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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原有状态即天然状态，只能使人类像动物一样地生活，人类不会满足这种状态。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改变就是创造。创造是人的自觉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使世界出现了新东西，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创造来自需要与缺乏的矛盾。人需要某种东西，世界上没有，人就把它创造出来。
“创造”与“创新”是两个相近的概念。 “创新”有两层意思：“创”指人的活动，“新”指新的东西，是活动的效果。由于我们在界定“创造”时，已包含出新的内容，所以“创造”与“创新”并无大的区别。在学术上，“创新”最早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概念，当时这是个经济学概念。现在这个概念已经泛化了，有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教育创新、理论创新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把“创造”看作一个哲学概念。
创新是相对于守旧而言的。“新”与“旧”是相对的概念，所以创新也是相对的。在这个层次、意义上是创新，在别的层次、意义上，就不一定是创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创新只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创新具有层次性，即人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层次上创新，而不能在所有的层次上创新。
有人说自然界也会创造，因为自然界也会推陈出新，甚至新陈代谢。例如，自然界原来没有生命，后来有了，这就是创造。当然，如果我们把自然的进化（即出新的演化）也说成是创造，也并非绝对不可。但这样一来，就会影响我们对人类创造的本质与价值的认识。人类创造与自然演化都会出新，但二者有本质区别。自然演化并无事先的设计，人的创造则是设计的实现。同一种自然规律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多种可能的变化。自然变化都是在经常出现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出现的几率高，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如水从高处往低处流，热量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就是自然界的“惯常变化”。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模仿自然界的这些变化，如人工降雨。更重要的是人类可以对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条件进行选择，甚至制造条件。所以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使自然界发生一般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抽水机把水从低处抽向高处，空调造成室内外的温差。所以人类创造的新的物质形态和新的运动形态（如大炮和炮弹的发射）是在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关于这个道理，我在“人工自然观”一讲中，还会作比较详细的讨论。如果我们把人的创造与自然演化看作是同一种活动，就有可能把我们的创造活动扭曲为对自然的等待。再说，自然出新的速度十分缓慢，人类创新的速度则非常之快，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达尔文指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所发生的进化是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他曾引用过别人的一句话：“自然界在变异里是奢侈的，但在革新里是吝啬的。”
这话的意思是说，自然界虽然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要产生新的东西却很不容易。所以，“变异是一种长久持续的、缓慢的过程。”
而人工选择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可以培育出一个新的物种。所以自然选择是进化，而人工选择是创造。如果我们硬要把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都说成是创造，这岂不是贬低了人类创造活动的意义吗？
从哲学的角度讲，人是宇宙中惟一的“创造源”。世上没有“造物主” ，如果有，那不是上帝，只能是人。人是宇宙中惟一能进行创造的动物。人从动物来，又要远离动物而去，靠的是什么？创造。
“劳动创造了人” ，这就是说：“人创造了自己。”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没有创造，就没有人。人既是创造者，又是自己的创造物；既是创造主体，又是创造客体；既是自己的原因，又是自己的结果。创造是人类的生命，人是自己的第一个创造。
人类出现以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创造。文化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切的总和。人是有文化的动物，人无文化就无异于动物。所有的文化都是人的创造。马克思说：“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自身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因此，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
创造的概念有其生活的来源。我们所说的生产、劳动、工作、实践，其实质都是创造。
笛卡儿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此话固然有理，因为惟有人才能思考。但这话只讲了半个真理。人为什么要思考？人不是为思考而思考，思考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所以应当说：“我创造故我在。”
惟有创造才是人的本质，惟有创造才是人的使命。
人为什么能创造？
我们说过，人的本质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动物只能自发地、被动地、消极地适应自然界，惟有人才能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创造世界。这是因为惟有人具有使物质变精神，使精神变物质的能力，而所有的创造活动都是物质与精神相互转化的过程。创造可以分为两大类：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物质创造是精神变物质的过程，精神创造是物质变精神的过程。动物只有物质生命没有精神生命，所以动物只能使物质变物质，却不能使物质变精神，也不能使精神变物质。创造是有目的、有意识、有设计的活动，也就是有精神作用的活动。因此，单纯的物质变物质的活动，就只能是自然的演化。
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人能创造。弗兰克林说人是会制造和应用工具的动物，而制造和应用工具就是创造。离开了创造，无法理解人，无法理解人类文明，也无法理解人生活的世界。
创造应当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迄今为止，创造恰恰是哲学研究的薄弱部分。唯心主义会讲创造，那是上帝的创造、绝对精神的创造，不是人类现实的，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的创造活动。大约是为了同神学与唯心主义相区分，唯物主义者很少讲创造。从古代到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本体论问题。恩格斯说：“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显然，在本体论问题上不能讲创造，否则就会导致神创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的问题，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家一般都把它理解为思维能否反映存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两个方面，谈到世界可以认识就停止了。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研究状况基本就是如此，所以恩格斯当年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是符合当时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的。可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如果哲学只告诉我们如何认识世界，而不告诉我们如何改造世界，创造世界，那哲学就严重地脱离了实际。改造和创造世界的问题，是比认识世界更为基本的问题。
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概念，其内涵是客观实在，是在我们感觉之外并能被我们的感觉所反映的存在。这个概念同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基本问题是一致的，在本体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本体论的物质观不能代替我们对人造物的研究。人造物并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本体论的物质概念同人类的创造无关。
自然观是哲学的基础。长期以来自然观主要是研究天然自然，即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同人类活动无关的自然。在这种“无人”的自然观中，当然也不会有人类的创造活动。
在哲学上同创造的概念最接近的是实践。实践是人类能动的变革活动，包含有创造的含义，但“实践”与“创造”这两个概念细分还是有区别的，就像“运动”与“发展”有些区别一样。“运动”未揭示事物变化的方向——发展，“实践”也未揭示人的活动的方向——创新。实践也可分为重复性实践和创造性实践两种。哲学教科书一般都把实践当作认识论的基本范畴，着重叙述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相对于认识而言的实践，主要指的是人们的实际行动。讲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讲知识创造的问题，但未直接涉及到人类更为广泛的创造活动。所以现有的认识论还不完全就是我们所需要研究的创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