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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家思想史的谱系中，兴起于战国末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并且活跃于秦汉时期的黄老道家集中体现了以杨朱和老庄思想为基础的思想转型。从观念和思想承继的角度看，黄老道家与老庄思想之间是否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的讨论，我们不能否认二者一直并行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对于黄老思想在秦汉时期的滥觞，更贴切的描述可能是，同一个思想语境中的不同思想倾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主次角色的转换。
从思想方法和观念意旨上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简言之，老庄与黄老的区别是从保全养生的生命精神和无为处世的思想态度，转向了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治国之术与治身之术；从反思想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精神转向了对政治生活和个体生命的保全技术的关注。由此，从想象性的神秘主义和生命精神转向对身体长存的技术探求及与超自然力量相遇的憧憬，这显然是与秦汉时期的思想主题有密切关系的，我们需要从秦汉时期的思想史来分析其中的缘由。池田知久在谈到黄老道家时，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上的转变：“在西汉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和《黄老帛书》中也包含相当多的赋予‘道’以形而下性质的新尝试……战国末期道家所倡导的万物、百姓的自然，对于当时（西汉）的道家来说，在存在论和政治思想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危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道家思想家进行了可以概括为‘道’的形而下化的种种新的哲学尝试。” 116 池田知久用细致的文献梳理描述了道这一概念的形而下转向。道的形而下化使得道向物和万物的方向移动和接近，并且从道中剥离出作为存在论的根源性实在的含义，使其地位下降到与万物处于同一级别，同时渐渐失去了根源者的意义。 117 史华慈的观点与池田知久的看法类似，他认为在黄老道家思想中，道的概念完成了向工具性的“道”的转向。 118
如果我们认可池田知久和史华慈对于《淮南子》和《帛书》等两汉思想文献的解读，那么造成这一思想转向的动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气本论和天人关系这两个思想主题入手，理解黄老道家带来的思想转型。
宇宙发生论是秦汉时期十分重要的思想主题，而元气是宇宙发生论的核心概念，围绕着元气观念，演绎形成了从天地到性情的铺陈，最终联结天人关系的理解，以及以此为出发点的治国与治身技术。户川芳郎在论及汉代时期的元气观念时指出：“西汉后期的春秋学家，依据阴阳五行思想，确立了自然天道与政事人道的相互联系。在对天人宇宙原始性的探求中，设定了元的概念……把元作为‘气之始’，把气的始气，即元气，设想确定为其具象世界阴阳二气所具有活源力的根源。” 119 显然，元的概念与气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从发生和变化的角度拓展作为世界本源的气的内涵，并且通过气的变化将天、人、政事都纳入一个共通的变化机制中。从另一个角度看，元与气这两个观念的结合使得先秦道家中的处于中心位置的“道”的概念更加具象化，于是，在宇宙论的建构中，“道”的位置就逐步被元气观念取代了。
此外，这一变化机制还与汉代的易数学发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元气概念为中心，依照易学变化原理诠释的秩序。正如户川芳郎强调的那样：“刘汉帝国的政治政论中春秋灾异有极大发展，而与此并行，孟喜、京房等的卦气说在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出现了。虽说这是把《易》的卦爻分别与时令的各日月、节气相匹配，以推测各卦之气的消长与占候人事的预兆。但再通过前面说的‘律历性’的宇宙观，可以进一步数理地解释和表现天地自然的法则，尤其是通过在立法中，从《春秋》到《易传》来求得人事与天道自然的统一原理，可以说，就完成了两汉阴阳说的宇宙观。天人统一的法则，是太极和元气都是可以象征的。把天道和人道，天地自然和人间社会都归结到作为它们唯一根源的原理基础上，使其秩序化之物。” 120 户川芳郎从元气出发的汉代思想分析中没有关注不同性质的元气和处在不同变化阶段的元气在天地变化、人事与政事等方面的具体功能和变化过程，特别是以精气概念为先导的四时、五行、神明等与秩序建构有关的衍生概念。 121
检视两汉时期的思想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从元气出发的概念演绎和秩序建构中，精气和精的观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白虎通义·天地篇》提及，
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元气所生，万物之祖……起始有太初，然后又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务施生，精者为三光，号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 122
从元气变化到神明道德的演进过程中，精或精气成为从元气出发联结“万物灵长”的人及人事的关键点。三光、五行、情性、神明与道德都是从元气里分化出来的精产生的。这与《管子》和《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中所见的精气说十分类似。相较于《白虎通义》中关于天地的解说，《管子》和《吕氏春秋》中的描述更为丰富，从天地到人的身体，直至圣人的神明及政事的治乱，都用天地之间的精气流转来诠释和把握。 123 同时，《管子》等文献还十分重视来自天地的精气与存于身体之内的心的复杂关系 124 ，这一关系为天人关系的丰富论述提供了概念基础。
简单梳理春秋末期至西汉初年活跃的思想流派，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墨家和法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都是在宇宙、社会与生命共同分享的根本原理基础上讨论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及个体与集体、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倡导人们依照他们各自坚持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秩序展开自己的生活，并且要求个体对社会结构、生活世界与政治秩序发自内心的认同，达到心灵体验与个体安置之间的平衡，最终回应在天人关系讨论中已经确立的根本原理。依照这样的方式，这些思想流派实现了根本原理的回归和自足。
以元气为中心的宇宙理论将天人关系纳入到秦汉思想的整体视野中。大体而言，秦汉思想中所见的天人关系论述可以分为两种：其一，以宇宙图景描述为基础，以同一结构规定万物与人事之间的互动模式，进而将宇宙论与政治理论联结起来；其二，强调从人出发在天人关系中的能动性，即人如何通过自身的行为和生命境界的提升在天人关系模式中占据主动的地位。在天人关系的框架中，人通过理解自身的地位而处理在政治选择和生命安顿上的课题，在先秦道家思想体系中具有审美意韵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玉道密契”的神秘主义追求，也因此转化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通过对天的观察和诠释调整和安顿自身的技术。通过这个转换，个体生命境界的提升就是一个持续且具有技术性的过程。
池田知久认为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理论有三个理论倾向，分别是：天人相关说、天人同一说、天人合一说。 125 这一分疏可以十分准确地描述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天人同一说更强调天与人在遵循和体现“道”这一本体时的同质性，换言之，这是一种以“道”的神秘性为基础的天人关系观念；从天人同一到天人合一则是从天人关系的观念到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生命境界的理想。与上述两种观念相对，天人相关说试图在天的变化与人的行为之间建立一种固化且可解释、可运用的关系，人的主动性就体现在通过天人关系的分析模式选择自身的行动方式，并对个体生命和政治合法性进行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对天的理解及天人关系调整的方法可以转化为提升生命境界的具体手段。
以《吕氏春秋》为例，《审应览·具备篇》及《审分览·勿躬篇》用“精”这一概念解释了天人之间的关系。精不仅是天人之间互通互感的基础，也是自然与个体的共同本质，由此，也可以成为个体提升生命境界的途径：
故诚有诚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天。 126
神合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 127
较之《管子》与《吕氏春秋》的描述，《淮南子》则更强调从秩序的角度将自然与人事对应起来，从而将天人关系与政治行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神秘色彩的政治思想。《淮南子·本经训》强调了从本体到秩序的内在一致性，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皆乘人之气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是故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所生。由是观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申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 128
宇宙与一人之身直接对应起来的同时，君臣与天地之气的各种变体也形成了对应关系，这样的变化，使得天人关系的重心从元气概念转向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变化和秩序诠释之上。这一转化使得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解释体系成为个体生命境界的判断标准，并且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生命技术——其中包括预测生命发展趋向以及通过改善天人关系而提升生命境界的技术。
以上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的思想发展中，以元气为出发点，从宇宙生成到政治理论及天人关系的逐步演绎。 129 不断丰富的天人关系，将自然与人事更加紧密且有序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从天人关系图景到人生命运的诠释和分析。换言之，秩序化的背后是可以指导行为和思想的善恶奖惩机制，由此完成了从生命技术向个体伦理的转向。 130
不妨说，较之先秦时期的老庄思想。黄老道家的技术性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诗意的世界观，其神秘色彩也由密契之道与不言之教转向了以天人关系为主题的神秘理解及其技术衍生。 131 基于元气观念的天人相关论，成为一种独特的诠释框架的基础，其诠释对象是个体的命运及生命境界。诠释生命境界使得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改变自身的命运，进而掌握实现内在于自身的超越性的技术。从元气论到追求超越境界的技术体系成为黄老道家思想发展的另一个进路。
黄老道家的思想转型一方面改变了老庄思想的隐士性格和浪漫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另一种神秘主义思想的兴起，即与具象化的身体和实际存在的生命过程关联在一起的神秘技术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应该说，黄老道家是老庄思想与长生技术及其信仰体系的桥梁。与此同时，从天人相关论到以超越为目的的信仰技术体系，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印证史华慈和池田知久关于道的形而下转型的趋向：从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表达方式与思想立场，转化为形而下、可具象的超越存在，这正是老子和黄帝的神化。神仙信仰本身并不是在两汉时期才出现的，但两汉时期黄老道家的宇宙论及元气论将神仙信仰与内在于人的超越性贯通起来，形成了以神仙为具象形态的天人关系模式。老子和黄帝的神化，不仅是神谱的创造，更是“人”通过生命境界的提升技术达成超越性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