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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有个核心，就是“仁”。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12·22）
仁是一种普遍的爱，但并不是一视同仁的爱，而是有亲疏远近之别的有差等的爱。孔子说：“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6）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仁爱的层次。
第一，仁爱以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孝悌为根本内容。孔子的弟子有若也曾说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孝指孝敬父母，弟（悌）指尊重兄长，可见仁的基点是家族亲情之爱。
第二，仁爱以维护贵族等级关系为主要原则。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2·1）礼的中心内容是宗法等级制度，克己复礼就是要用等级名分来约束自己，各安其位，不得僭越，以维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1）的宗法等级关系的和谐状态。
第三，仁爱要求体恤别人，奉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2·2）这是从消极防范一面说的，即所谓“恕”。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4）至于忠，是从积极施与一面说的，孔子曾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6·30）这里不仅说明了“仁”的内涵中的忠的一面，而且说明了行仁的方法在于就近从自身体察，然后推及于人。忠和恕是仁的同一内涵的两面说法，所以孔子又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解释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
第四，仁爱的最高、最广目标是广济博施，泛爱大众。孔子认为，如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是超越“仁”，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圣”，连尧、舜都难以做到（6·30），又说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4·42）。
由此可见，孔子“仁”的思想，既以宗法等级的人际关系为基本内容，又包含了人道、泛爱的成分。这两方面互相矛盾的内容不是简单硬凑在一起的，而是有着当时现实矛盾的基础。
我们知道，西周农奴制还保留着原始氏族公社的躯壳，封建领主利用残存的原始氏族公社形式组织农奴的公田劳动和各种公役，因此实质上的统治、剥削关系，又往往被形式上的原始氏族社会的某些平等、民主关系假象所掩盖。同样，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也保留着原始社会后期父系家长制的躯壳，而内涵却已发生本质变化。同时，周代的礼制中，除了反映领主等级关系的中心内容外，也有不少原始社会礼俗的遗存。孔子“仁”的思想的两面性，正是当时现实社会这种两面性的反映。
“仁”除了仁爱的含义之外，还包括“敏于事而慎于言”（1·14）的内容，这是孔子观察人、评价人的一条重要道德标准，主要是要求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重在实践。如“巧言令色鲜矣仁”（1·3），“仁者先难而后获”（6·22），“仁者，其言也”“为之难，言之得无乎”（12·3），“刚、毅、木、讷，近仁”（13·27）。
孔子之所以把重实践列入仁学的内容，一方面为了反对和识别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和只说不做的空谈家，另一方面也为了提倡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自身负责，为社会尽责。
孔子“仁”的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存在维护贵族宗法等级制度的历史局限；另一方面他看到现实私有制社会人际关系的自私自利、压迫欺诈，极为忧虑，向往原始公有制社会人际关系的平等、民主、人道、和谐，珍惜美好的传统，怀抱“大同”的理想，借助这些来针砭现实的弊病。就其改造社会弊端的目的来看，的确有不自觉的前瞻意识，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展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这正是孔子仁学思想中带有永恒价值的可贵之处。
总之，孔子的仁学实际是人学。他重视人，爱惜人才；强调人性，尊重个人意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9·26）；强调人要自重自律，修养完美的人格；强调人要积极用世，追求充实的人生；强调推己及人，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积极的人道主义、人本思想，民本思想，人文情怀，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遗产。
以上谈了孔子的思想核心及其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下面再来分析孔子思想的各个侧面。
在经济方面，孔子反对按田亩数量征收军赋（所谓“以田赋”），维护“周公之典”，即建立在井田制上的军赋制度“丘甲法”。
从历史进程来看，孔子的立场似乎是保守的。但孔子是从反对苛征暴敛、主张轻赋的角度来反对这一变革的，如他说：“君子之行也，度（衡量）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井田制按丘出赋的丘甲法）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左传·哀公十一年》）有若建议鲁哀公用“彻”法（什一税），反对行什二之税，主张与百姓共富足，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2·9）直接承袭了孔子的上述思想。
孔子还反对统治者挥霍无度，主张“节用”；反对滥兴徭役贻误农时，主张“使民以时”（1·5）。他还称赞吴国具有变革思想的大夫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5·16）。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因势利导组织百姓脱贫致富（20·2）。他还主张在“庶矣”（人口已兴旺）的基础上使百姓“富之”（13·9），并且达到没有贫富悬殊的“均平”（16·1）。
还应该指出，传说中的中国古代井田制生产方式，从形式上看，涵盖了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氏族公社制（当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封建领主制。其共同特点是都有“公田”和“私田”的存在。
“私田”用途似乎未变：如农村氏族公社制的私田，是公社分给社员家庭的农田（包括宅基地及其周围的园田），归社员耕种，收获用以维持社员家庭生活，保证生产劳动力的延续不断；领主制的“私田”，是领主授给农奴家庭的农田，用以维持农奴家庭的生活，保证供其剥削的劳动力的延续。
但“公田”的内涵却发生了本质变化：农村氏族公社制的公田，是共有资产，由社员分摊耕种，收获归公社所有，用于公益事业的开销；而封建领主制的公田，是领主的私产，借农奴之力耕种，收获归领主所有，属于劳役地租。
孔子之后，孟子提倡井田制，主旨在于维护农夫“私田”份地（“百亩之田”和“五亩之宅”）的“恒产”，抑制土地兼并，保证耕者有其田，并主张实行井田制“助”法较低的税率，以减轻农夫的负担，维持社会安定。
在政治方面，孔子向往远古公有制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但是孔子也认为大同社会实现起来非常难，连尧舜都感到吃力，如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6·30），故对此自己始终只能作为理想来寄托。
然而他认为“三代之英”即夏商周三代圣人大禹、商汤、文王等所创造的盛世，并不是不可以企及的，因此，所谓“小康”就成了孔子实际追求的目标。他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通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孔子追求三代，尤其以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为直接、具体的目标。他梦想周公（7·5），欲从周礼（3·14）；期望“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6·24），就是说，以齐国那样强大的国力，加上鲁国那样完备的礼乐，恢复天下一统的周道（西周盛世）。
孔子的治国思想是君明臣贤，以民为本，和平外交。
他主张君主圣明，有威严而不专横，举贤纳谏，“使臣以礼”（3·19）。主张“臣事君以忠”（3·19），敢于直谏；为官正直清廉，“行不由径（不走邪道）”（6·14）。
主张治理国政要做到“足食，足兵，民信之”，足食关系到富，足兵关系到强，其中老百姓的信任比粮食、军备都重要：“民无信不立”（12·7）。他还强调要使“天下之民归心”（20·1）。
在外交上严华夷之限，维护先进文明，认为“微（无）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4·7），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辅佐齐国强大，抵挡东夷的入侵，那么我们就会亡国亡族，披头散发，左开衣襟，随从夷狄的习俗。但也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主张“修文德”以招来远人（16·1）。
关于治国方法，孔子主张“为政以德”（2·1），以德治、礼治为主导。他不反对以政令、刑罚为代表的法治，但认为只能居于辅助地位。孔子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逃避）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归向）。”（2·3）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适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3·3）
孔子还说过：“政宽则民慢（怠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这里谈的是法治宽严适度的道理，说明他并不反对法治，只是强调要调剂宽严，以求恰当。至于有人说宽猛相济是镇压人民起义的两手对策，则属附会之辞，因为孔子此话是就《左传》所记“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而发的，针对的明显是社会治安问题。
在教育方面，孔子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理论。
他主张德育为先，全面发展。“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6）；“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7·6）；告诫偏重学问的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6·13）
主张“有教无类”（15·39），并亲自实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7·7），对于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使文化下移，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教育方法上他总结出非常丰富有益的经验。他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特点，甚至根据某个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不同表现，进行恰如其分的教育，如子路、冉求提出同样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孔子先后作了否定和肯定两种不同的回答，理由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20）
他承认人的智力有差别，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6·21）；但也强调后天的主观努力，反对怠惰不前的“画”，如“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途而废。今女画。’”（6·12）
他“循循然善诱人”（9·11），注重启发式教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7·8）；他不仅强调举一反三，更称赞“闻一以知十”（5·9）。
他强调“学”与“习”相结合：“学而时习之”（1·1）；辩证对待“学”与“思”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正确处理学与用的关系，重视实践，提倡“多闻”“多见”（7·28），强调学以致用，以用促学：“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9·13）。反对不学无术，盲目蛮干，如指责子路让还未学成的子羔做费邑之宰是“贼夫人之子”，并厌恶子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种以干代学的片面狡辩（11·23）。
他倡导严谨老实的学风，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17），“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疑），慎行其余”（2·18），“学而不厌，诲人不倦”（7·2）。
他为人师表，而又谦虚谨慎，主张“不耻下问”（5·15），以众为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7·22）。
总之，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凝结着他丰富的实践经验。颠扑不破的真理俯拾皆是。
在哲学方面，孔子提倡中庸之道。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6·29）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
中庸就是以中为用的意思，其哲学意义就是在承认事物存在两面性的前提下，随时折中、平衡，力戒偏颇。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全面、辩证的观点和行为合度的思想。如“无可无不可”（18·8），“叩其两端而竭焉”（9·8），“过犹不及”（11·6），“事举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3·3），“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20），“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7·38），“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20·2），等等。
孔子提倡中庸，强调执中，但并不拘泥、固执，又强调权变，如说：“可与立，未可与权。”（9·30）孔子权变的实例很多，如说：“奢则不孙（逊），俭则固（固陋）。与其不孙，宁固。”（7·36）“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3·21）
与中庸相关，孔子还讲“和”。“和”就是在承认事物存在矛盾和差异的前提下进行调和，以达到一个合理、恰当的度。如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3·23）众口相应、唱和叫和，调五味叫和（盉），谐五音也叫和（龢），这是“和”的本义，加以引申，协调事物的矛盾、差异也叫和。“同”则不是如此，“同”指等同，完全抹杀矛盾，泯灭差别。可见“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同”是形而上学。
有若下面的话忠实地反映了孔子“和”的思想，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12）礼的本质在区别等级，但礼的推行以和为贵；既有差别，又能调和，社会就不致分崩离析。
当然，孔子讲“和”也有其局限，主要表现为维护以“礼”为代表的贵族等级制度，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孔子“和”的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
“和”本是先秦存在的一种可贵的思想观念，如《国语·郑语》有这样的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说，只有存在差别的调和，万物才能生生不已，不断发展；如果完全等同没有差别，就难以为继，不会有发展。
天命鬼神观念也属哲学思想。有人说孔子是无神论者，孔子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的天，孔子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说法根据不足。实际上孔子既是宿命论者，又是有神论者。
孔子认为天位居众神之上，是神中的最高主宰，所以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意思是说如果得罪了上天，就没有可值得祷告的神了，即使祷告也无济于事。
孔子所谓的天，是有意志的神，并非自然的天。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无须亲自开口发号施令，就能主宰一切，指挥一切。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7·19）。孔子认为天命不可违抗，因此君子“畏天命”（16·8）。即使符合道义的事，能否行得通也由天定，因此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4·36）
孔子很少讲论天道，并不是因为他不信天命，而是因为天道神秘莫测，不便领会、难以言说罢了。他认为只有身经复杂的人生阅历之后，才能认知天命，所以说“五十而知天命”（2·4），而且知天命又与学习占筮书《周易》有关，如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7·17）
孔子把人生经验与知天命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天命与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联系起来，表现出对客观规律的敬畏。对天命的神秘性已有所突破，但离否定宿命论相距尚远。
“子不语怪、力、乱、神”（7·21），孔子不讲神怪，情况与不讲论天命一样。其实孔子很强调对鬼神的虔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12）至于说：“敬鬼神而远之”（6·22），“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1·12），固然有重人事、轻鬼神之意，但这些话也含有人事切实、鬼神难明的意思，并不足以说明孔子不迷信鬼神。
孔子的鬼神观念，与周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其迷信程度不像殷人那么深，正如《礼记·表记》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只能说孔子的鬼神观念有进步，但离无神论相距尚远。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孔子有珍惜自然资源的环保意识，提倡遵守取物有节的古训或公约。如“节用而爱人”（1·5），“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7·27），《大戴礼·曾子大孝》：“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后世儒家学派多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如《孟子·尽心上》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贾谊《新书·礼》：“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礼记·王制》也有类似记载。
孔子在认识论方面，强调主客观的统一，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结合，非常重视实践。
他承认人的天赋有差别，甚至认为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但主张知识主要是通过后天勤奋学习、实践获得的。如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6·9），“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7·20），“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
孔子曾自述通过学习、实践，随着年龄增长，认识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和阶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4）不仅反映了人生实践经验不断积累的规律性，更可贵的是追求由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的最高境界。
孔子的伦理思想，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诸多内容，主要集中在他的核心思想中，前面已作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孔子的思想虽然不免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主流是积极的，值得我们借鉴；甚至有不少内容还延续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需要我们珍惜、守护，发扬光大。
以上概括分析了孔子思想体系并横向分析孔子思想各个侧面的积极意义。下面再纵向考察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和现实影响。
从孔子的实际思想来看，其历史和现实影响的主流是积极的。
孔子死后，儒学得到继续发展，战国时期存在着激烈的儒法斗争，以致酿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朝的反儒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完全否定儒家思想的价值，纯粹“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甚至残酷地焚书坑儒，以致巩固不了自己的统治，二世即亡。
汉承秦制，汉初即有人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建议统治者重视儒学，借以治国。如陆贾向汉高祖晓以居马上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治天下的道理，认为“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秦任刑法不变”，以至速亡，建议高祖用《诗》《书》礼乐辅之以刑罚进行统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至汉文帝时，贾谊总结秦亡的原因说：“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建议兴礼乐，改秦法，实现长治久安，“然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至汉武帝时，董仲舒把儒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对策中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但是他的建议并未完全为武帝所接受，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四章所说：“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为一尊矣，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宣帝不重儒，有《汉书·元帝纪》为证，有如下记载：元帝为太子时，“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讥刺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其实霸道王道相杂而用，不限于汉朝，可以说贯穿于汉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中。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家又始终处在正宗地位，所谓“独尊”的含义，不过如此而已。而且倡王道，反霸道，把两者绝对化是孟子的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中，并不完全否定霸道，孔子称赞管仲相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增强了国家实力，抵御夷狄内侵，保卫了中国的先进文明，“民到于今受其赐”（14·17）。此外，如前所述，孔子不排斥法治，他主张兴礼乐教化，辅之以刑罚，这与“以霸王道杂之”亦颇相似，只是孔子强调必须以王道为主。
孔子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积极方面是主流。体现在明君贤相、清官廉吏、仁人志士、民族英雄身上，表现为励精图治、选贤与能、兼听纳谏、改恶从善、倡廉肃贪、克己奉公、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兴利除弊、勤政爱民、精忠报国、积极用世、忧国忧民等政绩和美德；闪烁着自强不息、人道、民本、尚德、贵知、重和、均平、为公、大同等思想光辉；流传下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无数震撼人心的至理名言和道德风范。
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出现过一些太平盛世，这些治世的出现，首先是人民斗争的结果，但也是与统治者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调整封建关系分不开的。有一种事实不容忽视，即他们在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关系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每每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汉初的情况已如前述，唐代以唐太宗和魏徵为代表的君臣论治也是明显一例。当时魏徵“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提醒唐太宗重视隋朝灭亡的教训：“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不可“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规劝、晓谕唐太宗：“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敬待君子，疏遇小人；“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思闻得失只可恣其陈道”等等，并且多引孔子之言以为证（见《旧唐书·魏徵传》）。由此可见儒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是十分明显的。
有一种言论，认为儒家思想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难服人。
第一，中国古代科学是先进的，这种情况不可能与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背道而驰。第二，中国古代有成就的科学家多数信奉儒家。第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重视教育，重视知识，提倡独立思考，发挥人的创造才能，学风又谨严扎实，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资本主义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阶段。有人把此归罪于儒家思想的阻挠，认为儒家否定自由竞争，此论实难说通。
首先，观念不是万能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不能起决定作用。情况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壮大，才没有动摇封建正统思想。
其次，中国儒学绝非与资本主义不兼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确实吸收过孔子思想。在西方，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用理性万能的学说反宗教、反封建，进入了所谓理性时代。孔子的思想确实是理性时代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当时的思想家非常推崇孔子的学说，甚至以不同于神学的孔子作为他们启蒙运动的旗帜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的改良变法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吸收过孔子的学说。当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也鼓吹过“孔教”，这固然说明了儒学的复杂性，但“孔教”旨在歪曲、利用，不等于儒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反映了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是这个口号对儒学缺乏分析，不无偏颇。
实际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关于孔子及其学说也有公允客观的评价。如有人认为当时论孔者分为两个极端：一者，批孔道坏风俗人心，阻学问之进行；一者，主崇拜孔子，可以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此二者皆为“瞽说”。
指出“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精神”。
恽代英说：“孔道非孔教……孔子讲述五伦，敬老慈幼及仁、义、礼、智、信诸德，务以造成社会善良分子为宗旨。”
又说：“我平日不菲薄孔子，而且有些地方很敬重他。但是我很菲薄孔教徒，自然程、朱、陆、王等在外。”
梁启超于1926年即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作了反思，认为“不是求真求美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期，高涨的爱国主义激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如1937年元旦，以爱国救亡为宗旨的“孔墨学术讲习会”成立；1938年5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解放》杂志39期上发表了《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同年9月18日，吴玉章在《解放》杂志52期上发表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的文章，等等。同时促进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和总结，孔子进一步得到公允的评价，影响也在加深。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任务。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此文极有指导意义，对于清除“左”的影响，促使人们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2年2月发表的《反对党八股》一文，又曾指出：“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此外，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洛甫（张闻天）在《论待人接物问题》中，彭德怀在《谈民主教育》中，都援用过孔子的思想和名言，在思想教育、道德建设方面收到很好的效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左”的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孔子基本上处在被批判的地位，“文革”中这种批判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拨乱反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一度又受到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思潮的严重干扰。应该说对孔子思想现实意义的重视，先是两股风吹起来的，一股来自西方学术界，一股来自东亚“四小龙”。而内因则基于实行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还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思考。
不少西方学者考察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二十世纪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而对人类前途关心上。“四小龙”以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阻力，甚至可以成为促进的动力。这两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启发，除考虑传统文化与本国现代化的关系之外，也增加了弘扬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使命感。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云同志发表了杭州讲话，后来又颁布了有关的中央文件，强调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并从组织和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加强古籍整理工作和专业人才的抢救、培养。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四个自信”，其中包括文化自信。习主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亲自考察、研究有关工作，把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提到新的高度。
如2014年9月24日他在纪念孔子2565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