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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平等是普遍的，尽管自然的、社会的以及个体自身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差异和不平等，尽管差异和不平等自有其价值，但这丝毫不能排除某些方面过度的不平等存在很大的弊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主义者清楚地看到了身份等级制度的严重弊端。邦纳罗蒂（Buonarroti）认为，“不平等的必然结果是：公民之间的分裂，对立利益的出现，敌对情绪的产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平等的制度下变得愚昧、轻信并成为过度劳动的牺牲品” [169] 。
虽然不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标准据以确定哪些差异和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被人憎恶的”，但在当代社会，人们无法否认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巨大差异和不平等会深刻地触动人的道德情感，与人的直觉的正义感相抵触。尽管作为个人，人们深切感受到他们相互之间在才能和个性方面的差异，但是在作为人之为人而受到重视和尊重方面，人们又是相同的。即使在英国浓厚的保守主义传统中，对19世纪后半叶英国社会仍然存在的广泛的不平等，也出现了反思的声音。阿诺德（Arnold）评论道，在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中，不平等与人的尊严和人道主义态度不相容，因为，一方面，它对于上层社会过于骄纵，另一方面，使中间阶层流于世俗，让下层社会感到压抑。他认为，这样的社会违背自然，从长期看，终将坍塌。 [170]
奥肯（Okun）认为，尽管人们很难就某一种具体的平等观点达成一致，比如经济平等或者机会平等，甚至对于如何衡量这些平等也有不同看法，但要体认到某些社会的贫富悬殊和极端不平等却很容易。他说：自由市场的分配结果常常“使成功者喂养猫狗的食物甚至胜过了失败者哺育他们后代的食物”，“从阴郁的贫民窟到城郊上流住宅区这样一个短途行程间的经济差距，不啻是一次星际旅行” [171] 。现代社会某些发达国家依然存在的这些差别把人的尊严似乎降到了比人的宠物还要低的地位。
而就资本主义早期社会实质上的巨大不平等和产业工人的悲惨境地，勒鲁以里昂工场里75000名丝织工人为例描述道：“他们一生下来，刚刚能够有规则地移动手臂，他们的父母被饥寒所迫，就考虑要利用他们。于是他们白天跟织布机在一起，晚上就睡在织布机上面（这就像一种吊床似的可以节省很多地方），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一辈子从事的劳动。一个人的生命将在永远以同一种方式移动手臂中度过。” [172] 他们变成了机器，变成了织布机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零件。恩格斯更进一步指出：“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 [173]
由于生存环境和条件的巨大差异，20世纪初期英国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儿童夭折率差别极大，以至于托尼不无讽刺地评论道：穷人虽然不为他们的同类关切，但却被他们的上帝深深钟爱，他让他们早早地离开人世。 [174]
巨大的贫富差异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它造成了托尼所说的“社会分裂” [175] ，因为它降低了整个社会尤其是下层民众对既有社会分配秩序正当性的认同，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波尔认为，当“严重的不平等被人看作和感觉是严重的不公正的时候，平等就会成为一种行动的计划”，尽管其社会力量来源于朴素的道义直觉而不是缜密的思想原则。 [176]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悬殊还会严重影响中下层民众的购买能力，导致需求不足和经济低迷。除此之外，贫富悬殊还往往导致犯罪率的增加。斯坎伦认为，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穷人被迫以一种不体面甚至低人一等的方式生活着。 [177]
这说明，尽管不平等可以很容易地归咎于天意、自然或者人自身，然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或出于对人类尊严的认知，或出于对良善生活的渴望，或出于正义的理念，或出于恻隐之心，或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或者仅仅出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有限目的，却不能完全漠视巨大的不平等，而是努力去减轻这些不平等的程度，即使这些不平等是自然而不是人为的。如果说不平等是不加人力干预的某种自然结果，那么，平等就是刻意的人类行为的结果。 [178] 正是在这一点上，萨托利说，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是“跟自身的内在惯性定律作战的社会” [179] 。当然，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形成，往往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社会因而理应对此承担某种责任。
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在智力、禀赋、进取心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局的差异是一回事，而由此将人区分为优秀和劣等，优待前者而忽视后者，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们之间的差别对待是有底线的，差异不能达到人可以奴役人的地步。梭伦改革中废除债务奴隶制，就是保障人之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他所确立的这一原则已在各个文明形态中逐步得到落实，人身契约性劳务（卖身性的合同）遭到全面禁止，尽管有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对自由贸易施加的强制性的、不当的限制。
正如权利是对他人滥用自由的限制 [180] 一样，平等乃是对人与人之间不当和过度差异的限制。历史上，平等主要是作为一种抗议性理想出现的，其目的是对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财富等的不正义的或者过度的差异进行限制，对超越底线的差异和不平等进行限制，以维护人类个体的基本尊严。波尔说，平等始终是“一种社会抗议和政治抗议的语言” [181] 。
人们追求权利，乃是防止他人滥用自由可能造成的损害，防止可能造成的恶；同样，人们追求平等，乃是对人与人之间不正义的、不当的过度差别可能造成的恶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平等就是探讨可以忍受的不平等的界限。哈贝马斯说：“好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先天地知道，但好的社会将不是什么样的，我们却知道的很多，足以由此而提供一个当下的行动议程。” [182] 同样的道理，什么样的平等是值得追求的，人们无法先天地知道，但什么样的不平等是难以接受的，人们凭直觉就能够感受到，足以提供一个关于平等的行动议程。人类社会在平等方面的每一进步，都是在试图消除某些不平等，即“被人憎恶的差异”中艰难获得的。斯坎伦论证平等诉求的方式与此相契合，他不是直接发问：什么样的平等是值得追求的？而是首先发问：究竟什么样的和何种程度的不平等是应当反对的？ [183]
作为一种道德辩护，平等的理念本来是为了克服封闭的身份世袭等支配性社会结构而出现的，是为克服和矫正不能忍受的不平等应运而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托利将平等表述为一种“抗议性理想” [184] 。当平等的目的被理解为矫正、防止和克服极端的、不能忍受的差别和不平等时，平等是有感召力的，也是容易理解的，它体现并激励着人们对宿命、对偶然的差异和对封闭特权的反抗。历史上值得谴责的不平等的最显著例子是种姓制度和其他一些包含使某些社会地位带有耻辱性区别的制度，在这些制度中，部分阶层被以令人屈辱的方式打上了低人一等的印记。
当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动摇了身份世袭等级制的神学根基之后，如果极端不平等不能及时得到矫正，就会降低现行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导致下层民众的反抗，造成政治系统的僵局、瘫痪甚至崩溃。法国大革命就是例证。为颠覆等级森严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平等成为法国大革命推翻王权专制和封建特权的极具感染力的口号。 [185]
但是对封闭世袭身份的支配性等级制度的反抗，丝毫不等于说不要差异，这种抗议性理想所反对的是固化的、封闭的身份世袭特权。波尔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响亮口号，所反抗的主要是英国国王的专断统治，并作为建立独立国家的道义基础 [186] ，是一种含义极为有限的平等，不是泛化的平等。
但矫正极端不平等的逻辑本身又会自然地过渡和演变为追求更大平等的逻辑，作为抗议性理想的平等极易演变为一种浪漫的建设性理想。而平等的形式逻辑，即“相同的人相同对待”表明，任何平等要求都可能被提出，每一种平等要求都极易被伸张到极致。为此，托克维尔不无担忧地指出，人们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会达到狂热的地步。 [187] 历史的经验表明，近代以来的平等理想表现出了一种极富韧性的“普遍主义冲动” [188] ，它在取得政治权利的平等之后，展现了向经济、社会等领域扩张的冲动。
萨托利敏锐地指出，“一旦开始追求平等，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自然存在的权力、财富、地位及生存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就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被人接受的差异了” [189] 。人们很容易把不平等简单化和成见化，甚至将不平等看作一切不幸的来源，就像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利所言，“不平等将为人们带来一切不幸，降低人们的品格，在人们中间散布不和与憎恨” [190] 。
针对这一点，萨托利清楚地表达了平等理想的普遍主义冲动可能带来的后果，他认为，平等是人类所有理想中最不容易知足的理想，如果不加以适当的节制，平等就可能从一种易于理解的道德辩护，走向一种过度的并因而是堕落的理想。这样的平等压制多样化、自主精神和对杰出的追求。
依据平等的形式原则，在理论上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各自的平等要求伸张到极致，这就容易导致极端平等观。极端平等观认为，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必须达到绝对平等的程度才称得上是正义的，否则便是不正义的，不应当考虑社会成员在有关方面可能有所区别。 [191] 类似的极端平等的观点，虽然是天真的幻想，但因为将平等的理想描述为完美的、纯粹的和极致的，在人们缺乏审慎思考的情况下反而极具号召力。但任何一种政治要求必须立基于现实，才有实现的可能。不顾社会政治现实的过度的理想化极易造成理想的专断。历史经验提示人们，人类的许多灾难，是追求没有现实基础的理想造成的，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大流血，往往是以美好理想的名义、以天堂的名义执行的。 [192]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平等主义者巴贝夫提出：“要使这个民族的各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绝对的平等”，为此社会产品必须平均分配，即“分配给每一个公民由其他各种物品构成的社会总产品中同等的一份” [193] 。类似地，勒鲁认为，平等是“一切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和正义” [194] 。因为他是人，他就享有权利；而且只要是人，就都有同样的资格享有同样的权利。按照这样的逻辑，他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头等重要的、绝对正确的概念，即人人都享有一切权利” [195] 。同样地，太平天国也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196] 等虚幻的、极端的平均主义口号。
极端平等论者把平等作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万灵妙药，这样的观点简单而粗陋。极端平等论者确信平等是最高准则，在假设平等所带来的好处，如自由、财富、公正、美德时过于乐观，容易成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和不严谨思维方式的自我欺骗。 [197] 厄斯金·梅（Erskine May）把法国人所追求的社会平等称为“带有血色污点的空想” [198] 。莱基（Lecky）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不可调和的敌人”，后者的胜出必然以前者为代价。 [199] 如果只强调人们之间类的同一性，就会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个体的差异性。萨托利提醒人们，人为地取消所有差异，也就不再有自由。 [200]
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对平等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和天真的，极端平等论中不切实际的一面及其危害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逐步显现出来。当平等被作为反对封建特权的对立面时，是有号召力的，也是有具体的针对性的，而当其含义变为绝对平等或者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时，则变成虚妄的和不切实际的。这一点，只有在经过了极端平等的实践所导致的极端贫困和无形压制之后，平等被作为浪漫主义社会理想的魔鬼一面，才能被人们痛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早期浪漫的政治理想所带来的贫困、饥荒、政治高压和经济停滞，就一度使得被社会主义所睥睨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反而变得像黄金时代了。这正应了歌德的名言：“你别忘了，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 [201]
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对作为社会理想的平等持有谨慎的看法，并批驳过极端平等论。他说，“平等的真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像天和地一样。平等的真精神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当指挥或是都不受指挥；而是我们服从或是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这种精神并不是打算不要有主人，而是仅仅要和我们平等的人去当主人” [202] 。
黑格尔（Hegel）也以其辩证思维的敏锐指出了极端平等面临的悖论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认为任何制度都承认差别，如果毁灭所有的差别，也就摧毁了所有的制度，而这样往往会导致恐怖和暴政。 [203] 也正因为如此，萨托利说，平等在历史上往往被界定为对某一差别，而不是所有差别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