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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公对《太玄》的格外关注，需要放到北宋中期易学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正如王铁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在易学领域掀起了一股《太玄》研究的热潮。 [88] 王铁统计了《通志》《郡斋读书志》《玉海》等书目对《太玄》研究的著录情况，发现仅北宋时期专门注释《太玄》的著作就有十余种之多 [89] ，足见其风气之盛。
这股《太玄》热，对于北宋中期易学的两大派别——图书派与义理派，均有深刻的影响。就图书派而言，其代表人物刘牧所传的《洛书》（五十五点图，即后来朱子所谓《河图》），经考证可以确定是来源于《玄数》所言“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二、七为火，一、六为水，五、五为土”的天地生成数与五行对应关系，以及《玄图》所言“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并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的图式结构。 [90] 而对图书派持批评态度的义理派学者李觏，在其《删定易图序论》中回答“《易纬》所主之日取卦象乎，取卦名乎”的问题时亦引证《太玄》首名准拟卦名，以证《易纬》分卦主日皆取自卦名 [91] ；回答五行是否一定“相生则吉，相克则凶”的问题时，复引证《太玄》与五行数相应的九赞其吉凶“决在昼夜，当昼则相克亦吉，当夜则相生亦凶”，以及《玄告》“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继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的观点，以证明五行“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 [92] 。《太玄》研究影响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对有宋一代学术尤其是宋代道学有肇始之功的“宋初三先生”，也同样喜言《太玄》。其中，胡瑗在由其学生倪天隐编纂成书的易著《周易口义》中多次直接引述《太玄》原文。如《乾》上九爻辞“亢龙有悔”，《口义》云：“《太玄·中》首之上九曰‘巅灵气形反’，正此谓也” [93] ，此引《中》首上九《赞》辞；《复·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口义》云：“《太玄·中》首曰‘昆仑旁薄幽’。……扬子又为之辞曰：‘“昆仑旁薄幽”，何为也？曰：贤人天地思而包群类也’” [94] ，此是引《中》首初一《赞》辞及《玄文》之语；《否》上九爻辞“倾否，先否后喜”，《口义》云：“扬子曰：‘阴不极则阳不生，乱不极则治不成’” [95] ，此是引《玄文》之语。胡瑗在注《易》过程中如此频繁地引用《太玄》，可见其于《太玄》研究是颇有心得的。而与之同列“三先生”之位的石介，则不仅将《太玄》的作者扬雄与孟子、荀子、王通、韩愈并列为五贤，纳入儒家的道统谱系 [96] ，更盛赞扬雄于“炎灵中歇，贼莽盗国”的危急历史境遇中“以一枝木扶之，著《太玄》五万言，以明天地人之道” [97] ，对扬雄与《太玄》维系道统、传承儒家价值的历史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太玄》之影响亦延及于北宋道学。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曾著有《太玄准易图》 [98] ，其赖以建立先天易学的数理原则即“加一倍法”，即明显取法于《太玄》以三相生的统一数字关系。张载则在其所著《横渠易说》对《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注释中引用《玄图》“五与五相守”之语以证“数止于九，九是阳极也，十也者姑为五之耦焉尔”。 [99] 二程兄弟中的明道，曾引《太玄·中·首辞》“阳气潜萌于黄宫，信无不在乎中”及《养》首初一《赞》辞“藏心于渊，美厥灵根”，以赞“杨子云之学，盖尝至此地位” [100] ；伊川则批评“《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实无益，真屋下架屋，床上叠床”，并指出“他只是于《易》中得一数为之，于历法虽有合，只是无益” [101] ，这一批评可说是把握到了《太玄》体系缺陷的命门。由此可见，邵、张、二程几位道学家尽管对扬雄之学态度不同，但于《太玄》皆有所钻研这一点则无例外。
《太玄》学之流风所以如是之广，其原因或正在于北宋易学诸家共有的时代问题意识。北宋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时代问题：如何在五代衰乱之后，对抗佛道思想的浸淫，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重新建立人伦价值的稳固基础。这一问题的解答正有赖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研究，亦即通过诠释、发挥《周易》经传的思想构建易学宇宙观，从而将人伦价值奠定在客观天道的根基之上，为中国固有之生活方式作一形上天道的论证。 [102] 而汉代扬雄的《太玄》，正是借助易学资源建立的包容天道人事各方面要素为一体的宇宙观体系，其最终的归旨恰恰在于人世价值的天道奠基。扬雄云：“夫天地设，故贵贱序；四时行，故父子继；律历陈，故君臣理；常变错，故百事析”，可见《太玄》所描绘的方位、气运、历法、音律相统一的宇宙图景，正为人世“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辨”提供了牢靠的天道根据。 [103] 如是问题意识与思想宗旨的契合，无疑使得《太玄》成为北宋易学家建构其自身的易学宇宙观时可资效法的典范，他们如此热衷于研习《太玄》也便毫无可怪了。
而身处北宋中期、同样怀有人世价值之天道奠基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司马光，自不能免于此热衷《太玄》之时风的侵染，对《太玄》研究尤为着力。温公于《太玄集注序》中自述“庆历中，光始得《太玄》而读之，作《读玄》”，后“疲精劳神三十余年”，于元丰五年方著成《太玄集注》 [104] ，足见其用力之深。温公精研《太玄》的过程中，扬雄之学对其造成的影响已不限于易学，可以说司马光哲学的各个层面皆可见《太玄》思想的烙印。兹列举三例。
其一是对《老子》的关注。前辈学者已指出。扬雄《太玄》的宇宙论是“《老子》与《易传》学说之混合” [105] ，扬雄在其易学宇宙观建构方面吸收了很多源自《老子》的思想元素，这或受其以解《老》著称的老师严尊的影响。 [106] 比如，《太玄》宇宙观称宇宙之本根为“太玄”，其“玄”字取于《老子》首章“玄之又玄”，“太”字则取于《老子》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即“太玄”一名实源自《老子》对“道”的称谓。 [107] 其体系的核心数字“三”以及《玄告》所述“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规，规生三摹” [108] 之宇宙化生过程，都明显有《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生成论宇宙观的印迹。而司马光同样对《老子》颇为留意，专为《老子》作《道德真经论》，其易学宇宙观的建构以及对一些重要易学观念如“太极”与“中”的理解也与《老子》诠释相关，这在北宋儒者中是不多见的，很可能是受到了扬雄的影响。当然，扬雄《太玄》虽然借助了《老子》的思想元素，但其意旨仍是要建立一套儒家的天道秩序与人伦价值体系。 [109] 同样，司马光之注《老》，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儒家价值做论证，因此《道德真经论》的《老子》诠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老子》儒家化的倾向。如温公于《老子》首章解释有无之关系时说“苟专用无而弃有，则荡然流散，无复边际，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 [110] ，实际上是在破除道家虚无之论，将之扭转到儒家提倡的“有”的观念上；有如《老子》二十二章“蔽则新”，温公以《中庸》之“衣锦尚絅”注之，“不自见故明”则以“晻然而日彰”注之 [111] ，将道家的生活态度转化为儒家的君子之德；再如六十二章“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温公注云：“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故能无为而治” [112] ，这是将道家的无为政治转化为儒家的有为治道。可以说，温公融合《老子》思想元素服务于儒家理论建构的态度，与扬雄《太玄》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是对“中”之观念的注重。扬雄《太玄》体系格外看重易学的“中”之观念。在象数结构上，《太玄》八十一首之第一首即名为《中》（准《易·中孚》），其《首》辞云：“阳气潜萌于黄宫，信无不在乎中”，可见扬雄以“中”为天道人事之首统原则 [113] ；《太玄》一首分三表，复分为九赞，以二、五、八三位各为三表之中位 [114] ，其中五位最处正中，故《玄图》述九赞之象征义云：“中和莫盛乎五” [115] ，以此盛赞中和之道。在《玄赞》中，扬雄亦多处凸显中和思想，如《永》首次五《赞》云“三纲得于中极，天永厥福”，言王者居五位有中和之德，以此正三纲、建皇极，可永保天禄 [116] ；又如《中》首次八《赞》云：“黄不黄，覆秋常”，《测》云：“黄不黄，失中德也”，八本为第三表之中位，当有中德，而《中》之次八当夜，失其中德，颠覆常道而不吉 [117] ，这便从反面体现了“中”之可贵。 [118] 受《太玄》重“中”观念的影响，司马光亦以“中和”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理念。他在《答景仁论养生及乐书》中说：“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为太极，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 [119] 以“中”为天地定立的根基，《五经》共有之标的。在与二程的交流中，温公自述其修养的心得在于“只管念个中字”“只有一个中字，著心于中，甚觉安乐”，此修养方法虽为二程所讥 [120] ，却也可从侧面看出温公对“中和”观念之执着。而《潜虚》象数结构的安排同样注重“中和”原则之彰显，构成了司马光易学宇宙观之价值奠基的重要方式，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加讨论。
其三是对“格物”的诠释。我们知道，出自《大学》的“格物”观念自宋以来始受重视，在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占据极重要的位置，但对于其中“格”字的训释及“格物”之意的诠解却是众说纷纭。在北宋思想家中，温公之“格物”义颇为独特，他在《致知在格物论》中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 [121] 温公以“格”为捍御，以“格物”为捍御外物、摒除物欲，这一训解既不同于汉代郑玄之以“格物”为“来物” [122] ，也不同于后来程朱之以“格物”为“即物穷理”。究其根源，实在于《太玄》中“格”字之训义。《太玄》第二十二首名为《格》，其《首》辞云：“阳气内壮，能格乎群阴，攘而却之”，可见扬雄将“格”理解为“攘却”即捍拒之意，故司马光《集注》亦云：“格，拒也。” [123] 按此首之所以名“格”，是因其对应孟喜卦气次序中的《大壮》卦，象征阳气发展壮大，不容于阴气而格拒之。 [124] 其与《礼记·大学》中的“格物”本无关系，而司马光则直以此意解《大学》之“格物”为“御物”。《太玄》对“格”字的训释竟然直接影响到了对“格物”这一非易学观念的理解，足见温公对《太玄》之醉心。
从以上这些例证可以看出，扬雄《太玄》思想对司马光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对于自己如此看重的《太玄》一书的宗旨，司马光在《读玄》一文中明确概括为“合天地人之道为一，括其根本” [125] ，即揭示天地人所共由的根本之道，由此以天道为人世价值立根，这也正是温公《潜虚》易学宇宙观建构的思想意图所在。此思想意图的达成，正有赖于《虚》之“拟《玄》”而来之宇宙图景的创建，而其“拟《玄》”又必以《玄》之“准《易》”为标准。下面我们就来对扬雄《太玄》准拟《周易》的方式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