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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题目将从宏观上来讲讲儒家文化对我们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在于他有多少财富，他国防力量如何的强大，也不在于他的公共设施有多么华丽。我想我们中国，今天在这三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我们现在到处都有华丽的公共设施，其华丽程度真是出乎我的想象，我常常在一个小县城里面都能看到四星级的宾馆。
一个国家的强大，既然主要不是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那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最终是落在文化上，表现在我们全民的文化素质上。所以我觉得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复兴，实际上是最关键的。通过文化，让我们的国民都走上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那我们的民族才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过去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就在于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就代表我们文化发展的高度、深度。可是以现在我们整个国民的素质，如果想自豪地说我们是一个古文明的礼仪之邦，我想是有点胆怯的。所以文化的建设在今天是非常迫切的。我们怎样做创造性的转化，怎样做创新性的发展，怎样树立起文化的自信？我们国民今天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有多少自信？我们有多少国民能够真正地坚持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我觉得可能都需要打个问号。不是每个国民都可以那么理直气壮地以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以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而自豪。
文明是相对于野蛮来讲的，人类从脱离野蛮到走上文明，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而真正地走上文明，用“文”来阐明我们的人类，这才叫文明。什么叫“文”呢？“文”就是“纹饰”。我们不是那么赤裸裸的了，不是光着身体走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是穿着衣服走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不是钻进山洞里去避寒避热了，我们是住在房间里避寒避热了：这就是文明。我们待人接物是彬彬有礼的，这才是文明。
人类经过了这些自我的觉悟、自我的装饰才脱离了野蛮。文明，就是以“文”来“明”；文化，就是以“文”来“化”。用我们人类自己觉悟到的东西来提升自己，不让自己像动物一样赤裸裸的。超越了野蛮，这才叫文明，这才叫有文化。
过去有的人会讲，文化是一个“软实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像我们掏出一把钱币来，会当啷响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实它恰恰是一个最硬最硬的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最根本的一个基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经常会讲儒释道三教。当然，这样一个格局的形成，不是很早，一直到隋唐时期基本上才形成。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唐玄宗的时期，玄宗亲自选了三本书做注解，然后要求全民都来学习，虽然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但是他要求，他亲自选，亲自注，然后发给全社会来阅读。
玄宗选了哪三本书呢？第一本：《孝经》，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这是儒家的一个经典。因为儒家的一个基础概念就是孝，百行孝为先。孝是构建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的概念，所以要选《孝经》。第二部选的书是《道德经》，大家也知道老子《道德经》是道家的根本经典。第三部选的什么？《金刚经》，这是佛教的一部根本经典。
玄宗亲自选了这三部书做注解让大家来读，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以三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是核心结构的这样一个格局。至少从唐以后，我们的读书人，都会读到这三本书。那么这三本书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格局的过程中，一定有个相互配合的结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文化始终是一个多元包容的文化，就在他的主体文化中，也是这三教结合在一起的，不是说这里面就只有一家，没有别的家了。
这个格局形成以后，人们还把他们相对的重点给突出了一下。那么这三家的文化，各自有什么样最突出的地方呢？我先来讲一下这个方面。
我们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同时也是你是你，我是我。各自都吸收了对方很多精华的东西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同时又会保持自己文化里边一些根本的东西，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基因。
既然是这样，有各自的基因，特色的方面，又可以来相互配合。所以我们历史上又有这么一个说法：“以儒治世”，用儒家的文化治理这个世间，治理这个社会，治理这个国家；“以道治身”，用道家或道教的思想，来治我们的生命、身体，所以道家跟养生，跟医疗关系都很密切；“以佛治心”，来治我们的心灵。这就构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格局。这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说法。
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祖宗的智慧真是了不得。相对于现代的社会现实情况，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就有三个最突出的问题。哪三个最突出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自身的身心关系，这三大矛盾。那我们仔细想一想，儒释道三教跟这三大矛盾关系的处理是不是可以一一相应？
我们现在面临着的环境问题，不就是因为我们跟自然的种种矛盾造成的吗？不能顺从自然，什么都要靠人的努力来解决他。所以“以道治身”，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我们认识到人跟生存环境，也就是自然的关系问题，并寻求合适的解决途径。我们要多尊重自然，多顺应自然，才能够处理好我们跟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
儒家的文化是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在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下面再来讲。
佛教告诉我们，人生的一切烦恼痛苦，都来源于人有三个心，三毒心，哪三个心？贪嗔痴。所以佛教构建了一套他的学术系统，叫作“戒定慧三学”。这个“戒定慧三学”就是来对治“贪嗔痴三心”的。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作“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如果我们能够把心中的贪嗔痴给熄灭了，我们的身体就会愉快，就会健康。所以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调解我们身心之间的矛盾。我们中国的祖先很有智慧，看到了我们人类在世界上会遇到这三个最主要的，或者说最根本的矛盾。于是构建了以儒释道三教为核心结构的多元文化来对治这些问题，来解决这些问题。
今天的主题是来讲我们的儒家文化怎么样来跟我们社会的问题结合。儒家文化，我觉得我们不用回避也不用否定，我们几千年来的社会制度的设计、构建，几千年来的人际关系的构建，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言行举止的规范，都是用儒家的理念来解决的。所以儒家离我们的生活最近，就是我们生活中间的东西。我们生活中的礼仪规范、行为规范都离不开儒家，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也离不开儒家，我们整个政治制度的构建也离不开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深深扎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当然这并不是说佛道的思想就跟我们的生活脱离得很远，没有这个意思。
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化，儒家在这方面应该说是最突出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最能够切身体会到的。特别是跟我们政治制度构建的关系。
当我们想要来改变我们的政治制度，构建新的政治制度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来认识儒家的这种政治理念。所以当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也没有能够真正地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反思了，是不是我们的文化中间有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理念，阻挡了我们在政治制度上的革新、革命。
戊戌变法是维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自我更新了，但不是把制度层面的东西彻底否定。辛亥革命是革命了，是推翻帝制了，重新建立起一个民主政治制度了，但是维新也没成功，革命也没有完全成功。人们就想了，是不是我们文化赓续上面有问题，因为制度是为赓续这个文化而构建的制度。于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就追溯到了这个根源，把矛头直接对准儒家的文化，因为他是构建我们制度文明的一个基础。
儒家文化的根本理念是什么？血缘宗法的理念。血缘宗法的理念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内在的血缘的联系，人与人之间内在的联系、关联。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根本的观点。中国文化认为，生命是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个体。所谓的群体，就是每个生命都是一群生命里边的一分子，而这个群体生命里边的每一个个体都是相互关联的。特别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那完全是血脉相连的关系。扩大开来，一个家族也是有血缘联系的，再扩大开来就是一个家乡，再扩大开来就是一个民族。甚至可以再扩大到整个人类，那都是人类祖先一代一代的相传，传到我们今天的。所以每个个体是脱离不了这个群体的。
这个理念，跟西方文化中生命的理念完全不同。西方文化中的生命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为他是上帝造的。上帝创造每个个体，个体跟个体之间只有一个外在的联系。他不是一个内在的，不是一个整体的群，而是一个一个独立个体所构成的群，不是每个个体之间都有内在的血缘关系的这么一个群。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理念。所以中国文化中非常注重群体生命的问题，注重生命跟生命之间内在的联系问题，血缘被看作是最重要的。
中国历史上呈现的政权继承方式，由最初的兄终弟及变成了父子相承。兄终弟及也是一种血缘的关系，哥哥死了，弟弟来继承。周武王死了以后，本来其弟周公旦可以继承，周公旦没有继承，他把这个政权交给了武王的儿子成王，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了以父死子继为主的传统。但也不是没有兄终弟及的。
不管兄终弟及也好，父死子承也好，都是强调内在的血缘关系继承，这样一来，就让我们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那些思想家认为，这个是以家为国的典型，家天下。家天下代替了国天下。不破除宗法血缘的理念，就清除不了宗法血缘的制度，所以就把批判矛头指向儒家的这个思想，同时扩大到彻底地要否定儒家的文化，“打倒孔家店”就这样出来了。
这里边我们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就要改变这样一种宗法制度，要把每个人都看成是一样的，不把他放到群里面去。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放到群里面去，就有分别了，人跟人就不同了。你如果不是一个内在联系的，那父母也好，子女也好，都同样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有什么区别？可是到有血缘联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群体里边，那我永远是子女，他永远是父母。
当然这个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人还有长大的时候，还有去世的时候。他长大了，结婚了，也生了儿女了，他又变成父母了，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同样是这样。但不管怎么说，父子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不能简单并列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也是你的父母。长幼也一样，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要比你早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晚。
中国人这样的看法，也是按照自然规律来形成的，并不是出于一种我们人为决定的因素。为什么子女要孝顺父母，父母为什么要爱护子女，这不是我们谁来规定的，而是按照这样的自然关系形成的。
三国时，一个叫王弼的哲学家，对“孝”作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定义。他说什么叫孝，“自然亲爱为孝”。这是他的《论语释疑》里边讲的话。《论语释疑》这部书已经失传了，只留下片段了。他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孝，孝是自然亲爱的体现。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用动物之间的亲子关系来让人们学习。“乌鸦反哺”“羔羊跪乳”，这都是自然界动物之间的现象。这都是一种孝敬的表现。乌鸦反哺就是孝，老乌鸦飞不动了，小乌鸦去觅食来喂它，里面也包含了感恩。为什么？它刚出生的时候是老乌鸦找食物来喂它长大的。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人难道连乌鸦都不如吗？你就应该是这样来孝敬父母的。
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自然亲爱，不是强迫性的，而是相互的。“羔羊跪乳”也是这样，小羊吃母亲的奶是跪在那儿吃的，是表示对母亲的敬重，我们人也应该这样。子女对父母的这种孝，我们经常用孝敬、孝顺来表述。
中国文化是按照自然血缘关系来构建伦理道德的。在中国文化中，一切都是自然的，每个人相互之间都有联系。所以新文化运动一开始要强调，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彻底否定这种血缘联系，要彻底破除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是构建我们社会制度的理论依据。
连带着彻底否定了礼教。最著名的就是礼教“吃人”的论点。礼教之所以“吃人”，就是要让大家每个人都安分守己，不能超越你的身份。不能超越，那不是限制我吗？我个体的自由都没有了，我想怎么样就不行了，所以要把他彻底否定，把他看成是吃人的东西。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玄学的兴起，讨论的问题就是自然与名教的问题。自然就是每个人自然而然的天性，名教就是社会对每个人的规矩要求。所以那些名士们，就已经唱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不要受这些规矩的约束，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出现了许多狂士，不遵守任何礼教或者名教。
当然礼教过分了也有问题，就会出现虚伪。玄学家的出现，就是因为礼教做得过头了，所以才有这样的反叛、逆反心理，彻底否定礼教行为。
我们都知道，在汉代的时候，提倡孝道，一直到后来魏晋的时候。汉代从西汉开始，汉武帝又叫汉孝武帝，都要加个孝，以表示他们所倡导的理念。晋也是以孝为本的，皇帝的封号前面往往也加个“孝”字。
这个理念后来强调得过分，特别是父死，子要守丧三年，于是就有在先人的墓边搭个草棚，待上三年，现在我们到孔府去看，孔子的墓边就有草棚。这已经不错了，可是有的人说，这个算什么，这个不够。于是不封墓道，住到墓道里边去，那比住在墓外边不是更孝吗？以此来表达孝。可是有些人表面上很讲孝，却在墓里边喝酒吃肉，唱歌跳舞，当时就出现了一批名不副实的伪君子。有人认为这样来提倡孝，让人们刻意去做作，反而是不好的，扼杀了人的天性，所以才有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才有了怎样来协调名教和自然的争论。
魏晋时期，经过玄学的调整，名教和自然的关系应该说调整得相当好。这两者打通了，名教不能够束缚住自然，自然不能违背名教。名教出于自然，名教本于自然，这是魏晋玄学最后得出来的结论。礼是顺人心而定的，不是违背人性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一个群体不是每个个体。你是一个个体，你怎么样都可以，可是在群体里面，每个个体都按照自己想做的去做，这个群体还能成为一个群体吗？不能。所以孔子即使到了七十岁了，可以“从心所欲”了，但还要守住一个规矩，要“不逾矩”，逾了矩他就没有这个自由了。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了绝对的自由，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在认识了必然以后获得的自由，你要跟必然对抗，你任何自由都没有。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开车时有交通规则的限制。遵守交通规则，你怎么开都可以，你若违背交通规则，不让左转，我偏左转；红灯不能走，我偏闯过去。你还有自由吗？什么自由也没有了。
这在哲学层面上来讲，就是怎么样认识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自由是在认识必然以后才获得的。这个必然就是一个社会的公约，它是公共约定的，是为了相互不妨碍。这个公约对于一个整体的社会，一个群体的社会，是不可缺的，大家必须遵守这个东西。你妨碍了别人的自由，也就没有你自己的自由。
中国人在我看来还应该再好好学魏晋玄学，不然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是很片面的，对自由的理解也是很片面的。觉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就是自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是民主。没想到民主和自由都是有规定的，有约束的。
儒家的“礼”被否定了，人们没有约束了，可以想怎么样说就怎么样说，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那怎么行呢？一直到现在，恐怕在很多人脑子里边，还是非常深刻地觉得礼教是不能要的，礼教是“吃人”的。按照鲁迅的说法，他整天晚上看二十四史，看来看去，字里行间跳出来就两个字：“吃人”。那我们的历史还要得了吗？要不了了。
今天，我们怎么样看待儒家文化在社会层面正面的作用及其真正的意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礼教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我看我们不见得很清楚。即使不把它看作是吃人的礼教，恐怕大多数人的心目中间，礼就是一种道德说教，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真正领会到礼教的根本内容、根本性质、根本作用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们要重新来认识礼教，首先要了解礼是因何而起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最早最全面来进行论述的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过去讲先秦的儒学，都是讲孔、孟、荀，孔子到孟子，孟子到荀子。荀子自己也讲，他最敬佩的人是孔子和子弓，他对孟子是有所批判的。
说实在的，孔子甚至于孟子，对礼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阐发。在他们心目中，礼是一个大家都很清楚的东西，不需要讲。问题是现在礼崩乐坏了，怎么样来恢复礼？孔子提出的仁学，其根本的地方就是来恢复礼。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回答，其中有一个回答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回答颜渊“何为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讲得很清楚，他倡导的仁，不是简单的爱人、恻隐之心等。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能够管住自己，让自己的视听言动都合乎礼仪，这才是仁，孔子提倡的仁学的核心就是这个——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请问礼之目，孔子讲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凡是不符合礼的，你就不要去做，不要去听，不要去看，不要去说，这就是孔子仁学的核心——复礼。
礼的核心可以说有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要自制，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克制自己，自己管理好自己。在《大戴礼记》《荀子》《韩诗外传》里面，都记载了一件事情，说孔子有一天在屋子里坐着，他的弟子子路进来了，孔子就问他，什么叫仁？什么叫知？我们先不讲知，先讲这个仁。子路的回答是：仁者被人爱。孔子说：“可以为士矣。”可以说是读过书的人，应该知道这样的道理。你只要以仁待人的话，你也一定会受到别人对你的爱戴。子路出去了，子贡进来了，孔子还是问这两个问题，子贡的回答是什么呢？仁者爱人。把爱人当成重点了，不像子路一样把被人爱放在前头了。孔子对他很赞扬，说：“可以为士君子矣。”他可以为比士高的人，高一等，士君子，士里面的君子了。子贡出去了，颜渊进来了，孔子还是问这两个问题。颜渊的回答是什么？仁者自爱。孔子听了以后很高兴，就说：“可以为明君子矣。”不是一般的君子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仁里面，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是自爱。
自爱是什么呢？自爱就是不要做违背礼的事情。就刚才讲的那个“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就是自爱。
孔子没有去探讨礼的形成，只是说礼是周公制礼作乐，但礼究竟是因何而起，里边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并没有足够多的阐述。《孟子》里面也没有很多的阐述。我们知道，礼的最终形式，就在《仪礼》里边，后来有对《仪礼》的诠释，就存在于《礼记》里边，但《礼记》里边的诠释其实都是秦汉时候的东西，特别是汉朝。此前只有荀子对礼做了一个系统的阐述，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礼论》。
《礼论》一开始就在探讨礼因何而起。他说得很明白。“人生而有欲”，人生来就有欲望。“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我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我就去求，到处去求，到处去找。“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在求的过程中间，如果没个限度，贪得无厌的话，比如我肚子饿了想吃，吃饱了就行了？不，我还得挑剔。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而且拼命地吃，无度量，没有限制地去求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没有分界，没有分界就没有区别，好像是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如果是这样，一定产生争斗，你争我夺。所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这个社会就完了，所以礼是这么产生的。
礼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荀子也讲得明明白白，有两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礼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养人之欲，养育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需求。礼是因此而生起的。再进一步，荀子讲得更深刻了，礼的这种规定，要达到一种什么结果呢？使“欲必不穷乎物”，让你的欲望不至于穷尽了物。使“物必不屈于欲”，屈是委屈的屈，穷是穷尽的穷。礼的作用是使两者——欲和物之间达到平衡，进而能相持而长。这个观点我想非常有意义，也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让自己的欲望去穷尽物，而物没办法满足我们过分的欲望。所以物、欲处于一个强劲的对抗状态中。礼的制定，就是要让这个“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把物和欲这两个的关系处理好，“相持而长”，这才是礼的根本，礼制建设的根本。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中人的欲求跟资源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使整个社会不至于你抢我夺，一方面对自然界来讲，我们不至于用尽了它的财物。
现在科学发达了，创造了很多财富。但哪儿是人“创造”的，是人在挖掘自然的财富！人创造什么财富？都是用自然界的资源来供给人们使用，这才造成我们现在生态的失衡。人创造什么？他生出来这些东西吗？他没有生出来。他在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使物和欲不能够相持而长，而是让欲穷尽了物，让物没办法来满足人们的欲望。
所以荀子考察礼的起源并对它的意义进行深刻的分析，我觉得非常重要。这是儒家文化对当今世界的一大贡献。我们现在就是无节制的，而且倡导大家都要去追求，互相去攀比。你看他穿得那么好，我也得穿那么好；他吃得那么好，我也得吃那么好。人人都要这样，有人早就说过了，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要一样的需求，这个地球维持不了几十年就要穷尽了，所以必须要有度量分界。
一方面是我们在量上面要控制，不能够过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区分一下，对不同的人要求有不同的对待。不能人人都一样，人人都超前消费，那这个地球承担不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中国的礼的作用和意义，我想我们对礼会有个新的看法。礼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能够让我们每个人的欲求都得到适量的、合乎身份的满足。这就是礼。
我们道德的设计，伦理关系的设计，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都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宇宙的资源、财富，能够有一个持久的延续，来满足我们人类的需求。所以荀子反复强调，对于自然资源，开源的同时一定要节流，“开源节流”。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一定要有长远考虑，不能只看到眼前。我们要有长远的思考，一定要顾及以后。这些思想都相当深刻。今天读了，都有很大的启发。这是儒家文化给我们提供的一种启示。当然你也可以不接受，不遵行。那我们自己去看看我们的前途，究竟会走到怎么样一个地步。这是礼的根本核心。
然后是各种各样的设计，让我们人不要像禽兽，要装饰，有各种各样的礼貌，各种各样的界限，不能随便。“礼者，表也”。它给你树立一个标杆，这个深度是如何，你可以往这儿走；那个深度是如何，你不能往那儿走，往那儿走你就掉下去了。就像在水上行，要看清楚这个标杆。礼也是个防，提防着你出这个错，出那个错。礼是要你去践行的，所以“礼者，履也”。如此种种告诉我们，礼在维护社会和谐有序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这样来认识这个礼，那么礼里面核心的东西就出来了，就是每个人要认识自己的身份，这叫作“明分”。礼是来明分的，这也是荀子讲到的人的一个根本特性。
人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个体，也不是毫无关系的一群东西。所以他讲，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为什么？因为牛马不能群而人能群。牛马不能群不是说牛马不是在一起的一群一群的马，一群一群的牛，而是说它是无组织的，散漫的，自发的，被动的。而人呢，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
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他的力量从哪儿来？只有这个群体里边的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身份，都能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尽自己的职责，这个群体的力量才能发挥出来。荀子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作“明分使群”，明了分，这个群的力量就发挥出来了。所以礼，也就是要我们每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名分，也就是身份。
每个人的身份都有个名字，你是父还是子，你是师还是徒，每个人都有个名分。所以，礼教也往往叫作名教，因为它落实到每个人的名上面。礼的要求，就是要每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名分去尽自己的职责，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正名”。
礼教要求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齐景公问孔子：要请您老先生来治国，从哪儿开始？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他的弟子们一听，说：老先生您太迂腐了，现在名分已经乱了，您还想正名？孔子说那不从正名入手怎么办？齐景公很郑重，说：老先生您说得太对了；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我连饭也吃不上了。
我们现在一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说是封建的那一套伦理。其实不是，什么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含义很明确，你处于君这个位置，你担当君这个名分，你就要做君的事情，你就要尽君的职责。父父子子也是这样。你担当了这个名，你就要尽这个名的职责。这句话有什么错？至今我们还在用。
后来法家把这个正名思想演化成循名责实。在我们看来，这就很清楚了。儒家讲正名，大家不明白。法家讲循名责实，根据你的名来责你的实，来考察你的实际。我们今天还不是一样？今天考察干部，你是部长，我就考察考察你尽到做部长的职责没有。你是处长，我就考察考察你尽到做处长的责任没有。这不就是正名吗？你做得不好，就要撤销你。你担当不了这个职务，担当不了这个名分，担负不起你应当担负的职责，那你就别坐在这个位子上，你别再担当这个名。
儒家礼里边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定名分，确定名分以后，要求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名分去尽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中国文化不是去强调每个人的权利如何如何，而是要求每个人按照他的名分去尽他的职责，不是去争权利而是去尽职责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儒家思想有一种担当的精神。
现在很多人学国学，学传统文化，学儒释道三教的：学习了儒家思想文化，就敢担当；学习了道家思想，就知足，看得开；学习了佛教的思想，就放得下。这体会还是很深的，不管他能讲多少道理，能对中国儒释道三教有多少体会，能够从里边领会到这样一个精神，拿得起、看得开、放得下，就不简单，就没有白学中国文化。我们很多人学了半天也不敢拿，拿也拿不起来，看也看不开，更放不下，那学它干什么？
儒家文化就是要我们担当，拿得起，我有了这个名分，我就要担当这个名分该尽的职责，要拿得起来。礼的文化里边，要调配好各个不同的身份，然后再来分配好各种各样的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大家才能恰如其分地得到欲求的需要。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明分。每个人自己要有一个对自己的认识。
礼文化里还有很多内容。《礼记》讲，礼者，大报本也。礼，要用来报本，做人不能忘本。报什么本？《礼记》《荀子》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礼有三本，里边有三个本要我们报，不能忘。
哪三个本？第一，天地。“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国文化中，天地万物和人都是自然而生，就是“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不是一个造物主造出来的，更不是一个外来的什么力量来构建的。这是第一个本。
天地所生万物有各种各样的类。我之前讲了，我们认同的是一种群体的生命，所以说某一个群体就是一类，有植物，有动物，有人类。每一类生命又都有它自己的前前后后的联系，你不可以忘记你这一类的源头。那是什么？祖先。“先祖者，类之本也”，先祖是我们这一类的本。这是第二个本。
第三个本是什么？“君师者，治之本也”。君和师是人类自己懂得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根本，简单来讲就是通过教育，我们人才会认识到，我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否则的话我们跟禽兽一样，不知道做人应该是文明的，不应当是野蛮的，不应当赤身裸体，而是要衣着打扮的。通过君师的教育，君就是国家，不是说具体的某某君，不是康熙皇帝也不是乾隆皇帝，而是代表我们国家，一个国家，一个老师，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人。
国家是以教育为本的。《礼记》里面的《学记》，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我们建立一个国家，君临民众，治理民众，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对个人来讲，是让他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引了《三字经》里面一段话，“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一块美玉如果不去雕琢的话，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精美的玉器，人如果不去学习的话，他不会懂得做人的道理。君师的教育对个人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一个玉器工匠一样来雕琢每个人，让每个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人不学是不知道的，只有学了才会知道。
而这个“教学为先”，对整个社会来讲更重要了。起什么作用？化民成俗。通过国家的教育，改变人们的气质、性情，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习俗。君师的教化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把君师的教化作用跟祖先跟天地并列，即“礼有三本”，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信仰观。
有人怎么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呢？中国人是有信仰的，至于信仰对象，就是天地君亲师。天地君亲师的信仰，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敬天法祖、尊师重道。中国的文化是敬天法祖的，是尊师重道的。这就是礼，也是儒家礼的核心内容。
礼里边是包含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只不过不是把一个造物主当成信仰对象，而是把天地自然、祖先以及教育我们做人道理的君师作为信仰对象。这一切是围绕人，围绕自然来展开的。所以中国人有敬畏，敬畏天地、敬畏祖先、敬畏君师。我们关于天地君亲师的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多极了。北京就有六个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过去最高领导者天子每年都要代表民众去祭拜；每家每户都要祭祖先；在文庙里边，要祭先师孔子，春秋两祭。对天地君亲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各种各样的祭祀来表明我们人类不忘本。
我们强调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做什么事情都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子孙，还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通俗地说就是“天地良心”！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们跟西方人接触时，西方人一旦高兴了、痛苦了、顺意了，或遇到坎坷了，就马上冒出来一句：“Oh，my god！”中国人碰到这些问题，就会说：“哎呀，老天爷！”
我们的文化曾经受到各方面影响，让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多认识误区，认为信仰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宗教就是要信仰一个造物主才叫宗教，你连造物主都没有，怎么能叫宗教呢？所以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再加上把礼教彻底否定了，把对天地君亲师的祭祀也忘掉了，更不用说做了，所以就让人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是可以胡作非为的，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敢说我们是有宗教信仰的。
儒家文化在建立我们的信念上面是非常坚定的，让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就在现实中，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要靠人自己去维系。所以礼仪里边就包含了这样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的成分。但如果简单地说儒教是一种宗教，却不合适，因为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如果简单地否定，说儒教不是宗教，也不对，因为他包含了宗教的重要内容。
儒家文化不那么简单，他牵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综合性的特征，不同于现在文化呈现样式是分科的，如分门别类的宗教学科。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是捆在一起的。现在的文化已经往精细分割的方向发展，从我们的肉体到精神。比如你到医院里去，你知道挂什么科的号吗？可能要琢磨半天。一个人的精神生活里面，既有理智的，也有情感的，有想象的、憧憬的，也有现实的。一个观念里边，可能这几个东西都包括了，可我们非得把它分为这个是什么成分，那个是什么成分。现在所谓的科学发展，让我们人的精神已经四分五裂了，让我们的肉体也四分五裂了，所以我们认识不清楚了。
儒家文化确确实实是包含了深刻的报本思想、敬畏思想。礼者，敬也。敬是要尊重他人、敬畏他人；也要尊重自己、敬畏自己；还要尊敬你的事业，敬畏你的事业。这个敬是完全出于内心的敬，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
中国文化不是说外面有个什么东西，我们就去拜它，而是要看你心中有没有这个东西。你心中有这个东西，我们就去拜。拜了就有了，不拜就没有。孔子在《论语》里面讲“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是说外面有个神，我就去顶礼膜拜去，要看你心中有没有。诚信则神。你根本对他就没有诚信，你拜有什么用？毫无用处。中国的敬是出于内心的敬，“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用敬来规范自己的内心，用义去规范外面的行为，这是《周易》里边的话。
中国的敬是强调内心的敬，那么外在的形式需要不需要？必须要的。没有外在的形式，谁知道你心里边怎么敬？外在的形式只是来表达你内心的敬，不是因为外面有个什么东西，让我害怕得不得了，我没办法，我只能去敬，不是这样。敬畏出于内心。我们如果不把这样一种意义揭示出来，让大家从内建立起敬畏心的话，外在的形式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因此，一定要把大家内在的敬畏心启发出来，开发出来。儒家的文化都是向内的，反躬自问的、为仁由己的、他不是用外在的东西来要求你。
以上是讲礼里面还有宗教这样重要的内容，下面我们讲礼也是一种法。礼不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吗？不是对我们言行举止规范的要求吗？这和法律不就是一样的吗？只不过礼不是强迫性的，他是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在西方的法律理论里边，这叫习惯法、自然法。
这种法是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习惯，但它确确实实也是一种规矩。它要求我们自觉去做，而且因为在生活中已经形成习惯了，所以大家做起来也不觉得自己是在遵守某一种法。它不是强制性的。在西方法文化里边，自然法、习惯法跟人为法是相对来提的，生活中的自然法、习惯法是外在的强制法、人为法建立的基础。
没有人愿意自觉地接受法的约束，只用外在的力量强制他，让他去遵守，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论语》里面又有一句重要的话，叫作“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大家连一点自觉守法的理念都没有，用强制的法能限制他吗？强制的法有各种各样的漏洞可以钻，只有自觉的人才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有的防备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人为法就是一种防备。把门锁上了，君子过门，发现里面没人，就走了；小人看到里边没有人，可能就会想尽办法把锁打开，进去拿东西了。
那么怎么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你这个强制法的力量太大了，把他抓起来，给他判刑，他受不了，就不去做了。但是“无耻”，他不懂得这样做是羞耻的。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呢？“有耻且格”。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知道这个不该做，那个不该做，而且行为都规规矩矩的，方方正正的，像用方格子规划过一样。
这就是礼和法的差别。这个法是刑法，不是礼法。礼也有法，我们叫作礼法。《荀子》里面到处都是礼法，这个概念现在却不太用，我们现在用的是另一种法——刑法。
过去讲刑德并用，德，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礼法，礼法跟刑法是不同的。我们讲的礼法也是各种规矩，所以礼里面很明白地包含了法的内容，就是要我们自觉地遵守，习惯地遵守，没有负担地遵守。刑法是让我们强制地接受，有负担地接受。
究竟要从培养人们遵守礼法入手，还是遵守刑法入手呢？清代有一位学者叫陆世仪，他就针对当时家庭教育里重法不重礼的问题，发表了一番言论和感叹。古人家教里边有家礼，也有家法。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电视剧里面说“家法伺候”。家教里边有家礼、家法，陆世仪说这两个东西是有区别的，他说：“法使人遵”，法是让人去遵守，“礼使人化”，礼会使人发生变化；“法使人畏”，法使人畏惧，“礼使人亲”，礼让人与人之间更亲密。他这个对比很有意思，生动又深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要自觉遵守这些规矩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能非常亲密。
我们不要忘掉礼里面重要的内容，除了之前讲到的宗教信仰问题，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法、自然法问题。通过礼的教育，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非常重要。大家都懂得要尊老爱幼，大家都懂得做人要童叟无欺讲诚信，做事情要讲诚，与朋友交要讲信。如果整个社会有这样良好的风气的话，那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都是非常安心的。
礼的作用就是通过礼教，构建一种良好的社会习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作里就有这么一句话：“有良好习俗的社会，它的法律是简单的。”我想这句话是真理。
如果社会习俗良好，就不需要出那么多反弄虚作假的法规，因为根本没人去作假。谁都知道，做人要诚信，给自己吃的东西应该与给别人吃的东西是一样的，不要给自己吃的是一套，给别人吃的又是一套。现在都知道，有些种田的人留一小块地种了自己吃，大规模生产的是给别人吃的，那是不行的。
一个有良好习俗的社会，它的法律是简单的，这是礼里边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外，礼还有很多仪式性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礼仪。如见了什么样的人，应该行什么样的礼，应该怎么样说话，什么场合里面应该举行什么样的仪式等等。从上可以看到，礼教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有宗教信仰，有法律内容，有社会习俗的内容，还有礼仪形式的内容。
礼并不简单。一句“吃人的礼教”，把礼彻底否定了，把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也彻底抛弃了，我们中国文化损失多少！礼教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根本，儒家文化是通过礼教传播到全社会、传播到每个人心里边的，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责任、义务、担当，把这些东西都彻底抛弃了是不行的。
荀子在分析礼的时候，还分析了礼最核心的问题，即人的自我认识，这就是之前讲的明分。明分不仅仅局限于在社会关系上认识自己的身份，他还要求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人类在整个天地自然之中是一个什么身份。荀子认为，在天地之间，在万物中间，只有人是能够跟天地并列的，能参与天地变化的，其他万物都没有这个能力。
荀子有一句话叫“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参天（能参）”。时即四时，指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生长收藏，万物生长。“天有其时”，可以生万物；“地有其财”，养万物，大地生产各种各样的物，来养万物；“人有其治”，管理、治理万物。人有这个能力，人有能动性、主动性，人就可以跟天地并参。人如果能认识到自己这个位置的话，才能管住自己，不会去乱参与。
《荀子》里反复强调，人不能代替天职、天功。必须认识到，哪些是天的功能，哪些是人的功能，哪些是天的职责，哪些是人的职责。荀子提出来，要明天人之分。人是什么身份？天是什么身份？人的身份就是可以参与治，但人不能生万物、养万物，只是参与治。明确人是去参与治，就不能胡来，要“制天命而用之”，就是人掌握了天地运行的规则、趋势，然后去管理它、推动它，让万物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我们知道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这个时候刀斧不能入山林，网罟不能下沼泽，要让万物能够生长。树木正在生长的时候，你用刀去砍，把它的苗都给砍掉了，秋天还会成长吗？不会了。这个时候也是鱼虾生长的时候，你把它都捕捞了，它还能生长吗？不能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这些。
过去我们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说中国文化里边也有人定胜天，拿荀子来说话，这是不对的。荀子是让我们明白天的职能和人的职能，人不能去代替天的职能，但是人可以去了解天的职能，去帮助他向好的方面发展。他不是要求我们随随便便地去征服天，而是要明白人的这样一个身份。
儒家文化认为，我们的心是一身之主，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受心的支配，我心里面怎么想，就怎么说，就怎么做。人在天地万物中间处于一个什么位置？《礼记·礼运》有这么一句话：“人者，天地之心也。”我们人就是天地的那颗心。既然心一动，人就会怎么做，那么人作为天地之心来讲，我们人类怎么行动，天地不就跟着怎么变化吗？所以张载“四句教”里面第一句话就是“为天地立心”。我觉得儒家的文化首先让我们认识到人是怎么回事，人应该有分辨的能力，应当明白自己的身份，按照自己身份去做，这样才能够达到社会的平衡、和谐。
儒家礼教也不是那么简单地总是限制我们，这个所谓的限制是建立在人是一个个体，跟别人没有关系，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基础上，而中国文化恰恰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是脱离不了关系的，种种关系把人跟人联系在一起。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只为自己考虑，而是要在一个群体中来考虑。特别是强调要为子孙后代考虑，绝对不能做断子绝孙的事。
礼教的这些丰富的内容，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重新来认识。礼不是一个抽象简单的伦理说教，他是我们维护社会秩序，平衡社会人群的需求、欲求，创造人跟整个大自然万物和谐关系的有效工具。礼的内容显示出我们的文明不是赤裸裸的，而是有各种各样让我们懂得这样那样的礼貌和言行举止。
正因为礼教有这样大的作用，有这么多丰富的内容，所以它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很多外族征服了中原地区后，也慢慢接纳这种文明的礼仪，甚至去改变自己原来的习俗。孟德斯鸠讲到中国的礼教有那么丰富的内容，曾经感叹地说：我们在世界历史上都看到一种规律，就是征服者改变了被征服者；可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中国的历史上，往往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改变。如果梳理一下中国历史，确确实实，我们的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不断地提升；而不是文明与野蛮简单地交替进行，从而使野蛮走向文明需要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
文明的力量体现在文化的力量。它就像春风化雨似的润泽万物，万物慢慢受到滋养以后，茁壮成长起来。一旦我们丢掉了文化的自信，丢掉了这个文化主体，那不就只能跟着别人走了吗？那不就是从文明重新走向野蛮，然后经过漫长的奔走过程再回到文明的道路上来吗？
只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一些最核心的思想有个清醒的了解，我们才能够对它有信心，才能够坚守这样的主体，才能够以我为主体去广泛接纳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来滋养自己，来丰富自己，来发展自己。所以我觉得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对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的这样一种现实需求，应该能提供很多丰富的营养、资料、资源。
今天我们讲儒家，但在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因素，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比如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几乎从伊斯兰教诞生的那个时候，就传入了中国，并被中国文化所接纳，与中国文化相融汇。伊斯兰教发展到明清时代可以说已经本土化了，我们称他为清真教。他的寺庙，清真寺，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阿拉伯式的建筑样式，我们到牛街去看看，到东四去看看，两个北京最大的清真寺，都是跟佛教的寺庙、道教的宫观一样，没有差别的。
伊斯兰教的很多思想，跟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甚至于佛家的思想，也有相互融通的地方。明末出现了很多伊斯兰教的大学者，都是把三者打通来讲的。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学者要把佛教还原成印度化的佛教。佛教早就融入中国文化里了，我们今天如果讲中国佛教，就不要把中国佛教再还原到印度佛教去了，因为其根本有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同样的，很多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也讲，我们讲的是中国伊斯兰教，不要去讲阿拉伯的伊斯兰教。
我们现在受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都要还原，他出于哪个地方，就还原到哪儿。根本不去想，随着他的流动变化，他在不断地适应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跟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相融合。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生存延续下去，否则他是要消失的。佛教在印度本土，就是自我消失的，佛教在印度十三世纪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特色被本土的主流文化婆罗门教、印度教给慢慢销蚀了。销蚀了以后他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了，所以在印度本土佛教没能生存下去。
坚持文化的主体精神，坚持文化的自信非常重要。我们要真正强大，就要在文化上重新振兴起来。让我们重新展示给世界人民看，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国家真正地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