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船山《礼记章句序》有言：“大哉礼乎！天道之所藏而人道之所显也。” 此即是说，作为中华文化之集中表现的礼贯通天道和人道，是天道的内蕴和人道的呈显，具有既彰显天道又确证人道的独特基质和价值品性。天道所藏的礼，本质上是天道运行的秩序和规律性之动态基元或始基，也成为天道之玄宫的精深藏富；人道所显的礼，确证着人道的现实功用和价值机理，并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矩范理则。船山借助《易经》“显诸仁，藏诸用”的命题来对仁与礼之间的辩证关系加以阐释，认为仁与礼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一方面就“缘仁制礼”而言，则可以说“仁为体”，“礼为用”，有仁之体即有礼之用。另外一方面就“仁以行礼”而言，则可以说“礼体也，仁用也”。基于自己对仁礼互为体用关系的洞见，船山得出了“唯其无礼也，故虽有存焉者而不能显，虽有显焉者而无所藏”的结论，并通过“仁之经纬斯为礼，日生于人心之不容已，而圣人显之。逮其制为定体而待人以其仁行之，则其体显而用固藏焉”的创造性掘发，深刻地揭示了天道之所藏和人道之所显的丰富内涵及其辩证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船山真正实现了儒家仁学与礼学的内在性圆融，不是简单地“以仁释礼”或“以礼释仁”，甚或陷入“仁内礼外”的价值纠结之中不能自拔，而是通过对所藏与所显以及体用关系的价值澄清和功能辨析，将仁和礼以及天道和人道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为用的深层关系揭橥于世，建构的是既崇仁又贵礼且尚义的价值圆融主义。船山在释《曲礼上》时进一步深化了“礼”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之价值论说，指出：“其为人之所独有而鸟兽之所必无者，礼而已矣。”并认为“故礼者，人道也。礼隐于心而不能著之于外，则仁义智信之心虽或偶发，亦因天机之乍动，与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无别，而人道毁矣”。所以“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的奥秘或真谛就在于“礼以显其用，而道德仁义乃成乎事矣”。

船山认为，这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在儒家《周官》《仪礼》和《礼记》三书中亦有相当的体现，指出：“故自始制而言之，则《记》所推论者体也，《周官》《仪礼》用也；自修行而言之，则《周官》《仪礼》体也，而《记》用也”。船山更由《礼记》与《周礼》的互为体用、相互依持中发见了其“以显天下之仁”的妙用，认识到儒家礼学对于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内在规定性及其最终确定价值，强调此即是中华文明的价值枢纽或核心价值理念，“舍是而无以为立人之本”，由此可见，礼是“《易》、《诗》、《书》、《春秋》之实蕴也”。

船山正是基于自己对儒家礼学真精神的深刻认识，在“悼大礼之已斩，惧人道之不立”之忧患意识的拱立下，且联想到自己“生际晦冥，遘闵幽怨”的人生遭逢，表达了“欲乘未死之暇，上溯《三礼》，下迄汉、晋、五季、唐、宋以及昭代之典礼，折衷得失，立之定断，以存先王之精意，征诸实用，远俟后哲” 的研修礼学之心志。虽然自己的礼记研修可能因“见闻交诎，年力不遑”导致“于微言未之或逮”的状况，但其对礼学“人禽之辨，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的自觉持守和价值眷注，真可谓“天心可鉴”。应该说，船山的《礼记章句》不仅“引伸先王之道而论定其义，辑礼经之所未备而发其大义”，而且“通其意以会其同，辨其显以达其微”，进而扬“先王穷理尽性、修己治人之道”，光大了儒家礼学体系。

船山礼学强调“天道之所藏”和“人道之所显”的本体意义和功能意义，并将礼视为一种根源于内心的对天道的崇敬以及对仁爱之道的遵循和持守，其本质的要求是“敬与爱”的合一。亦即：“礼之本无他，爱与敬而已矣。亲亲者，爱至矣，而何以益之？以敬。”“为父兄者，不以谐臣媚子自居，而陷子弟于便佞善柔之损，敬之至也。……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凛祗载以敬其父兄，嗃嗃乎礼行其简，庶几哉，可以嗣先，可以启后。” 礼既重对天道、天地、祖先和长者的敬重、尊敬，也重天人之间、人人之间的爱的对待，是爱敬合一之精神的传延与弘扬。船山礼学凸显了尚敬与尚爱的合一，既维护了礼的根蒂和基础，又引入了关系之平等性的爱意浇灌其中，从而使中华礼学历久弥新，获得了一种守正固本和平等相待的基质。

晚清名臣曾国藩服膺船山学说，对其礼学尤有推崇。在曾国藩看来，“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 。又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曾国藩继承了船山礼为修己治人之道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两个方面，由此阐发了“内期立身，外期辅世”为特色的儒家经世思想，凸显了礼在道德和政事中的地位。

郭嵩焘是继曾国藩之后弘扬船山学说的杰出代表，他执掌的思贤讲舍开启了专门祭祀王船山的活动，并借助聘请王闿运、王先谦来主持讲舍事宜使船山其人其学在湖湘大地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在郭嵩焘的心目中，王船山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了解礼，从而了解社会的道德秩序” 。郭嵩焘冀望弘扬王船山的礼学思想来找到挽救近代社会道德堕落的种子。

此后，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钱穆等新儒家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掘发了船山礼学的精意并促成了船山礼学的发展。

但是，相对于船山礼学的博大精深及其与经学的复杂关系，应该说，学人们对船山礼学的掘发与阐释还是较为初步的。这一状况对于船山学术的发扬亦有某种掣肘或不甚理想的作用。深度掘发船山礼学思想对于促进船山思想的全面系统研究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陈力祥教授早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以清醒的学术自觉敏锐地感受到了船山礼学思想研究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并以坚定的学术求索打开了船山礼学研究的大门，进而积十数年仰高钻坚之功夫，既探其堂奥，又溯其源流，推出了多部专论船山礼学思想的学术专著，如《王船山礼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王船山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理想——以礼之调适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首次全面系统揭示了王船山礼学思想的精神风貌。在前两部著作的基础上，最近又撰写出《王船山遵礼之道研究》。该著是力祥教授2016年申报成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以船山“遵礼之道”为主要研究对象，创造性地阐释了船山遵礼之道的依据、缘由、主要内容以及在船山礼学思想中的独特地位，可谓船山礼学思想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品读该著，我觉得其特色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该著建构了一个逻辑谨严而又自成一家之言的船山遵礼之道的研究体系。针对学术界关于船山遵礼之道研究几近阙失或严重不足的状况，力祥教授在皓首穷经的同时结合当代船山学研究的大势予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甄别剖判，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遵礼之气、遵礼之理、遵礼原则、遵礼德性、遵礼策略、遵礼旨归六个环节为线索，展开了对船山遵礼之道内在逻辑的深度探究和探赜索隐，向我们揭橥出船山何以要去遵礼、遵何种意义上的礼以及怎样遵礼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建构了一个既源于船山遵礼之道的内在精义又凸显出自己研究特色的理论体系。相对于已有的学术界关于船山礼学思想的研究，该著具有创新补白的学术价值，有助于进一步发掘礼文化、礼之道独特的价值，有助于丰富与发展船山礼学思想的研究内涵，拓宽船山礼学思想研究的新的视野，开拓船山礼学思想的新局面。

其次，该著对船山遵礼之道的内涵作出了颇富创发性的诠释和论证。从辨析“遵礼”不同于“用礼”“行礼”“知礼”及“贵礼”的地方入手，力祥教授坚持认为“遵礼”标示出伦理道德的主体性是建立在对外在规范的吸收、消化及应用的基础之上的。从内在方面来看，道德行为并不是一种随性的自然行为，不是缺乏工夫的现实实现；从外在方面来看，“礼”的践履必须经过一个日积月累的内化过程。道德主体的显示必须体现为一种工夫，即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并认为船山遵礼之道就是即用见体，寓道于器，于形而下中彰显形而上的道体。可以说，船山遵礼之道既重道德主体性的理性直觉，又重道德主体的躬行实践，是重工夫的“循礼”的规范性与强制性与重主体德性的“行礼”的自主性与自发性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该著关于船山遵礼之形上学基础的考察，较好地揭示出了船山气化流行和言道者必以人为归等思想命题的价值奠基意义，而对人礼同气之深层要义的掘发更凸显了礼是建立在人善体天地之化之基础上的价值证成。在对船山遵礼之现实依据的考察中，该著不特对人禽之辨予以特有的关注，更对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作出了较为厚重的理性分析和历史论证，凸显出了礼在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这三大根本性价值建构中的独特地位。船山礼学思想非常重视“礼”的工夫与实践，因此，“遵礼之道”所揭示的就是在践行礼的过程中所应该具备的诸要素及其之间的关联，即遵礼所要求的整体性、系统性。船山遵礼的理据和旨归可以归结为君子人格的塑造与人道的挺立，前者使得在处理人欲时礼的引导作用成为主流，后者则使得礼在辨人禽与防夷夏方面的界限作用得到强调。可以看出，遵礼的价值旨归逻辑先在地决定了遵礼理据的提出。遵礼之道的具体落实，在很大层面上得益于遵礼原则、遵礼德性、遵礼策略三者的共同作用。这些措施的全部落实，最终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即为遵礼旨归。应该说，这些颇具概括性的论述既出于船山礼学思想的精意，又是力祥教授对船山礼学思想精意的创造性掘发，显得弥足珍贵。

复次，该著对船山遵礼原则、遵礼德性以及遵礼策略的诠释与论述也是颇多新意的。遵礼原则意在考察整个遵礼体系有效践行的指导方针与方向，遵礼德性则要为这种践行提供一定的伦理道德基础。德性基础是一个人遵礼的前提与基础，无德之人遵礼是缘木求鱼。因此，遵礼德性主要要考察遵礼之人必然要具备哪些德性。遵礼践行则是一种为推进遵礼体系不断完善的机制保证。为了保证遵礼实践在现实中的有效落实，船山主要从四个大的方面给予了考察，分别是：神道设教、垂范劝喻、教育熏习、礼乐并进。在对诸多策略的考察中，该著既注重外在的强制与规范，又注重内在的引导与疏通，从形上神道到形下人道，从家庭熏陶到国家制约，从个体原点到群体维系，从约束范导到教化建构，从理论实施到艺术浸润，全方位地呈现出遵礼的实践路径。

最后，该著极大地彰显了船山遵礼之道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从应用价值来说，研究船山遵礼之道，有助于我们保持和谐优雅的道德心灵，培育一种和谐有序的伦理品质，锻铸一种在现代化生存境况下的健康的道德人格。当代社会所出现的系列道德滑坡现象，以及浸透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失序，均与“礼坏”和人们对礼文化、礼之道的蔑视、轻视或忽视有关。因此，研究船山的遵礼之道，对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所生发的道德冲突或道德困惑，必将起到非常重要的精神提撕和点染作用，有利于唤起人们尊道贵德、志道据德的伦理价值意识，重建或恢复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有利于和谐人生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对船山遵礼思想的研究与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促进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可以弥补现代社会只强调法制的预防与约束而忽略道德礼仪的引导与提升的缺陷与不足，为现代公民人格的塑造与形成提供一种继往开来式的借镜和价值参照。

以上管见，只是个人品读该著的一些不尽完善的心得体会。也许，读者用心细读力祥教授的这一著作，完全可以获得比我更为全面且丰富的学术识见，进而为更好地开掘船山礼学思想的源头活水提供动能。

著名船山学研究专家萧萐父《湘西草堂杂咏》其中第六首诗为“当年翁牗秉孤灯，笔隐惊雷俟解人。三百年来神不死，船山应共颂芳春”，颂扬了船山思想和人格三百年来不断传播扩展的精神魅力。可以说，船山之学在他在世时人们知之甚少而其逝世后随着著作的不断刊印才逐渐被世人接受认可的。这也确证了那些真正深刻而又洞见底蕴的理论观点和哲学命题总是可以经受时间的冲洗和考验，在数个世纪后仍然能够掀起人们心底的涟漪，获得跨越时空的学术认同和价值开掘。船山在湘西草堂艰苦著述的一个人生动原即是他为两百年以后的中国人所著述，历史已经对之作出了确定不移的回答。近代一百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船山魂、船山梦和着船山思想与时偕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乃至自由主义竞相掘发的资源和不得不予以珍视的民族精神财富。时至船山诞辰四百周年，海内外研究船山之学，敬仰船山风骨和精神价值，已经渐入高潮，诸种研究成果正在不断被推出，船山学术呈现出“源泉浑浑”、近乎井喷的状态。也许梁启超的话是对的，船山思想的真正复活只怕是在以后。随着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的波澜壮阔的复兴历程，船山思想和精神人格必将在未来一百年大放光华，成为我们民族自信和精神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开掘船山思想与迎接、促成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时代大潮相契合，弘扬船山精神与铸造中国公民大国素质和精神风范相承续，是一件扎根传统而又面向未来、立足本国而又放眼世界的继往开来之志业，这又是一件多么使人感到豪迈壮丽而又催人奋进的伟大事情啊！船山之学富含超越时空的独特神韵和魅力。让我们以力祥教授为榜样，自觉地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扎向船山思想的深处，并促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出更多更好的船山学研究成果，以迎接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是为序。

王泽应
2019年9月16日于岳麓山下景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