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习这样一种爱智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反思的智慧,我们要达到的是一种创新的智慧,也就是善于见人之所未见。学习哲学,说到底,不外乎能够树立起创新的意识,有一种创新的能力。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想象比知识更重要”。那么什么是哲学呢?哲学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哲学对于科学、对于艺术、对于伦理、对于常识、对于人的全部活动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人在这些活动中没当做问题的问题当做了问题。你看看科学哲学的发展,从老实证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再到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再到库恩的历史主义,怎么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对科学自身追问的过程,就是启发和推进科学向自己提出问题的过程。整个哲学的发展史,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是怎么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对“人”自身追问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化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的过程,就是从理论上深化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协调的过程。
许多人都会记得这样一句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是“联想集团”的广告,这广告真是驰骋了“联想”。确实,假如人类没有联想和想象,自在的自然会变成马克思所说的“人化了的自然”吗?自然的世界会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属人的世界”吗?假如人类失去联想和想象,这世界还会有多姿多彩的生活吗?这世界还会有灿烂辉煌的文明吗?这世界还会有令人神往的未来吗?
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爱因斯坦则补充说:“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由想象创造出来的,知识是由想象激发活化的,知识是由想象推动发展的,知识是由想象带进无限的。人类失去想象,知识就会变成教条,智慧就会趋于枯竭,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世界就会失去生机。没有想象是不可想象的,失去想象是无法设想的。
这里,我就从反思“想象”这个概念出发,来谈谈创新的智慧。
想象,通常认为包括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根据对客体的描述或象征性描绘,构造曾经感知过的客体表象。这被称为再现性想象或复现性想象。另一种则是构造未曾感知过的客体的表象,即创造尚未存在的客体的表象,这被称为“创造性想象”。想象力人皆有之,但多属于再现性想象,即只是再现曾被感知过的客体表象。激发人类智慧,引发知识更新,推进社会发展,创建新的世界,则主要是依赖于创造性想象。哲学智慧,是在它的反思活动中,激发人的创造性想象。
创造性想象,不仅是“想象的真实”,而且是“真实的想象”。这种“真实的想象”,奠基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理论思维的发展。真实的想象,依赖于人类所创建的科学、艺术和哲学等文化样式;反过来,想象的真实,又创造新的科学世界、艺术世界和哲学世界。
我们常说,科学是发现的领域。发现,总是发现未知的存在;创造,总是创造未有的客体。如若已知或已有,当然也就不需要科学的发现与创造。要发现未知和创造未有,就必须借助于科学的想象力。想象某种假设的客体,再想象某种假设的前提,进而想象某种假设的条件与程序,想象与假设、想象与假说是互为表里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如果没有科学想象,就不会有科学假说,科学就会“停止思维”。
在天文学发展史上,人们把“日心说”的提出称为“哥白尼革命”。人在地球上观察星体之间的关系,总是把地球视为中心,要把地球的中心位置交换给太阳,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的想象力。在哥白尼的想象中,太阳是傲然坐镇于众星运行的中心的。他说:“在这个美丽的殿堂中,我们难道还能把这发光体放到别的更恰当的位置,使它同时普照全体吗?”这就是哥白尼依据于近30年的观察所形成的科学想象以及由此提出的科学假说。
在化学发展史上,从无机化学发展到有机化学时,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新问题,这就是完全相同的化学成分可以组成不同的结构,也就是所谓“同分异构体”问题。当化学家知道苯的成分是C 6 H 6 ,而C是4价,H是1价,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6个碳原子(C)与6个氢原子(H)是怎样结合的呢?提出苯环结构的化学家凯库勒曾这样回顾自己的思考过程:“我把坐椅转向炉边,进入了半睡眠状态。原子在我眼前飞动;长长的队伍变化多态,靠近了,连接起来了。一个个扭动着、回转着,像蛇一样。看,那是什么?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在我眼前轻蔑地旋转,我如从电掣中惊醒。那晚我为这假说的结果工作了整夜”。正是借助于蛇咬住自己尾巴的想象,凯库勒让苯的碳原子与氢原子形成圆圈状,这就是苯环。
如果说科学离不开想象,那么艺术就是想象的艺术。但是,人们却常常把艺术的想象视为“虚幻的想象”,把想象的艺术视为“想象的虚构”。于是,艺术成了虚幻的方式,艺术的世界成了虚构的世界,艺术的欣赏成了可有可无的消遣。其实,艺术同科学一样,它也是一种“想象的真实”和“真实的想象”。我国的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曾这样评论《红楼梦》这部巨著。他说,《红楼梦》是把生活的大山推倒之后,又艺术地重新建造起来。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挥说,这构建艺术之山的过程是一种“真实的想象”,这构建起来的艺术之山则是一种“想象的真实”。它并不仅仅是艺术地再现了生活的真实,而且是艺术地创造了生活的真实。这种艺术地创造出来的生活的真实,是生活逻辑的真实,生活理念的真实,生活理想的真实。艺术的魅力,根源于艺术想象的真实。
人们常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蕴含着深刻的“哲理”。那么,这种“哲理”是什么?哲学的思考是“形上”的思考,哲学所创造的世界是“形上”的世界。人类思维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世界,总是力图寻求到万物的统一性,从而对世界做出普遍性的解释。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就以诚挚的“爱智之忱”去寻找这种对一切存在物做出解释的“统一性”。哲学家们以其“想象的真实”告诉人们,这种“统一性”,是“水”、是“火”、是“数”、是“理念”⋯⋯正是这种哲学的“想象的真实”,不仅激发了人类对溯本求源、究根问底的哲学智慧的热爱与追求,而且培育和锻炼了人类的理论思维能力的进步与发展。
这里,我以大家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描述和阐发的“火”为例,来体会一下哲学家的“想象的真实”。赫拉克利特提出,整个的世界就像燃烧着的“火”,是一个永远运动、永远变化的过程。“万物都变换成火,火也变换成万物,正像货物变成黄金、黄金变成货物一样。”把整个的世界比喻为燃烧的活火,这当然是古代哲人的“想象的真实”。但是,这个“想象的真实”,却不仅向人们揭示了世界的流变性与规律性,而且向人们揭示了感性与理性、观察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启发人们在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中,去寻求和把握世界的运动规律,去探索和确立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同样,在大家所熟知的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的想象中,我们会发现人类以概念把握世界的困惑:究竟是人类以感官所把握到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人类以概念所把握到的世界是真实的?概念是独立于感性存在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还是理性把握存在的一种方式?概念是指示对象存在的名称,还是主体所把握到的对象的意义?了解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些问题不仅构成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冲突,而且构成了“语言转向”的现代哲学正在探讨的问题。
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想象”中,人类构建并发展了自己的“科学世界”、“艺术世界”和“哲学世界”,也就是构建和发展了自己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离开“想象的真实”,“现实”是不可想象的。科学、艺术、哲学都是把人的“理想”变为“现实”的创造性智慧。
具体地说,关于哲学的理论创新,我概括为这样四句话,叫做“寻找理论资源,发现理论困难,创新理论思路,做出理论论证”。
一是寻找理论资源。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人类认识史的结晶,都积淀着人类智慧的理论成果。哲学发展的最基本的逻辑,就在于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而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问题总是自我相关、自我缠绕的。哲学中的“老问题”,以胚芽的形态蕴含着新问题;哲学中的“新问题”,又以成熟的形态展开了老问题。正是这种新、老问题的自我相关和自我缠绕,使哲学史构成了一系列螺旋式上升的圆圈,并要求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必须具有“向上的兼容性”。所谓“向上的兼容性”,就是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必须以巨大的历史尺度去批判地考察全部哲学史,吸收哲学史的全部积极成果,揭露先前哲学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发现先前哲学所遇到的真实的理论困难,从而以解决这种理论困难的方式推进哲学的发展。
恩格斯曾经提出,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力量,在于它的“巨大的历史感”。读一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和《逻辑学》,我们不能不折服于一种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的相互辉映的理论征服力量。在黑格尔哲学中,尽管有许多“猜测”的甚至是“神秘”的东西,但是,这种由“史论结合”所形成的理论力量,却是发人深省的。正是在系统总结和深刻反思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人类思想史的基础上,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所谓“辩证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
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或“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所把握到的“现实”,并不是对“实存”的各种事例的罗列或关于“实存”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堆积,而是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去把握现实、观照现实、透视现实,使现实在哲学理论中再现为马克思所说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性具体”。哲学的“历史感”规范着它在何种程度上洞察到现实的本质与趋势,因此,离开“历史感”的所谓的“现实感”,只能是一种外在的、浅薄的、时髦的赝品,那样的“哲学”只能制造某种“明星”式的“轰动效应”,而无法构成“思想中的时代”。
在提出“辩证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同时,恩格斯还尖锐地批评了“坏的时髦哲学”。恩格斯说,“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 这就是说,那种缺少“深厚的历史感”的哲学,由于它不懂得“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因而它必然会堕落成为教条主义的东西。恩格斯对这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批评,是值得每个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深思的。
二是发现理论困难。通常说“形而上学否认运动、变化、发展”。但是,大家想一想,手一拍桌子,不联系?手一抬起来,不运动?你从小到大,不发展?既然如此,怎么还有这种“形而上学”呢?列宁说,“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去表达它”。这就是说,没有人会否认“运动”,可是当你用概念去表达“运动”的时候,却出现困难了。所以列宁最欣赏黑格尔的一句话,“从来造成困难的都是思维,思维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了”。这就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了。想一想,这才有哲学,才有我们所有的理论啊!如果不是有这样一种复杂的问题的话,为什么进行哲学研究呢?为什么需要哲学智慧呢?
我们说,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是以理论的方式,表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因此,哲学总是面对两个方面的理论困难:一是由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外部困难”,也就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与人类自身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之间的矛盾;二是由理论的“外部困难”所引发的理论的“内部困难”,也就是表征人类自身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的哲学理论自身的逻辑矛盾。发现哲学理论的这种“外部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困难”,这才是当代哲学创新的基本前提。
那么,什么是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我们说了,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在它的直接性上,表现为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否表现了现实的人类生存困境。所以,发现理论困难,首先就要发现现实的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它同既有的哲学理论之间的矛盾。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的存在方式发生了空前的革命。它表现在人类文明形态、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观念这三个基本层面的巨大变革。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由于人的“独立性”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就造成了当代人类的两大生存困境:一是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对自然的攫取所造成的“全球问题”,这就是直接涉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口爆炸、核战争威胁等问题;二是由对物的依赖而造成的人的“物化”问题,也就是泛滥全球的“物质主义”问题。当代人类的这两大生存困境,直接地构成了既有的哲学理论与当代的人类存在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倡言“天人合一”的哲学,如何回答“人与自然疏离”的问题?引导“人类大同”的哲学,怎样回答“人与他人疏离”的问题?赞扬“自我实现”的哲学,又如何回答“人与自我疏离”的问题?
全球化的过程,在体制的意义上,是市场化的过程,而在文化的意义上,则是人类的价值观念剧烈震荡的过程。如果说“农业社会”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确立“神圣形象”的过程,也就是以某种“神圣形象”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工业社会”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消解“神圣形象”的过程,也就是以人的“理性”及其基本的文化样式——哲学和科学——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话,那么,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则是一个空前的文化意义上的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过程,也就是“消解”人的“理性”及其基本的文化样式——哲学和科学——作为价值标准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这样,统治人类几千年的、使人的生命“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就转换成使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这种文化意义上的生存困境,更为强烈地构成了既有的哲学理论与当代的人类存在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作为“元叙事”即追求真理的哲学,如何面对这种“对元叙事不信任”的社会思潮?充当“崇高”化身即追求理想的哲学,如何面对这种“存在主义的焦虑”?高举“解放”旗帜即追求人的发展的哲学,如何面对这种“物化的时代”?哲学,它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将如何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就是当代哲学所面对的巨大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深切地感受这种“外部困难”,敏锐地捕捉这种“外部困难”,是当代哲学创新的首要的基本前提。
理论的“外部困难”是引发理论的“内部困难”的基础,但是,发现理论的“外部困难”,并不等于发现理论的“内部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感受到理论的“外部困难”,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理论背景和哲学素质,人们并没有把理论的“外部困难”升华为理论的“内部困难”,因而所谓的哲学创新,也只能是谈论对“外部困难”的感受,而不是对“内部困难”的理论回应。
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所实现的对人类自身存在的理论把握,既不是单纯的、普遍性的人类性,也不是单纯的、特殊性的时代性,而是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也就是以时代性的内涵而表现的人类性矛盾。既有的哲学理论,它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总是以自己的时代性内涵去表现人类性矛盾,从而构成特定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概念、范畴的逻辑体系。由于时代的变革而引发的人类生存处境与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矛盾,也就是人类处境与哲学的矛盾,决不仅仅是扩大既有的哲学理论的解释对象的问题,而主要是变革既有理论的问题。这就必须把哲学理论的“外部困难”升华为理论的“内部困难”,以时代性的内涵深化对人类性矛盾的理解。这就是我所说的“发现理论困难”。
三是创新理论思路。我把哲学的创新概括为三种:创造、创意和创新。理论叫创新,生命叫创造,思想叫创意。没有生命的创造,就没有思想的创意和理论的创新;没有思想的创意,也不会实现生命的创造和理论的创新;同样,没有理论的创新,也无法把思想的创意和生命的创造理论化、系统化、逻辑化。所以,关于哲学创新,我特别提倡“思辨”与“体悟”的统一,“反思”与“体验”的统一。具体地说,关于哲学创新,我有一种基本的想法,就是要努力做到“时代精神主题化”、“现实存在间距化”、“流行观念陌生化”、“基本理念概念化”,在生命创造、思想创意和理论创新的统一中,推进哲学的发展。
四是做出理论论证。我认为我们的哲学研究当中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没有发现理论困难,一个是没有做出理论论证。大家都知道,小说最容易写的是“故事”,最难写的是“细节”。而论文在于“论证”,论证在于“逻辑”。当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书时,总是被巨大的逻辑力量所震撼。马克思提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人们接受或拒绝某种理论,总是以能否被该种理论“说服”为前提的。不能说服人的理论,即使明令推行,也仍然是中国俗话所说的“口服而心不服”,难免“阳奉阴违”;反之,能够说服人的理论,即使明令禁止,也还是让人“心悦诚服”。这正像革命烈士诗抄中的两句诗所说的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理论怎样才能说服人呢?马克思不仅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且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说服”人,就在于它具有理论的彻底性,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抓住了“人本身”。
认真地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都会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逻辑征服力。它绝不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枯燥的、刻板的、僵化的教条,而是一种深邃的、睿智的、历史地发展着的理论。而这种理论的活的灵魂,就是爱智的哲学,就是作为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和创新的智慧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