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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是近代以来有关不平等的学术文献中人们最常着墨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关系到对于不平等的价值判断。
不平等是起源于自然，还是起源于法律？是自然，还是人为？这是卢梭发出的疑问，它提出了对于不平等的发生学按照自然和社会进行归因分类的思路。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但“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究竟是自然因素，还是社会因素或者人为因素，本身是难以分清楚的。他又说，“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 [166] 。这一点，倒是颇有见地，因为以相对稳定和固化的法律为代表的社会制度对平等和不平等会产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能够为规范性的平等或者不平等提供制度保障。
但是，对于社会制度在不平等的产生中所起的作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主义者显然过度强调了私有财产制度的影响。同卢梭一样，马布利认为，“不祥的私有制是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的起因，从而也是我们的一切罪恶的基本原因” [167] 。他把对财产的私人占有看作赫拉斯所称的“万恶之源”，并认为正是私有制所发挥的用以区分“你的”与“我的”这一分殊性、离异性功能，使不平等在没有先天自然基础的前提下，人为地产生与滋长起来。上述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值得商榷。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只是社会财富的组织方式，产权制度毫无疑问会对人们的财产和地位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很难称得上是决定性的影响。 [168] 最终影响人们在社会中的财产和地位的，是社会政治制度中以权力作为保障的分配要素。历史已经表明，公有制并不必然意味着财产和地位的平等，比如实行公有制的苏联存在的政治特权阶层以及新中国曾经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而私有制也不必然意味着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比如当代以实行私有制的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福利社会。
对人们之间境况的差别进行自然或社会方面归因的经验判断，直接影响着人们在平等和不平等方面的政策取向。如果人们认为社会制度安排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那么相应的政策就应该是由社会做出补偿，而这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重要论据。反之，如果人们认为不平等主要是由个人后天努力程度的差别造成的，那么维持现状就有充分的说服力。而如果人们认为对不平等很难进行准确的归因，那么对平等政策的辩论就容易陷入争议。当代关于平等政策辩论中很大一部分争议就是从人们对于不平等影响因素归因的不同判断而来的。
对不平等来源按照自然和社会进行分类归因，对于简单的问题是有用的。比如，人们在性别、肤色、人种、相貌等方面的不平等，通常被认为是单纯的自然因素造成的，个人无法选择，因而无须进行道德评价。但对稍微复杂一些的问题，就无法提供清晰的答案。比如人的个性、兴趣、爱好等，通常也被认为属于人的本性，具有某些自然因素的特征，但也不是完全无可选择，或不可改造，因为个性能够塑造，兴趣可以潜移默化，爱好可以改变。而对于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一生成就、财富和收入等的能力、职业伦理、理想抱负等，既有个人主观选择的影响，也有家庭教育等不可选择因素的影响，难以在自然和社会之间进行准确的分类归因。个人的成长进步往往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进行的，既有他人和社会的影响，也有个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的选项和抉择的影响。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对于不平等的发生学进行自然和社会的归因分类，可能并不是一种好的分类方法，由此对不平等进行的归因分析，无助于说明和指导实践中应对不平等现状的政策选择。
自康德以来，对人的个体行为按照控制性责任进行归功或归咎，成为伦理学更普遍的做法。但对不平等的来源按照控制性责任进行归因，在现实中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境。人的境况的不平等，既有人们能够施加某种控制的个人努力的影响，也有偶然的运气、家庭出身、自然禀赋等道德上偶然和任意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往往复合在一起发生作用，难以拆解。人的境况的差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纯粹的个人责任，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那些道德上偶然的和任意的因素的影响，是不会有确定性结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规范性的不平等而言，哪些是“应该存在的”，哪些是“不应该存在的”，不会从控制性责任的归因那里获得明确的启示。
人与人之间个体的差异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物遗传因素，这对个人来讲是先天的和不可选择的。二是成长过程，既有环境因素，也有个人因素；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人们在个性、禀赋、能力、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在个人抱负、敬业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连同家庭出身、运气等偶然因素方面的差异，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自由市场制度中，会造成人们在社会价值分配结果方面的差异，比如在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影响力等方面的差异。这些结果的差异，有些是自然的因素起作用，有些是社会的因素起作用，有些是偶然的因素起作用，更多的时候是这些因素以一种不好准确归因的复杂的方式同时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