋政治史时，时空环境的变化对个人生命抉择的影响。
项安世（1153—1208），字平甫，号平庵，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是越州括苍人，迁居江陵；淳熙二年（1175）中詹骙榜进士，继中教官试。在他居乡待阙时，吕祖谦的舅舅曾逢，欣赏其才学，将他介绍给张栻、吕祖谦与朱熹等人。七年，安世任绍兴府教授，与东南儒者吕祖谦、叶适、陆九渊、朱熹广泛交往，学术人脉日益宽广，是一位转益多师的道学门徒。淳熙十五年七月，因叶适等人向执政推荐，项安世被召入朝，得与周必大相交；次年，随周必大罢相而去国。
绍熙二年（1191），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孙逢吉，荐其出任馆阁；四年三月任秘书省正字。在京期间，与奉召入京的朱熹及朝中名士往来密切；五年闰十月，朱熹卷入赵汝愚与韩侂冑的政争遭罢，安世与史院同僚于灵芝寺饯别，并赋诗相赠。
其后，项安世卷入党禁风暴。朱熹罢职后，安世亦被劾外任池州通判，随后被列入五十九人党籍碑中，罢归江陵。宋廷的政治整肃，影响安世的仕途发展，让他深感压力，因而着意回避与师友的联系；朱熹曾有微词。不久，他与好友吴猎转而赞成韩侂冑的北伐，被起复知鄂州，后改任湖广总领，曾率兵解德安之围，又改权宣抚使，升太府卿。开禧三年（1207）吴曦被诛，激发安世政局转趋有利的信心，曾谱写《凯歌》词，对恢复抱持乐观。然而，随着情势逆转，韩侂冑被杀，宋金谋和，加上他又与吴猎反目，被劾降为奉议郎。嘉定元年（1208）逝世，享年五十六岁。
从项安世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政局骤变中，士人借调整立场或态度，以维持自身利益，但仕途荣辱与祸福是难料的，对其评价也变化不一。然而，不论《宋史·项安世传》
或其书文诗稿的内容，对关键性转变的记载相当简单，无法完整呈现项安世在因应不同时局，采取多样的肆应之道及其遭遇变化。和项安世一样，因为时空变化而影响仕途起伏，甚至历史评价的南宋士人官僚相当多，研究时不宜只靠个人传记评断成败功过。
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官僚，在世时固然荣辱有别，死后的地位同样深受政局影响而有变化。在南宋，最明显的莫过于和战造成褒贬骤变的激荡。岳飞与秦桧历史地位的变化起伏，是学史者皆知的事情。
此外，韩侂冑发动北伐前，一连串表彰高宗朝主战人物的事迹，如将封尘甚久，在孝宗朝一直隐讳，由陈康伯撰写的“亲征诏”，以题跋的形式公诸于世；
出版由岳珂汇整的《金陀粹编》，进而封岳飞为鄂王及追赠其家人、部属；
庆元六年（1200）又出版另一位主战者胡铨的《胡忠简先生文集》等。
这一连串尊崇主战者的动作，都与营造有利于抗金甚至北伐的氛围密不可分。同时，两宋之际主战反和的太学生陈东与欧阳澈被杀以后，从高宗以降各朝，均见借题跋予以平反，也与南宋和战、君相关系的评价相终始。
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政治人物死后的荣枯，是与政治现实紧密相系；如果忽视时空因素，恐难对政治人物的际遇与荣枯的变化，有清楚的认识。
南宋官僚获得谥号的过程，更能彰显时空环境与人物评价的密切关系。宋代赐谥程序与级别，均有制度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与事例，可见于《宋会要辑稿》“礼”之58、《宋史》卷124《礼》27。大约言之，赐谥可分经朝臣议谥、集议正常程序的定谥，与不经上述程序，由皇帝发布草诏命词的特赐谥。
宋代获得谥号的官员极多；现存的记载，如《宋会要辑稿》“礼”之58即有相当长的篇幅讨论宋君臣的谥号，也列出很多重要文武高官的谥号，但绝大多数未标列时间。同样的，大部分两宋官僚的墓志、神道碑，甚或宋史列传人物，虽列出谥号，也仅有少数明列获谥时间；此一现象容易让人误以为宋代高官显宦死后，即获谥号。其实，细考相关数据，可以发现许多名宦，是在死后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后，才获得谥号；观察这些人物评价变易的原因，彰显与政治时空的变动有关。
在南宋，人物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获赐谥号的情形，可分成三种。其一是道学家从遭韩侂冑禁锢到史弥远执政以后得到推扬，地位上有极大的翻转；原本身份无法达到赐谥标准，甚至遭罢的道学家，如朱熹、吕祖谦、张栻、沈焕、舒璘、陆九渊等人，先后获得谥号，甚至连北宋的周敦颐与二程，也在赐谥之列。
这是南宋中期的政治变动中，道学与政治复杂纠葛所造成的。受此影响的包括黄干；他死于嘉定十四年（1221），到端平三年（1236）谥文肃（吴昌裔议谥号、王瓒覆谥议）。尤袤死于绍熙四年（1193），到嘉定五年（1212）谥号文简。陈亮死于绍熙五年（1194）三月，理宗嘉熙二年（1238）获赐“文达”谥号。
第二种获谥号的现象，是生前官职未达赐谥标准，因曾任皇太子的老师，到新帝继位后，由家属状请赐谥，而颁给谥号。如胡沂（1107—1174），死于淳熙元年（1174），官仅止于龙图阁学士，到光宗继位后，赐谥号宪简。陈良翰死于乾道八年（1172），曾由朱熹撰写行状，未获谥号；到光宗绍熙元年（1190）请赐谥号，获“忠肃”。二人均是光宗任皇子时的老师，在光宗继位后才获得谥号，已是死后十六年与十八年。
第三种则是众多的政治人物，明显是受到政治变化而延迟获谥。这类情况极多，本文谨先举若干卒年与谥号有确切时间差的例子：
1.李纲死于绍兴十年（1140），至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即高宗死后一年三个月，获“忠定”谥号，叶适有“谥议”文，前后相距近五十年。
2.王伦死于绍兴十四年（1144），到绍熙元年（1190），获谥“节愍”，由太常博士倪思议谥，楼钥复议
，已是死后四十六年。到嘉定四年（1211），由楼钥撰神道碑，宋廷并赐“忠肃”之家庙号
，为死后六十八年。
3.王十朋死于乾道七年（1171），年六十；绍熙三年（1192）谥忠文。
4.虞允文死于淳熙元年（1174），至淳熙五年（1178），获“忠肃”之谥。
5.吴儆死于淳熙十年（1183），至宝祐四年（1256），赐谥“文肃”。
6.赵雄死于绍熙三年（1193），到嘉定二年（1209），获赐“文定”的谥号。
7.赵汝愚死于庆元二年（1196），到嘉定元年（1208），获谥“忠定”。
8.留正是列名庆元党禁的党人，死于开禧二年（1206），到宝庆三年（1227），获“忠宣”的谥号。
9.杨万里死于开禧二年（1206），到嘉定六年（1213），获谥“文节”。
10.彭龟年死于开禧二年（1206），至嘉定元年（1208），宋廷议谥号，至三年三月获谥“忠肃”。
11.辛弃疾死于开禧三年（1207）到德祐元年（1275），由谢枋得请于朝，谥“忠敏”。
12.倪思死于嘉定十三年（1220）到端平二年（1235），获谥“文节”。
13.安丙死于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至端平二年（1235）七月，定谥“忠定”。
14.赵方死于嘉定十四年（1221）八月，亦至端平二年（1235）七月定谥“忠肃”。
15.史弥坚死于绍定五年（1232），享年六十七岁，但到淳祐二年（1242），即死后十年才由时任右相兼枢密使的郑清之撰墓志铭，并获“忠宣”谥号。
上述十五人谥号的延迟，各有原因，但与和战情势变易关系最为明显。仅以李纲与吴儆为例说明。李纲（1083—1140），字伯纪，祖籍福建邵武，生于无锡梁溪，自号梁溪病叟。政和二年（1112）进士，一生力主抗金，是两宋之际重大政治事件的亲历者与决策者；却几遭排挤，死于和议弥漫的绍兴十年（1140），虽曾官至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等宰执之职，但死后却无谥号；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死后，宋廷才议谥号。谥议由太常博士叶适撰文，
覆谥议由宋之瑞撰文，称“公虽为朋奸党恶毁短中伤，而圣言炳若，固可折衷而无疑矣。大概士大夫之患，在于责人太详，持论太峻，故公之公议久而未申。今太常以忠定二字为公谥，庶不没其实”
。十六年（1189）正月，孝宗内禅前确定谥号为“忠定”，得谥已是死后五十年。
吴儆（1125—1183），字益恭，歙州休宁人，生于宣和七年（1125），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先后任鄞县尉、知饶州安仁县、通判邕州。淳熙五年（1178）除知邕州兼广南西路安抚都监提举，钦廉等州盗贼公事、沿边溪洞都巡检使兼提点买马事；淳熙十年（1183）卒，年五十九。儆英迈慷慨，忠义激烈，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与朱熹、张栻、吕祖谦、陈亮、范成大、陈傅良等相友善。死后由葛邲撰传。嘉定十五年（1222）十一月，知枢密院程卓撰行状，宝祐四年（1256）由其曾孙吴资深呈徽州，转送礼部太常寺等为儆请谥；经太常博士洪拟撰谥议，以儆主战并与道学诸儒相善，“圣天子表励周、程、朱、张之说，乾淳之老师宿儒斑斑皆已赐谥，奚庸缺典于公”
，次年，赐“文肃”之谥号。吴儆得谥已是死后七十四年。
此外，陈康伯死于乾道元年（1165），先获文恭的谥号，到嘉泰元年（1201）改谥“文正”，显与韩侂冑谋北伐有关。史浩死于绍熙五年（1194）闰十月，赠“文惠”，
到嘉定十四年（1221），改谥“忠定”。
其谥号的尊改，是在其子史弥远独相之时。而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在朱熹、赵汝愚被罢时，极力救解，并严词批判权臣韩侂冑，终以朋比罔上为辞，遭贬吉州安置，于庆元四年（1198）七月，死于高安。死后虽获诏归葬武义明招山祖茔，但“圹志”相当简略。
及韩侂冑被诛，追赠朝奉郎，官其一子。理宗嘉熙二年（1238）五月，赐谥号“忠亮”，距死时已四十二年。
与颁赐谥号相关联的是传主传记的重写。关于这一议题，赵冬梅对北宋墓志的书写有所阐述，至于南宋则杨俊峰提供若干范例，可以参考。如曾任左仆射的叶颙死于乾道三年（1167），至庆元三年（1197）家属请杨万里重写行状，以请谥号，才获“正简”的谥号，已距死后二十八年；周葵死于淳熙元年（1174），谥号“简惠”，但到庆元四年（1198）才由周必大撰写神道碑，距死时有十四年；张阐死于乾道元年（1165），淳熙十年（1183）获谥号“忠简”，到绍熙二年（1191）周必大撰神道碑，已是死后二十六年；张焘死于乾道二年（1166），旋获“忠文”谥号，但周必大撰写神道碑则在庆元三年（1197）之后，为死后三十一年；汪澈死于乾道七年（1171），周必大撰神道碑于绍熙二年（1191），是死后二十年；以恢复自任的虞允文因采石之役深获孝宗赞赏，曾独相二年；后请抚西师为入关之计。但抵汉中后无所作为，孝宗甚为不满；淳熙元年（1174）死时，“凡宣抚使饰终之典一切不用”，后四年。门人赵雄入相，争取“赠太师谥忠肃”，孝宗抹去若干文字，改太师为太傅；
谥号推迟达四五年；其神道碑则到嘉泰二年（1202）由杨万里撰成，已是死后二十八年的事。此外如吴儆的行状是嘉定十五年（1222）由程卓撰写行状，较之葛邲所撰传记，内容有明显差异。
倪思死于嘉定十三年（1220），到端平二年（1235）由魏了翁撰写神道碑，则是死后十五年。
人际关系对了解士人在变动甚速的南宋政局中仕途顺遂与否，具关键性。宋代士人透过科举争取仕进；入仕之后，尚须获得长官的荐举，才能晋升高位。
荐举制度，使士人从学习到任官的过程，除家族、婚姻之外，尚须以才学、嗜好、理念，与长官、前辈乃至同学、同乡、同年、同僚交流，以期尔后发挥积极作用。由于受教育与任官的过程长、变动大，因此经营人际关系是长期的。不过因为政局变动频繁、执政更迭迅速，高官进退容易牵动相关师友的仕途荣枯；像赵鼎被贬，受牵连被整肃的幕僚、亲友，多达三十多人。
孝宗以后的政治运作虽稍减肃杀之气，突显包容之道，但在与金和战路线之外，又夹杂道学与政治的纠葛，使政局的变动、执政的轮替、路线之争更为频繁，让参与其事的官僚群体命运瞬变。
政治环境的变动趋于常态后，士人为避免在政局与人事变动中影响仕进，着力经营多元的人际关系。除部分显宦名儒无视荣辱、坚持己意之外；一般随从者则会在既有的人际关系外，寻求庇荫的途径，或转换心态依附新贵，以趋吉避凶。不过，此一作法，在传统社会容易招致批判；因此在记录个人的传记中，对此种心态乃至行动上的改变，多略而不谈，或是委婉辩解。
这种现象可以在孙应时的生涯中，明显呈现。孙应时出身于以儒为业、争取功名的清贫家族；自幼努力举业，在太学期间师从陆九渊等道学名儒，转益多师。中进士后为求仕途顺遂，不论在亲近道学的史浩家任教席或任亲民官，均广泛结交同道。此时，道学名儒之间，虽有学术争锋，但其谋得君行道、参政的气势正盛，而与执政官僚爆发争执；孙应时适逢其会，每为道学发声。孝宗逝世后，政局遽变，孙应时的师长陆九渊、史浩已死，朱熹、丘崈被罢，他虽晋升京官并任常熟知县，致力地方教育文化的发展，但受韩侂冑、赵汝愚争权，庆元党禁之累，被视为道学余党，处境艰难。为化解危机，他转而向与韩侂冑关系密切的张孝伯及继丘崈任蜀帅而作风与丘迥异的赵彦逾，寻求救解。最后在张孝伯救护下，获得平反。孙应时曲折的生命故事，诉说着一个基层士人在政治与道学纠葛中的处境与肆应之道。不过，不论是杨简所撰的“圹志”，或《宝庆会稽志》传记的内容，都相当简略；只有透过仔细爬网《烛湖集》，才能看到他完整的经历，以及在变动迅速地政局中，如何经营多元的人际关系，乞求仕途顺利、避凶趋吉的心路历程。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并不见于他的传记中。
在党争对抗中，个人对应环境的因应之道，更值得关注。以往学界探讨南宋一波波政局变动时，多将对抗与遭遇的焦点集中于群体，且认为是前后相续，一以贯之的行动。最明显的莫过于将光宗以来士人卷入学术与政治的纠葛，视为两个争夺政局主导权，互相攻讦，彼此对立的群体；以致认为宁宗初期的庆元党禁，系由推动党禁与被禁锢两批立场明确的官员所造成的，甚或指为“集团”，强化其集体性。
姑不论庆元党禁的真相如何，仅细究每位参与者的生命历程，会发现这些人群体意识并不强烈，后来的遭遇也因人而异，差异很大，很难视为“集团”；如被列入党禁名单中的项安世、周南、黄度、叶适等人，除了短时间被罢之外，因分别与钱象祖、韩侂冑的关系，参与韩侂冑所推动的北伐军事行动，反而在嘉定之后遭贬。孙应时、王柟，虽未列入党禁名单中，却也受到牵连，后因得钱象祖、张孝伯等与韩侂冑关系密切者的救助，才免于祸。
反之，许多在党禁过程中打压道学的重要角色，却在嘉定更化后，或得以全身而退，且境遇荣枯有别。这些官僚的不同遭遇与结局，固与心态转变有关，但也不可忽视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人际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影响士人的命运与仕途顺逆的因素很多，人际关系的作用不能低估。同时，持集体性或前后一贯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是过于简单且有盲点的。
在南宋中期道学与反道学之争中，列名伪学的有五十九人，攻伪学党人有三十六人；研究者多将之视为是两个立场迥异的斗争群体，这是自李心传《道命录》及晚宋《庆元党禁》这两本书以来，长期被接受的说法。
不过，对是否存在逆党之说、相关党禁名单及彼此之间群体意识的对立等问题，近来相继被修正，如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就以道学为例，说明个别立场的转变。
本人在研究孙应时及其学友在庆元党禁期间的遭遇与对应的论文，也有相关的讨论。邓小南在研究何澹及其家族的论文中，则指出被视为主导伪学之禁，为韩侂冑斥逐异己的何澹，能在史弥远执政后免去被整肃、保全名声的诸多原因中，与他的家族与朝野人士有广泛交流，及他与杨万里、尤袤、罗点、楼钥、叶适乃至卫泾等人的关系不错，都有一定的关联。
这些都是透过人际关系对个案进行细致研究所得的新观点。
本文则拟举另一位被列为攻伪学党人的倪思为例，说明在世局骤变中，参与其事者个性、人际关系与仕途荣枯是相关的。倪思（1147—1200），字正父，号齐斋，是湖州归安人。关于他的事迹，除《宋史》本传外，就以魏了翁写于端平三年（1236）的墓志铭内容最为丰富，也最能显现他的性格与遭遇。
从魏了翁所写的墓志铭来看，倪思早年的表现相当杰出。乾道二年（1166），二十岁那年中进士，三十二岁中博学宏词科，又通过馆职试；历任国子正、太学博士、太常博士、校书郎、秘书郎、中书舍人等，属于宋廷培养政治菁英的清要职务。四十五岁就位居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要职；显示他的才学能力均获肯定，才能平步青云，仕途顺遂。
不过，倪思耿直批判朝政与秉政者的个性，让他在尔后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屡次受挫。倪思在孝宗、光宗二朝，批评朝政的弊端，特别对近幸、后党侍恩预政的批判，曾获赵汝愚“谠直如此，吾党不逮”的赞誉。
庆元元年（1195）被召为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时，韩侂冑表达对他的期望说：“国事如此，一世人望，岂宜专以洁己为贤哉。”
对他言行多所肯定，希望他能共秉朝政。次年，甚至与叶翥、刘德秀，共同主持省试。但因性格耿直，意见多与秉政的宰执不同调，从庆元二年（1196）起，连遭劾罢；
先后五次奉祠，
仍直道而行。开禧二年（1206）秋，倪思再度入京，任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向宁宗直谏政坛上存在无耻的风气，说：“士大夫寡廉鲜耻，列拜于势要之门，甚者匍匐门窦，称门生不足，称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谀文丰赂，又在所不论也”，并指韩侂冑被苏师旦蒙蔽是“聪不足”，与李林甫、杨国忠的晚年相似。这些言论，让韩侂冑十分愤懑，向参知政事李壁抱怨说：“子尝言倪正父之为人，今始至即立异”，并嗾监察御史毛宪论劾罢倪思。
韩侂冑被诛后，倪思与楼钥等人再被召入京，是更化朝政的要员。他任兵部尚书兼侍讲，在参与与金议和决策中函韩侂冑首级一事，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处置韩的余党。
据《四朝见闻录》乙集所记，倪思在宋廷集议函韩首时，劝持异议的王介说：“一侂冑臭头颅，何必诸公争。”
不过此一说法，在魏了翁的墓志铭完全不提，《宋史》本传则说“思谓（函首一事）有伤国体”
。明显回避参与函韩首级的角色一事。次年三月，出任同知贡举，与楼钥共同主持进士考试，及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
显见他涉入处置韩侂冑及其党余颇深，被新执政者视为推动更化的重臣。
然而，倪思又因耿直的个性，再遭废罢。他既对宋廷追赐赠宁宗第八子垍为太师尚书令一事，表达异议，
又一再针对史弥远除新任而宰相钱象祖不得与闻，恐再蹈韩侂冑专权的覆辙，向宁宗建言，引起史弥远的不快，因而自求外任。他接着批评陈晦以“昆命元龟”之语称颂史弥远，被殿中侍御史劾以“藩臣僭论麻制”，遂遭镌职罢任，从此乡居十年，于嘉定十三年（1220）十月卒，享年七十四岁。死后并无谥号，行状、墓志资料均无存。
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因济王案被史弥远压制的理学家，如魏了翁、真德秀当道，倪思获得平反。先是由蒋重珍撰行状，呈请谥号，端平二年获“文节”谥号；次年由魏了翁撰写内容丰富、对倪思评价极高的墓志铭，显然视他为道学之人；墓志中对不利于他的事迹，则略而不记。然而在理宗后期撰成的《庆元党禁》一书，却将倪思改列为攻道学党人的三十六人之一。所持的重要理由大概与叶翥、刘德秀主持进士省试时，黜落义理士人，奏请禁语录、大经、论孟诸书相关，被视为打击道学者之一，但叶绍翁认为倪思并未党附韩侂冑，及配合叶、刘的行动；若结合《宋史·韩侂冑传》
、魏了翁墓志，及嘉定初与楼钥共同主持进士考试的事实，显然将他视为攻击道学党人之一的合理性不足。
因此，要想解开倪思的仕历与死后地位的变化之谜，在他的个性之外，可能尚须从人际关系去了解影响其地位、声誉荣枯的因素。由于倪思甚早参与政治，且发迹甚速，在不同职位与同僚相交，甚而相互扶持；他先后与王淮、周必大等宰执，及楼钥、杨万里、叶适、卫泾，乃至魏了翁、袁燮、真德秀、刘宰等人，广泛交往。但他个性耿直，发言多与当道相忤，并非甘愿雌伏于一人之下，致屡起屡仆。在政局变动、政争激烈的宁宗一朝，先后得罪周必大、赵汝愚、韩侂冑。特别是韩侂冑秉政时，他虽两次召用，都以直言被罢。魏了翁曾为此事向叶适探问其得罪周必大、赵汝愚与韩侂冑三个人品差异极大的权臣的原因，叶适说：“公之心盖不苟于随者。”表示倪思并不是一个党附谋利、见风转舵的投机者。这样的个性处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不仅仕途升黜变化大，而且容易影响政治地位或历史评价。像倪思这样仕历变化甚巨的士人官僚，在南宋中晚期并非个案。关于此一议题拟另文说明。
总之，快速变化的南宋政局，对大小官员都带来冲击，既影响仕进，也出现各种复杂的遭遇与因应之道。不同的生命转折，都影响其生平事迹的记述；这些变动，既凸显旧时代的政治压力，也彰显新的政治转型；而从忌避到解放的过程，同样揭示时空的转变及人际关系的影响力。对这类人物，若仅凭记录个人生平事迹的各种传记数据去探讨，实难有圆满的解答，因此，充分利用文集相关数据所提供的多方面信息，并考虑政治场景、时空因素与人际关系，才能在政局转变中掌握个人的生命历程及南宋政治的全貌。
政治是改变个人命运，乃至国家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由于变化多端，影响巨大，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因此，历史学研究虽然不断开拓新领域，但政治史的重要性并未消退，一方面发掘新史料并掌握史料性质，扩大史料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与社会、经济，甚至文化思想相结合，使得研究议题像涟漪一样，不断扩展，呈现动态的发展。若只单纯关注政治事件与政局变动，或停留在表象层次的描述与梳理，则其生命力有限。
跳脱表象，梳理复杂的内在连结，可以开创政治史研究新面貌。以南宋的政治史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对吾人认识南宋历史的发展固有帮助，但从单一专题或时段进行描述与观察，或停在对政局变动、人事更迭，及时空因素个别探讨；或虽然广泛利用文集等典籍资料，但对版本与资料性质掌握不足，仅撷取片段资料，特别是内容相对偏颇的墓志传记，不仅所得结论较为简单，且难以完整地了解南宋政治发展动态与政治生态；若能进一步结合人事、时间与环境三个因素，扣紧材料书写时的时空脉络，作整合观察，相信能够更深切地看到政治的复杂性及变动性，有助于理解南宋的政治特性。是以不揣弊鄙，就个人研究经验，提供不成熟的看法，请学友指教。
这三项因素对研究南宋政治史，固有个别不同的重要性，但彼此的关连性更值得注意。整合这些视角，可以看到在南宋政治变化中，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变动性，政治人物在现实政治的冲击下，采取了多样的因应方式，同时在政治斗争中，除了群体性的对立与对抗之外，个人出于避凶趋吉的衡量，也出现了妥协乃至转步的肆应之道；是以在群体之外，个人的角色与人际关系，有着不可轻忽的分量。这些因素是南宋政治变动成为常态后，所发展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理解刘子健教授强调包容政治是南宋的特色时
，似乎更要体认到，这是士人官僚经历北宋晚期以来多次抗争与压抑的矛盾冲突之后，选择以不走极端的方式来肆应常态性的政治变动。这个“包容”是经过时间淬炼，彼此磨合逐渐摸索出一个不越红线的运作机制，并不是一开始就自然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