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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历史受时代影响甚深。清末民初，国家积弱受侮，武功文治兼备的汉唐盛世每每使知识分子深向往之；相对地，武功不竞又难以彰显汉族荣光的宋朝总难吸引当时学者的青睐。因此，宋朝一度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受忽略的朝代，渡江后一百五十三年的南宋历史更长期受到漠视。
列强环伺的内外压力虽使宋史为多数学者所漠视，却也有学者在反省中国历史发展的同时，注意到宋朝在其中所居的关键位置。王国维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
；严复亦认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自此以降，包括陈寅恪、钱穆与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等均相继揭示宋朝的历史意义，吸引后继学者投身研究；其中，诠释中国近世发展变化的“唐宋变革说”更成为长期引领国际汉学界研究的重要观点，有宋一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转折性意义遂逐渐获得学界肯定。
宋史研究虽渐受到重视，但在现实政治的有意渲染下，在江南重建政权的南宋往往因历史处境特殊而招致“小朝廷”之讥。为避免触动敏感的政治神经，学界对宋史研究的关注焦点多着眼于北宋时期，除若干政治事件，以及如岳飞、文天祥、辛弃疾、朱熹等在民族气节、理学发展等方面具指标意义的少数人物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他与南宋相关的研究议题均显得稀疏，某些议题甚至一度成为两岸均难以言宣的研究禁区。然而，南宋迫于金、蒙等北方强敌压力而长期偏安江南，固然因武力不竞而显得疲弱，但在教育文化、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乃至文学艺术上皆有飞跃性的发展。赵宋君臣推动科举文治的国家政策，以江南繁盛的经济为发展基础，缔造出不同于汉唐一统盛貌，亦有别于北宋开基立业气象的政治文化风格。南宋政治经济的发展，造就出以追求精神文化为主的士人群体，而南宋士人对国家社会的关怀重心转移也开启了中国文化转向内敛的定型期，形成往后近八百年由江南领导中国文化发展的模式。
南宋时期对北宋既有承袭亦有改变，对今人而言则既熟悉又陌生。为充分揭示南宋的历史意义，本章作为全书绪论，将从政治局势、士人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文化特质等三个层面，探讨南宋王朝因立国形势的差异，如何在承继祖宗立国精神之余，因应时势环境变迁而权宜调整北宋以降的强干弱枝与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以及从而衍生的政治文化转变与特色，以期有助读者掌握此时期艺文与政治所以密切交织的时空背景。
南宋时代政治文化特色之形成，与其立国环境关系密切。自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稳定局面。然而，到徽宗时，君臣得知东北女真崛起，威胁辽国，遂谋借与金结盟以恢复故土，从而积极推动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不意在联金灭辽过程中，宋廷君臣昧于掌握内外情势与自身实力，反与金掀起冲突，竟造成徽钦蒙尘、帝国覆亡的命运，此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
当开封被围时，徽宗九子康王赵构正奉命使金于外，遂得免被祸。在臣僚推戴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继位，是为高宗。在重重危机中，宋廷以“勤王”为号召，凝聚人心士气，并对金采取退避求和的姿态，以求保存赵宋血脉，延续国祚。女真初兴，既覆宋鼎，乃成立伪政权以稳定华北局势。同时，金廷更积极挥兵南下，对系赵宋命脉的高宗“穷其所往而追之”，迫使赵宋君臣渡江，甚至退居海上，以避敌自存。在时局急迫时，幸赖无数民间武力与勤王之师敌前抵抗、阵后游击，有效牵制女真攻势，才使南宋君臣得以渡过重重险阻，逐步稳住政局。
南宋政权建立于兵马倥偬之际，深知退避无法求存，唯有具备战斗实力，才有求和的条件。于是，宋廷以安内为先，扩大招安乱兵盗贼，将之纳编为国防战力，建立江淮分层的防御体系，并准予边境民间自卫武力组织名为镇抚使的军政机构，以为边防屏障。为支持庞大的国防需求，宋廷更以江南富裕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推展各项财政措施以充益国库，如鼓励海内外贸易、强化茶盐酒专卖、加强财赋稽征、增加税目、扩大税基等，借一连串财政中央化的政策，增辟财源，支撑政局。
政局稳定后，高宗君臣感于大将专兵情况日益严重，有危及朝廷权威之势，先后推动“战”“和”二种攸关政权维系却又相互矛盾的因应方案。绍兴十一年（1141），宋廷在秦桧主导下，以“孝养天下”为名，与金订下绍兴和议。该和议因有助稳固政局并维护高宗继统的正当性，而获得高宗首肯。高宗亦借此推动“众建”之策，收大将兵权，以铲除韩世忠、岳飞等异议大将；而后在江淮边地建立十个都统制，并借设置总领所，统筹供应军方兵粮兼掌控军情，逐步推动军队国家化。同时，更以文字狱压制反和文臣，奠定南宋政权长期倚江南而立的国势。
迨金海陵王为谋统一中国，挥兵南下，高宗时期的和平局势乃为之一变。此时，素主和议的高宗仓促应战，幸而宋军与抗金义军前后牵制，而金北方又有叛军拥立新帝金世宗，引发金兵弒杀海陵王，战情方趋缓和。此后，高宗禅位养子孝宗，以待新局势发展。孝宗继位，有恢复之志，起用老臣张浚，发动北伐。与此同时，金世宗既稳住北方政局，宋军又操之过急，遂败于符离，显示双方均势已定，难以突破。宋金双方在新皇帝以和为贵的前提下，由战转和，签订较绍兴和议更为平等的隆兴和议，再度确定了双方实力均衡的南北对峙之局。
宁宗时期，宋金的稳定和平之局再度生变。权臣韩侂冑先是排挤另一定策大臣赵汝愚，专权擅政，又发动庆元党禁，得罪道学士人；后更昧于情势，急于以恢复为名，冒险发动北伐，却一战而败。复以金人策动四川吴曦叛宋，宋廷无力再战，只有应金要求，函韩侂冑之首并称臣、增岁币，以屈辱求和。继任宰相史弥远既以反韩侂冑而主和得政，遂只能继续持守和议政策。
然而既和之后，华北局势又有巨变。成吉思汗于北方崛起，统一蒙古之后，继而进犯华北，不仅阻碍宋金使道，导致岁币不继，更以铁骑敲响金朝丧钟。于此蒙兴金衰之际，南宋朝野对联蒙灭金与联金抗蒙各持异见，史弥远则鉴于战事不利社稷，仍持和策。然而，金宣宗在迁都开封之后，为获财源以充实战力，遂以宋岁币不到与边界民乱为口实，掀起战端；宋廷旋即应战。宋金实力相当，而且金背后既有蒙古威胁，境内又有以山东忠义军为主的地方势力崛起，或牵制金军，或助宋抗金，战事遂呈僵局。后因金颓弊已极，宋又与蒙古联军，遂于端平元年（1234）灭金。
金室既亡，宋蒙乃依约隔境为邻。蒙古以新盛之势东征西讨，并未着意经营南方新土；然而理宗亲政之后，君臣昧于形势，发动入洛的军事行动，意图恢复三京，不料竟中途而溃。宋廷破坏和约之举导致蒙宋关系由和转战，唯此时蒙军主力以西征为主，未全力南侵，加以宋强化边防及谨慎以待，因此宋战力虽远逊蒙古，但仍能以背海之势苦撑四十五年而方亡。
南宋在强敌长期环伺下立国江南，实需因应不同情势而随时调整和、战策略，以寻求生存发展的契机。高宗前期运用退避求和、能战而后能和的策略，结合可用民气以渡过紧急危难，故而积极推动与金议和；此实迫于双方实力均衡所致，难为主战朝臣所接受。其后有志恢复的帝王如孝宗、理宗，朝臣如韩侂冑、郑清之等虽积极筹划推动北伐复兴行动，然而宋与金、与蒙间的危险平衡已然确定，种种积极右武的作为，非但难以贯彻，反常危害国基，甚至招致亡国。同理，金廷亦有破坏和约、欲求统一或恢复的君臣，奈何形势如此，求战者终至败退。在国势未能超越实力平衡下，无论宋、金，乃至蒙古，试图打破平衡者，最后往往招致政权危机，显见具有守势实力的“和”才是当时的中道之策。
然而，靖康之难乃赵宋的国仇家恨，君臣求战之声甚盛；南宋君臣对偏安江南的情势亦难以自安，和战遂成南宋朝野的争论焦点。积极主战、倡言恢复的议论长期居于舆论主流；和战非但关乎国运存亡，其争议也与南宋国运相终始。较之于北宋欲收燕云十六州纯由国防着眼，南宋对金更有靖康之难此不共戴天之仇，“恢复”之议实有其神圣意义。南宋士大夫对《春秋》大义的诠释重点，亦由北宋的尊王转向强调攘夷。求生存与求发展之间存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此落差遂形成南宋君臣，乃至士大夫间伴随和战而生的长期论辩，甚而衍生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线。此一情况，即是南宋与北宋立国形势差异之所在。
南宋是中国南北经济中心转换后第一个立国江南的王朝，而其背海立国的形势亦为中国历史前所未有。
就军事实力而论，较之赵匡胤所建立的北宋，南宋疆域丧失五分之二，险要尽失；女真、蒙古的战力与气势则犹胜于契丹，随时可能撕毁和议、重启战端，实需强化边备以随时备战。战力既不可弛，财政压力便难以稍减，军事开支成为南宋长期沉重的国计负担。
然而，虽然北方劲敌具骑战优势，战力皆远非以步兵为主的宋人所能比，但富裕江南为宋廷提供的抗御经济后盾却反较金、蒙丰厚。南宋以江南为基础，形成背海立国的情势，此形势既关乎南宋战略方向，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走向。
自高宗建都临安以来，南宋政权始终倚江河为防，此形势易守难攻，遂造成南宋武备不竞的印象。宋人深知立国形势之限，因此在国防战略上，积极强化守备性的防御战力。宋廷在两淮、荆襄及四川设下三个防御面，建立前卫、联卫与边卫地区所形成的边防线。在防御前线，既部署正规军作为防御主力，又在江淮地区积极修筑砖城，强化城防，组织山水寨与团结自卫武力，乃至兴建山城等防御工事。宋廷利用江河水运流动力强劲的优势，既防海道，又将山城、水寨与江河水运有效结合，形成水陆联防的有力屏障，以防堵金蒙攻势，保障国防安全。在晚宋时期守备四川时，此战略尤现功效，如孟珙强化川东守备、余玠兴筑抗蒙山城等均是有力证明。水陆联防也是南宋乍观武力不竞、国势至弱，却能在诸国中抗御蒙古最久的关键。
尤有甚者，南宋陆路国防战力虽不足与金蒙骑兵优势相抗，但立足江南、背海立国的形势却有利宋廷利用水路，面向海洋以寻求生存资源。前述建立沿岸、内河水军形成攻守兼具的屏障，固为一端，而发展海外贸易，更使南宋活动面扩大到广袤海洋。对外贸易海道所形成的海上丝路，取代了唐代盛极一时的陆路丝路，缔造东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南宋转向海洋，在诸多面海发展的民族中，获得了领导地位，海权发展较北宋更胜一筹，成为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海权时代，此亦南宋立国形势所造成的一大特色。
南宋以江南的自然环境与经济资源为基础，建立背海立国的形势，既与北宋有显著差异，应运而生的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自与北宋有所不同，遂形成了南宋一百五十三年独特的时代特色。
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立的赵宋政权承继了北宋既有的祖宗家法，沿袭强干弱枝、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立国传统。不过，在风雨飘摇中建立的南宋政权，北方既有强敌的威胁，内政亦存在诸多挑战，立国形势较北宋更为艰难。南宋欲维系国祚，势需以稳固政局为先务，步步为营，因此对北宋各项既有国策不得不采取更为实际、更具弹性的作为，以因应迥异的内外情势，也使得南宋的政权性格较北宋更具妥协性，此即刘子健教授所谓“包容政治”
。
不论是国防战略或制度设计，北宋不同时期虽应对方式各异，但其军制设计或军事统御、部署方式，如将从中御、消弭地方武力，目的均在分散军将权力、强化中央实质领导，贯彻“强干弱枝”基本国策。然而，南宋建政以来，在强敌侵犯下，为救亡图存，既以剿抚并行策略，允许军将扩大军队组织，壮大战力，亦恢复“镇抚使”一职，承认民间自卫武力拥有唐代藩镇的军政、民政及财政权，甚至准予世袭，以换得江淮边防屏障的建立。
这种做法容许军将与地方势力扩大事权，以求中央政权存续，连带造成大将专兵、地方权重的局面，严重威胁中央皇权。为改变此现象，在与金议和前后，宋廷借“推恩”“众建”等方式，陆续解除大将专兵的军事控制权，并透过建置都统制与总领所等各项制度改革，强化中央领导，达成军队国家化。然而，在国防告急时，宋廷在各边区亦常以恢复镇抚使为因应策略；在不危及中央政权的前提下，宋廷往往默许军事紧急地区的地方势力存在。这些举措都是在不背离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下，南宋朝廷为顺应时势所作的弹性调整。
除了顺应时势而调整国防政策外，地方军的建立与地方武力的组织尤能体现南宋政权的弹性特质。南宋时期，宋廷为了应付庞大的军事开支，遂在各地加强税赋征收，并强化茶盐等专卖事业，以广筹国库财源。此举造成境内茶盐走私活动蓬勃，而走私者往往拥有武装力量，常因遭遇宋廷镇压而演变为区域性叛乱。宋廷虽在江淮设有十个都统制司，以重装备正规军常驻，但这类军队系为抗御女真、蒙古骑兵威胁而设，实难克服岭南特殊的丘陵地形，敉平叛乱。为了稳固财源，并维护境内治安，南宋朝廷允许广东、福建、湖南等地自筹财源，成立摧锋军、左翼军及飞虎军等地方军队，作为对付地区性叛乱、维持地方治安的军事武力，而透过朝廷节制、地方领导的二元指挥体系之弹性运作方式，适时调整。同时，在江淮乃至湖北、四川等临边地区，则透过团结组织山水寨的民间武力，及组成强勇军、武定军等地方军，利用其熟悉地理形势的优势协助正规军，成为巩固边防的辅助力量。
南宋时期，不论是借恢复唐代藩镇的镇抚使，以换得江淮边防屏障，或者在正规军防备江淮的同时，组织成立山水寨等民间自卫武力，乃至为维持境内社会秩序、稳固统治基础，在岭南地区设置各种地方军，都是在不背离北宋以来的强干弱枝国策下，为求国家生存与发展所实行的弹性作为，充分显示在军政规划与执行上的包容策略。
除了国防军事，南宋的政治领导策略也较北宋具有更大的包容与弹性。北宋政治制度的设计，旨在借由分散地方与中央官僚权限，达成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目的。北宋君主多半亲自裁决军机大政，开国的太祖、太宗为消除五代乱象所塑造的大权独揽现象，固是典型；
即便是得君行道的王安石欲开展变法革新，其权势予夺仍在神宗，皇权之尊至为明显。科举“殿试”制度强化了士大夫为天子门生的观念，无形中提升了帝王权威；而宋廷的崇文政策，则塑造出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氛围，提升了士人经世致用的理想。士人地位既高，荣誉感加重，对政治的参与及意见的表达更为强烈。君主往往利用士大夫舆论作为制衡宰执的工具，其中尤以台谏官对宰执施政的批评最具牵制作用，故有宰执承台谏风旨之说。复以枢密主军政，与宰执并称二府，事权分离，更强化皇权独专的现象。然而，事权分离、意见纷歧也正是酿成北宋中晚期党争不止的因素。
相对于北宋皇权独专的局面，南宋的君权与相权关系样貌较为多元。南宋偏安，政情演变迫使宰执经常需要兼知枢密使，以紧急处理军务，形成宰辅互兼，乃至由宰相兼理民政国计的现象。
当司讽谏的言官对宰执有所纠弹，皇帝为保护宰执，则常以拖延敷衍、调护或抑言奖身的方式，安抚性压制言官。
除孝宗一朝君权较尊外，甚至出现秦桧、韩侂冑、史弥远及贾似道四位北宋所无、权势极盛的权臣。与北宋相较，南宋君权有削弱之势，相权则相对扩大。
南宋权相的出现，除了前述因战时体制强化宰相的决策权，以及自光宗以降诸帝个性庸弱较少作为外，尤其与此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高宗时期，秦桧独相与相权高涨，实出于高宗对个人权位的维护。为稳定内外情势，高宗责成秦桧推动与金和议，兼收大将兵权，压抑反和文臣；秦桧既承担责任，因而获得宠信，遂得以独相十余年。韩侂冑、史弥远、贾似道三人得以操持权柄，则源于参与帝业继承操作之故。继位之君既是庸弱之辈，又德其拥立之功，在内外交迫的严峻情势下，出现像史弥远独相二十六年威福自任的现象，自然毋须意外。甚至到史弥远死后，面对言官严词批判史弥远专权，劝谏皇帝勿过度庇护其家族，理宗仍下御笔表明“朕欲全功臣之世，而人言不已，戒饬史宅之等安分畏法，益加戒谨。仍令自今中外臣僚奏章，毋得群摭，务存大体”
。这种维护宰相的态度及相权独尊的情况，若从皇位继承过程探求，不难理解。不过，史弥远侄儿史嵩之因父丧起复问题，引致言官及太学生激烈抗议，最后迫使理宗接受嵩之罢相的要求，也显现皇帝对权相家族的维护仍有其限度。
这种君权与相权的转变固然是南北宋的差异所在，不过学界亦认为对南宋相权评估仍不宜过高。刘子健即指出，南宋相权主要表现在官僚调度、任免等民政方面，并无统帅权及直辖的队伍。
况且，自北宋以来，君尊臣卑的形态既已形成，加上士大夫群体的觉醒与力量的壮大，亦足以对相权形成牵制。因此，即使形势上经常出现因皇帝无能，而由宰相代替其行使决策权等宰相事权扩大的现象，但实际上宰相仍只是君主授权下的代理者，无法实质取代君权。
南宋非但在行政体制上张弛兼具，以利君王驾驭臣僚，即便在重文轻武的传统国策中，亦能捕捉到文武间平衡收放的弹性。南宋的政治社会环境虽有文化内向、重文轻武的现象，但面对强敌环伺的立国处境，宋廷仍须时时备战；而强化国防战力，势需倚赖武人支持。因此，在政策推动上，南宋采取种种宽容武人的作为，如允许武官营利、换文资，以励边功
，甚至由朝廷赐予武将家庙，使之与皇帝宠信的重要文臣并列等等
。这些举措在在显示南宋朝廷对文武生态平衡的考虑。
为求局势稳定，包容各方、兼收并蓄，乃至相互妥协的政治运作模式，是南宋政权有别于北宋的重要特点。这种包容妥协的施政特点，不像北宋以大刀阔斧的方式，积极推动变革，而是力求维系，尽量在既有体制上调整修正。此一作法虽然易使宋廷的政治作为趋于消极保守；但相互包容、不走极端的策略，却也体现出南宋朝廷面对外在压力时具有较强的政治强韧度。相较于在女真兵驱迫下，北宋迅即“崩溃”覆亡，而南宋面对蒙古劲兵攻击，仍能以至弱之势勉力相抗，慢慢“瘫痪”而亡，就更能体现两宋差异和南宋软实力所在。
赵宋王朝建国后，太祖、太宗所揭示的重文轻武国策，开启了有宋一朝的文治政局。宋廷透过科举制度大量取士，并迅速任官，使业举求宦成为个人乃至家族起家的重要途径，吸引无数有志者投身科考功名之路。复以社会经济繁荣与印刷术发展，促进了教育普及，读书识字者日益增多，遂形成以知识为身份认同的士人群体。朝廷对士人言论的宽容，更激发其关心家国政事的经世热忱，论政风气蓬勃发展。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理念下，士人意识抬头，关切国事，并将国家发展与个人命运联结，致力追求富国强兵之策。熙宁以降，更由君主与朝臣联手，推动一连串的变法革新运动。然而，士人对改革理念彼此立场歧异，却也造成党同伐异的攻讦恶斗，非但朝野议论失去目标，更酿成党祸，间接造成北宋崩亡。
南宋政权建立后，外患危及国基，救亡图存较之变法革新，更为急切。士大夫也因鉴于变法引发党争实为北宋亡国之源，因此讳言变革。复以进士录取名额激增，官多阙少的现象日益严重，高官名宦乃至一般士大夫长期赋闲居家者普遍。高宗时期，不少朝臣因政见与秦桧相左，被迫乡居，已肇其端。史浩即曾言：“贤大夫从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
孝宗以来，史浩、汪大猷、楼钥、朱熹、吕祖谦、袁燮等名臣，也多曾因政见不同于当道，长期乡居。这些淡出朝政的士大夫虽无法在朝堂参与国政，却仍是乡里间领袖一方的耆老。他们与在乡谋生的士人，虽因身份之故而有仕途荣枯之别，但在成长过程中，举业既为共同追求的目标，基于同乡、同学的情谊，以及对士人身份的认同、对乡里的共同关怀，使他们彼此连结在一起，除相互游赏酬唱之外，进一步透过个人或家族群体的通力合作，推动地方教化、慈善救济或公共建设等活动。
像四明名宦史浩、汪大猷、楼钥等人，退闲之后，在家乡共组以怡情游赏、赋诗唱和为主的五老会、八老会、尊老会、真率之集等诗社，并推动具有团结士人及建立集体意识的乡饮酒礼。史浩也曾在淳熙八年（1181），延致陆学的重要传人沈焕、杨简、袁燮，以及吕祖俭等人，在乡里讲学论辩，使四明成为南宋教育、学术活动的中心之一。四明耆老更结合当地士绅富室，共同出资，在家乡重建州县学，提供养士费用，以及参与地方桥梁、堰堤的修筑。这些作为都反映士族关怀并致力乡土建设的用心。
不论慈善救济、乡里建设，或组织诗社、推动乡饮酒礼等公共事务，四明地区的士人从个人到家族，经由长期合作，成为南宋时代兼具文化深度与广度的地方之一。
士人官僚形成群体力量，关怀地方、致力乡里建设，此现象与北宋时期士人官僚致力于全国性兴革事务相较，自有性质上的转变。江南各地区公益活动蓬勃发展，正是南宋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
南宋士人透过政治运作以展现地方社会影响力的现象，在争取书院与祠庙赐额的过程中，尤为普遍。书院获得赐额，表示官方承认其地位，是地方的一项荣誉。宋代书院虽盛，但除北宋初年嵩阳、岳麓、石鼓等书院获得朝廷赐额外，鲜见赐额记录。直到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获得朝廷赐额、赐书后，士人关切地方文教，除了参与书院的兴建与课程规划之外，更常见与地方长官一齐向朝廷争取赐额。在宁宗之前，宋廷对书院颁赐额的事例尚不多见；及至理宗一朝，理学既成为朝廷标举的学术思想主流，这些理学家借书院推广道学理念日益普遍，朝廷赐额的情况也更为常见。
祠庙制度则是朝廷经由审查，检核庙神的灵验程度，而后给予赐额或赐号，同时列入祠典中。除了有收揽人心的作用之外，也是朝廷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以将中央权威延伸到基层。在宋神宗以后，这种祠庙制度才有进一步发展。宋徽宗时期，浙江地区因花石纲引发变乱，地方大族组织自卫武力，借着神力凝聚人心，抗拒谋进犯乡里的叛乱者，稳定了地方秩序。事后，透过州县官府向朝廷请求赐封，使祠庙赐额数量激增。
到南宋，地方官和地方士人共同推动庙宇的兴建及请赐庙额，豪民巨族更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福建莆田方氏家族于祥应庙兴修与赐额争取上便始终居主导地位。
除神祠外，南宋时代地方豪族更为自己祖先立庙，并向朝廷争取庙额。嘉定二年（1209），鄞县人汤建中等地方人士，向宋廷请赐政和年间推动废湖为田的知明州楼异祠堂为丰惠庙，表面上是地方人士共同推动，实际上与其孙楼钥在四明社会的领袖地位关系密切。
宋理宗绍定年间，休宁程氏家族以其先祖程灵洗保障乡里有功，向朝廷请赐额，获得“忠壮”的庙额，也与此时退休的高官程珌倡议推动有关。
南宋各地士人或大族为民间神祠或家族祖先立庙，争取庙额、赐号，积极筹措经费、组织信众、兴建庙宇、举办庙会，活动非常频繁，角色也日益重要。相反地，北宋以来，由官方扮演推动主力的地方祀典，则因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较为疏淡，地方士人参与度降低，呈现衰微之势。
这种现象结合地方公益活动的推展及书院发展，可以体现南宋地方权势之家在耕耘乡里、致力于基层社会建设，甚至塑造地域性文化特色之余，也借着向朝廷争取各项资源的机会，以展现自身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这与北宋时期新兴家族透过教育，创造“起家”资源，乃至取得功名、累积声望，以及士人致力于朝政改革的情况，亦有所不同。
南宋士人群体在从事各项乡里公益活动的过程中，更关注士人群体本身的发展，因而有意识地推动形式各异的互助组织，乃至标榜知识价值的各项文化活动，以彰显儒业的特殊价值。个中原因，实源出于宋代科举竞争日趋激烈、士人群体急速扩张，导致士人间既竞争又必须合作。最能彰显南宋士人经由群体共同努力，致力于建立兼顾地方特色，且强化士人意识的现象，莫过于各类型士人互助团体的成立、乡先生祠的兴建，以及设置救助士人官僚的乡曲义庄、济助地方典范后裔的学廪等社会文化活动。
在宋廷积极推动文治政策的激励下，士人成为社会上庞大的群体。自北宋以来，朝廷透过科举扩大拔擢有志功名的士人，科举考试的公正与公开性受到社会普遍认同，成为入仕主要途径之一，借知识求取功名利禄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印刷术发达、教育普及，欲跻身仕途以改变个人乃至家族命运者，遂积极投入举业，使得士人群体急速膨胀。尤其到南宋，江南社会的繁荣和朝廷的扩大取士，教育类型趋于多元，地方上出现大量追求参与儒业的士人。这些士人因受教内容与追求目标一致，而共同拥有“士”的身份，虽然品类相杂，却在血缘及地缘关系之外，形成因业缘而相类聚的基层社会群体。
追求功名既是士人的共同愿望，他们彼此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如福州在乾道元年（1165）解额为六十二人，当年参加解试者多达一万七千多人；淳熙元年（1174）参加解试者更增至二万人，录取率在百分之一以下，甚至有千人取一的情况。
绝大多数的落第者虽需暂时仰赖贩鬻知识谋生，但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教育资源及科考花费仍是庞大的支出，并非人人能轻易取得，有志者必须耗费可观的金钱与精力，面对一次次科举的考验。
因此，举业固是个人乃至家族翻身的良机，却也是绝大多数士人与其家庭长期的沉重负担。为了克服困难，除辛勤经营有成的小康之家个别购置图书、延师教育自家子弟之外，也有乡里家族共同集资成立书院，供乡里学子读书。甚至由地方政府及乡里社会组成各种义田、义庄、贡士庄、举子庄等，资助士人读书或参加考试的旅费。
显示地方人士为提升乡里竞争力、凝聚乡里意识所作的努力。不过，这些义庄等地方公益组织，毕竟财力有限，难以全面协助贫穷士人；若由地方缙绅资助经费，则不免有施舍之意，也并非人人乐于接受。在这种环境下，基层社会出现由一般士人共同集资组成的经济互助团体，以利达成彼此参与科考的共同愿望。在科举竞争激烈的南宋，这类互助团体必然所在多有。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光宗绍熙五年（1194）以前，谢谔在江西临江军所创、名为“义约”的组织，在抚州崇仁县及湖南衡州也都曾出现。
这类组织中，保存记录最为丰富者，当属福建过省会与万桂社。在建宁府的过省会拥有成员数千人，规模相当大，该组织是扭转大儒真德秀一生命运的关键角色。真德秀家境贫穷，第一次应考时，由于旅费不足，只有徒步赶路赴临安应考。千里路远，他到考场时已精疲力竭，终因无力应考而落第。后来他参加过省会，得其资助，加上亲友馈赠，才能“舍徒而车，得以全力于三日之试”
，终于中举。万桂社则是由泉州人林彬所组织的，参加者约三百人，规模虽不如过省会，但对致力于科举的贫士而言，帮助甚大。除此之外，在江东饶州，最晚在嘉定三年（1210）也出现名为义约的类似组织。
上述这些例子，都表现了基层社会中，不少贫穷士人为了达成争取功名的愿望，在艰困的环境中，采取共同集资、集体自力救济的方式，相互合作、扶持，是贫穷士人发扬群体意识的表现之一。
在南宋的基层社会中，由四明著名士族史浩、汪大猷、沈焕等所推动的乡曲义庄，更是士人群体意识的展现与发扬。四明的乡曲义庄由史浩在淳熙五年（1178）罢相乡居后提议设置，本意不仅在帮助穷困的知识分子及官僚，更重要的积极目标则是借由士人集体力量建立经济互助体系，促使士人崇尚廉耻、培养廉能官僚，以澄清吏治。这个区域性的社会福利组织虽受范氏义庄照顾族人的启发，但其救助对象是有功名的士大夫家族后裔，透过结合士人、富室，超越家族内部的运作模式，汇集众人善款，并且建立制度与组织运作的方式来推动，以期永续经营。从北宋家族义庄到南宋乡曲义庄的发展，显示士人阶层成为社会主流后，更关注士人正面形象的塑造。因此，其关怀面向从个别家族，延伸到整个乡里士人阶层，尤是四明士人乡里意识的展现。
为乡里先贤立祠崇祀，自古即为凸显乡土意识的重要方式。到宋代，崇祀乡贤的方式是在社庙别立先贤祠，或移到州县学中，但南宋中期以前，各地乡贤祠崇祀对象都是有功乡里的先贤或名宦，并未有专祀推动地方教育、培育乡里人才的乡先生的祠堂。到理宗淳祐五年（1245），知明州颜颐仲为表彰陆学对四明的贡献，在州学明伦堂左右分立二个祠堂，其中右侧祠堂特别用以崇祀弘扬陆学有功的四位四明乡贤——舒璘、沈焕、杨简、袁燮——此举显示在南宋晚期，地方上出现专以祭祀理学家及推动地方学术教育有功的先贤祠堂，来导正学术走向及标举地区性的文化特色，也是南宋士人意识集体表现的方式。
除了乡贤祠祀外，南宋时期乡里士人在与地方官吏协同兴建与经营州县学之余，更筹措经费，成立以关怀士人为对象的公益组织，来形塑地方特色。苏州士人与官员共同经营州学与常熟县学，均是实例。苏州州学全盛时期校舍有七百五十间、校产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三亩，可提供六百位学生的教养费用，并设有“吴学义廪”，仿效范氏义庄、四明乡曲义庄等作法，成立以士人群体为对象的公益组织。为了感念范仲淹兴学，州学教授倪千里更从吴学义廪中，拨款兴建祠堂，专祀范仲淹，并资助支持范氏族人求学，帮助范氏子孙延续儒业。
常熟虽有县学，在北宋并未设有专祀乡贤子游的祠堂。庆元三年（1197），知县孙应时在县学讲堂东侧，建吴公祠堂以奉祀子游，是常熟县表彰先贤之始。理宗时，官员与邑士不仅重建子游祠堂，寻访子游后裔，更设立“象贤斋”，由县府提拨专款，买书、延聘教师，并购地作为永久资助子游后裔教育的经费来源。
在苏州，官民群力经营州县学，致力地方教育，种种作为都与理学家积极倡导、推动、发扬儒学精神有关。不过，聚养地方典范性人物后裔，并提供教养经费，更显示士人塑造地方意识的用心。
北宋推行文治政府、宽容文人的政策，孕育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世精神和文彦博所言君主应“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雄心壮志，激发出士人群体意识的勃兴，从而掀起一波波关怀国事、致力于朝政兴革的变法革新，然终因士大夫彼此政见不同，党同伐异，而肇致国祚中辍。南宋士大夫记取亡国教训，虽仍关注和战，议论蓬勃，并提出朝政兴革意见，但帝王乾纲独断，朝臣更替不已，加上进士录取额多，形成官多阙少的严重现象，使众多汲汲追求高位的士人未能如愿，只有退居乡里，转而关怀耕耘在地社会，形成有别于北宋的新风貌。
南宋时期，国家财政高度集中中央，形成地方财政窘迫的局面。面对此一环境，从庙堂回归乡里的官员与众多不第而在地方经营有成的士人，以同学、乡谊之故携手合作。士人与富室、官员既经由共同致力于上述学校、书院、桥梁、水利设施各项地区性公共建设，弥补地方因财政匮乏、无力施政的不足，也为地方菁英与豪右所构成的基层力量，创造了发展空间，形成此后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结构。士人更凭借着儒业、经济力与社会声望、实力，超越个人、家族的范畴，着眼乡里，共同规划、推动如社仓、义役、乡曲义庄等长期性社会公益组织与教化植根活动，进而塑造具有区域意识的文化模式，乃至有目的地形塑士人群体意识，成为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
宋代是中国文化创造的黄金时期。经济繁荣与教育普及，造就大量以儒为业的士人。这些士人虽志在功名举业，却因掌握知识而有多元的发展空间。《袁氏世范》明确指出，士人在求取功名之外，各种仰赖知识为生的可能性：
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致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显示南宋社会经济分工成熟，士人职业发展相当多元。然而，士人能力素质差异，造成其事业成就有别，其生活、生计的质量与品味也有所不同。尤其到南宋，士人生涯发展转向巩固地位以扩展对整体社会之影响，从而趋向精神层面的追求，不仅使整个时代在本质上趋于内敛，
也造就雅俗交叠并陈的文化发展面向。
这种雅俗并陈、兼容并蓄的文化表现，在宋以前的各个时代均曾出现，但南宋因着士人群体的膨胀与社会经济的多面向发展，特别明显。道学最能体现宋代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学术特点，而其形上探求尤具深意。自北宋张载、二程等揭其序幕，到南宋中期有了明显的分流、竞逐与整合。在此时期，道学名家如张栻、吕祖谦、叶适、陈亮，乃至二陆、朱熹等并起，互相攻错争雄。嘉定时期，在经历庆元党禁禁锢的艰难之后，开启了以推动朱学为主流的整合过程。到理宗端平以后，朱学弟子透过科举、书院与政治力的推波助澜，使朱学成为理学代表，确立其独尊地位。
嘉定时期道学再起与兴盛的过程中，由于追随者众，形成一股社会风潮。其中，固然有致力发扬儒家理念的有道之士，却也同时出现因追逐潮流者众而显现庸俗荒诞的面貌。理宗亲政后，就出现“（朱）熹之书满天下，不过割裂掇拾，以为进取之资”
的扭曲现象。社会上存在人人道学君子，实际上多是沽名钓誉的怪论。周密引述吴兴老儒沈仲固的话：
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气焰可畏如此。
这种弥漫尚空谈、不务实、言行不一、责人严苛等虚伪矫枉的风气，与魏晋时的清谈误国无异。
可以说在道学发展上，呈现庄重深邃的学术风貌，也掺杂世俗弊陋的歪风，正是南宋思想文化发展雅俗并陈的特色。
各种文学作品如诗、词、俗文学，同样能彰显这种多样发展、兼容并蓄的社会现象。以诗学为例，元初重要学人袁桷指出，南宋诗坛主要有三个流派，包括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及理学诗派。这种流派的分野不仅反映社会环境与时代变迁，也凸显了士人群体的不同文化取向。
袁桷所说“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
，提到道学对诗内涵的改变一事，正显示理想性强的道学家，为了扩大影响层面，除借由科举教育的途径外，也将诗文当作移风易俗、宣讲道学理想与教化的工具，并一度成为文人眼中的典范之作。尤其在程朱正统地位确定后，富含道学思维的“击壤体”趁势流行，朱学传人真德秀就主张诗当切于世教民彝。
理学诗风潮引发文坛的响应与批判，另二支流行的诗派——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正是对理学诗的回应。南宋中叶，在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相继谢世后，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呈现颓势，诗坛寂静。叶适虽为道学家之一，但反对宣讲教化性诗文，并提出“洛学兴，文字坏”的说法。
在叶适的支持提倡下，崇尚晚唐姚贾回归人性自然之诗风，具清新气象，永嘉四灵因而崛起，其诗作风格成为诗坛代表。此一创作风格更获得大批江湖诗人的推重和效法，逐渐形成颇具代表性的江湖诗派。
这两个诗派的发展变迁，除揭示两宋分别继承不同时代唐诗风格的变化，也揭示出晚宋的文化风尚与现实社会面貌。从永嘉四灵到江湖诗派，不仅是诗风转变，更标志着特殊士人群体的形成；这一切都和整个南宋社会文化变化，息息相关。江湖诗派起于宁宗嘉定年间，透过诗社形成的士人社群，以四灵为先驱、刘克庄为领袖。这些士人或是布衣卿客型的文士，或虽任官但地位不高。南宋官员流动性强、荐举文化盛行，这些士人以诗文行谒公卿，获取提拔或生活资源，是错综复杂的人际社会及经济发展下产生的群体。与晚唐苦吟诗人情况相似，这些江湖诗派士人既因迫于生计而需长期漂泊求生，作品中对人生的感受、世态人情之炎凉有深刻的体会，所发出的甘苦之言更反映底层民众的心声，充分表现诗在基层社会的生命力。
江湖诗派成员颇多，据张宏生考订有一百三十八人，多居布衣、游客，或官位不高的士人。其中，陈起以诗人兼出版商活跃于都城临安，并发挥组织运作功效，尤居关键角色。陈起，字宗之，号艺居，是一位未仕诗人，在临安棚北大街睦邻坊开设书铺，经营书籍刊印出版业务。由于书籍为从事举业的主要凭借，士人大量投入举业，便刺激了刻书业的发达。同时，由于南宋中期崇尚晚唐的诗风兴盛，带动刊刻中晚唐诗文的风气。陈起所经营的书铺即以刊印中晚唐诗文为主，不少诗集尚留存到今日。
陈起从事出版业，摘选时人诗文，结集成书出版，并与他们互相唱和，将以往散漫的群体凝聚为有聚合力的团体；其书铺更成为江湖诗人集结、活动的中心，扩大了陈起的社会影响力。后《江湖集》因被控诋毁朝政，掀起江湖诗案，更名震一时。
在江湖诗派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刘克庄则扮演着领袖角色。在晚宋诗坛间，无论诗作或理论，刘克庄均甚具分量。他早年诗作受到叶适推重，与四灵诗人虽是好友，却能指出其弊，超越四灵。刘克庄受教于真德秀，诗作亦曾受道学诗影响，
却能超脱其说，主张诗作应发乎性情，引领江湖诗派走向清新方向。他更倡导以盛唐杜甫为榜样，赋予江湖诗派新的生命力，使之成为晚宋诗学主流，也开启元、明二代诗坛贬宋尊唐的先河。
南宋文士因社会环境与时代变迁，出现三种分别代表不同价值取向的诗派，而有雅俗之别。这种情况和当时的社会价值差异一样，反映当时人既有积极进取追求功名以光宗耀祖的一面，也有更多士人因为家庭或个人因素而放弃举业，转而追求纯属个人性的生活价值，使士人群体中出现不同的文化样貌。这些殊项并陈的兼容现象，正是南宋文化丰富而多样的表现。
南宋社会商业活络，物资品类繁多，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活资源，而经济能力高低与生活品味差异，更展现了各异其趣的生活形态，体现各个士人家族，乃至江南各地区间不同的发展样貌。这种现象从富盛家族间，对功名、仕途与生活品味的追求与经营之差异，便可印证。
富裕家族及官员子弟既有丰厚的生活资源，自然更有余裕讲究生活品味。晚宋阳枋以实例针对俗谚所说“三世仕官，方会着衣吃饭”作了贴切的注释：
三世仕宦，子孙必是奢侈享用之极。衣不肯着布缕绢、衲絮缊敝、澣濯补绽之服，必要绮罗绫縠、绞绡靡丽、新鲜华粲、絺缯绘画、时样奇巧、珍贵殊异，务夸俗而胜人；食……必欲精凿稻粱，三蒸九折，鲜白软媚，肉必要珍羞嘉旨、脍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陆之品，人为之巧，镂簋雕盘，方丈罗列，此所谓会着衣吃饭也。
其言如同《梦粱录》所指，“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反映社会上充斥着奢靡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都城临安及其他繁荣城市也有众多边缘人窘迫寄生其中，与前述奢华生活并存于南宋晚期社会，形成强烈对比。
四明史氏家族在南宋曾三代任相，是士人家族成功求取功名的少数代表。宁、理二朝，史弥远、史嵩之先后掌权，家族成员任高官者众，威势鼎盛，生活优渥，有能力营造极佳的生活环境。然而，就在家势鼎盛之时，族内成员如史弥坚、史弥忠、史弥应及其侄史守之等人也因不赞同二人对金、蒙和战及主导皇位继承的种种作为，而退出政坛，转而追求精神生活。他们或延请理学家在家乡讲学，组织诗社。或追求行吟空山的恬淡生活，如史弥应“有诗数卷，宣患难之所志，传逸度于将来……以为耿介拔俗之语”
。更有专注经营个人物质环境者，如史文卿“聚四方奇石，筑堂曰‘山泽居’，而自号曰‘石窗山樵’。……手执乌丝栏画展玩……屏后一几，设茶器数十……如意麈尾、巾壶砚纸，皆纤悉整具，羽衣乌巾，玉色绚起，望之真飞仙人”
。从四明史氏家族部分成员弃绝仕宦，致力文艺性的精神、物质生活的例子，可以看出南宋中期士人社会生活形态与价值观的转变。
四明楼氏家族到南宋中晚期生活形态的改变，又是一例。楼氏家族崛起于北宋仁宗朝，北宋晚期楼异在仕途、乡里经营与拓殖家产各方面均有所成，到楼钥更成为四明重要家族。楼钥虽任高官，但最感兴趣的是追随祖父楼异足迹，在祖宅原址重建庭宅“奎画堂”“锦照堂”，其中东楼用以读书会友，“丛古今群书其上，而累奇石于其前，崭然有二十四峰之状”
。楼钥喜欢搜集古董，积极搜藏先祖旧物，
包括从宋金边境榷场买回被金掠走楼异所刻《嵩岳图碑》，
或向至四明贸易的高丽商人商借临摹唐人韩干题为“行看子”的画马图等，
都显示他致仕以后的家居生活重点，是读书、怡情、玩赏及交游。
楼钥之后的楼氏族人多由荫补入仕，并不热衷仕途，而是在家乡从事文艺活动，维持地方声望，来延续家风。如楼洪曾刊行南宋初楼璹的《耕织图》，楼深喜欢搜藏书画。楼治则喜欢收藏典籍文物，曾集结其父楼钥的诗文为《攻媿先生文集》；该集卷帙大且刊刻精美，在嘉定时期私家刻书中相当具有代表性。
族人致力艺文活动，不在意营生，也不追求仕途高位，从而导致入元之后，整个家族逐渐没落。
其他二个四明名族——高氏与袁氏——情况相仿。高氏自南宋初年因高闶而崛兴以来，相继致力于春秋学、文学、史学等，并记录所搜各类文物。到高衡孙时，尤爱抄录见闻及方技诸书。
高衍孙更讲究生活情趣，“宅旁植水竹奇石，号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处必顺叙寒燠。铢分脉法，如指诸掌”
，著有《五音总韵》《脉图》等，显示了此一家族族人的兴趣有由经史，向诗文、博物、医学转变的倾向。又如嘉定时期宰相袁韶，任官经历二十五年，大力购书，乃至“从中秘书及故家传录以归”
，丰富藏书的情况，都说明家族富盛之后，更注意追求精神层面多元化的艺文生活。
这些例子说明，一些高门大族经历科举为家族带来繁兴之后，部分族人所追求的不单是科举功名或高官爵禄等有形事功，或致力经营产业以厚植家底而已，更崇尚能彰显身份的文艺性活动。在宁宗嘉定以后，这种现象尤其成为江南官宦士族的主要风向。若从当时政经环境去理解，此社会风尚转变的轮廓则又更为清晰。南宋嘉定以后，内外政局虽有由平静趋向纷扰之势，但整体而言，除了朝堂因执政方向歧异而时有争议、局部地区间歇爆发战事外，江南大部分地区仍呈现升平景况。袁桷说：“于时国家承平，四方无兵革之虞，多用文儒为牧守。公务闲暇，击鲜享醴会僚属，以校雠刻书为美绩。至于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
经济繁荣，理学活动及教育文化蓬勃发展，士人除追求仕途外，有更多元生活选择，购书、搜集古董文物，乃至刊刻书籍、讲究医疗养生等等，不一而足。
从南宋中晚期许多重要文士如楼钥、周必大、真德秀、魏了翁，袁燮、袁甫父子等人，乃至元初江南文人的文集，及周密、方回的笔记，可以看到追求闲逸的生活方式成为南宋中晚期的时尚。各项文艺、文化活动在士人群体间开展流传，形成风潮，凸显此时期的文化繁盛，以及士人生活的多元差异。举业仕进虽然仍是大多数士人跃进之途，但并非生涯唯一选项。士人群体价值观的转变连带也使医疗、占卜，乃至专职艺人作家，都能获得尊重而于社会立足，各种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都获得专业化发展。
此现象若与南宋儒医观念深化、医士关系发展，以及术数受到官员士大夫的崇尚等社会风尚相结合，更能显示南北宋差异之处。富裕的环境蕴育出繁盛多元的社会形态是南宋社会的一大特色，又以中晚期最为突出。
中国历史绵延发展的过程中，各时代为响应不同的内外环境冲击与挑战，而各自衍生出多元的文化样貌。观察如唐宋之际的跨越朝代变革时，不宜单单着眼朝代间“变”的差异，也要留心“常”的承袭；反之，观察朝代之内的政治社会发展，也不宜只关注因袭传承，更要体察时代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新”及“变”。此观点若能获认可，那么以往习于以变革或变迁看待唐宋，或一贯相承看待两宋的态度，都需要有所调整。
就历史发展而言，南北宋均为赵宋王朝所建，因其立国环境的塑造，政权特质有别于汉唐，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祖宗家法等立国国策，在在构成宋代国运与施政的基本发展蓝图。然而，两宋虽有前因后袭的相续性，但靖康之难所带来的冲击大大改变了既有的立国基业，日渐使在江南重建的赵宋政权自原有的北宋立国精神中蜕变。迫于愈发艰难的立国形势，南宋和战政策的实施与变化、臣僚对政策的争议，都显示宋廷对生存与发展策略的调整与因应。这一连串的因应之策，与其时序变化、社会环境相呼应，致使南宋对北宋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最终形成此时期独特的时代特色。然而，以往人们对此时代理解较为不足，往往陷入盲境，将两宋同等齐观。
宋以前，华北是中国历代王朝立国的基地，但开封沦陷后，华北基业尽失，赵宋君臣仓促建政，只得选择南渡避敌。江南经济及海洋资源既是南宋国祚命脉所在，也开启了以江南为基地，以两淮为边界的守势战略，宣告背海立国成为南宋维系基业的续命之策。在这种情势下，宋廷虽仍重兵驻守江淮、四川，但运用江海水军优势，强化守城寨堡部署，更成为抗御女真、蒙古进犯的重要边防战略，此策虽然难以发挥积极主动的攻势，却有助南宋稳固立国基业。
以半壁疆土之势应付强敌，势须充实财源，才能立足与永续。因此，宋廷积极强化各项开辟财源的措施，包括推动海外贸易、茶盐专卖，以及开发土地等，却也因而激化岭南地区的社会冲突。为稳定社会秩序，各地相继成立地方军，维护区域安全，并在边境接纳、组织民间武力，作为辅助边防的战力，这些都是修正北宋强干弱枝策略的作为。为顾及政权稳定并因应战时体制，此时期赵宋政权不得不与现实妥协而采许包容政策，后又因皇帝继承问题形成相权独大，这些现象同样是南宋政权性格有别于北宋的特质。
文治是两宋相续的基本国策，宋廷透过科举考试，拔擢人才，结束了门第社会，开启士大夫入仕参政的局面。由于经济发达、教育普及等因素，追求仕进的士人群体不断扩张，在朝廷宽容政策下，士大夫对国家外患及社会转型等问题，关切甚深，从而激发个人与国家命运连结的经世思想。在这种士大夫与君主共天下的思维下，掀起北宋中期以来一连串以中央朝政为改革目标的变法运动。无奈士人意见不同，政策时变，最终反激起党祸，间接造成北宋覆亡。
南宋以来，士人虽依旧关心朝政变革，但救亡立基之心更为急切，他们将更多心思转向改造乡里社会，透过个人或族际合作，推动一连串如兴建学校、书院、社仓、义役、祠庙等强化乡里意识。同时，理学发展，或组织乡饮酒礼、乡曲义庄、学校义廪及祠祀乡先生，乃至贫困士人的经济互助组织，这些现象都显示南宋士人群体的关怀重心，明显有别于北宋。此一发展与南宋社会力在基层社会的滋长相结合，士人群体也因此成为此后中国基层社会中的主导性角色。
士人群体不断膨胀，但能中举入仕乃至晋身上位者毕竟有限，众多士人不是宦海浮沉，就是功名无望，而须借知识改行谋生。因此，社会上出现贫富荣枯有别的士人群体，各以不同面向的专业，在不同社会环境及文化条件下谋生发展，呈现多样文化风貌在现实社会兼容并陈的现象。南宋中晚期在诗文的表现上，兼有理学诗派、江湖诗派及永嘉四灵，各领风骚，就是明例。
在经济繁荣的南宋社会，有志仕进者经历几代努力，得以如愿累积家族“起家”之资。这些资产与名望不但是世家大族经营功名利禄的资本，也有利于各家族营造生活的品味与环境。身处于其中子弟在追求功名之外，从中培养关注生活质量的条件。营建庭园、搜集古董文物、组织诗文雅社、发展学术，乃至重视医疗、养生，都是世家子弟丰富生活的可能选项。《梦粱录》所示的南宋中晚期文化景况，见证了科举社会“耕读传家”，乃至“富不过三代”等的俗谚，追求科举功名不再是社会的唯一价值。就文化与价值观的多样发展而言，南宋无疑是深具代表性的一个朝代。文化力与社会力的连结与展现，正是南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贡献，也是史学界尚须大力发掘之处。
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观察，南宋的立国环境与社会经济，于北宋既有承袭亦有创新，更开启了此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其一百五十三年国祚深刻影响了此后一千年的中国传统，关注传统中国历史发展不可忽视。本书以个人近十年来研究汇集成册，议题聚焦南宋政治与文化之连结性，尝试对南宋历史多样貌发展提出概观性观察，以期就教于先进与同道。
全书除绪论之外，分为议题编、研究编与评述编三部分。议题编着眼于南宋政局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联结，收录两篇文章属概论式探讨，尝试从较为全面的角度认识丰富多元的南宋。长期以来，宋史学界对南宋历史的掌握较北宋，明显不足，且多从单一政治事件或人物去认识南宋，较少整合不同研究领域，以多面向视角理解南宋历史，以致将历史现象割裂成零碎的片段；甚至囿于传统观点，对南宋中晚期历史发展，抱持负面观感，忽视其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有鉴于此，本编两篇论文跳脱单一事件或领域的专题研究，整合南宋研究各领域的既有成果，从政治文化视角切入，既讨论政治的多面向发展，也关注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尤其强调南宋晚期的重要性，冀借以对南宋历史发展提出较宏观的论点。
研究编共收录论文五篇，聚焦讨论士人的文化活动与人际网络，可视为个人在议题编中所倡议的以跨领域视角研究南宋历史的实践尝试。其中四篇，以士人艺文交流为主轴，包括以南宋名臣楼钥为案例，呈现世家大族以艺文建构传承，发展人际关系的样貌；以及以《兰亭序》书帖为案例，探讨珍稀文物如何作为士人群体交流互动的媒介，又如何从文物鉴赏与艺文活动中，发展出南宋时期专业知识建构的文化现象。最后一篇论文，则爬梳刘宰个案，体现宋代士人在政治与社会环境变化下，在庙堂之外所追求的生命意义。五篇论文研究议题各有侧重，但要旨均在体现士人群体如何促成社会力与文化力的滋长与提升。
评述编收录论文二篇。其一评述邓小南教授所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在今人宋史研究成果中，该书与余英时教授《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并居里程碑性地位，于政治文化史领域更是不可不读的重要著作。有感于一般书评对该书主要论点陈述过于简略，本文以较长篇幅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再加评述，期能有助读者更深入认识该书的价值。其二，是评述陶希圣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历程与贡献，从礼、律研究面向阐述，借以纪念追随陶先生编辑《食货月刊》十三年期间对其研究社会史的体认。
本书收录各篇文章，多曾发表于各类史学学术期刊。此次的汇整，于内容及篇名有所修订与调整，为避免造成师友及读者们的困扰，谨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