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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潜虚·体图》所附文字解说可知，这幅图集中体现了天地间的“纲纪”即自然秩序 [265] 。此“纲纪”既呈现于全图的上下方位排布中，也蕴含于“五十五体”每个符号组合的左右位置关系中。就上下方位来看，《体图》的十横行是按照天一到地十的次序自上而下排列的，除最下一行象庶人无爵外，每一行中居右位与其他符号相配合的符号都被赋予了人世的爵位象征，构成了一个十等的身份等级体系。此即温公《体图》图说所云：
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 [266]
此是以天一
象王，为第一等；地二
象公，为第二等；以此类推，直到地十
象庶人，为第十等，从上到下、从尊到卑依次递降，这就是张敦实《潜虚发微论·体论》所说的“体有上下，所以辨尊卑也”
[267]
。当然，为天地十数赋予等级象征义，并不意味着《体图》所示宇宙化生的阶段已进入了人文世界，温公的意图，大概只是将自然的上下尊卑秩序类比于儒家礼制而已。
[268]
而天一到地九所象爵位的排序也颇值得考究，它殊异于我们熟知的任何一种古代爵位系统，实际上是温公将经典中对于古代爵制的不同记载加以综合的结果。其总体框架来源于《礼记·王制》记述的周代分封制下的爵禄体系：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269]
对比可知，《体图》所谓一等之“王”，就是《王制》所云“王者”即天子，二等之“公”则是天子五等爵制中的“公”爵。而六等之“侯”当指诸侯，七至九等的“卿”“大夫”“士”，即是《王制》所云诸侯之下的“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诸爵位。
至于三至五等的“岳”“牧”“率”，则另有来历。其中“岳”取自《尚书》，《尧典》有“咨！四岳”之文。伪孔安国传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故称焉。”《尚书正义》孔颖达疏云：“《周官》说巡守之礼云：‘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是四方诸侯分属四岳也。” [270] 可见“岳”是指分掌四岳和四方诸侯的诸侯之长。“牧”也取自《尚书》，《舜典》云：“乃日观四岳、群牧。”伪孔安国传云：“乃日日见四岳及九州牧监。”孔颖达疏云：“州牧各监一州诸侯，故言监也。” [271] 可知“牧”指的是“九州牧监”，即监管天下九州之一州诸侯的诸侯长。“率”同“帅”，取自《礼记·王制》的记载，其说云：“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郑玄注云：“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亦长也。凡长皆因贤侯为之。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272] 可见“帅”即“率”也是诸侯长，不过统率的是一连即十国的诸侯。另外，此段文字还提及二百一十个诸侯国为一州，一州的长官称“伯”。郑玄注认为“伯”是殷商的称法，就相当于虞夏及周代的“牧”。温公大概就是根据这条注释将《礼记》中的“率”与《尚书》中的“牧”关联在一起，纳入同一个爵位体系中。总结来说，“岳”“牧”“率”都是诸侯之长，均相当于天子五等爵制中的“侯”一级，只不过掌管诸侯的范围大小有别：“岳”统领天下四方之一方的诸侯；“牧”统领天下九州之一州（依《王制》为二百一十国）的诸侯，次于“岳”；“率”统领一连即十国诸侯，复次于“牧”。由此温公将“岳”“牧”“率”置于“王”“公”之后，分列三、四、五等，而皆居于第六等“侯”即一国诸侯之前。
从以上讨论也可看到，《体图》中的十等位次，与其对应的五行生成数所具五行属性之间毫无瓜葛，仅取天地十数作为序数从先到后的排列次第，以象征自最尊高的“王”至最卑下的“庶人”的价值等次，这就是《体图》上下方位的价值奠基意涵所在。
就左右方位来说，《体图》效法《周易》八卦之上下相重，而为《潜虚》十基础符号的左右相配，其象征含义温公在《潜虚》中并未明言，倒是张敦实《发微论》讲得清楚：
体有左右，所以辨宾主也；体有上下，所以辨尊卑也。左为主，右为客，上为尊，下为卑。一等象王，尊无二上，故体之左右纯乎一也。二等象公，下王一等，故右纯乎二，左事王也。三等象岳，下公一等，故右纯乎三，左事王公也。四等象牧，下岳一等，右纯乎四，左事王公四岳也。五等象率，下牧一等，右纯乎五，左事王公岳牧也。 [273]
按张氏的解读，《体图》五十五体之左右配位，实有“左为主、右为客”的主客地位之象征。《体图》每一横行居右的符号与其左侧排序靠前之各符号的组合，实际上象征着十等位次中地位卑下之人自居客位，分别侍奉地位高于他的、居于主位的各个尊主。
[274]
其中第一等“王”
至高无二，无须服侍任何人，所以仅与自身配合为
。第二等“公”
首先要居右服事第一等“王”
，组合为
，然后再与自身组合为
。第三等“岳”则要先服事第一等“王”
组成
，再服事第二等“公”组成
，最后与自身相配为
。后皆以此类推。按照这种排列方式，显然序数越大、排序越靠后的爵位，所需服事的尊主便越多，产生的符号组合数量便越多；而序数越小、排序越靠前的爵位，其符号组合数量便相应越少。这样，最尊贵者数量最寡少，最卑贱者数量最众多，如是便形成了以尊制卑、以寡统众的治理秩序。就此温公在《体图》的图说中云：
一以治万，少以制众，其惟纲纪乎！纲纪立而治具成矣。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指操万物，或者不为之使，则治道病矣。 [275]
这段话看似完全从人世的政治治理角度立论，但温公应当是认为天地万物之间同样存在“一以治万，少以制众”的自然秩序，所以才在“气以成体”的《体图》中将之展现出来。这一自然秩序作为万物成体之时已然确立的“纲纪”，正构成了人世之“治具”“治道”的根源。
可见，《体图》各符号的左右组合是具有宾主之位的象征意义的，其组合规律总是序号靠后者在右为客，序号靠前者在左为主。不过这一规律自第七行开始出现了变例：第七行是七等“卿”
与一等至六等各符号相配，其首个组合本应是
，以象卿之事天子，但实际上却左右颠倒为
。第八行是八等“大夫”
与一至八等各符号相配，首两个组合本应为
、
，以象大夫之事王、公，但图中却颠倒为
、
。第九行之前三组合、第十行之前四组合都出现了类似的左右颠倒情况。以上这些变例同样有其特别的象征意义，就此温公解释说：
卿诎一，大夫诎二，士诎三，庶人诎四。位愈卑，诎愈多，所以为顺也；诎虽多，不及半，所以为正也。正顺，
墬之大谊也。
[276]
司马光称这种颠倒为“诎”，即缩短、缺少之意，但具体所指又语焉不详。幸有张敦实的进一步疏解，我们方得明了其意。《发微论》云：
七等象卿，下侯一等，右纯乎七，左事公岳牧率侯，诎乎一者，不及左事王也。八等象大夫，下卿一等，右纯乎八，左事岳牧率侯卿，诎乎二者，不及左事王公也。九等象士，下大夫一等，右纯乎九，左事牧率侯卿大夫，诎乎三者，不及左事王公四岳也。十等象庶人，下士一等，右纯乎十，左事率侯卿大夫士，诎乎四者，不及左事王公岳牧也。 [277]
按张氏的解说，七等“卿”一行之“诎一”，意味着卿只能“左事公岳牧率侯”，缺掉了“王”一等，表示其“不及左事王”，即由于地位相差过于悬殊，达不到直接侍奉天子的程度。所以此行首个符号组合的左右颠倒，其实是象征七等“卿”
不敢自居在右之客位，直接奉一等“王”
为其主。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确有其例，如《春秋左传》记载一国大夫见别国诸侯，不敢直称其号，向其提出请求，只能以其手下的“执事”代指之，以示谦卑，盖即此意。
[278]
而《体图》这种“诎”的情况大致以等级相差六位为准，六位以上皆“诎”，故“卿诎一，大夫诎二，士诎三，庶人诎四”。温公认为，“位愈卑，诎愈多”，次序越靠后、地位越低者，不能直接侍奉的尊者越多，使卑者更显恭顺，这体现了“顺”的原则；但“诎虽多，不及半”，即不能直接服事的尊者虽多，但总不到地位居其上的全部尊者的一半（所诎最多的十等庶人也只是诎四，不及九之半），仍然维系了卑者的尊严，这体现了“正”的原则。“顺”与“正”共同构成了“
墬之大谊”，即天地间的重要秩序准则，这就是《体图》后四行引入的变例的价值意蕴。表面上看，《体图》符号排列出现变例似乎有人为造作的嫌疑，显得不够自然，但实际上后四行总计十个符号组合的左右排序颠倒，是与《性图》的排布规则紧密相关的，这一点我们留到下一章再作讨论。
总结来说，《体图》的上下方位体现了事物由尊至卑的等级次第，五十五体每个符号组合的左右位置则象征着左主右客的宾主居位，后四行部分符号左右颠倒之变例则意味着地位相差悬殊、不敢直接服事的“诎”的情况，其中也蕴涵着“正顺”之义。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体图》所要展现的天地自然之“纲纪”，也就是人世“治道”的根基。而温公之所以一定要用一套人世等级系统比拟自然之“纲纪”，则与其史学思想不无瓜葛。《资治通鉴》首条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其下温公评语即云：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分。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279]
可见，温公著史之关键意旨即在于昭示王者赖以治理天下、维系国家治安的“礼”与“名分”。“礼”便是治国之“纪纲”，其最重要的内容——“名分”，就是通过“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爵制体系确立的“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的品级、分位秩序。在温公看来，人世的这种“纲纪”，正可以在天地万物之间“一以治万，少以制众”的自然秩序中找到根据，由此自然秩序也便可以用人世的身份等级系统加以类比，以突显其为人世纲纪名分之价值秩序奠基的意义。这样，我们上章讨论过的道学家周敦颐、邵雍在其易学图式中采用的价值奠基方式——揭示自然秩序为人世价值秩序立根的思想方法，便在温公的《潜虚·体图》中得到了同样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