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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确的“生命意义”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也就是说，它们都具有公众通用意义的属性：这种意义可以被他人共享、接受和认同。
人类生活在充满意义的世界里。我们的经历中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客观情境；客观情境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历，无一例外是因为它对人类而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即便从其根源来说，我们的经历也会受到我们作为人类的根本目的的制约。“树木”意味着“与人类存在某种关联的树木”，“石头”意味着“作为人类生活中一种因素的石头”。假如有人想要刻意逃避意义，让自己仅仅彻底投身于客观情境之中，那么他的生活将会非常不幸：他将让自己孤立于其他所有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任何人，他的一切行为都将变得毫无用处。总之，其行为将显得毫无意义。因此，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逃离意义。我们对现实的体验，无一例外地总是通过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得以实现。我们所体验的现实不是现实本身，而是我们所理解和解读的现实。因此，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揣测，这一意义将始终或多或少地存在缺憾，甚至永远不可能达到全然正确的程度。所谓“有意义”的世界，也就是充满缺憾、充满误会的世界。
假如我们找个人问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很可能会不知从何作答。多数情况下，人们很少会费心考虑这一问题，也很少尝试去寻找、构思其答案。的确，这一问题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古老。当今时代，我们时常听到年轻人（当然也包括老年人）失声感慨，苦苦追问：“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然而，可以基本肯定地说，他们通常都只是在遭遇挫败时才会发此感慨。只要一切顺风顺水，面前不存在什么艰难的挑战，这一追问断然不会出口。恰恰是通过其行为表现，每个人才不可避免地以各自的方式提出并回答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选择闭耳不听其言而只观其行，将不难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意义”，他所有的一切，包括其体态、态度、动作、表情、行为举止、理想志向、生活习惯以及性格特征等，都无一例外地与这一意义一脉相承。他的行为仿佛表明，他似乎有十足的把握，对自己关于生命的某种解读笃信不疑。从他的一切行为举止中，隐约流露出他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秘而不宣的一种思量和观照，或者说是一种决断：“我是这样，世界是那样”，从而为他自己、也为生命赋予了各自的意义。
世界上有多少人，他们所赋予生命的意义也就有多少不同种类，而且，如我们在前文所揣测，每一种意义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瑕疵或疏误。没有哪个人持有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意义，但凡有其一点点用途，就不能被认定为绝对错误。所有的意义，都不过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变量。不过，从所有这些变量之中，我们可以甄别出，某些回答相对较好，某些却不那么尽如人意；某些瑕疵相对微不足道，某些则失于偏颇。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相对较好的意义之间有哪些共性，相对欠缺的意义之间又有哪些不足。由此，我们将得到关于“生命意义”的一种科学理解，一种关于正确意义的共同衡量标准，一种有助于我们直面人类所依赖的、现实的意义。在此，我们必须牢记，“正确”意味着对人类而言正确，对人类的宗旨和目标而言正确。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任何真理；即便存在其他真理，也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或许永远无缘了解它，因此也就谈不上任何意义。
每个人都离不开三种重要的纽带，而这些纽带恰恰是他所必须关注并负责的。这些纽带共同构成了他的现实世界。他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与这些纽带相关。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因为这些问题在一刻不停地拷问着他。这些回应将向我们展示他关于生命意义的个人见解。上述纽带中的第一种在于：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可怜的星球表面，而不是生活在其他地方。我们只能在自己所栖息的环境允许和可能的条件下寻求发展。从身体和意念方面，我们都必须在确保自身生命延续、确保人类长远存续的前提下发展。这一问题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需要每个人都给出自己的答案，不容任何人逃避。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都是自己对人类所置身其中的环境的回应，体现了我们对什么必要、什么合适、什么可能、什么值得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每一个答案都受如下客观事实的制约，即我们属于人类，而人类是栖居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的生灵。
接下来，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生理机制的脆弱以及所处环境的凶险，将不难做出判断：为了自身生存，也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用心巩固和强化我们的答案，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广。这就好比我们面前摆着一道待解的数学题，我们不能毫无章法乱做一通，也不能靠胡猜乱想，而是需要动用手头一切可用资源进行系统的剖析。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无瑕、恒久成立的答案，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发挥全部力量，去探寻一个近似标准的答案。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努力，探索更加理想的答案，而且，这一答案始终不能背离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可怜的星球表面，这一位置有利有弊。
由此我们来到第二种纽带。我们并非“人类”这一物种中唯一的成员，周围还有其他同类，我们的生活与他们存在关联。鉴于个体自身的脆弱和局限性，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假如他尝试孤身一人单打独斗去应对自己的问题，难免殒命险境，这不仅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更无法延续人类的生命。每个人都始终与他人须臾不可分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弱点、不足和局限。为了自己的福祉，也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联合与结盟才是最大的进步。因此，关于生命问题的每一项答案，都必须观照这一纽带，必须基于如下客观事实：我们生活在彼此关联的环境中，孤身求生注定要消亡。假如有希望幸存，那么连我们的思想情感也必须与以下至尊无上的问题、宗旨及最终目标相协调，即：与同胞合作，使自己的生命以及全人类的生命在这个星球上得以延续。
此外还有第三种纽带将我们相互联结。人类有两个不同的性别，个人以及群体生命的维持和延续必须考虑这一事实。爱恋、婚姻方面的问题就属于这一纽带层面，男人、女人谁都不能回避，都需要给出自己的答案。面临这一问题时，一个人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那都是他的答案。人们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他们的行为无一例外地可以反映出其所秉持的理念，即自己所认定的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因此，上述三种纽带提出了三个不同的问题：如何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让我们能够在地球自然环境限定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如何在同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以便我们能够相互合作并共享合作带来的福利；如何经营婚恋生活，以顺应人分两性这一客观事实，顺应人类繁衍生息的需要。
个体心理学发现，人生所有的问题，无一不能归入这三大主要问题的范畴：职业、社交以及两性关系。恰恰是在对这三大问题的不同回应过程中，每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深层理解得以彰显。比方说，假如某人婚恋生活不够完满、工作不够努力、朋友很少且交际困难，那么，从他生活的局限性和种种缺憾中，我们将不难得出结论：在他看来，活着是一件艰难、危险的事，其中机会甚少，挫折失败却很多。我们可以将他狭隘的行为视域理解为他的一种判断，即：“人生意味着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自我封闭，最终毫发无损地逃离。”与此相反，假如某人婚恋生活美满、合作多元、事业有成、朋友众多且交际广泛、受益良多，那么，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将可以得出结论：在他看来，人生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任务，其中机会众多，少有什么难以挽回的挫败。他积极面对生活中一切问题的勇气，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判断，即：“人生意味着对同类满怀兴趣，视自己为整体中的一员，为全人类的福祉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所有错误的“生命意义”之间的共同特征，也找到了所有正确的“生命意义”之间的共性。一切失败者，包括神经官能患者、精神病人、罪犯、酒鬼、问题儿童、自杀轻生者、性变态以及妓女等，之所以沦为失败者，都是因为缺乏同胞情感及社会兴趣。面对职业、友谊以及两性关系等问题时，他们缺少自信，不相信问题可以通过合作得以解决。他们赋予人生的意义只是一种个人的意义：实现目标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不会惠及其他任何人；一旦超出了个人范畴，他们的兴趣也便戛然而止。他们所谓的成功目标，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个人优越感；所谓的胜利，也仅仅对自己有意义。有杀人犯曾忏悔，当拿起毒药瓶那一刻，心里会有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但显然，他们只是自欺欺人；在其他人看来，手持毒药瓶根本不可能让他们的优越感有丝毫的增加。个人意义实质上根本称不上任何意义。意义只有通过交际才成为可能：一个词语，如果其意义只有一个人能懂，那么，它相当于没有意义。我们的目标及行为同样如此，其唯一的意义在于它们在他人心目中的意义。人人都渴望显赫，但若意识不到自身的显赫必须基于奉献的话，则难免犯错。
下面是一则关于某个小宗教派别领袖的轶事。有一天，她把信徒召集起来，宣布下周三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信徒们深受震撼，纷纷变卖了财产、摒弃了一切世俗琐事，在纷扰不安中等候着领袖所预言的末日劫难。星期三过去了，并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于是，周四时他们选出了几个代表，向领袖讨要解释：“瞧瞧我们现在陷入了多大的麻烦。我们放弃了所有的安全保障。我们逢人便说周三将是世界末日，即使遭人嘲笑，我们也毫不气馁，而是一再强调消息来自万无一失、绝对可靠的权威。现在周三过去了，世界依然安然无恙。”那位女预言家却说：“可是，我说的周三并不是你们理解的周三啊。”就这样，借口个人独有的意义，她逃过了被质疑的尴尬。这说明，个人意义永远无法得以验证。
一切正确的“生命意义”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也就是说，它们都具有公众通用意义的属性：这种意义可以被他人共享、接受和认同。解决人生问题的好方案，无一例外地也能同时为他人扫清道路，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成功应对共性问题的路径。即便天才的定义标准也无非其高度效用性：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在能够获得他人认可，并对他人也具有重大意义时，才堪称“天才”。这样的人生体现出如下意义：“人生意味着为整体而奉献。”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公开宣称的动机，我们不能只听他口头上怎么讲，而是要看他的实际成就。能够出色应对人生各种问题的人，行事时仿佛总是能够自然而然地、充分地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关心他人的利益、懂得合作。指引他一切行为举止的，似乎总是对周围同胞的兴趣和关心。面临困难时，他会尝试按照符合人类共同福祉的方式来予以克服。
对很多人来说，这一见解或许听起来很新鲜，他们很可能会质疑，我们赋予人生的意义是否真的应该是对他人的关心、奉献以及合作。他们或许会问：“可是个人呢？假如总是在考虑其他人，总是在为他人的利益而付出，那么，自己的个人利益会不会受损？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如果想要有良好的发展，难道没必要考虑考虑他们自己吗？难道不应该首先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加强自己的人格个性吗？”这一观点大错特错，随之引出的一系列反问也都是伪问题。假如一个人秉持自己所赋予生命的意义，真心希望有所贡献，且将所有心思和情感都倾注于这一目标，那么，他一定会先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以便能够奉献他人。为了达到目标，他肯定会调适自己，培养自己的社交情感，并通过持续训练习得相应技能。目标一旦确立，训练自然随之而至。如此一来，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开始武装自己，发展自身的本领，以解决人生的三大问题。我们不妨以婚恋关系为例。假如我们真正关心自己的伴侣，真心希望伴侣的生活轻松充实，自然会首先尽力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如果我们以为培养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只有在“真空状态”下才能实现，没有立下为他人奉献的目标，注定只会显得刚愎自用、专横跋扈、讨人嫌恶。
我们从另外一点征兆中也可以得出判断，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奉献。假如我们环顾周围，看看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我们能看见什么呢？凡是幸存下来的，都是祖先们对人类奉献的成果。我们所看到的，是已经开垦的田野，是通达的道路，是各种各样的建筑；传统、哲学、科学、艺术，以及适应环境的各种技艺，都是先人们基于生活经验交流积淀下来的成果。所有这些成果，均来自那些致力于为全人类谋福祉的先辈们。那么，其他人又怎样了呢？那些从不合作、赋予生命一套截然不同的意义、只关心“从人生中我能得到些什么”的人，他们的结局又怎么样了呢？在他们的身后，我们看不到任何踪迹。不只是生命早已销殒无踪，他们的整个人生也毫无价值。就仿佛我们所栖居其间的地球曾经亲口告诉过他们：“我们不需要你。你根本不适合在这里生活。你一切的目标和努力、你所看重的东西、你的思想和灵魂，统统都没有未来。请你走开！这里不欢迎你。死去吧，彻底从这里消失！” 如果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不是合作，那么他能得到的终极裁判将不外乎如下：“你一无是处。没有人需要你。走开！”当然，我们当前文化中存在诸多不够完美的方面。发现了不足，就必须对它加以改进。但这一改进无论何时都必须以进一步提升人类福祉为目的。
自古以来，对这一基本事实了然于心的不乏其人，他们深知，生命的意义在于关心全人类的利益，并总是尽最大努力来培养自己的社交兴趣和爱心。各种宗教中都有救赎人类这一主题。纵观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人们的目标无一不是致力于改善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而宗教则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方式之一。遗憾的是，宗教往往被曲解。如果不以更好地完成这一共同使命为衡量标准，宗教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已经相当不俗，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于它。个体心理学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如此，不过其方式更科学，所采用的技术也更科学。我相信这是一个重大进步。或许，通过加强人们对同类以及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关心，科学能够带我们更贴近这一目标，其效果好于政治、宗教等其他运动。我们解决问题的角度不同，但目标并无二致，那就是：增强每个人关爱他人的意识。
既然我们所赋予生命的意义既可以成为自己人生一辈子的守护天使，也可以成为催命恶魔，那么，这些意义又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区别？如果出现了重大疏误，又该如何修正？清楚了解并回答上述问题变得至关重要。这正是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心理学截然不同于生理学或生物学，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意义的理解，并了解意义会对人们的行为举止及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从而将之应用于改善人类福祉。我们自童年之初，便开始在黑暗中摸索，开始探寻“生命意义”。即使一个初生的婴儿，也会努力估测自己的力量，估测自己在周遭大环境中所占的分量。及至满5岁时，孩子自己持续一贯、特色明显的行为模式便已基本定型，面对问题和任务时会表现出鲜明的风格。至此，内心最深处、影响最久远的概念已基本形成，知道了对周围世界、对自己该有何种期待。从此以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都将通过一套稳定的统觉图谱来实现：经验在接受之前已被解读，而这一解读通常与我们最初赋予生命的意义相吻合。即使这一意义错得十分离谱，即使用它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的思路和方法让我们频频受挫、痛苦不堪，也绝不会被轻易摒弃。只有对错误解读赖以建立的条件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找出谬误并修正相应的统觉图谱之后，我们赋予生命的意义中存在的疏误才有望得到更正。也有可能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有的人会迫于错误思路所导致的后果而被迫去修改他赋予生命的意义，并成功依靠自己个人的意志和力量完成改变。但若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压力，或者说，假如没有发现老思路行不通，他绝对不会主动做出这一改变。绝大多数情况下，修正错误思路的最有效办法是向在这一方面接受过良好训练、对这些意义有恰当理解的专业人士寻求帮助，因为后者能够与你一道梳理，找出原先的谬误，并指引你确立更加合适的意义。
我们不妨举些简单例子，来说明童年的境况可以有哪些不同解读。同样不愉快的童年经历，却可能被赋予截然相反的意义。对于不愉快的过往，某人可能不会耽恋纠结于其中，只是将它看成总结经验教训、指导未来的一个契机。他可能这么看问题：“我们必须努力，清除这种不幸的情况，好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环境。”而另一个人却可能认为：“生活真不公平，最美好的都被其他人拿去了。这个世界这么对我，我为什么要对它好？”有些家长对待子女的态度就是如此：“我小时候也一样吃了这么多苦，我熬过来了，他们凭什么不能吃苦？”还有第三种人，他可能认为：“因为我童年不幸，所以我无论做什么都应该得到原谅。”从上述三个人的行为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各自的解读。若不改变自己的解读方式，他们肯定不会改变行为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个体心理学打破了宿命论的局限。任何经历都不构成个体成功或失败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我们被自身经历所带来的冲击所困扰，或是被所谓的“心理创伤”所困扰，不如说是我们自己从中杜撰了某种东西，以迎合自己的目的。根据我们赋予过往经历的意义，我们其实是给自己杜撰了“所谓的宿命”。如果以某些特定经历作为未来生活的基础，那么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疏误。意义并非取决于环境，相反，基于我们赋予环境的意义，决定命运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然而，童年时期的某些遭遇，难免使人对意义产生十分严重的误解。相当多的案例都因童年时的这类情形而起。首先我们必须从患有器官缺陷，或者是婴儿期间就身体羸弱、饱受病患的儿童说起。这些孩子往往承受着过重的负担，很难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如果身边没有人引导他们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并树立对他人的兴趣，就极易致使这些孩子沉湎于自己的感官世界中。稍微年长之后，一旦意识到自己与周围其他人不同，就会倍感受挫。在我们当前的文明中，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周围同伴的怜悯、嘲笑或躲避，会让他们的自卑感雪上加霜。这些都是非常不利的情形，极易导致他们陷入自我封闭，丧失参与公共生活的信心，自怨自艾，自觉受到这个世界的屈辱对待。
我个人认为，描述存在器官缺陷或腺体分泌失调的孩子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在我之前尚无先例。这一分支的科学早已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很难说是按照我所期望的路线发展的。从一开始，我就始终致力于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而不是寻找一个借口，将失败归咎于遗传或生理条件。没有任何器官性缺陷意味着一定会导致错误的生活做派。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腺体对其影响完全相同的两个孩子，但我们经常见到克服了这些困难的孩子。他们不仅克服了困难，还从中培养出了超乎寻常的实践能力。就这点来说，个体心理学算不上推行优生优育计划的绝佳广告创意。很多对我们的文化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伟人，人生之初都曾经历过各种器官缺陷，他们往往体弱多病，有些甚至英年早逝。而恰恰就是从这些顽强拼搏、克服了内在外在种种困难的人身上，诞生了人类的进步，诞生了前所未有的建树。拼搏使他们变得坚强，进而鼓励他们进一步前行。单纯从身体方面，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意念的发展将是好还是坏。然而迄今为止，很多天生存有器官缺陷或腺体缺陷的孩子仍未得到正确的培养。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了解得并不够，以致他们多数都只沉湎在自己的世界里。正因如此，在那些早年生活中被各种器官缺陷困扰的儿童之中，才有如此多的失败案例。
第二种极易滋生错误的生命意义的是被娇生惯养的孩子。这类孩子养成了一种习惯，认为他们的一切意愿都得像法规条例那样不容违背。他们不劳而获，被赋予了显赫无上的地位，并视其为与生俱来的特权。其后果是，一旦进入一个世界，自己不再是众人关注的中心，他人也不会再刻意以迎合自己的意愿为核心目的，他便会无所适从，感觉这个世界辜负了自己。他自幼接受的教育就只是索要，根本不懂得付出；也从来不曾学过处理问题的其他方法。周遭人素来对他那么听命顺从，致使他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意识，不知道自己可以亲自动手来打理生活和照顾自己。他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从来不知道合作的作用及其必要性。面临困难时，他应对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向他人索要。在他看来，只有恢复了自己显赫的地位，强迫别人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理应心想事成，他的状况才有望得到改善。
成年人中那些被惯坏了的孩子很可能是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的某些人会刻意表露善意；为赢得横行霸道的机会，他们甚至会显得相当“讨人欢喜”；但是，在像常人那样通过合作处理日常任务方面，他们却全然不愿尝试。也有另外一些人，反叛更加公开：一旦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轻轻松松得到他人的温暖和顺从，便感觉受了背叛；他们感觉社会对自己充满恶意，并试图在周围人身上寻求报复。假如社会对其生活做派表现出嫌恶（这点无疑会出现），他们便用这份嫌恶进一步证明自己切身受到了不公待遇。正因为如此，惩罚通常都不会管用；惩罚的唯一作用就是强化了他的观点：“别人跟我过不去”。然而，无论这些被宠坏的孩子选择消极罢工还是公然反叛，无论他们选择以示弱寻求主导地位还是以暴力寻求报复，都不过是在犯同样的错误。的确，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不同情况下，有些人会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法，但其根本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争夺第一，让别人以为自己至高无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只要他们赋予生命的这一意义保持不变，那么，无论他们采取哪一种方法，都只能是错上加错。
第三种容易走上歧途的是那些常常被忽视、缺乏关爱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从未接触过关爱、合作，因而在他对人生的解读中，根本不包含这些友好的因素。可以这样认为，面临人生问题时，他总是高估困难的程度，而低估自己借助他人的帮助和善意去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他感觉社会很冷漠，并认为这种冷漠永远不会改变。尤其重要的是，他不会产生如下想法：通过一些有益于他人的行为，自己也可以赢得他人的关爱和尊重。因此，他总是对别人心怀戒备，对自己也无法信任。确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体验能够代替无私的关爱。妈妈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这样的体验，让他们意识到身边还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随后，妈妈必须引导孩子将这种信任感的范围扩展到孩子生活环境中的其他人。假如妈妈没能很好地完成这一首要任务，即唤起孩子的兴趣、爱以及合作意识，那么将很难指望能培养起孩子对周围人的同胞感情以及社会兴趣来。人人都具备关心他人利益的潜质，但这一潜质需要培养和练习，否则其发展就会受挫。
如果说有那么一类被完全忽视、嫌恶或遗弃的孩子，他很可能对合作这个概念视若无睹，他将无法与人沟通、完全与世隔绝，对有助于协作交往的任何途径一片茫然。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一个人如果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下，那么他将注定消亡。孩子既然能够从婴儿期走过来并活下来，那便证明他曾得到过关爱和关注。因此，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弃儿”；相反，现实世界里的这类孩子中，大多数只不过是得到的关爱比常人少，或是在某一方面没有得到足够关照，而在其他方面都很正常。简言之，所谓“弃儿”，就是指那些从未真正找到过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孩子。现实生活中，相当多失败的例子都出自孤儿或私生子。总体而言，我们只能把他们都归入“弃儿”这一范畴，对我们的文明而言，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可悲的写照。
上述三种情况，也就是器官缺陷、娇生惯养、缺乏关爱，都是重大的挑战和隐患，极易导致孩子赋予人生错误的生命意义。处在这些情况下的孩子无疑需要得到引导，以帮助他们修正考虑问题的思路和角度。必须帮助他们确立相对合理、正确的生命意义。假如我们在这些方面有眼力，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真心在意他们并接受过这一方面的专业培训，那么就能够从他们的每一个行为举止中看出他们所理解的生命意义。梦和联想都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无论是在梦境中还是在清醒状态下，一个人的性格都是一样的，不过在梦里，来自社会的压力相对要小，人们防范和掩盖的意识也相对较弱，因此性格流露得也就更加明显。但若想要快速了解一个人赋予其自身以及生命的意义，最有效的办法则是分析其记忆。每一份记忆，无论在他自己看来如何微不足道，都代表着一件对他而言“值得铭记”的事。之所以值得铭记，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这件事对他的人生具有某种启示，比如，它可能意味着：“你能指望的也就这样了”，或“你必须避开这事”，再或“这就是人生”。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经历本身反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经历长存于记忆之中并且已被视作某种生命意义的象征这一事实。每一份记忆都俨然是一份备忘录。
关于童年早期经历的记忆尤为有用，因为它表明了一个人对人生独特的见解是如何持久不变的，也有助于揭示孩子的人生态度是如何初次形成的。最早期的记忆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有以下两方面。其一，它包含了当事人对自己以及所处环境的最本源的估测。这是他对各种各样的形状、外貌等事物的第一次全面归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个相对完整的符号，标志着他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等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其二，它代表了当事人主观意识的起点，是他为自己构思的自传的开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组截然对立的状况，一方面是他当时所处的情形——自觉弱小、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是他心目中期望的理想情形——强壮有力、安然无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所能回想起的最早记忆是否真的算得上最早，以及真实与否都无关紧要。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当事人“如何理解和看待”记忆中这件事，因为它代表了当事人的解读，也代表了这件事对他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影响。
在此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看看最早的记忆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生命意义”。“咖啡壶从桌子上掉下来烫伤了我。”这就是人生！假如一个女孩的自传以此开篇，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她在生活中总是被一种强烈的无助感驱使，而且总是高估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的话，一定不会感到意外。此外，如果我们发现，她在内心深处，总在怪罪别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话，也一定不会感到惊讶。有的人实在是太不小心，居然让那么小一个孩子担此风险！另一份最早的记忆也表现了一幅类似的图景：“我记得3岁时曾从童车里摔出来过。”与这份最早记忆相伴而反复出现的还有一个梦，“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了，我半夜突然惊醒，发现天边被火烧得通红通红。星星全都陨落，我们将撞上另一个星球。就在即将要撞上的那一刻，我惊醒过来。”当我问他有没有对什么事情特别恐惧时，这位学生回答说：“我特害怕自己这辈子不够成功。”显然，最早的记忆和反复出现的梦境构成了生活中的阻碍，加剧了他对失败和劫难的恐惧。
一个12岁的孩子因为尿床，又总是跟妈妈发生冲突被送到了诊所，他所给出的最早记忆如下：“妈妈以为我丢了，大喊大叫着冲到街上，害怕得要命。而整个过程中，我一直躲在家里的一个壁橱内。”从这一段记忆之中，我们可以读出一种心思：“人生的意义在于通过制造麻烦而获得关注。获得安全感的方法是欺骗。没人注意我，但我可以愚弄别人。”尿床也是他的一种手段，与他希望时刻处于别人担心和关注的焦点这一目的相契合。妈妈对他的担忧和焦虑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人生的这种解读。同前文几个例子一样，这个孩子早期便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外部世界充满危险，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当其他人为他担心时，自己才安全。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自我安慰，因为总会有人及时为自己提供保护。
一位35岁的女士最早的记忆是这样的：“3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地下室。楼梯很黑，在我下到一半时，一个比我稍微大一点的表兄打开门也跟了下来。我非常怕他。”从这段记忆中我们可以推测，她大概不习惯于跟其他孩子一起玩，有异性在场时尤其感觉不自然。我们猜测她是独生女，这一点得到了印证；另外，虽然已经35岁了，她仍然单身。
下面的例子则代表了社会情感发展相对较好的情形：“我记得妈妈让我推婴儿车里的小妹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留意其他的征兆，比如：只有当和更弱小的人在一起时她才感觉舒服，或者对妈妈的过度依赖等问题。家中如果有了新生儿，调动大孩子的合作意识永远是个好办法，这样能培养他们对新生儿的关心，让他们有机会分担责任，共同照顾新生儿。只要达成合作，他们也就不会担心父母给新生婴儿的关心会削弱自己的重要性。
喜欢与人相处并非完全是真正关心他人的证据。当被问及她最早的记忆时，一个女孩这样回答：“我跟姐姐，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在一起玩。” 她无疑是个喜欢交际的孩子；不过接下来，提到自己最大的恐惧时，她说：“我最害怕一个人待着。”从这点来看，我们似乎应该特别留意她是否有不够独立的征兆。
一旦找到并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也便掌握了其性格的全部密钥。常听人说本性难移，但持这一观点的人，大概只是那些没能找到合适密钥的人。然而，如我们前面所见，假如找不到最本源的谬误，那么无论你怎么争吵、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恐怕也都无济于事；唯一有望改进的办法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合作意识和积极勇敢的生活态度。合作也是唯一能够有效预防神经性疾病的方法。因此，培养和鼓励孩子合作非常重要，应鼓励孩子与同龄小伙伴通过共同完成任务、共同参与游戏找到他们自己的方法。任何的合作障碍都会带来严重后果。以被宠坏的孩子为例，由于一开始他们就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会将这种毫不在意他人的恶习带到学校。除非他认为某门课能有助于自己赢得老师的青睐，否则便不会对它产生兴趣；除非认定某件事有利可图，否则便对它充耳不闻。临近成年时，社交意义不足的隐患将日益明显。第一次出现失误时，他放弃了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自立意识；结果到最后，面对生活中的任何考验，他都可悲地无力应对。
至此，我们不能单纯责备他，只能在他开始意识到其后果时，借此契机，来帮助他弥补这些缺点。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从没学过地理的孩子把地理试卷答得很理想；同理，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在合作意识方面从没受过任何训练的孩子在面对一项需要训练有素的合作意识才能完成的任务时能做得很好。然而，人生中的每一个问题，其解决都需要合作能力；每一项任务，其完成都必须基于人类社会的框架，基于一种有助于提升人类福祉的方法。只有那些充分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够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成功的概率也才更高。
假如老师、家长以及心理学家们都能意识到，孩子在赋予生命意义时可能出现疏误，假如他们自己能做到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坚信，假以时日，即使是那些社交兴趣和意识不足的孩子，也能够培养起相对合理的意识来，从而在人生中得到更多机会。面对问题时，他们将不再轻易放弃，不再奢望捷径，不再推卸或逃避责任，也不再寻求同情或特别待遇，更不会轻易感到屈辱或是想要报复他人；也不再会哀叹：“活着有什么用！它能给我什么！”相反，他们会说：“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有能力胜任。我们是自己行动的主宰。如果有什么从未经历过的事等待去完成，或者如果有什么早已不再合时宜的事需要被取缔，那么，责任将在我们自己，而不在其他任何人。”假如以这种态度来对待生活，将它视作自立自强的人与人之间的一场合作，那么，人类社会进步的前途将无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