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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确的“生命意义”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也就是说，它们都具有公众通用意义的属性：这种意义可以被他人共享、接受和认同。
人类生活在充满意义的世界里。我们的经历中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客观情境；客观情境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历，无一例外是因为它对人类而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即便从其根源来说，我们的经历也会受到我们作为人类的根本目的的制约。“树木”意味着“与人类存在某种关联的树木”，“石头”意味着“作为人类生活中一种因素的石头”。假如有人想要刻意逃避意义，让自己仅仅彻底投身于客观情境之中，那么他的生活将会非常不幸：他将让自己孤立于其他所有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任何人，他的一切行为都将变得毫无用处。总之，其行为将显得毫无意义。因此，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逃离意义。我们对现实的体验，无一例外地总是通过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得以实现。我们所体验的现实不是现实本身，而是我们所理解和解读的现实。因此，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揣测，这一意义将始终或多或少地存在缺憾，甚至永远不可能达到全然正确的程度。所谓“有意义”的世界，也就是充满缺憾、充满误会的世界。
假如我们找个人问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很可能会不知从何作答。多数情况下，人们很少会费心考虑这一问题，也很少尝试去寻找、构思其答案。的确，这一问题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古老。当今时代，我们时常听到年轻人（当然也包括老年人）失声感慨，苦苦追问：“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然而，可以基本肯定地说，他们通常都只是在遭遇挫败时才会发此感慨。只要一切顺风顺水，面前不存在什么艰难的挑战，这一追问断然不会出口。恰恰是通过其行为表现，每个人才不可避免地以各自的方式提出并回答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选择闭耳不听其言而只观其行，将不难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意义”，他所有的一切，包括其体态、态度、动作、表情、行为举止、理想志向、生活习惯以及性格特征等，都无一例外地与这一意义一脉相承。他的行为仿佛表明，他似乎有十足的把握，对自己关于生命的某种解读笃信不疑。从他的一切行为举止中，隐约流露出他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秘而不宣的一种思量和观照，或者说是一种决断：“我是这样，世界是那样”，从而为他自己、也为生命赋予了各自的意义。
世界上有多少人，他们所赋予生命的意义也就有多少不同种类，而且，如我们在前文所揣测，每一种意义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瑕疵或疏误。没有哪个人持有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意义，但凡有其一点点用途，就不能被认定为绝对错误。所有的意义，都不过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变量。不过，从所有这些变量之中，我们可以甄别出，某些回答相对较好，某些却不那么尽如人意；某些瑕疵相对微不足道，某些则失于偏颇。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相对较好的意义之间有哪些共性，相对欠缺的意义之间又有哪些不足。由此，我们将得到关于“生命意义”的一种科学理解，一种关于正确意义的共同衡量标准，一种有助于我们直面人类所依赖的、现实的意义。在此，我们必须牢记，“正确”意味着对人类而言正确，对人类的宗旨和目标而言正确。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任何真理；即便存在其他真理，也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或许永远无缘了解它，因此也就谈不上任何意义。
每个人都离不开三种重要的纽带，而这些纽带恰恰是他所必须关注并负责的。这些纽带共同构成了他的现实世界。他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与这些纽带相关。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因为这些问题在一刻不停地拷问着他。这些回应将向我们展示他关于生命意义的个人见解。上述纽带中的第一种在于：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可怜的星球表面，而不是生活在其他地方。我们只能在自己所栖息的环境允许和可能的条件下寻求发展。从身体和意念方面，我们都必须在确保自身生命延续、确保人类长远存续的前提下发展。这一问题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需要每个人都给出自己的答案，不容任何人逃避。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都是自己对人类所置身其中的环境的回应，体现了我们对什么必要、什么合适、什么可能、什么值得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每一个答案都受如下客观事实的制约，即我们属于人类，而人类是栖居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的生灵。
接下来，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生理机制的脆弱以及所处环境的凶险，将不难做出判断：为了自身生存，也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用心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答案，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广。这就好比我们面前摆着一道待解的数学题，我们不能毫无章法乱做一通，也不能靠胡猜乱想，而是需要动用手头一切可用资源进行系统的剖析。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无瑕、恒久成立的答案，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发挥全部力量，去探寻一个近似标准的答案。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努力，探索更加理想的答案，而且，这一答案始终不能背离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可怜的星球表面，这一位置有利有弊。
由此我们来到第二种纽带。我们并非“人类”这一物种中唯一的成员，周围还有其他同类，我们的生活与他们存在关联。鉴于个体自身的脆弱和局限性，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假如他尝试孤身一人单打独斗去应对自己的问题，难免殒命险境，这不仅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更无法延续人类的生命。每个人都始终与他人须臾不可分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弱点、不足和局限。为了自己的福祉，也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联合与结盟才是最大的进步。因此，关于生命问题的每一项答案，都必须观照这一纽带，必须基于如下客观事实：我们生活在彼此关联的环境中，孤身求生注定要消亡。假如有希望幸存，那么连我们的思想情感也必须与以下至尊无上的问题、宗旨及最终目标相协调，即：与同胞合作，使自己的生命以及全人类的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得以延续。
此外还有第三种纽带将我们相互联结。人类有两个不同的性别，个人以及群体生命的维持和延续必须考虑这一事实。爱恋、婚姻方面的问题就属于这一纽带层面，男人、女人谁都不能回避，都需要给出自己的答案。面临这一问题时，一个人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那都是他的答案。人们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他们的行为无一例外地可以反映出其所秉持的理念，即自己所认定的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因此，上述三种纽带提出了三个不同的问题：如何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让我们能够在地球自然环境限定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如何在同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以便我们能够相互合作并共享合作带来的福利；如何经营婚恋生活，以顺应人分两性这一客观事实，顺应人类繁衍生息的需要。
个体心理学发现，人生所有的问题，无一不能归入这三大主要问题的范畴：职业、社交以及两性关系。恰恰是在对这三大问题的不同回应过程中，每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深层理解得以彰显。比方说，假如某人婚恋生活不够完满、工作不够努力、朋友很少且交际困难，那么，从他生活的局限性和种种缺憾中，我们将不难得出结论：在他看来，活着是一件艰难、危险的事，其中机会甚少，挫折失败却很多。我们可以将他狭隘的行为视域理解为他的一种判断，即：“人生意味着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自我封闭，最终毫发无损地逃离。”与此相反，假如某人婚恋生活美满、合作多元、事业有成、朋友众多且交际广泛、受益良多，那么，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将可以得出结论：在他看来，人生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任务，其中机会众多，少有什么难以挽回的挫败。他积极面对生活中一切问题的勇气，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判断，即：“人生意味着对同类满怀兴趣，视自己为整体中的一员，为全人类的福祉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所有错误的“生命意义”之间的共同特征，也找到了所有正确的“生命意义”之间的共性。一切失败者，包括神经官能患者、精神病人、罪犯、酒鬼、问题儿童、自杀轻生者、性变态以及妓女等，之所以沦为失败者，都是因为缺乏同胞情感及社会兴趣。面对职业、友谊以及两性关系等问题时，他们缺少自信，不相信问题可以通过合作得以解决。他们赋予人生的意义只是一种个人的意义：实现目标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不会惠及其他任何人；一旦超出了个人范畴，他们的兴趣也便戛然而止。他们所谓的成功目标，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个人优越感；所谓的胜利，也仅仅对自己有意义。有杀人犯曾忏悔，当拿起毒药瓶那一刻，心里会有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但显然，他们只是自欺欺人；在其他人看来，手持毒药瓶根本不可能让他们的优越感有丝毫的增加。个人意义实质上根本称不上任何意义。意义只有通过交际才成为可能：一个词语，如果其意义只有一个人能懂，那么，它相当于没有意义。我们的目标及行为同样如此，其唯一的意义在于它们在他人心目中的意义。人人都渴望显赫，但若意识不到自身的显赫必须基于奉献的话，则难免犯错。
下面是一则关于某个小宗教派别领袖的轶事。有一天，她把信徒召集起来，宣布下周三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信徒们深受震撼，纷纷变卖了财产、摒弃了一切世俗琐事，在纷扰不安中等候着领袖所预言的末日劫难。星期三过去了，并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于是，周四时他们选出了几个代表，向领袖讨要解释：“瞧瞧我们现在陷入了多大的麻烦。我们放弃了所有的安全保障。我们逢人便说周三将是世界末日，即使遭人嘲笑，我们也毫不气馁，而是一再强调消息来自万无一失、绝对可靠的权威。现在周三过去了，世界依然安然无恙。”那位女预言家却说：“可是，我说的周三并不是你们理解的周三啊。”就这样，借口个人独有的意义，她逃过了被质疑的尴尬。这说明，个人意义永远无法得以验证。
一切正确的“生命意义”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也就是说，它们都具有公众通用意义的属性：这种意义可以被他人共享、接受和认同。解决人生问题的好方案，无一例外地也能同时为他人扫清道路，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成功应对共性问题的路径。即便天才的定义标准也无非其高度效用性：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在能够获得他人认可，并对他人也具有重大意义时，才堪称“天才”。这样的人生体现出如下意义：“人生意味着为整体而奉献。”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公开宣称的动机，我们不能只听他口头上怎么讲，而是要看他的实际成就。能够出色应对人生各种问题的人，行事时仿佛总是能够自然而然地、充分地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关心他人的利益、懂得合作。指引他一切行为举止的，似乎总是对周围同胞的兴趣和关心。面临困难时，他会尝试按照符合人类共同福祉的方式来予以克服。
对很多人来说，这一见解或许听起来很新鲜，他们很可能会质疑，我们赋予人生的意义是否真的应该是对他人的关心、奉献以及合作。他们或许会问：“可是个人呢？假如总是在考虑其他人，总是在为他人的利益而付出，那么，自己的个人利益会不会受损？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如果想要有良好的发展，难道没必要考虑考虑他们自己吗？难道不应该首先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加强自己的人格个性吗？”这一观点大错特错，随之引出的一系列反问也都是伪问题。假如一个人秉持自己所赋予生命的意义，真心希望有所贡献，且将所有心思和情感都倾注于这一目标，那么，他一定会先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以便能够奉献他人。为了达到目标，他肯定会调适自己，培养自己的社交情感，并通过持续训练习得相应技能。目标一旦确立，训练自然随之而至。如此一来，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开始武装自己，发展自身的本领，以解决人生的三大问题。我们不妨以婚恋关系为例。假如我们真正关心自己的伴侣，真心希望伴侣的生活轻松充实，自然会首先尽力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如果我们以为培养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只有在“真空状态”下才能实现，没有立下为他人奉献的目标，注定只会显得刚愎自用、专横跋扈、讨人嫌恶。
我们从另外一点征兆中也可以得出判断，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奉献。假如我们环顾周围，看看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我们能看见什么呢？凡是幸存下来的，都是祖先们对人类奉献的成果。我们所看到的，是已经开垦的田野，是通达的道路，是各种各样的建筑；传统、哲学、科学、艺术，以及适应环境的各种技艺，都是先人们基于生活经验交流积淀下来的成果。所有这些成果，均来自那些致力于为全人类谋福祉的先辈们。那么，其他人又怎样了呢？那些从不合作、赋予生命一套截然不同的意义、只关心“从人生中我能得到些什么”的人，他们的结局又怎么样了呢？在他们的身后，我们看不到任何踪迹。不只是生命早已销殒无踪，他们的整个人生也毫无价值。就仿佛我们所栖居其间的地球曾经亲口告诉过他们：“我们不需要你。你根本不适合在这里生活。你一切的目标和努力、你所看重的东西、你的思想和灵魂，统统都没有未来。请你走开！这里不欢迎你。死去吧，彻底从这里消失！” 如果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不是合作，那么他能得到的终极裁判将不外乎如下：“你一无是处。没有人需要你。走开！”当然，我们当前文化中存在诸多不够完美的方面。发现了不足，就必须对它加以改进。但这一改进无论何时都必须以进一步提升人类福祉为目的。
自古以来，对这一基本事实了然于心的不乏其人，他们深知，生命的意义在于关心全人类的利益，并总是尽最大努力来培养自己的社交兴趣和爱心。各种宗教中都有救赎人类这一主题。纵观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人们的目标无一不是致力于改善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而宗教则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方式之一。遗憾的是，宗教往往被曲解。如果不以更好地完成这一共同使命为衡量标准，宗教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已经相当不俗，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于它。个体心理学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如此，不过其方式更科学，所采用的技术也更科学。我相信这是一个重大进步。或许，通过加强人们对同类以及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关心，科学能够带我们更贴近这一目标，其效果好于政治、宗教等其他运动。我们解决问题的角度不同，但目标并无二致，那就是：增强每个人关爱他人的意识。
既然我们所赋予生命的意义既可以成为自己人生一辈子的守护天使，也可以成为催命恶魔，那么，这些意义又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区别？如果出现了重大疏误，又该如何修正？清楚了解并回答上述问题变得至关重要。这正是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心理学截然不同于生理学或生物学，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意义的理解，并了解意义会对人们的行为举止及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从而将之应用于改善人类福祉。我们自童年之初，便开始在黑暗中摸索，开始探寻“生命意义”。即使一个初生的婴儿，也会努力估测自己的力量，估测自己在周遭大环境中所占的分量。及至满5岁时，孩子自己持续一贯、特色明显的行为模式便已基本定型，面对问题和任务时会表现出鲜明的风格。至此，内心最深处、影响最久远的概念已基本形成，知道了对周围世界、对自己该有何种期待。从此以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都将通过一套稳定的统觉图谱来实现：经验在接受之前已被解读，而这一解读通常与我们最初赋予生命的意义相吻合。即使这一意义错得十分离谱，即使用它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的思路和方法让我们频频受挫、痛苦不堪，也绝不会被轻易摒弃。只有对错误解读赖以建立的条件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找出谬误并修正相应的统觉图谱之后，我们赋予生命的意义中存在的疏误才有望得到更正。也有可能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有的人会迫于错误思路所导致的后果而被迫去修改他赋予生命的意义，并成功依靠自己个人的意志和力量完成改变。但若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压力，或者说，假如没有发现老思路行不通，他绝对不会主动做出这一改变。绝大多数情况下，修正错误思路的最有效办法是向在这一方面接受过良好训练、对这些意义有恰当理解的专业人士寻求帮助，因为后者能够与你一道梳理，找出原先的谬误，并指引你确立更加合适的意义。
我们不妨举些简单例子，来说明童年的境况可以有哪些不同解读。同样不愉快的童年经历，却可能被赋予截然相反的意义。对于不愉快的过往，某人可能不会耽恋纠结于其中，只是将它看成总结经验教训、指导未来的一个契机。他可能这么看问题：“我们必须努力，清除这种不幸的情况，好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环境。”而另一个人却可能认为：“生活真不公平，最美好的都被其他人拿去了。这个世界这么对我，我为什么要对它好？”有些家长对待子女的态度就是如此：“我小时候也一样吃了这么多苦，我熬过来了，他们凭什么不能吃苦？”还有第三种人，他可能认为：“因为我童年不幸，所以我无论做什么都应该得到原谅。”从上述三个人的行为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各自的解读。若不改变自己的解读方式，他们肯定不会改变行为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个体心理学打破了宿命论的局限。任何经历都不构成个体成功或失败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我们被自身经历所带来的冲击所困扰，或是被所谓的“心理创伤”所困扰，不如说是我们自己从中杜撰了某种东西，以迎合自己的目的。根据我们赋予过往经历的意义，我们其实是给自己杜撰了“所谓的宿命”。如果以某些特定经历作为未来生活的基础，那么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疏误。意义并非取决于环境，相反，基于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命运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然而，童年时期的某些遭遇，难免使人对意义产生十分严重的误解。相当多的案例都因童年时的这类情形而起。首先我们必须从患有器官缺陷，或者是婴儿期间就身体羸弱、饱受病患的儿童说起。这些孩子往往承受着过重的负担，很难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如果身边没有人引导他们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并树立对他人的兴趣，就极易致使这些孩子沉湎于自己的感官世界中。稍微年长之后，一旦意识到自己与周围其他人不同，就会倍感受挫。在我们当前的文明中，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周围同伴的怜悯、嘲笑或躲避，会让他们的自卑感雪上加霜。这些都是非常不利的情形，极易导致他们陷入自我封闭，丧失参与公共生活的信心，自怨自艾，自觉受到这个世界的屈辱对待。
我个人认为，描述存在器官缺陷或腺体分泌失调的孩子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在我之前尚无先例。这一分支的科学早已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很难说是按照我所期望的路线发展的。从一开始，我就始终致力于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而不是寻找一个借口，将失败归咎于遗传或生理条件。没有任何器官性缺陷意味着一定会导致错误的生活做派。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腺体对其影响完全相同的两个孩子，但我们经常见到克服了这些困难的孩子。他们不仅克服了困难，还从中培养出了超乎寻常的实践能力。就这点来说，个体心理学算不上推行优生优育计划的绝佳广告创意。很多对我们的文化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伟人，人生之初都曾经历过各种器官缺陷，他们往往体弱多病，有些甚至英年早逝。而恰恰就是从这些顽强拼搏、克服了内在外在种种困难的人身上，诞生了人类的进步，诞生了前所未有的建树。拼搏使他们变得坚强，进而鼓励他们进一步前行。单纯从身体方面，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意念的发展将是好还是坏。然而迄今为止，很多天生存有器官缺陷或腺体缺陷的孩子仍未得到正确的培养。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了解得并不够，以致他们多数都只沉湎在自己的世界里。正因如此，在那些早年生活中被各种器官缺陷困扰的儿童之中，才有如此多的失败案例。
第二种极易滋生错误的生命意义的是被娇生惯养的孩子。这类孩子养成了一种习惯，认为他们的一切意愿都得像法规条例那样不容违背。他们不劳而获，被赋予了显赫无上的地位，并视其为与生俱来的特权。其后果是，一旦进入一个世界，自己不再是众人关注的中心，他人也不会再刻意以迎合自己的意愿为核心目的，他便会无所适从，感觉这个世界辜负了自己。他自幼接受的教育就只是索要，根本不懂得付出；也从来不曾学过处理问题的其他方法。周遭人素来对他那么听命顺从，致使他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意识，不知道自己可以亲自动手来打理生活和照顾自己。他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从来不知道合作的作用及其必要性。面临困难时，他应对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向他人索要。在他看来，只有恢复了自己显赫的地位，强迫别人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理应心想事成，他的状况才有望得到改善。
成年人中那些被惯坏了的孩子很可能是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的某些人会刻意表露善意；为赢得横行霸道的机会，他们甚至会显得相当“讨人欢喜”；但是，在像常人那样通过合作处理日常任务方面，他们却全然不愿尝试。也有另外一些人，反叛更加公开：一旦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轻轻松松得到他人的温暖和顺从，便感觉受了背叛；他们感觉社会对自己充满恶意，并试图在周围人身上寻求报复。假如社会对其生活做派表现出嫌恶（这点无疑会出现），他们便用这份嫌恶进一步证明自己切身受到了不公待遇。正因为如此，惩罚通常都不会管用；惩罚的唯一作用就是强化了他的观点：“别人跟我过不去”。然而，无论这些被宠坏的孩子选择消极罢工还是公然反叛，无论他们选择以示弱寻求主导地位还是以暴力寻求报复，都不过是在犯同样的错误。的确，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不同情况下，有些人会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法，但其根本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争夺第一，让别人以为自己至高无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只要他们赋予生命的这一意义保持不变，那么，无论他们采取哪一种方法，都只能是错上加错。
第三种容易走上歧途的是那些常常被忽视、缺乏关爱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从未接触过关爱、合作，因而在他对人生的解读中，根本不包含这些友好的因素。可以这样认为，面临人生问题时，他总是高估困难的程度，而低估自己借助他人的帮助和善意去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他感觉社会很冷漠，并认为这种冷漠永远不会改变。尤其重要的是，他不会产生如下想法：通过一些有益于他人的行为，自己也可以赢得他人的关爱和尊重。因此，他总是对别人心怀戒备，对自己也无法信任。确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体验能够代替无私的关爱。妈妈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这样的体验，让他们意识到身边还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随后，妈妈必须引导孩子将这种信任感的范围扩展到孩子生活环境中的其他人。假如妈妈没能很好地完成这一首要任务，即唤起孩子的兴趣、爱以及合作意识，那么将很难指望能培养起孩子对周围人的同胞感情以及社会兴趣来。人人都具备关心他人利益的潜质，但这一潜质需要培养和练习，否则其发展就会受挫。
如果说有那么一类被完全忽视、嫌恶或遗弃的孩子，他很可能对合作这个概念视若无睹，他将无法与人沟通、完全与世隔绝，对有助于协作交往的任何途径一片茫然。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一个人如果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下，那么他将注定消亡。孩子既然能够从婴儿期走过来并活下来，那便证明他曾得到过关爱和关注。因此，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弃儿”；相反，现实世界里的这类孩子中，大多数只不过是得到的关爱比常人少，或是在某一方面没有得到足够关照，而在其他方面都很正常。简言之，所谓“弃儿”，就是指那些从未真正找到过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孩子。现实生活中，相当多失败的例子都出自孤儿或私生子。总体而言，我们只能把他们都归入“弃儿”这一范畴，对我们的文明而言，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可悲的写照。
上述三种情况，也就是器官缺陷、娇生惯养、缺乏关爱，都是重大的挑战和隐患，极易导致孩子赋予人生错误的生命意义。处在这些情况下的孩子无疑需要得到引导，以帮助他们修正考虑问题的思路和角度。必须帮助他们确立相对合理、正确的生命意义。假如我们在这些方面有眼力，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真心在意他们并接受过这一方面的专业培训，那么就能够从他们的每一个行为举止中看出他们所理解的生命意义。梦和联想都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无论是在梦境中还是在清醒状态下，一个人的性格都是一样的，不过在梦里，来自社会的压力相对要小，人们防范和掩盖的意识也相对较弱，因此性格流露得也就更加明显。但若想要快速了解一个人赋予其自身以及生命的意义，最有效的办法则是分析其记忆。每一份记忆，无论在他自己看来如何微不足道，都代表着一件对他而言“值得铭记”的事。之所以值得铭记，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这件事对他的人生具有某种启示，比如，它可能意味着：“你能指望的也就这样了”，或“你必须避开这事”，再或“这就是人生”。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经历本身反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经历长存于记忆之中并且已被视作某种生命意义的象征这一事实。每一份记忆都俨然是一份备忘录。
关于童年早期经历的记忆尤为有用，因为它表明了一个人对人生独特的见解是如何持久不变的，也有助于揭示孩子的人生态度是如何初次形成的。最早期的记忆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其一，它包含了当事人对自己以及所处环境的最本源的估测。这是他对各种各样的形状、外貌等事物的第一次全面归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个相对完整的符号，标志着他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等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其二，它代表了当事人主观意识的起点，是他为自己构思的自传的开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组截然对立的状况，一方面是他当时所处的情形——自觉弱小、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是他心目中期望的理想情形——强壮有力、安然无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所能回想起的最早记忆是否真的算得上最早，以及真实与否都无关紧要。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当事人“如何理解和看待”记忆中这件事，因为它代表了当事人的解读，也代表了这件事对他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影响。
在此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看看最早的记忆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生命意义”。“咖啡壶从桌子上掉下来烫伤了我。”这就是人生！假如一个女孩的自传以此开篇，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她在生活中总是被一种强烈的无助感驱使，而且总是高估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的话，一定不会感到意外。此外，如果我们发现，她在内心深处，总在怪罪别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话，也一定不会感到惊讶。有的人实在是太不小心，居然让那么小一个孩子担此风险！另一份最早的记忆也表现了一幅类似的图景：“我记得3岁时曾从童车里摔出来过。”与这份最早记忆相伴而反复出现的还有一个梦，“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了，我半夜突然惊醒，发现天边被火烧得通红通红。星星全都陨落，我们将撞上另一个星球。就在即将要撞上的那一刻，我惊醒过来。”当我问他有没有对什么事情特别恐惧时，这位学生回答说：“我特害怕自己这辈子不够成功。”显然，最早的记忆和反复出现的梦境构成了生活中的阻碍，加剧了他对失败和劫难的恐惧。
一个12岁的孩子因为尿床，又总是跟妈妈发生冲突被送到了诊所，他所给出的最早记忆如下：“妈妈以为我丢了，大喊大叫着冲到街上，害怕得要命。而整个过程中，我一直躲在家里的一个壁橱内。”从这一段记忆之中，我们可以读出一种心思：“人生的意义在于通过制造麻烦而获得关注。获得安全感的方法是欺骗。没人注意我，但我可以愚弄别人。”尿床也是他的一种手段，与他希望时刻处于别人担心和关注的焦点这一目的相契合。妈妈对他的担忧和焦虑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人生的这种解读。同前文几个例子一样，这个孩子早期便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外部世界充满危险，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当其他人为他担心时，自己才安全。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自我安慰，因为总会有人及时为自己提供保护。
一位35岁的女士最早的记忆是这样的：“3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地下室。楼梯很黑，在我下到一半时，一个比我稍微大一点的表兄打开门也跟了下来。我非常怕他。”从这段记忆中我们可以推测，她大概不习惯于跟其他孩子一起玩，有异性在场时尤其感觉不自然。我们猜测她是独生女，这一点得到了印证；另外，虽然已经35岁了，她仍然单身。
下面的例子则代表了社会情感发展相对较好的情形：“我记得妈妈让我推婴儿车里的小妹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留意其他的征兆，比如：只有当和更弱小的人在一起时她才感觉舒服，或者对妈妈的过度依赖等问题。家中如果有了新生儿，调动大孩子的合作意识永远是个好办法，这样能培养他们对新生儿的关心，让他们有机会分担责任，共同照顾新生儿。只要达成合作，他们也就不会担心父母给新生婴儿的关心会削弱自己的重要性。
喜欢与人相处并非完全是真正关心他人的证据。当被问及她最早的记忆时，一个女孩这样回答：“我跟姐姐，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在一起玩。” 她无疑是个喜欢交际的孩子；不过接下来，提到自己最大的恐惧时，她说：“我最害怕一个人待着。”从这点来看，我们似乎应该特别留意她是否有不够独立的征兆。
一旦找到并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也便掌握了其性格的全部密钥。常听人说本性难移，但持这一观点的人，大概只是那些没能找到合适密钥的人。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见，假如找不到最本源的谬误，那么无论你怎么争吵、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恐怕也都无济于事；唯一有望改进的办法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合作意识和积极勇敢的生活态度。合作也是唯一能够有效预防神经性疾病的方法。因此，培养和鼓励孩子合作非常重要，应鼓励孩子与同龄小伙伴通过共同完成任务、共同参与游戏找到他们自己的方法。任何的合作障碍都会带来严重后果。以被宠坏的孩子为例，由于一开始他们就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会将这种毫不在意他人的恶习带到学校。除非他认为某门课能有助于自己赢得老师的青睐，否则便不会对它产生兴趣；除非认定某件事有利可图，否则便对它充耳不闻。临近成年时，社交意义不足的隐患将日益明显。第一次出现失误时，他放弃了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自立意识；结果到最后，面对生活中的任何考验，他都可悲地无力应对。
至此，我们不能单纯责备他，只能在他开始意识到其后果时，借此契机，来帮助他弥补这些缺点。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从没学过地理的孩子把地理试卷答得很理想；同理，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在合作意识方面从没受过任何训练的孩子在面对一项需要训练有素的合作意识才能完成的任务时能做得很好。然而，人生中的每一个问题，其解决都需要合作能力；每一项任务，其完成都必须基于人类社会的框架，基于一种有助于提升人类福祉的方法。只有那些充分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够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成功的概率也才更高。
假如老师、家长以及心理学家们都能意识到，孩子在赋予生命意义时可能出现疏误，假如他们自己能做到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坚信，假以时日，即使是那些社交兴趣和意识不足的孩子，也能够培养起相对合理的意识来，从而在人生中得到更多机会。面对问题时，他们将不再轻易放弃，不再奢望捷径，不再推卸或逃避责任，也不再寻求同情或特别待遇，更不会轻易感到屈辱或是想要报复他人；也不再会哀叹：“活着有什么用！它能给我什么！”相反，他们会说：“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有能力胜任。我们是自己行动的主宰。如果有什么从未经历过的事等待去完成，或者如果有什么早已不再合时宜的事需要被取缔，那么，责任将在我们自己，而不在其他任何人。”假如以这种态度来对待生活，将它视作自立自强的人与人之间的一场合作，那么，人类社会进步的前途将无可限量。
个体心理学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通过观察发现，情感永远不会与生活做派相矛盾。一旦目标确立，情感势必会自我调整，自然而然地朝向有利于实现该日标的方向靠拢。
自古以来，人类就对究竟是意念主宰肉身还是肉身主宰意念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哲学家们也纷纷加入论争，为这方或那方站台助阵。他们或自称唯心派，或自称唯物派，各自提出了数以千计的论据。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却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许个体心理学有望为解决这一争论提供一些帮助，因为在这一领域，我们真正面对和关心的是意念和肉身两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向我们寻求治疗的，是既有意念、又有肉身的完整的人。假如我们的治疗方案赖以建立的基础是错的，那么我们难免会辜负患者。毫无疑问，我们的理论必须来自实践经验，必须经得起生活的检验。我们时刻生活在这类动态交互过程中，需要面对极为严峻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正确无误的观点。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消除了围绕这一问题的诸多紧张关系，它已不再仅仅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对立。我们早已知道，意念和肉身两者都是生命的表达形式，都是生命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开始了解两者在整体中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的一生是有血有肉、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中的一个过程，仅靠肉身方面的发展不足以构成完整的人生。植物扎根于土壤中，永远保持在同一个位置，不可自我移动。因此，要是发现一株植物居然也存在意念，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我们能够理解的意念，那一定会令人诧异。即便植物能够预见或勾勒某种后果，这一功能对它而言也毫无用处。即使植物会思考：“有人走过来了，他马上就会踩到我。让他踩上，我就死定了。”又能算得上什么优势呢？毕竟它没有能力主动避开。
然而，一切具备行动能力的生灵都能够预见并得出结论，知道朝哪个方向避让。鉴于这一事实，我们有必要做出假定，这些生灵都拥有意念，换而言之，他们都拥有灵性。
判识力，你当然具备。
否则，你怎么可能有动作？
对移动方向的这种预见力构成了意念的核心原则。承认这一核心原则，我们也就具备了一个基础，以了解意念是如何主宰肉身的：意念决定肉身移动的目标方向。仅仅时不时激发一些随机动作还远远不够，这些努力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既然确定动作目标点是意念的功能，那么它自然在人生中占据主宰位置。与此同时，肉身也会对意念产生作用力，因为执行动作的一方是肉身。只有当目标与肉身天生具备或能够通过培养而达到的能力相适应时，意念指挥肉身动作这一功能才有望实现。打个比方，假如意念提议让肉身向月球移动，那么，除非我们发明出一套克服肉身局限的技术，否则这一提议将无法实施。
与其他一切生灵相比，人类的动作更发达，也更复杂。不仅动作方式更多样化，如灵巧的双手，其动作也更有效，能够通过自身的动作让周围环境也发生相应的移动。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人类意念拥有最发达的预见力，他们还会为了改善自身在周围整体环境中的地位而做出目标明确的努力。这一方面的证据也最明显。
此外，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在其为局部目标而采取的局部动作背后，我们都可以找到某种独一无二、包罗全局的宏观整体动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达到某种境界，在这一境界下，我们会感觉平安舒适，感觉人生所有困难都已被征服，较周遭整体环境而言，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可以高枕无忧、坐享胜利果实的状态。本着这一目标，我们的一切行动、一切行为表征都必须协调一致、有机统一——意念仿佛身不由己，其发展只是为了实现某种终极理想目标；肉身也不例外，同样致力于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朝着某个理想目标发展，而且，这一理想目标早在胚胎萌芽之初就已形成。举例来说，假如身上皮肤出现损伤，整个人体都将迅速赶来救援，以帮助皮肤尽快恢复完好状态。不过，肉身并不是孤军奋战，完全靠自身的力量来施展其潜能。意念也会伸出援手，帮助肉身顺利康复。事实早已证明，持之以恒的培养训练、保持全身干净卫生，这些都对皮肤迅速康复具有重要价值。而所有这些，恰恰正是意念向肉身提供的援助，以帮助后者顺利抵达其终极目标。
自人生第一天开始，直至生命彻底终结，贯穿成长发育整个过程，意念与肉身间的这一伙伴关系始终存在，一刻不曾间断。如同整体中两个无形的组成成分，意念与肉身始终保持着密切的配合。意念如同马达，负责挖掘肉身的全部潜能，并带动这些潜能克服重重困难，奋勇向前，以帮助肉身达到某种舒适安全、君临一切的状态。透过肉身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和征兆，我们都可以看到意念及其目的所留下的印迹。人时刻处于运动之中，每一个动作背后都蕴藏着某种意义。他的双眼、口舌、面部肌肉都处于运动中，由此构成某种面部表情或某种意义。赋予这些表情意义的，正是人的意念。至此，我们或许已经初步了解了心理学，或者说“关于意念的科学”，本质上关注的对象是什么。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就是探讨每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表情以及行为表征背后包含的意义，从中找到实现其终极目标的密钥，并将之与他人的终极目标进行对比。
在追逐舒适安全这一终极目标的过程中，意念时刻面临着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即：让这一终极目标具体化，计算和判断得出“这个具体点位就是舒适安全感的所在之处；只有按照这个具体方向行进，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点位”。固然，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误判，但若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既定的方向，行动将压根无从发起。比如，假如我把手举起来，那么意念中一定预设了我这样做的目的。现实中，意念所选择的行动方向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之所以仍然选择了它，是因为意念错误地以为这一方向最为有利。因此，一切心理上的过失，本质上都是行动方向选择的过失。追求舒适安全，这一目标对所有人而言都没什么不同，然而，有些人对安全感所在的方向做出了误判，致使其具体行动偏离正轨。
假如我们注意到某一个表象或表征症状，但却无法辨识出其背后的意义，那么，想要理解它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视其具体情况，首先将它简化成一个单纯的动作行为。我们不妨以偷窃这一表象来打个比方。所谓偷窃，就是将财物由他方转移到己方。现在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一动作的目的：增加己方财富，通过占有更多让自己感觉更安全。因此，该动作的出发点是一种心理感受，觉得自己贫困、有所缺失。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弄清楚当事人的处境究竟如何，究竟在何种情况下会觉得若有所失。最后，我们便可以发现，为改变自身处境和克服若有所失的心理感受，他所选择的路是否合适、行动方向是否正确，或者说，为确保满足自己的欲求，他选择的方法是否恰当。我们无须指责其终极目标，但却有充分理由指出，在将其终极目标具体化的过程中，他选择了错误的途径。
我们将人类对周围环境做出的改变统称为文化。文化是由人类意念发起、肉身落实执行的各种动作行为的产物。我们的一切成果，其灵感都源自我们的意念；我们肉身的发育，受到意念的指引和帮助。归根结底，任何一种人类行为表征背后无不受到意念目标明确的干预和介入。然而，也绝不应该过度强调意念自身的作用。假如我们希望克服困难，活力健康的肉身同样必不可少。因此，意念的作用在于以某种特定方式支配环境，以便肉身能得到保护，不受疾患、死亡、伤害、事故以及功能失调等问题侵扰。我们之所以拥有感知苦乐、营造幻想、判识利害的能力，正是为了服务于这一目的。这些感受驱使肉身进入某种特定状态、以某种特定反应来应对所面临的各种情况。幻想和判识力都是预见未来的方法，但其功能又不止于此——它们还可以激发情绪，肉身将据此情绪做出相应行动。基于这一点，一个人的情绪通常都带有鲜明的烙印，既标志着他所赋予生命的意义，也标志着他为自身努力所确立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虽然情绪支配肉身，但又不完全依赖于肉身，相反，无论何时，情绪都首先取决于当事人确立的目标，以及他继而养成的生活做派。
很显然，支配一个人的绝不仅仅是其生活做派。假如没有辅助因素影响，态度自身不足以构成表征。为付诸行动，态度需要借助情感来支援和巩固。个体心理学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通过观察发现，情感永远不会与生活做派相矛盾。一旦目标确立，情感势必会自我调整，自然而然地朝向有利于实现该目标的方向靠拢。因此，我们超出了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范畴；情感的生发，既无法靠化学理论来解释，也无法靠化学分析来预测。个体心理学必须以生理过程为先决条件，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心理目标。与其说我们关心的是焦虑是否会对交感神经及副交感神经系统产生影响这一现象，不如说，我们更意欲探究焦虑产生的动因及其结果。
基于这一立场，我们无法认同焦虑的起因是性压抑或是出生时某种可怕的经历留下的后遗症等观点。这些解释纯属无稽之谈。我们知道，假如某个孩子对妈妈的陪伴、帮助和支持习以为常，则很可能会把焦虑当成支配和控制妈妈的一种有力武器，而不管焦虑的来由是什么。我们也不满足于仅仅将愤怒描述为一种生理表征。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主导和支配某个人或某种情形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想当然地以为，每一种生理及精神表征都必须建立在通过遗传获得的某些物质基础之上，但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在努力实现某一具体目标的过程中，当事人从这些物质基础中挖掘出了何种用途。这似乎才是唯一真正恰当的心理学观点。
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情感产生和发展的方向及其达到的程度，无一不与达到其目标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不谋而合。他的焦虑或果敢、欢乐或悲伤，始终都与其生活做派交融契合，相应力度的大小、主导程度的高低，都与我们的预期刚好吻合。一个人要是通过表现得悲悲戚戚而达到了自感优越的目标，则不可能指望他会表现得开开心心，也不可能指望他对已有成就感到满足。只有让自己时刻都表现出一副苦兮兮的样子时，他才会感到开心。我们也发现，情感会根据需要随时出现或消失。广场恐惧症患者一旦回到家中，抑或在他能够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时，其焦虑感会莫名消失。对于生活中一切让自己感觉不够强大、自觉无法征服的情形，神经疾病患者都会竭力排斥。
一个人的情绪基调如同其生活做派一样很难改变。例如，懦夫始终都会是懦夫，即使他在弱小者面前可能表现得自命不凡，或者在有他人庇护时似乎表现得很勇敢。他或许会在门上装三把锁，会养警犬、设置陷阱，以此来寻求自我防卫，同时却坚称自己很勇敢。没人能证实他的焦虑感，但单从他不辞辛劳加强自我防卫这件事本身，其性格中的懦弱性便已表露无遗。
这点在性爱领域也同样可以得到验证。如果一个人总是渴望靠近其性目标，那么与性相关的各类情感肯定会有所流露。由于过度关注于某一点，他往往会将与此冲突的任务、不和谐的兴趣等统统排除在外，从而激发起相应的情感和功能。假如他拒绝将不恰当的任务、兴趣等因素排除在外，也便可以证明他缺乏这些情感及功能，表现为阳痿、早泄、性变态及性冷淡等。这些不正常表现的根源，通常都是因为对追求卓越的目标认识不当，或者生活做派不正确。在这类病案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种倾向：渴望得到他人关心而不愿付出、缺乏社会情感、缺少勇气、动作行为不够乐观豁达。
我有一位患者，他是家中老二，总被一种无可逃脱的深深负疚感所困扰。他的爸爸和哥哥都极度重视诚实的品质。在这孩子7岁那年，他有一次告诉老师作业是自己完成的，而实际上那次是哥哥替他做的。长达3年的时间里，孩子将负疚感一直深埋在心里。最终，他找到老师坦白了自己撒了谎，但老师只是一笑置之，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严重的错误。随后他含着眼泪找到爸爸，又一次做了坦白。这一次情况好些，爸爸对孩子喜欢讲真话的表现很自豪，于是表扬并安慰了他。尽管爸爸已经宽恕了他，这个孩子依然感觉十分沮丧。我们不免得出如下结论，孩子之所以会为如此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这般自我苛责，只是因为他太急于自我证明，显得自己如何为人高尚、行事严谨。家中过于凝重的道德氛围让孩子养成了追求完美品行的强烈冲动。在学业上、在社交受欢迎度方面，与哥哥相比他自惭形秽，于是决心另择蹊径，在自己选择的方面赢得一种优越感。
后来他还被其他形式的自责深深折磨。他手淫，在学业上也始终没能彻底摆脱作弊的恶习。每次面临考试，他的负疚感都会加剧。随着时间推移，他在这方面的问题也日积月累越发严重。因为过于敏感脆弱，他比哥哥心理负担更重，便为自己不能与哥哥匹敌找到了借口。大学毕业后，他打算从事技术工作，但强迫性负疚感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他终日祈祷上帝能够原谅他，以致根本无暇安心工作。
至此，他的状况达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不得不住进了精神病院，医生诊断他的情况已经无药可救。然而，一段时间后，他的症状居然出现好转，于是出了院。但临出院前，他提出请求，一旦病情复发，还得再接收他进来。他换了工作，开始学习艺术史。到了考试的时候，在一个公共节假日，他来到教堂，当着一大群人的面躺倒在地，大声呼喊：“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凭借这种方式，他又一次成功地将焦点引向自己敏感脆弱的灵魂。
在精神病院又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出院回家。有天中午下楼吃午饭时，他居然全身赤裸着。他体形不错，健壮结实，就这点而言，完全可以与哥哥以及其他任何家人相媲美。
究其根本，他的负疚感只是一种手段，意在显得比别人更诚实。通过这种方式，他力求获得一种优越感。不过他将努力的方向放在了对人生毫无意义的一面。逃避考试、逃避工作的做法，流露出一种懦夫的特征，也加剧了他内心深处力不从心的感觉。他整个神经中枢系统的目标。就是刻意将一切可能会遭遇失败的活动均排斥在外。从他仰面朝天躺倒在教堂众人面前的不光彩行为，从他赤身裸体走进餐厅的骇人之举，都可以清楚看出相似的心理，即争强好胜。他的生活做派要求他如此，由此而产生的情感与这一目标全然吻合。
如我们前面所见，在生命之初的四到五年里，人的意念便已初步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并构建起了意念与肉身间的关联。基于从父母身上遗传得来的先天因素，加上从周围环境中所获知的印象，他会不断地自我调适，以使其适应于追求卓越这一目标的需要。及至年满5岁时，其个性人格便已基本定型，他所赋予生命的意义、追求的目标、行事方式、情感倾向等都已完全确立和固化。这些在他日后生活中有可能发生改变，但前提是他需要摆脱掉早期人格定型阶段所形成的错误观念。正如以往生活中的一切行为表征都与他对人生的解读一脉相承一样，现在依然如此，假如他能够彻底修正先前的错误，那么，生活中新显现出来的行为表征也将会与他对人生的全新解读如出一辙。
人与周围环境相接触并从中获取印象，凭借的正是自身的生理器官。因此，通过他训练自身肉体的方式，我们将不难判断出他打算从周围环境中获取什么样的印象，以及他打算如何利用自身经历。假如我们留心观察他看东西、听声音时的方式，留意一下吸引其注意力的都是些什么，定能从中获取很多关于他的信息。正因如此，一个人的体态姿势才如此重要：它将向我们揭示某个人的生理器官曾接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它们在选择印象过程中被赋予了何等用途，如此等等。无论何种情况下，体态姿势都始终是条件反射的产物，其形成取决于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将心理学的定义再进一步扩展。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就是去了解一个人对自己的肉身所持的态度。我们也将逐渐明白，不同人思想上的巨大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肉身不能很好地适应周围环境，在满足周围环境的需求方面面临困难，那么意念通常会将之视为负担。因此，在心智发育方面，受器官缺陷困扰的孩子往往会面临更大的阻碍。对他们而言，让意念来影响、驱动和支配肉身朝优越的状态发展难度将会更大。较之其他人而言，假如他们想要达到同样的目标，意念就必须付出相对更多的努力、思想也要求更加集中。结果便是意念将超负荷运转，人也会相应变得更以自我为中心，显得高傲自负。假如一个孩子长时间耽虑于自身器官的缺陷和行动上的不便，那么他将很难有精力关注自身之外的世界。他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培养对他人的兴趣。作为其后果，当他长大成人后，无论在社交情感，还是在合作能力方面，发育都将会相对欠缺。
器官缺陷固然可能带来诸多不便，但这些不便也绝非是不可挣脱的宿命。假如意念自身能够做到积极乐观并努力训练，克服困难，那么，这个人也极有可能获得成功，而且，成功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压力较低的人士。实际上，尽管面临诸多障碍，很多存在器官缺陷的儿童所获得的成就往往远大于某些生理条件一切良好的儿童。于他们而言，缺陷是一种激励因素，鼓励他们走得更远。打个比方，假如有一个孩子因为眼部缺陷而承受着非同寻常的压力，那么，他可能会更努力地去看清东西。他会更加关注视觉世界，更乐意去甄别不同的颜色和形状。到最后，和那些看东西从来不觉得吃力、也从没仔细关注过细微差异的正常孩子相比，他的视觉体验很可能更加丰富。如此说来，器官缺陷最终却有望成为巨大优势的源泉，但前提是意念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克服困难。我们知道，画家和诗人之中，相当比例的人都曾被某种视觉缺陷所困扰。在训练有素的意念的支配下，这些缺陷的不利影响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他们的双眼会得到更多目标明确的训练。或许，以下例子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这一补偿功效。比如说，一个孩子天生是左撇子，但周围人却没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家里，或者在上学初期，周围人总是训练他去用发育相对欠佳的右手。因此，在写字、画画或手工方面，他的确不具备先天优势。可以预期，假如能充分发挥意念的作用，克服上述困难，则这些原本不具备先天优势的右手极有可能培养出相当高的艺术天分。事实也的确如此。很多情况下，同其他孩子相比，左撇子的孩子往往书法写得更漂亮、绘图作画的天赋更高、手工技艺更高超。借助合适的手段，辅以强烈的兴趣、正确的指导和练习，他们成功地将劣势变成了优势。
只有当孩子愿意为全人类奉献，不以自我为中心时，对他的培养才有可能成功，让缺憾得以弥补。相反，假如他只关心如何让自己免于困境，那么就只会持续退步。只有当他付出的努力有看得见的明确目标，且在他看来，将要收获的成就远比路途的障碍更重要时，他才有望保持勇气。这其实是一个兴趣和目标的导向问题。如果其努力争取的目标是独立于自身之外的某件东西，那么他自然会努力培养和训练自身，用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本领来武装自己。一切的困难和挑战，将只不过是通往成功之路上等待被征服的对象。相反，假如他的兴趣点在于强调自身的不利因素，或者，只是为了摆脱这些不利因素而漫无目的地争斗，那么很难指望他能有任何实质性进步。只靠幻想、祈祷或回避，永远不可能让笨拙的右手变得灵巧，除非靠切实有效的训练；内心中对获得成就的强烈愿望，必须足以抵消并超越笨拙的右手此前所带来的沮丧。假如孩子能够集中全部意志来克服困难，那他就一定有一个超越于自身之外的目标，而这一目标赖以存在的基础，也一定离不开他对现实、对他人以及对合作的兴趣。
一项针对患先天性肾道缺陷家族的调查研究，为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对遗传禀赋处理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何等不同的结果。出生在这类家庭的孩子往往都饱受遗尿症困扰。器官性缺陷实实在在存在，并可以通过肾、膀胱等部位或脊柱裂等征兆表现出来。患者还常伴有疑似腰椎缺陷等并发症状，身体这一区域的皮肤上往往会长有痦子或色斑。然而，这一器官性缺陷自身绝不构成遗尿症的充分条件。孩子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制于器官，而是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控制这些器官。例如，有些孩子晚上会尿床，但白天却绝对不会尿湿裤子。有些情况下，随着环境变化或父母态度的变化，尿床的习惯会突然自行消失。除意志极度脆弱者以外，多数情况下，只要患儿不再拿器官性缺陷为其不当目的提供借口，那么，遗尿的毛病完全可以克服。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对遗尿症患儿的态度，与其说是为了激励他们努力克服问题，不如说是为了拖延问题。训练有素的妈妈能够予以正确的培养和引导。如果妈妈引导不得法，就会让这一缺点不必要地拖延。在患有肾病或膀胱病变的家庭里，一切与泌尿有关的问题常被过于夸大。妈妈往往会不遗余力地去制止遗尿，殊不知这么做却是一个巨大错误。孩子如果发现妈妈对这点是多么在意，则很可能心生抵触。这将为他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彰显他对这一教育方式的抵触情绪。假如孩子对父母给予的治疗存在抵触心理，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在父母表现得最为脆弱的时刻向他们发起攻击。德国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发现，在犯罪分子中，相当多人的家庭背景都与打击和控制犯罪有关，不少人都出身于法官、警察或监狱管理员之家，其比例之高令人惊讶。此外，出身于教师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却往往不可救药地差。以我本人经历来说，情况的确如此；此外我还发现，神经功能患儿之中，相当多都来自医生之家；少年犯之中，相当多都出身于牧师之家。与此类似，如果父母过于在意泌尿问题，自然为孩子打开了一条明确的道路，让他们有机会来证明自己自有主见。
遗尿问题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以说明梦境会如何唤起相应的情绪，以适应于我们的行动意向。尿床的孩子总会梦见自己下床走进卫生间。他们以此为借口为自己开脱，为尿床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尿床所能达到的目的通常是吸引他人关注、支配他人，无论在白天还是夜间，都要占据别人的注意力。也有些时候，其目的在于故意惹恼他人，于是遗尿也就成了一种宣示敌意的习惯。无论从何种角度，我们都可以发现，遗尿实质上是一种很有创意的行为表征手段，孩子在用膀胱而不是嘴巴说话。器官性缺陷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种表达自我的途径而已。
用这种方式表达自我的孩子总是处于紧张状态。通常，他们都属于那种被宠坏的孩子，由于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独一无二的焦点，因而感觉失去了受宠的地位。或许是因为家里新添了孩子，让他们担心不能再继续独享妈妈的爱。于是，遗尿便成了一种接近妈妈的行为，尽管这一方式会令人不快。就其功效而言，相当于他在说：“我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已经是大孩子了，我还需要你的照顾。”另换个不同场合，或者另换个其他器官性缺陷，他们仍会找到相应的途径。比如，他们也许会借助声音来建立联系纽带，他们会在夜里表现得焦躁不安，或者号啕大哭。还有一些孩子会梦游、做噩梦、从床上掉下来，或者会抱怨口渴，要求给拿水，等等。所有这些表征背后的心理都很类似，所选择的表现症状，一部分取决于器官状况，另一部分取决于周围环境中人的态度。
这些例子很好地表明了意念对肉身的影响。极有可能，意念不单单可以影响我们对某种身体症状的选择，还可以影响和支配肉身的整体结构。关于这一假设我们目前没有直接证据，也很难想象如何去确立这类证据。然而，这类证据却再明显不过。如果一个小孩天性怯懦，那么，这种怯懦在他一生整个发育过程中都会反映出来。他不会在意生理方面的成就，更准确地说，他认为自己压根没有可能在生理成就方面占据优势。其后果就是，他不会考虑去努力地进行有效的肌肉训练；对能有效促进肌肉发育的一切外部促动力，他都予以排斥。由于兴趣发展遭遇限制和阻碍，他将永远落在别人后面。相反，另外一些孩子，由于愿意接受肌肉训练且乐在其中，身体则会日益健壮结实。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肉身形成和发育的整个过程都受意念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意念的疏误或不足。我们经常能看到某些身体表征，这些表征显然都是精神失误所导致的最终后果，因为后者未能找到正确的补偿机制来克服困难。例如，我们可以确信，在人生最初的四至五年间，内分泌腺体自身发育会受到影响。腺体缺陷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它们时刻都会受到周围整体环境的影响，受孩子接收外来印象的方式影响，也受意念在这一饶有趣味的情境下所参与的创造性活动影响。
或许还有另外一项证据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为它更为人们所熟悉，所导致的也只是肉身的临时性表征，而不是长期固定的特征。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种情绪都有其对应的身体表征。每个人的情绪都会通过某种直观可见的形式流露出来，或许是其身体姿势和态度，或许是面部表情，再或是其双腿双膝的抖动。从器官本身也可以观察到类似变化。比方说，假如某人面色绯红，或者面色苍白，其血液循环也一定会受影响。人在受愤怒、焦虑、悲伤或其他任何情绪影响时，其身体也会讲话，而且，每个人的身体在讲话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各不相同。同样是感到恐惧，一个人的身体表现可能是发抖，第二个人可能是毛发竖立，而第三个人则可能表现为心慌悸动。还有其他人可能表现出冒汗、呼吸困难、声音沙哑，或者身体收缩、抖动不止等症状。再有其他情况下，身体可能变得僵硬，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现象。对某些人来说，情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膀胱上；而对其他人而言，受影响的也许是性器官。面临考试时，很多孩子会感到性器官出现勃起。众所周知，罪犯在作案后往往会频繁光顾妓院，或去找情人。在科学界，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性欲和焦虑心理总是形影相随，另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两者之间毫无瓜葛。双方各自的观点取决于本人的亲身体验。对有些人而言，两者的确存在关联，对其他人而言，关联则不存在。
上述所有反应分别属于不同类型的个人。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从一定程度上看，它们具有遗传性。这类生理表征通常可以给我们提供线索，了解这个家族共有的某些弱点或独特特征。家族中其他成员很可能也会有酷似的反应。不过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尝试去了解一下意念是如何通过情绪来激活相应的生理条件反射的，那将尤为有意思。情绪及其生理表征可以告诉我们，在它认为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下，意念会如何作用和反作用。举例来说，一个人在发脾气时，他会希望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快速克服自身的缺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击打、指责或攻击另一个人。这种愤怒的情绪继而对其他器官也产生影响：或动员它们加入行动，或向它们施加额外压力。有些人发怒时往往同时伴有其他反应，如腹痛、脸红等。由于体内循环显著改变，随之而至的可能还会有头痛等症状。偏头疼或习惯性头痛等症状的背后，我们通常都可以找到当事人不愿承认的某种怨气或屈辱。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愤怒可能导致三叉神经痛或类似于癫痫性质的抽搐等症状。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意念影响肉身的具体机制进行过彻底的探索，或许，完全了解这一过程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精神紧张既可能影响到人体主动系统，也可能影响到其植物神经系统。一个人一旦感觉到压力，其主动系统便会有所行动，如拍桌子、捏嘴唇或撕扯纸张等。要是他感觉紧张，就一定会做出某种动作，而咬铅笔、嚼雪茄等动作为他释放紧张情绪提供了一个出口。这些动作向我们表明，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来自某些方面的巨大压力。不管他是在生人面前脸红，还是浑身发抖，再或出现痉挛，其本质都一样，都是紧张导致的结果。通过植物神经系统，紧张情绪将传遍全身。于是，随着每一种情绪出现，整个身体也将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不过，这一紧张状态的显性表现并不是在每一个节点都显而易见。我们所说的症状，指的仅仅是可显现清晰结果的那些节点。假如我们观察得再仔细一点，会发现，在一种情绪的表达过程中，全身每一个部位都介入其中；而这些生理表现都是意念和肉身相互作用的结果。关注意念对肉身、肉身对意念的双向互动关系永远都非常必要，因为两者都是我们所关心的“总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些证据中，我们或许有理由得出结论，生活做派及其相应的情感特质对肉身发育会施加持续的影响。假如儿童在出生后很早的时候就奠定了其生活做派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只要我们经验足够丰富，就理应能够在其后期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后续生理表征。假如一个人性格果敢刚毅，那么，这一态度的影响就一定会在他的体质上有所体现：他的体格肯定与其他人不同，肌肉会相对更结实紧致，体态动作也会更加稳重有力。体态很可能对身体发育具有相当重大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肌肉会更加结实、更有活力。果敢的人，其面部表情也会不同于常人，并最终形成与众不同的五官构成特征，甚至就连其颅骨结构也可能受到影响。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否认意念会影响大脑。病理学案例表明，因左脑损伤而丧失读写能力的人，通过对大脑其他部分的有意训练，已经成功地恢复这一能力。下面的情形并不罕见：某人因中风致使大脑局部出现永久性损伤，然而，大脑其他部分会予以弥补，修复器官功能，从而使得大脑整体机能再次完善。这一点尤其重要，它将有助于验证将个体心理学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可行性。如果说意念能够对大脑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如果说大脑不过只是意念的工具（尽管是至关重要的工具，但毕竟仍只是工具），那么，我们就理应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开发和改进这一工具。大脑规格固然生来已定，但没有任何人注定要一辈子受其限制：或许我们可以找到某些方法，让大脑更好地适应于我们的人生。
意念假如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和方向，比方说，如果它拒绝培养合作能力，那么，就将不可能对大脑发育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才发现，很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孩子在进入成年后，智力和理解力的发育状况也不尽如人意。既然成人整体发展状况能够反映其人生之初四至五年间所确立的生活做派的影响，既然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其统觉系统以及他所赋予生命的意义带来的结果，我们就应该能够诊断出阻碍他参与合作的症结，进而帮助他修正错误。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路上，个体心理学早已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多位作者曾指出，意念与肉身表征之间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但似乎都没有尝试去探讨两者之间的桥梁。比如，克雷奇默曾介绍过我们怎样能通过身体结构来发现它与某些类型的意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由此确立了几种类型，并认为绝大部分人都分别属于其中某一种。例如，平克诺伊兹（pynknoids）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类，他们通常圆脸、短鼻、易发福。正如裘力斯·恺撒所期望的那样：
祈望我的勇士都拥有
健硕的身躯，圆圆的脑壳
能够一夜安睡至天光破晓
克雷奇默认为，这种长相的人通常与某些具体的精神特质相对应，不过，其作品却没能介绍清楚这一关联性的成因。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这类长相的人似乎很少会受到器官缺陷的困扰，体格非常契合我们的文化。在生理方面，他们可以与任何人匹敌，对自身力量充满自信。他们不会紧张，若要参战，他们会表现得非常自信，会坚定地认为自己能胜任。但他们未必会视他人如同仇敌，也不会以敌对的态度与生活抗争。某心理学流派将这类人称为外向型人格，但却没能对其原因予以解释。我们完全可以预期，这类人通常天性外向，因为他们在肉身方面没有任何麻烦。
克雷奇默发现的与此恰恰相反的另一类是分裂型人格（schizoid），这类人通常要么长得像个孩子，要么出奇的高大，长鼻子，卵形脑壳。他判定这类人通常内敛、含蓄，如果遭遇精神挫折，很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借用恺撒的话来说，这类人：
卡修斯那家伙长相面黄肌瘦
他心机似海，疑虑重重
这种人不可深交
这类人大概自幼受到器官缺陷的困扰，因此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性格相对悲观和“内向”。他们往往索取甚多，一旦认为自己没得到足够关照，便会感觉痛苦不堪、敏感多疑。不过，克雷奇默本人也承认，我们会发现很多混合型人格，更有甚者，即使在平克诺伊兹型人格者身上，有时也会表现出分裂型人格的某些代表性特征。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他们的生活境况或许遭遇了其他压力，使得他们变得怯懦、灰心。此外，无论是哪种性格特征的孩子，如果我们总是连续不断地打击、挫伤他，也将完全有可能使他的行为方式变得与分裂型人格者一模一样。
假如经验足够丰富，我们就有可能通过某人身上的所有局部表征判断出他的合作能力。实际上，人们无意间始终都在努力寻找这一方面的征兆。合作的必要性时刻都在向我们施加着压力。虽然未必科学，但凭借本能，我们早已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指引着我们在充满混乱的生命中更好地找准方向。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将发现，历史上所有重大变革之前，人类意念就已经意识到了实行变革的必要性，并会为之付出努力。假如我们在努力过程中仅仅依靠自己的本能直觉，那么，错误和过失就难免发生。人们素来不太喜欢那些长相明显与众不同的人，如五官残缺、驼背等。在潜意识里，人们往往会没来由地认定这些人不适合合作。但这是个极大的误区，尽管这些判断很可能有其经验基础。如何提高这些深受独特长相困扰的人的合作能力，目前尚无对策。因此，他们的缺点往往被过度夸大，进而使他们成为大众认识误区的受害者。
以下简要总结我们的立场。在生命之初的四至五年内，儿童就会形成统一的心理目标，并确立起意念与肉身之间的关系。稳定的生活做派将形成和显现，并形成与之相应的情感和生理“习性”。其成长发育过程将包括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合作。正是从这些不同程度的合作中，我们学会评价和理解一个人。所有失败的案例中，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合作能力水平较低。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心理学定义如下：心理学的意义就在于洞察人在合作能力方面的不足。既然意念是一个完整统一体，其所有表征中都贯穿着一种相同的生活做派，那么，一个人所有的情感、思想就必须始终与这一生活做派相协调。当我们在某人身上发现了某些显然会导致困难且与他本人利益相悖的情绪，那么，如果从一开始就试图让他改变这些情绪，将注定无济于事。这些情绪与其生活做派所需要的行为表征刚好吻合。只有他主动改变其生活做派，这些情绪才有可能彻底根除。
在这一方面，个体心理学能够为我们的教育观、医疗观等提供一项独特启示。仅仅针对某单一症状或行为表征来寻求治疗方案注定徒劳无益：必须综合考量当事人整体生活做派、其意念对过往经验的理解、对人生意义的认知、对来自本人身体及周围环境的信号所做出的反应等因素，从中发现错误的症结所在。这才是心理学真正的使命。如果只是拿针尖戳孩子，看他能跳多远，或者只是给他挠痒痒，看他笑得有多大声，那就不配称之为心理学。这些在当今心理学界广为使用的小伎俩，或许确实能够为我们揭示某个人的某些心理，但前提是，只有当它所揭示的证据能够反映出某种固定、独特的生活做派时，才真正具有意义。生活做派才是心理学真正的研究对象，是心理学研究的原始素材。以其他东西作为研究对象的流派，总体而言，关心的不过是生理学或生物学方面的内容。对于那些只专注于刺激与反应研究，或企图追溯“心理创伤”或恐怖的过往经历及其影响，再或醉心于遗传能力分析及其发展发育方式的研究者，上述判断同样适用。但在个体心理学领域，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心理本身，是完整统一的意念。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每个个体赋予世界以及自身的意义、他们的目标和努力方向，以及他们应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思路和理念等。了解不同人心理方面的差异，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分析不同人在合作能力和水平方面存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