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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心理学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通过观察发现，情感永远不会与生活做派相矛盾。一旦目标确立，情感势必会自我调整，自然而然地朝向有利于实现该日标的方向靠拢。
自古以来，人类就对究竟是意念主宰肉身还是肉身主宰意念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哲学家们也纷纷加入论争，为这方或那方站台助阵。他们或自称唯心派，或自称唯物派，各自提出了数以千计的论据。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却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许个体心理学有望为解决这一争论提供一些帮助，因为在这一领域，我们真正面对和关心的是意念和肉身两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向我们寻求治疗的，是既有意念、又有肉身的完整的人。假如我们的治疗方案赖以建立的基础是错的，那么我们难免会辜负患者。毫无疑问，我们的理论必须来自实践经验，必须经得起生活的检验。我们时刻生活在这类动态交互过程中，需要面对极为严峻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正确无误的观点。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消除了围绕这一问题的诸多紧张关系，它已不再仅仅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对立。我们早已知道，意念和肉身两者都是生命的表达形式，都是生命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开始了解两者在整体中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的一生是有血有肉、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一个过程，仅靠肉身方面的发展不足以构成完整的人生。植物扎根于土壤中，永远保持在同一个位置，不可自我移动。因此，要是发现一株植物居然也存在意念，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我们能够理解的意念，那一定会令人诧异。即便植物能够预见或勾勒某种后果，这一功能对它而言也毫无用处。即使植物会思考：“有人走过来了，他马上就会踩到我。让他踩上，我就死定了。”又能算得上什么优势呢？毕竟它没有能力主动避开。
然而，一切具备行动能力的生灵都能够预见并得出结论，知道朝哪个方向避让。鉴于这一事实，我们有必要做出假定，这些生灵都拥有意念，换而言之，他们都拥有灵性。
判识力，你当然具备。
否则，你怎么可能有动作？
对移动方向的这种预见力构成了意念的核心原则。承认这一核心原则，我们也就具备了一个基础，以了解意念是如何主宰肉身的：意念决定肉身移动的目标方向。仅仅时不时激发一些随机动作还远远不够，这些努力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既然确定动作目标点是意念的功能，那么它自然在人生中占据主宰位置。与此同时，肉身也会对意念产生作用力，因为执行动作的一方是肉身。只有当目标与肉身天生具备或能够通过培养而达到的能力相适应时，意念指挥肉身动作这一功能才有望实现。打个比方，假如意念提议让肉身向月球移动，那么，除非我们发明出一套克服肉身局限的技术，否则这一提议将无法实施。
与其他一切生灵相比，人类的动作更发达，也更复杂。不仅动作方式更多样化，如灵巧的双手，其动作也更有效，能够通过自身的动作让周围环境也发生相应的移动。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人类意念拥有最发达的预见力，他们还会为了改善自身在周围整体环境中的地位而做出目标明确的努力。这一方面的证据也最明显。
此外，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在其为局部目标而采取的局部动作背后，我们都可以找到某种独一无二、包罗全局的宏观整体动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达到某种境界，在这一境界下，我们会感觉平安舒适，感觉人生所有困难都已被征服，较周遭整体环境而言，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可以高枕无忧、坐享胜利果实的状态。本着这一目标，我们的一切行动、一切行为表征都必须协调一致、有机统一——意念仿佛身不由己，其发展只是为了实现某种终极理想目标；肉身也不例外，同样致力于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朝着某个理想目标发展，而且，这一理想目标早在胚胎萌芽之初就已形成。举例来说，假如身上皮肤出现损伤，整个人体都将迅速赶来救援，以帮助皮肤尽快恢复完好状态。不过，肉身并不是孤军奋战，完全靠自身的力量来施展其潜能。意念也会伸出援手，帮助肉身顺利康复。事实早已证明，持之以恒的培养训练、保持全身干净卫生，这些都对皮肤迅速康复具有重要价值。而所有这些，恰恰正是意念向肉身提供的援助，以帮助后者顺利抵达其终极目标。
自人生第一天开始，直至生命彻底终结，贯穿成长发育整个过程，意念与肉身间的这一伙伴关系始终存在，一刻不曾间断。如同整体中两个无形的组成成分，意念与肉身始终保持着密切的配合。意念如同马达，负责挖掘肉身的全部潜能，并带动这些潜能克服重重困难，奋勇向前，以帮助肉身达到某种舒适安全、君临一切的状态。透过肉身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和征兆，我们都可以看到意念及其目的所留下的印迹。人时刻处于运动之中，每一个动作背后都蕴藏着某种意义。他的双眼、口舌、面部肌肉都处于运动中，由此构成某种面部表情或某种意义。赋予这些表情意义的，正是人的意念。至此，我们或许已经初步了解了心理学，或者说“关于意念的科学”，本质上关注的对象是什么。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就是探讨每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表情以及行为表征背后包含的意义，从中找到实现其终极目标的密钥，并将之与他人的终极目标进行对比。
在追逐舒适安全这一终极目标的过程中，意念时刻面临着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即：让这一终极目标具体化，计算和判断得出“这个具体点位就是舒适安全感的所在之处；只有按照这个具体方向行进，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点位”。固然，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误判，但若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既定的方向，行动将压根无从发起。比如，假如我把手举起来，那么意念中一定预设了我这样做的目的。现实中，意念所选择的行动方向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之所以仍然选择了它，是因为意念错误地以为这一方向最为有利。因此，一切心理上的过失，本质上都是行动方向选择的过失。追求舒适安全，这一目标对所有人而言都没什么不同，然而，有些人对安全感所在的方向做出了误判，致使其具体行动偏离正轨。
假如我们注意到某一个表象或表征症状，但却无法辨识出其背后的意义，那么，想要理解它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视其具体情况，首先将它简化成一个单纯的动作行为。我们不妨以偷窃这一表象来打个比方。所谓偷窃，就是将财物由他方转移到己方。现在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一动作的目的：增加己方财富，通过占有更多让自己感觉更安全。因此，该动作的出发点是一种心理感受，觉得自己贫困、有所缺失。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弄清楚当事人的处境究竟如何，究竟在何种情况下会觉得若有所失。最后，我们便可以发现，为改变自身处境和克服若有所失的心理感受，他所选择的路是否合适、行动方向是否正确，或者说，为确保满足自己的欲求，他选择的方法是否恰当。我们无须指责其终极目标，但却有充分理由指出，在将其终极目标具体化的过程中，他选择了错误的途径。
我们将人类对周围环境做出的改变统称为文化。文化是由人类意念发起、肉身落实执行的各种动作行为的产物。我们的一切成果，其灵感都源自我们的意念；我们肉身的发育，受到意念的指引和帮助。归根结底，任何一种人类行为表征背后无不受到意念目标明确的干预和介入。然而，也绝不应该过度强调意念自身的作用。假如我们希望克服困难，活力健康的肉身同样必不可少。因此，意念的作用在于以某种特定方式支配环境，以便肉身能得到保护，不受疾患、死亡、伤害、事故以及功能失调等问题侵扰。我们之所以拥有感知苦乐、营造幻想、判识利害的能力，正是为了服务于这一目的。这些感受驱使肉身进入某种特定状态、以某种特定反应来应对所面临的各种情况。幻想和判识力都是预见未来的方法，但其功能又不止于此——它们还可以激发情绪，肉身将据此情绪做出相应行动。基于这一点，一个人的情绪通常都带有鲜明的烙印，既标志着他所赋予生命的意义，也标志着他为自身努力所确立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虽然情绪支配肉身，但又不完全依赖于肉身，相反，无论何时，情绪都首先取决于当事人确立的目标，以及他继而养成的生活做派。
很显然，支配一个人的绝不仅仅是其生活做派。假如没有辅助因素影响，态度自身不足以构成表征。为付诸行动，态度需要借助情感来支援和巩固。个体心理学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通过观察发现，情感永远不会与生活做派相矛盾。一旦目标确立，情感势必会自我调整，自然而然地朝向有利于实现该目标的方向靠拢。因此，我们超出了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范畴；情感的生发，既无法靠化学理论来解释，也无法靠化学分析来预测。个体心理学必须以生理过程为先决条件，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心理目标。与其说我们关心的是焦虑是否会对交感神经及副交感神经系统产生影响这一现象，不如说，我们更意欲探究焦虑产生的动因及其结果。
基于这一立场，我们无法认同焦虑的起因是性压抑或是出生时某种可怕的经历留下的后遗症等观点。这些解释纯属无稽之谈。我们知道，假如某个孩子对妈妈的陪伴、帮助和支持习以为常，则很可能会把焦虑当成支配和控制妈妈的一种有力武器，而不管焦虑的来由是什么。我们也不满足于仅仅将愤怒描述为一种生理表征。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主导和支配某个人或某种情形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想当然地以为，每一种生理及精神表征都必须建立在通过遗传获得的某些物质基础之上，但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在努力实现某一具体目标的过程中，当事人从这些物质基础中挖掘出了何种用途。这似乎才是唯一真正恰当的心理学观点。
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情感产生和发展的方向及其达到的程度，无一不与达到其目标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不谋而合。他的焦虑或果敢、欢乐或悲伤，始终都与其生活做派交融契合，相应力度的大小、主导程度的高低，都与我们的预期刚好吻合。一个人要是通过表现得悲悲戚戚而达到了自感优越的目标，则不可能指望他会表现得开开心心，也不可能指望他对已有成就感到满足。只有让自己时刻都表现出一副苦兮兮的样子时，他才会感到开心。我们也发现，情感会根据需要随时出现或消失。广场恐惧症患者一旦回到家中，抑或在他能够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时，其焦虑感会莫名消失。对于生活中一切让自己感觉不够强大、自觉无法征服的情形，神经疾病患者都会竭力排斥。
一个人的情绪基调如同其生活做派一样很难改变。例如，懦夫始终都会是懦夫，即使他在弱小者面前可能表现得自命不凡，或者在有他人庇护时似乎表现得很勇敢。他或许会在门上装三把锁，会养警犬、设置陷阱，以此来寻求自我防卫，同时却坚称自己很勇敢。没人能证实他的焦虑感，但单从他不辞辛劳加强自我防卫这件事本身，其性格中的懦弱性便已表露无遗。
这点在性爱领域也同样可以得到验证。如果一个人总是渴望靠近其性目标，那么与性相关的各类情感肯定会有所流露。由于过度关注于某一点，他往往会将与此冲突的任务、不和谐的兴趣等统统排除在外，从而激发起相应的情感和功能。假如他拒绝将不恰当的任务、兴趣等因素排除在外，也便可以证明他缺乏这些情感及功能，表现为阳痿、早泄、性变态及性冷淡等。这些不正常表现的根源，通常都是因为对追求卓越的目标认识不当，或者生活做派不正确。在这类病案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种倾向：渴望得到他人关心而不愿付出、缺乏社会情感、缺少勇气、动作行为不够乐观豁达。
我有一位患者，他是家中老二，总被一种无可逃脱的深深负疚感所困扰。他的爸爸和哥哥都极度重视诚实的品质。在这孩子7岁那年，他有一次告诉老师作业是自己完成的，而实际上那次是哥哥替他做的。长达3年的时间里，孩子将负疚感一直深埋在心里。最终，他找到老师坦白了自己撒了谎，但老师只是一笑置之，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严重的错误。随后他含着眼泪找到爸爸，又一次做了坦白。这一次情况好些，爸爸对孩子喜欢讲真话的表现很自豪，于是表扬并安慰了他。尽管爸爸已经宽恕了他，这个孩子依然感觉十分沮丧。我们不免得出如下结论，孩子之所以会为如此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这般自我苛责，只是因为他太急于自我证明，显得自己如何为人高尚、行事严谨。家中过于凝重的道德氛围让孩子养成了追求完美品行的强烈冲动。在学业上、在社交受欢迎度方面，与哥哥相比他自惭形秽，于是决心另择蹊径，在自己选择的方面赢得一种优越感。
后来他还被其他形式的自责深深折磨。他手淫，在学业上也始终没能彻底摆脱作弊的恶习。每次面临考试，他的负疚感都会加剧。随着时间推移，他在这方面的问题也日积月累越发严重。因为过于敏感脆弱，他比哥哥心理负担更重，便为自己不能与哥哥匹敌找到了借口。大学毕业后，他打算从事技术工作，但强迫性负疚感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他终日祈祷上帝能够原谅他，以致根本无暇安心工作。
至此，他的状况达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不得不住进了精神病院，医生诊断他的情况已经无药可救。然而，一段时间后，他的症状居然出现好转，于是出了院。但临出院前，他提出请求，一旦病情复发，还得再接收他进来。他换了工作，开始学习艺术史。到了考试的时候，在一个公共节假日，他来到教堂，当着一大群人的面躺倒在地，大声呼喊：“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凭借这种方式，他又一次成功地将焦点引向自己敏感脆弱的灵魂。
在精神病院又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出院回家。有天中午下楼吃午饭时，他居然全身赤裸着。他体形不错，健壮结实，就这点而言，完全可以与哥哥以及其他任何家人相媲美。
究其根本，他的负疚感只是一种手段，意在显得比别人更诚实。通过这种方式，他力求获得一种优越感。不过他将努力的方向放在了对人生毫无意义的一面。逃避考试、逃避工作的做法，流露出一种懦夫的特征，也加剧了他内心深处力不从心的感觉。他整个神经中枢系统的目标。就是刻意将一切可能会遭遇失败的活动均排斥在外。从他仰面朝天躺倒在教堂众人面前的不光彩行为，从他赤身裸体走进餐厅的骇人之举，都可以清楚看出相似的心理，即争强好胜。他的生活做派要求他如此，由此而产生的情感与这一目标全然吻合。
如我们前面所见，在生命之初的四到五年里，人的意念便已初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并构建起了意念与肉身间的关联。基于从父母身上遗传得来的先天因素，加上从周围环境中所获知的印象，他会不断地自我调适，以使其适应于追求卓越这一目标的需要。及至年满5岁时，其个性人格便已基本定型，他所赋予生命的意义、追求的目标、行事方式、情感倾向等都已完全确立和固化。这些在他日后生活中有可能发生改变，但前提是他需要摆脱掉早期人格定型阶段所形成的错误观念。正如以往生活中的一切行为表征都与他对人生的解读一脉相承一样，现在依然如此，假如他能够彻底修正先前的错误，那么，生活中新显现出来的行为表征也将会与他对人生的全新解读如出一辙。
人与周围环境相接触并从中获取印象，凭借的正是自身的生理器官。因此，通过他训练自身肉体的方式，我们将不难判断出他打算从周围环境中获取什么样的印象，以及他打算如何利用自身经历。假如我们留心观察他看东西、听声音时的方式，留意一下吸引其注意力的都是些什么，定能从中获取很多关于他的信息。正因如此，一个人的体态姿势才如此重要：它将向我们揭示某个人的生理器官曾接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它们在选择印象过程中被赋予了何等用途，如此等等。无论何种情况下，体态姿势都始终是条件反射的产物，其形成取决于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将心理学的定义再进一步扩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就是去了解一个人对自己的肉身所持的态度。我们也将逐渐明白，不同人思想上的巨大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肉身不能很好地适应周围环境，在满足周围环境的需求方面面临困难，那么意念通常会将之视为负担。因此，在心智发育方面，受器官缺陷困扰的孩子往往会面临更大的阻碍。对他们而言，让意念来影响、驱动和支配肉身朝优越的状态发展难度将会更大。较之其他人而言，假如他们想要达到同样的目标，意念就必须付出相对更多的努力、思想也要求更加集中。结果便是意念将超负荷运转，人也会相应变得更以自我为中心，显得高傲自负。假如一个孩子长时间耽虑于自身器官的缺陷和行动上的不便，那么他将很难有精力关注自身之外的世界。他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培养对他人的兴趣。作为其后果，当他长大成人后，无论在社交情感，还是在合作能力方面，发育都将会相对欠缺。
器官缺陷固然可能带来诸多不便，但这些不便也绝非是不可挣脱的宿命。假如意念自身能够做到积极乐观并努力训练，克服困难，那么，这个人也极有可能获得成功，而且，成功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压力较低的人士。实际上，尽管面临诸多障碍，很多存在器官缺陷的儿童所获得的成就往往远大于某些生理条件一切良好的儿童。于他们而言，缺陷是一种激励因素，鼓励他们走得更远。打个比方，假如有一个孩子因为眼部缺陷而承受着非同寻常的压力，那么，他可能会更努力地去看清东西。他会更加关注视觉世界，更乐意去甄别不同的颜色和形状。到最后，和那些看东西从来不觉得吃力、也从没仔细关注过细微差异的正常孩子相比，他的视觉体验很可能更加丰富。如此说来，器官缺陷最终却有望成为巨大优势的源泉，但前提是意念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克服困难。我们知道，画家和诗人之中，相当比例的人都曾被某种视觉缺陷所困扰。在训练有素的意念的支配下，这些缺陷的不利影响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他们的双眼会得到更多目标明确的训练。或许，以下例子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这一补偿功效。比如说，一个孩子天生是左撇子，但周围人却没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家里，或者在上学初期，周围人总是训练他去用发育相对欠佳的右手。因此，在写字、画画或手工方面，他的确不具备先天优势。可以预期，假如能充分发挥意念的作用，克服上述困难，则这些原本不具备先天优势的右手极有可能培养出相当高的艺术天分。事实也的确如此。很多情况下，同其他孩子相比，左撇子的孩子往往书法写得更漂亮、绘图作画的天赋更高、手工技艺更高超。借助合适的手段，辅以强烈的兴趣、正确的指导和练习，他们成功地将劣势变成了优势。
只有当孩子愿意为全人类奉献，不以自我为中心时，对他的培养才有可能成功，让缺憾得以弥补。相反，假如他只关心如何让自己免于困境，那么就只会持续退步。只有当他付出的努力有看得见的明确目标，且在他看来，将要收获的成就远比路途的障碍更重要时，他才有望保持勇气。这其实是一个兴趣和目标的导向问题。如果其努力争取的目标是独立于自身之外的某件东西，那么他自然会努力培养和训练自身，用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本领来武装自己。一切的困难和挑战，将只不过是通往成功之路上等待被征服的对象。相反，假如他的兴趣点在于强调自身的不利因素，或者，只是为了摆脱这些不利因素而漫无目的地争斗，那么很难指望他能有任何实质性进步。只靠幻想、祈祷或回避，永远不可能让笨拙的右手变得灵巧，除非靠切实有效的训练；内心中对获得成就的强烈愿望，必须足以抵消并超越笨拙的右手此前所带来的沮丧。假如孩子能够集中全部意志来克服困难，那他就一定有一个超越于自身之外的目标，而这一目标赖以存在的基础，也一定离不开他对现实、对他人以及对合作的兴趣。
一项针对患先天性肾道缺陷家族的调查研究，为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对遗传禀赋处理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何等不同的结果。出生在这类家庭的孩子往往都饱受遗尿症困扰。器官性缺陷实实在在存在，并可以通过肾、膀胱等部位或脊柱裂等征兆表现出来。患者还常伴有疑似腰椎缺陷等并发症状，身体这一区域的皮肤上往往会长有痦子或色斑。然而，这一器官性缺陷自身绝不构成遗尿症的充分条件。孩子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制于器官，而是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控制这些器官。例如，有些孩子晚上会尿床，但白天却绝对不会尿湿裤子。有些情况下，随着环境变化或父母态度的变化，尿床的习惯会突然自行消失。除意志极度脆弱者以外，多数情况下，只要患儿不再拿器官性缺陷为其不当目的提供借口，那么，遗尿的毛病完全可以克服。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对遗尿症患儿的态度，与其说是为了激励他们努力克服问题，不如说是为了拖延问题。训练有素的妈妈能够予以正确的培养和引导。如果妈妈引导不得法，就会让这一缺点不必要地拖延。在患有肾病或膀胱病变的家庭里，一切与泌尿有关的问题常被过于夸大。妈妈往往会不遗余力地去制止遗尿，殊不知这么做却是一个巨大错误。孩子如果发现妈妈对这点是多么在意，则很可能心生抵触。这将为他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彰显他对这一教育方式的抵触情绪。假如孩子对父母给予的治疗存在抵触心理，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在父母表现得最为脆弱的时刻向他们发起攻击。德国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发现，在犯罪分子中，相当多人的家庭背景都与打击和控制犯罪有关，不少人都出身于法官、警察或监狱管理员之家，其比例之高令人惊讶。此外，出身于教师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却往往不可救药地差。以我本人经历来说，情况的确如此；此外我还发现，神经功能患儿之中，相当多都来自医生之家；少年犯之中，相当多都出身于牧师之家。与此类似，如果父母过于在意泌尿问题，自然为孩子打开了一条明确的道路，让他们有机会来证明自己自有主见。
遗尿问题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以说明梦境会如何唤起相应的情绪，以适应于我们的行动意向。尿床的孩子总会梦见自己下床走进卫生间。他们以此为借口为自己开脱，为尿床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尿床所能达到的目的通常是吸引他人关注、支配他人，无论在白天还是夜间，都要占据别人的注意力。也有些时候，其目的在于故意惹恼他人，于是遗尿也就成了一种宣示敌意的习惯。无论从何种角度，我们都可以发现，遗尿实质上是一种很有创意的行为表征手段，孩子在用膀胱而不是嘴巴说话。器官性缺陷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种表达自我的途径而已。
用这种方式表达自我的孩子总是处于紧张状态。通常，他们都属于那种被宠坏的孩子，由于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独一无二的焦点，因而感觉失去了受宠的地位。或许是因为家里新添了孩子，让他们担心不能再继续独享妈妈的爱。于是，遗尿便成了一种接近妈妈的行为，尽管这一方式会令人不快。就其功效而言，相当于他在说：“我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已经是大孩子了，我还需要你的照顾。”另换个不同场合，或者另换个其他器官性缺陷，他们仍会找到相应的途径。比如，他们也许会借助声音来建立联系纽带，他们会在夜里表现得焦躁不安，或者号啕大哭。还有一些孩子会梦游、做噩梦、从床上掉下来，或者会抱怨口渴，要求给拿水，等等。所有这些表征背后的心理都很类似，所选择的表现症状，一部分取决于器官状况，另一部分取决于周围环境中人的态度。
这些例子很好地表明了意念对肉身的影响。极有可能，意念不单单可以影响我们对某种身体症状的选择，还可以影响和支配肉身的整体结构。关于这一假设我们目前没有直接证据，也很难想象如何去确立这类证据。然而，这类证据却再明显不过。如果一个小孩天性怯懦，那么，这种怯懦在他一生整个发育过程中都会反映出来。他不会在意生理方面的成就，更准确地说，他认为自己压根没有可能在生理成就方面占据优势。其后果就是，他不会考虑去努力地进行有效的肌肉训练；对能有效促进肌肉发育的一切外部促动力，他都予以排斥。由于兴趣发展遭遇限制和阻碍，他将永远落在别人后面。相反，另外一些孩子，由于愿意接受肌肉训练且乐在其中，身体则会日益健壮结实。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肉身形成和发育的整个过程都受意念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意念的疏误或不足。我们经常能看到某些身体表征，这些表征显然都是精神失误所导致的最终后果，因为后者未能找到正确的补偿机制来克服困难。例如，我们可以确信，在人生最初的四至五年间，内分泌腺体自身发育会受到影响。腺体缺陷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它们时刻都会受到周围整体环境的影响，受孩子接收外来印象的方式影响，也受意念在这一饶有趣味的情境下所参与的创造性活动影响。
或许还有另外一项证据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为它更为人们所熟悉，所导致的也只是肉身的临时性表征，而不是长期固定的特征。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种情绪都有其对应的身体表征。每个人的情绪都会通过某种直观可见的形式流露出来，或许是其身体姿势和态度，或许是面部表情，再或是其双腿双膝的抖动。从器官本身也可以观察到类似变化。比方说，假如某人面色绯红，或者面色苍白，其血液循环也一定会受影响。人在受愤怒、焦虑、悲伤或其他任何情绪影响时，其身体也会讲话，而且，每个人的身体在讲话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各不相同。同样是感到恐惧，一个人的身体表现可能是发抖，第二个人可能是毛发竖立，而第三个人则可能表现为心慌悸动。还有其他人可能表现出冒汗、呼吸困难、声音沙哑，或者身体收缩、抖动不止等症状。再有其他情况下，身体可能变得僵硬，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现象。对某些人来说，情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膀胱上；而对其他人而言，受影响的也许是性器官。面临考试时，很多孩子会感到性器官出现勃起。众所周知，罪犯在作案后往往会频繁光顾妓院，或去找情人。在科学界，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性欲和焦虑心理总是形影相随，另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两者之间毫无瓜葛。双方各自的观点取决于本人的亲身体验。对有些人而言，两者的确存在关联，对其他人而言，关联则不存在。
上述所有反应分别属于不同类型的个人。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从一定程度上看，它们具有遗传性。这类生理表征通常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了解这个家族共有的某些弱点或独特特征。家族中其他成员很可能也会有酷似的反应。不过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尝试去了解一下意念是如何通过情绪来激活相应的生理条件反射的，那将尤为有意思。情绪及其生理表征可以告诉我们，在它认为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下，意念会如何作用和反作用。举例来说，一个人在发脾气时，他会希望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快速克服自身的缺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击打、指责或攻击另一个人。这种愤怒的情绪继而对其他器官也产生影响：或动员它们加入行动，或向它们施加额外压力。有些人发怒时往往同时伴有其他反应，如腹痛、脸红等。由于体内循环显著改变，随之而至的可能还会有头痛等症状。偏头疼或习惯性头痛等症状的背后，我们通常都可以找到当事人不愿承认的某种怨气或屈辱。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愤怒可能导致三叉神经痛或类似于癫痫性质的抽搐等症状。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意念影响肉身的具体机制进行过彻底的探索，或许，完全了解这一过程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精神紧张既可能影响到人体主动系统，也可能影响到其植物神经系统。一个人一旦感觉到压力，其主动系统便会有所行动，如拍桌子、捏嘴唇或撕扯纸张等。要是他感觉紧张，就一定会做出某种动作，而咬铅笔、嚼雪茄等动作为他释放紧张情绪提供了一个出口。这些动作向我们表明，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来自某些方面的巨大压力。不管他是在生人面前脸红，还是浑身发抖，再或出现痉挛，其本质都一样，都是紧张导致的结果。通过植物神经系统，紧张情绪将传遍全身。于是，随着每一种情绪出现，整个身体也将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不过，这一紧张状态的显性表现并不是在每一个节点都显而易见。我们所说的症状，指的仅仅是可显现清晰结果的那些节点。假如我们观察得再仔细一点，会发现，在一种情绪的表达过程中，全身每一个部位都介入其中；而这些生理表现都是意念和肉身相互作用的结果。关注意念对肉身、肉身对意念的双向互动关系永远都非常必要，因为两者都是我们所关心的“总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些证据中，我们或许有理由得出结论，生活做派及其相应的情感特质对肉身发育会施加持续的影响。假如儿童在出生后很早的时候就奠定了其生活做派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只要我们经验足够丰富，就理应能够在其后期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后续生理表征。假如一个人性格果敢刚毅，那么，这一态度的影响就一定会在他的体质上有所体现：他的体格肯定与其他人不同，肌肉会相对更结实紧致，体态动作也会更加稳重有力。体态很可能对身体发育具有相当重大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肌肉会更加结实、更有活力。果敢的人，其面部表情也会不同于常人，并最终形成与众不同的五官构成特征，甚至就连其颅骨结构也可能受到影响。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否认意念会影响大脑。病理学案例表明，因左脑损伤而丧失读写能力的人，通过对大脑其他部分的有意训练，已经成功地恢复这一能力。下面的情形并不罕见：某人因中风致使大脑局部出现永久性损伤，然而，大脑其他部分会予以弥补，修复器官功能，从而使得大脑整体机能再次完善。这一点尤其重要，它将有助于验证将个体心理学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可行性。如果说意念能够对大脑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如果说大脑不过只是意念的工具（尽管是至关重要的工具，但毕竟仍只是工具），那么，我们就理应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开发和改进这一工具。大脑规格固然生来已定，但没有任何人注定要一辈子受其限制：或许我们可以找到某些方法，让大脑更好地适应于我们的人生。
意念假如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和方向，比方说，如果它拒绝培养合作能力，那么，就将不可能对大脑发育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才发现，很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孩子在进入成年后，智力和理解力的发育状况也不尽如人意。既然成人整体发展状况能够反映其人生之初四至五年间所确立的生活做派的影响，既然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其统觉系统以及他所赋予生命的意义带来的结果，我们就应该能够诊断出阻碍他参与合作的症结，进而帮助他修正错误。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路上，个体心理学早已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多位作者曾指出，意念与肉身表征之间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但似乎都没有尝试去探讨两者之间的桥梁。比如，克雷奇默曾介绍过我们怎样能通过身体结构来发现它与某些类型的意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由此确立了几种类型，并认为绝大部分人都分别属于其中某一种。例如，平克诺伊兹（pynknoids）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类，他们通常圆脸、短鼻、易发福。正如裘力斯·恺撒所期望的那样：
祈望我的勇士都拥有
健硕的身躯，圆圆的脑壳
能够一夜安睡至天光破晓
克雷奇默认为，这种长相的人通常与某些具体的精神特质相对应，不过，其作品却没能介绍清楚这一关联性的成因。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这类长相的人似乎很少会受到器官缺陷的困扰，体格非常契合我们的文化。在生理方面，他们可以与任何人匹敌，对自身力量充满自信。他们不会紧张，若要参战，他们会表现得非常自信，会坚定地认为自己能胜任。但他们未必会视他人如同仇敌，也不会以敌对的态度与生活抗争。某心理学流派将这类人称为外向型人格，但却没能对其原因予以解释。我们完全可以预期，这类人通常天性外向，因为他们在肉身方面没有任何麻烦。
克雷奇默发现的与此恰恰相反的另一类是分裂型人格（schizoid），这类人通常要么长得像个孩子，要么出奇的高大，长鼻子，卵形脑壳。他判定这类人通常内敛、含蓄，如果遭遇精神挫折，很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借用恺撒的话来说，这类人：
卡修斯那家伙长相面黄肌瘦
他心机似海，疑虑重重
这种人不可深交
这类人大概自幼受到器官缺陷的困扰，因此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性格相对悲观和“内向”。他们往往索取甚多，一旦认为自己没得到足够关照，便会感觉痛苦不堪、敏感多疑。不过，克雷奇默本人也承认，我们会发现很多混合型人格，更有甚者，即使在平克诺伊兹型人格者身上，有时也会表现出分裂型人格的某些代表性特征。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他们的生活境况或许遭遇了其他压力，使得他们变得怯懦、灰心。此外，无论是哪种性格特征的孩子，如果我们总是连续不断地打击、挫伤他，也将完全有可能使他的行为方式变得与分裂型人格者一模一样。
假如经验足够丰富，我们就有可能通过某人身上的所有局部表征判断出他的合作能力。实际上，人们无意间始终都在努力寻找这一方面的征兆。合作的必要性时刻都在向我们施加着压力。虽然未必科学，但凭借本能，我们早已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指引着我们在充满混乱的生命中更好地找准方向。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将发现，历史上所有重大变革之前，人类意念就已经意识到了实行变革的必要性，并会为之付出努力。假如我们在努力过程中仅仅依靠自己的本能直觉，那么，错误和过失就难免发生。人们素来不太喜欢那些长相明显与众不同的人，如五官残缺、驼背等。在潜意识里，人们往往会没来由地认定这些人不适合合作。但这是个极大的误区，尽管这些判断很可能有其经验基础。如何提高这些深受独特长相困扰的人的合作能力，目前尚无对策。因此，他们的缺点往往被过度夸大，进而使他们成为大众认识误区的受害者。
以下简要总结我们的立场。在生命之初的四至五年内，儿童就会形成统一的心理目标，并确立起意念与肉身之间的关系。稳定的生活做派将形成和显现，并形成与之相应的情感和生理“习性”。其成长发育过程将包括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合作。正是从这些不同程度的合作中，我们学会评价和理解一个人。所有失败的案例中，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合作能力水平较低。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心理学定义如下：心理学的意义就在于洞察人在合作能力方面的不足。既然意念是一个完整统一体，其所有表征中都贯穿着一种相同的生活做派，那么，一个人所有的情感、思想就必须始终与这一生活做派相协调。当我们在某人身上发现了某些显然会导致困难且与他本人利益相悖的情绪，那么，如果从一开始就试图让他改变这些情绪，将注定无济于事。这些情绪与其生活做派所需要的行为表征刚好吻合。只有他主动改变其生活做派，这些情绪才有可能彻底根除。
在这一方面，个体心理学能够为我们的教育观、医疗观等提供一项独特启示。仅仅针对某单一症状或行为表征来寻求治疗方案注定徒劳无益：必须综合考量当事人整体生活做派、其意念对过往经验的理解、对人生意义的认知、对来自本人身体及周围环境的信号所做出的反应等因素，从中发现错误的症结所在。这才是心理学真正的使命。如果只是拿针尖戳孩子，看他能跳多远，或者只是给他挠痒痒，看他笑得有多大声，那就不配称之为心理学。这些在当今心理学界广为使用的小伎俩，或许确实能够为我们揭示某个人的某些心理，但前提是，只有当它所揭示的证据能够反映出某种固定、独特的生活做派时，才真正具有意义。生活做派才是心理学真正的研究对象，是心理学研究的原始素材。以其他东西作为研究对象的流派，总体而言，关心的不过是生理学或生物学方面的内容。对于那些只专注于刺激与反应研究，或企图追溯“心理创伤”或恐怖的过往经历及其影响，再或醉心于遗传能力分析及其发展发育方式的研究者，上述判断同样适用。但在个体心理学领域，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心理本身，是完整统一的意念。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每个个体赋予世界以及自身的意义、他们的目标和努力方向，以及他们应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思路和理念等。了解不同人心理方面的差异，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分析不同人在合作能力和水平方面存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