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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世紀末，安西四鎮盡數没蕃，唐朝勢力退出西域，吐蕃佔據了西域南道的鄯善、且末、于闐地區，並與回鶻對西域北道疏勒、龜兹、焉耆、西州、北庭展開激烈的争奪。直至842年吐蕃贊普朗達瑪遇刺，吐蕃國内大亂，龐大的吐蕃帝國隨之崩潰，吐蕃勢力方漸次從西域撤出。自8世紀末至9世紀上半葉的半個世紀中，于闐與唐朝的聯繫基本阻絶，因此關於這一段時期的歷史，漢文傳世史料基本没有記載。另一方面，由於在吐蕃統治時期，藏語很快取代漢語成爲于闐的第二官方語言，因此，除了在8世紀末殘存的部分漢文文書外，這一時期的史料主要是當地出土的大量藏文文獻和于闐文文獻。
近年來，隨着海外收藏的和田當地出土的于闐文文書的全部譯釋和藏文文書的整體刊布
[1]
，學者可以綜合利用于闐語、藏語和漢語文書對吐蕃統治于闐的歷史進行細緻的研究。對於吐蕃統治時期的于闐歷史的研究由來已久，托瑪斯（F. W. Thomas）、烏瑞（G. Uray）、武内紹人通過對藏文文獻的細緻梳理
[2]
，勾勒出了吐蕃統治于闐的軍政體制的基本框架。近年來，朱麗雙結合藏文文獻和漢文文獻的記載，爬梳了吐蕃統治時期于闐的行政區劃問題
[3]
，筆者也曾對吐蕃統治下于闐的職官和行政地理做過嘗試性的研究
。于闐語文獻的研究方面，在貝利（H. W. Bailey）、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和施傑我（P. O. Skjærvø）等人對于闐語文獻的奠基性的解讀工作之後，吉田豊和文欣對于闐語世俗文書的研究推進了對于闐的賦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認識
，張湛的博士論文則對老達瑪溝出土的吐蕃統治初期的于闐語文獻進行了重新釋讀，深入探討了吐蕃對于闐的賦役徵發等問題
[4]
。本文正是在前述研究基礎之上，綜合利用相關的藏語文獻、于闐語文獻和漢語文獻
，嘗試對吐蕃統治下于闐的軍事體制進行初步探討，以求對吐蕃統治于闐的歷史有一個總體的把握。
本文主要分爲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主要探究8世紀唐蕃交替時期于闐坎城、傑謝、藺城等鎮軍事地位的變化；第二部分根據和田所出藏語文書中有關“軍鎮”（khrom）的記録，探討吐蕃時期于闐在西域鎮防體系中的地位；第三部分分析吐蕃統治時期于闐以神山爲中心的鎮防體制，第四部分則討論吐蕃鎮守軍大量徵發于闐百姓參與戍守的問。
關於唐代于闐的鎮防體制，榮新江、陳國燦、朱麗雙等學者已經進行了詳盡的研究。《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中保存的《皇華四達記》，記載了唐代于闐所設的五個軍鎮：坎城鎮、蘭城鎮、胡弩鎮、固城鎮、吉良鎮
。五鎮中除去最南邊的胡弩鎮外，其餘坎城、藺城、固城、吉良四鎮均見於和田出土文書中。坎城鎮（Khaṃdva/ Phema）最早在和田所出漢語、于闐語文書中得到印證
。朱麗雙從語言學的角度正確地論證出“蘭城”爲“藺城”之訛，恰對譯于闐語文書的Nīña（尼壤）
，可與和田出土的漢文文書相印證
。固城鎮、吉良鎮也出現在和田出土的漢文文書中。麻札塔格遺址出土的Or.8212/1576（M.Tagh.0140）《唐司馬君静等配刀箭簿》中提到“張光宅固城付了”
，新疆博物館新獲和田文書09ZJ0042《唐軍部署擊賊文書》也提到“到固城團結”
，此處的“固城”應該就是固城鎮，然其于闐語名稱難以確證。吉良鎮也出現於和田出土的漢文文書中，朱麗雙指出，國家圖書館未刊布的和田漢文文書BH1—27中有“
吉
良等
鎮
界”之語
。
另外，漢文文書中最爲常見的傑謝鎮（Gaysāta），陳國燦認爲是坎城鎮之下的三級軍鎮
。
這些軍鎮在吐蕃佔領于闐的8世紀末發生了何種變化，其存廢情况，目前仍不十分清楚。由於和田地區出土的漢文、于闐文、藏文文書均得自于達瑪溝、麻札塔格、哈達里克等和田東部、北部地方，于闐以西的固城鎮和吉良鎮幾乎不見於此一時期的文書當中，因此我們衹能就材料較爲充足的傑謝鎮、坎城鎮、藺城鎮進行討論。
1. 傑謝鎮
首先來看傑謝鎮，傑謝鎮位於今達瑪溝以北沙漠中的丹丹烏里克遺址，係因于闐六城州下轄之傑謝鄉而設鎮。傑謝鄉之名見於中國人民大學藏GXW0062《傑謝百姓牒爲傑謝鄉百姓勿薩踵放免正税事》，以及一件私人藏漢文文書《唐貞元七年（791）七月傑謝鄉頭没里曜思牒》
。鎮中設知鎮官、判官、押官、行官
。傑謝又設有守捉使，見中國人民大學藏GXW0076號文書《唐某年坎城鎮牒傑謝鎮守捉使爲訪逃兵郭外生不獲事》及GXW0224《傑謝守捉文書》，俄藏Dx.18915《某年九月十七日傑謝鎮帖羊户爲市羊毛事》與Dx.18927《建中六年（785年）十二月廿一日行官魏忠順收駝麻抄》中提到的帖傑謝知鎮官楊晋卿的“守捉”和“守捉使”，可能是指傑謝守捉使。
丹丹烏里克遺址並未出土藏文文書，目前已知當地出土的年代最晚的漢文文書是上引《貞元七年（791）七月傑謝鄉頭没里曜思牒》，出土的最晚的于闐語文書爲SI P 103.31《于闐語某王二十二年薩波斯略租賃Puñargaṃ桑樹契約》和Or.6395/1（M.10）于闐語《尉遲曜二十二年（788）僱契》
，傑謝應是在791年之後不久就廢棄了。傑謝的廢棄可能是由於唐蕃戰争中傑謝百姓的外遷。Or. 6405（M 9A）《大曆三年（768）典成銑牒》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綫索，轉録如下
：
1 ]牒傑謝百姓並□[
2 傑謝百姓狀訴雜差科等
3 右 被鎮守軍牒稱：得傑謝百姓胡書，翻稱“上件百
4 姓 [ ]深憂養，蒼生頻年被賊損，莫知其
5 計。近日蒙差使移到六城。去載所著差科，並納
6 足。□□慈流，今年有小小差科，放至秋熟，依限輸
7 納。其人糧並在傑謝，未敢就取，伏望商量者。”
8 使判：“一切並放者。”其人糧，狀稱並〔在〕傑謝，未有處
9 分。□ 傑 謝 百姓胡書狀訴雜差科，準使判，牒所
10 由放。其人糧並在傑謝，欲往使人就取糧，未敢
11 □擅，執案諮取處分訖。各牒所由者。使又
12 判：“任自般運者。”故牒。
13 大曆三年三月廿三日典成銑牒
14 六城質邏刺史阿摩支尉遲信（？）
正如張廣達、榮新江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因爲“頻年被賊損”，所以傑謝鄉百姓被整體遷移至六城質邏地區，但百姓糧食盡在傑謝，百姓不敢擅自行動，因此上鎮守軍請求批准。據此，可知傑謝被賊擾時六城質邏地區是一個遷移的目的地。實際上，從傑謝的地理位置來看，傑謝在質邏的正北方，而傑謝本身即是六城之下的一個鄉，因此六城質邏地區是傑謝百姓最爲合適的遷移地點，791年之後的傑謝百姓很可能正是南遷到了達瑪溝一帶的六城質邏地區。
這一點可以從達瑪溝出土的吐蕃統治初期的于闐語文書中得到印證，這一時期的于闐服役名籍中多次出現來自傑謝的人丁姓名，如Or.11252/33于闐語《赴Āskura等地服kaṃtha-āsalyai役人名籍》和Or.11344/1于闐語《Āskūra等地烽子名籍》提到的“傑謝Vidyadatta” [5] 、Hedin 6+14于闐語《烽子名籍》提到的“傑謝Sudatt[” [6] 。該組于闐語文書年代在798—802年之間，此時傑謝當早已廢棄，而六城質邏地區派出的烽子中仍有傑謝百姓，説明這一時期六城質邏地區仍然存在着不少來自於傑謝的百姓，並且保留着傑謝這一籍貫。但是從藏文文獻中並未留存下傑謝的藏文名稱這一點來看，傑謝鄉之名在吐蕃統治後期已經逐漸被遺忘，而傑謝百姓應該已經完融入六城地區其他鄉之中。
2. 坎城鎮
在和田出土的漢文文書中，“坎城鎮”出現的頻率僅次於“傑謝鎮”，是于闐東部的軍事重鎮。“坎城”即《大唐西域記》之“媲摩”，根據段晴、文欣的研究，“坎城”一詞來自於媲摩（phema）地域内的“Kaṃdva”，因有城之故稱爲坎城，唐鎮守軍以之爲鎮名
。關於其地理位置，斯坦因認爲即今老達瑪溝的烏尊塔提（Uzun Tati），王北辰、文欣、朱麗雙認爲應在克里雅河一帶
，後一種意見似乎更加可靠。坎城之名又見於《舊唐書·郭元振傳》，景龍二年（708）十一月，突騎施可汗娑葛與其弟阿史那闕啜忠節爆發内戰，唐廷徵忠節入朝，忠節行至播仙城，回軍“勒兵攻陷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
。據上引《新唐書·地理志》，坎城設有守捉，亦見於GXW0062《傑謝百姓牒爲傑謝鄉百姓勿薩踵放免正税事》，録文如下
：
1 ]傑謝百姓等
2 ]勿薩踵是傑謝鄉百姓，其鄉去坎城守捉遠四百餘里，道路
3 ]往來於□，放免正税，錢輸納不闕，其□□差
4 ]新造使薄錢，恐不□□，牒送留須
（後缺）
劉子凡指出，傑謝鄉百姓應是被命令輸送税錢到坎城守捉，因道路懸遠而請求放免正税。可見坎城守捉可以直接向傑謝鄉百姓徵税，其地位應在傑謝守捉之上。GXW0154《唐都守捉文書》、GXW0223《唐都守捉牒爲吐蕃賊事》、GXW0240《唐都守捉殘牒》都提到“都守捉”一職，可能指的就是坎城守捉。
坎城在于闐語文獻中一般記作“Phema（媲摩）”，在藏文《牛角山授記》中音譯作“Phye ma”，但藏文文獻一般音譯其漢名爲“（s）K（h）am sheng”
。坎城守捉在于闐語中寫作“Phęmā śūkṣuhina”
[7]
，常見於唐朝統治時期的于闐語文書。傑謝文書中的Or.6399/1.5《傑謝殘牒》、Or.6401/2.2（G.1）于闐語《薩波Tturgäśī牒爲百姓納物事》、IOL Khot Wood 3（D.v.4）于闐語《薩波Tturgäśī牒薩波斯略（spāta Sīḍaka）爲徵馱畜往坎城事》和SI P 94.8于闐語《薩波Budadatta牒某人爲徵雜物事》四件文書，都提到命令自坎城守捉下達至傑謝。而根據文欣的統計，其他文書中提到徵給養送往坎城的文書也有十餘件
，這些牒文也應該是自坎城守捉下達的。
在吐蕃統治初期的文書中，Hedin 24于闐語漢語雙語《唐貞元十四年（798）閏四月典史懷□牒爲盡收人畜入坎城事》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件，這件文書證明在8世紀最後十年中唐朝軍隊曾與吐蕃反復争奪于闐，至少在這件文書形成的時候，唐朝軍隊曾再度收復于闐 [8] 。在798—802年這一段唐、吐蕃、回鶻争奪西域的時期中，坎城的作用充分體現出來，Hedin 21于闐語《尉遲曜三十二年（798）于闐王敕下六城質邏stānaḍa官並六城百姓爲輸送兵器於坎城事》和Hedin 20于闐語《尉遲曜三十六年（802）薩波Sudārrjaṃ牒刺史薩波Vidyadattä、破沙Sādarä等人爲盡收人畜入坎城防備事》，正是有關這一時期的最重要的史料。Or.11344/7于闐語《某年薩波Sudārrjāṃ牒破沙Sāṃdara爲盡收人畜入城防備事》與Hedin 20極爲類似，殘破的部分應該也是命令將人畜收入坎城，應該是吐蕃軍隊進入了坎城地區，故此要將人畜收入坎城中。順便提及，在達瑪溝出土的801年（蛇年）的三件屬於破沙Song 'dar（即Sāṃdara）和薩波Li Sor-zhong（即Sudārrjāṃ）的藏文契約（Hedin 1-3）中 [9] ，契約的一方都是吐蕃人，而且在Hedin 1中，破沙Song 'dar向正要回國的波噶千户（pod-kar gyi ste）的Rdol rmang-zigs購買其房舍，可見在六城質邏一帶是駐有吐蕃軍隊的 [10] 。
坎城的特殊地位還體現在吐蕃大使（thaiṣṣī）的駐扎，吐蕃大使bulāni rMamä Śi'rä頻繁見於吐蕃統治初期的于闐語文書中，這位大使就駐扎在坎城，除去下令徵酒、徵典厨（ṣapāñara）外，Or.11344/3于闐語《某王三十三年吐蕃大使論rMᶏmi Śi'rä下破沙Sāṃdara等人牒爲大鼓事》是一件有關防敵的文書
[11]
，文書中提到的大鼓作爲一種防敵警報系統在Or.11344/7、Hedin 20都有提到，這位大使應當是負責坎城、六城一帶防務的最高指揮官。武内紹人甚至據此認爲這位大使便是藏文文書中的銀告身將軍（dmag dpon），亦即監臨于闐王國的高級官員Li'i blon
，但這一説法並無證據支撐。
正如文欣所説，從唐朝統治時期到吐蕃統治初期，坎城是六城一帶的主要軍事基地，平時六城即向坎城輸送給養，一旦有警則人畜皆收入坎城防備，六城州與坎城形成一種特殊的共存共生的關係
。但是，由於在麻札塔格出土的吐蕃後期的于闐語文書和藏文文書中並未提到坎城，對於坎城在吐蕃統治後期的情况，仍然有待於進一步考索
。
3. 藺城鎮
藺城鎮即《大唐西域記》中的尼壤（于闐語Nīña），位於今天的尼雅（民豐縣），其地又設有藺城守捉，爲于闐國東境之邊防所在
。藺城鎮見於李吟屏刊布的策勒縣出土C.3號漢文文書，其中提到
：
2 ]九探回，狀稱：賊去在堡鬥[
3 ]牒蔺城鎮：差强壯[
4 ]意，星夜馳報，仍牒諸[
若該文書果爲策勒縣以北沙漠出土，則應是六城地區鎮守軍接到探候狀文，稱有賊至某堡，故牒藺城鎮差强壯鎮兵赴援。藺城之名又見於中國人民大學藏GXW0104《貞元六年（790）没里曜娑納藺城馱脚錢抄》
：
1 没里曜娑納藺城馱脚錢三仟三百廿拾文，
2 貞元六年十月廿五日，徵錢判官裴
3 迪抄，又伍拾文，迪。廿六日，又納六十文，迪。
其中提到的没里曜娑即上文提到的《唐貞元七年七月傑謝鄉頭没里曜思牒》中的“傑謝鄉頭没里曜思”
，此處的藺城馱脚錢顯然是傑謝鄉全體百姓所納。藺城又見於中國人民大學藏GXW0064號文書，其中提到“運藺城糧料交闕”。此外，在中國人民大學藏GXW0066《唐某年殘帖爲追吴楚林等事》、國圖藏BH—1、BH—2等文書中也都提到藺城，反映了藺城與傑謝之間密切的軍事聯繫
。
老達瑪溝出土的唐朝統治時期的于闐語文書中多提到尼壤，均與勿日桑宜受命徵馱畜往藺城有關
，可見唐代勿日桑宜所在的拔伽鄉承擔了爲藺城鎮輸納馱畜的任務。丹丹烏里克遺址出土的于闐語文書僅有SI P 103.39《薩波Ṣṣanīraka牒傑謝鄉頭斯略爲尼壤（Ñyīna）事》提到尼壤，但殘破不可讀。總之，唐代文書中所見的關於藺城的文書多是有關向藺城輸送糧食或馱畜，這印證了《大唐西域記》中其地自然環境惡劣的描寫，朱麗雙據此認爲此地僅設有軍鎮而無百姓，生活物資全靠六城地區供給，應當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吐蕃時期的于闐語文書中並没有提到尼壤，在和田出土的藏文文書中也没有找到尼壤的藏文名稱，很可能吐蕃時期藺城再度廢棄。
衆所周知，吐蕃帝國在新征服的河西、鄯善、勃律等地實行軍鎮（Khrom）—千户（Stong sde）制度
[12]
。以河西爲例，該地區被劃爲一個大的德論（Bdeblon）區域
[13]
，在德域會議的管轄下設有若干軍鎮（khrom），包括凉州軍鎮（Mkhar-tsan khrom）
[14]
、大夏川軍鎮（Dbyar-mo-thang khrom）、瓜州軍鎮（Kwa-cu khrom），軍鎮下轄各城（mkhar），城中百姓與部隊則編入各個千户
。其核心是在統治區基層以千户爲單位進行部落重組，將其納入到吐蕃的軍政序列，這種軍政合一的軍事體制保障了吐蕃對佔領區的絶對控制。
吐蕃佔領西域南道之後，即以薩毗（鄯善地區）和于闐作爲兩個重要的軍事基地。要想弄清楚吐蕃時期于闐的軍事地位，必須要對東部的鄯善地區的軍事設置有準確的認識，因此我們首先對吐蕃對鄯善的統治方式進行簡單的梳理。
由於唐中期鄯善地區没有大規模的百姓聚落和軍事存在，吐蕃在佔領該地區之後，便部署了大量蘇毗軍隊，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吐蕃殖民地。吐蕃的軍鎮—千户制度在此地得到全面推行，設立了薩毗軍鎮（Tshal byi khrom），其名見於Or.15000/441r（M.I.xvi.frag.19.+frag.2.），由德域會議管轄 [15] 。薩毗軍鎮境内布列一系列的城堡，包括大羅布（藏文名Nob ched-po，于闐文Nāka chitta-pu，即石城）、小羅布（藏文名Nob chung，于闐文Nāha chūnū，即屯城）、怯台（Ka dag，位於且末、若羌之間）、弩支城（Klu rce，于闐文Dūrtci）、薩毗城（Tshar byi）、播仙（Car chen或Phan san[？]，于闐文Ysabada parrūm） [16] ，怯台與大、小羅布城合稱“羅布三城”（Nob mkhar gsum） [17] 。各城都設有節兒。
薩毗軍鎮與其他軍鎮一樣，在薩毗設立薩毗將軍（Tshal-byi dmag-pon）、悉編（Spyan）、防禦使（dgra blon）、茹長（ru dpon）、總文書官（spyi'i yi-ge-pa）、法官（zhal-ce-pa）、岸（mngan）、岸文書官（mngan gi yi-ge-pa）、千户長（stong pon）、小千户長（stong cung）、營田使（zhing pon）等官職
。米蘭作爲一個軍事戍堡，類似於于闐的神山堡
，設有節兒、岸和防禦使，除此之外，米蘭還設有營田使（zhing pon）
[18]
、倉曹官（stsang mngan）
、税務官（khral pon）
[19]
、税務文書官（khral rtsis kyi yi-ge-pa）
[20]
，專門負責分田、徵税事務。文書中還提到小羅布的mgo rngon、城堡上師（rtse bla）和城堡醫生（rtse sman）
[21]
。米蘭地區存在大量的荒田，吐蕃軍隊駐扎在此地之後，即在此處進行分田，田地分爲王田（rje zhing）和官員私田，皆由普通士兵耕種，因此在米蘭設有農田官、倉曹官、税務官負責其事。
吐蕃在薩毗軍鎮駐有大量的軍隊，目前米蘭出土文書中所見的戍守士兵幾乎都是來自於孫波茹（sum-pa'i ru）下轄的千户，可見吐蕃派駐到薩毗軍鎮的千户主要是來自於孫波茹的蘇毗軍，這與蘇毗位於最靠近米蘭的吐蕃東北地區，可沿青海道直接到達薩毗是密切相關的。與此相對，麻札塔格遺址出土文書中已知的吐蕃士兵幾乎都是來自四茹（ru bzhi）及象雄茹（zhang-zhung gi ru）中的不同的茹和千户，這可能是與于闐佔領時間較晚和吐蕃進軍于闐的路綫是有着密切聯繫的
[22]
。米蘭地區還存在通頰千户（mthong-kyab kyi sde）
[23]
，在Or.15000/265r（M.I.i.23.）中我們還看到右茹朗迷（Lang myi）千户士兵編入通頰的記載
[24]
，成爲薩毗軍鎮的重要防衛力量
。分田和駐屯成爲薩毗軍鎮的兩項主要任務，這些薩毗軍和通頰軍在當地很可能形成了固定的聚落，這些殖民聚落確保了吐蕃在西域南道的軍事優勢。吐蕃王朝崩潰之後，這些聚落的繼續存在使得該地成爲歸義軍和于闐政權無法征服的胡戎之地。
薩毗軍鎮實際上是吐蕃統治西域的根基所在，吐蕃維持了于闐國的獨立地位，因此在防衛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倚助于闐本身的力量，以神山堡爲中心的鎮防體系更大程度上是一種警戒體系，其軍事地位遠不如駐有大批薩毗軍和通頰千户的薩毗軍鎮。薩毗軍鎮東則拱衛敦煌，西則監視于闐，南則護衛青海道，是吐蕃控禦西域的核心。
吐蕃統治時期，于闐國的于闐人社會仍是沿用了原有的坊村體制
，衹有駐守于闐的吐蕃軍隊仍以千户進行統轄。于闐是否與薩毗一樣也設立了軍鎮呢？
烏瑞根據麻札塔格出土的古藏文文書中多見khrom一詞，認爲于闐應該存在一個不知名的軍鎮
。武内紹人在《古藏文契約》一書中依據一件吐蕃人之間的《買馬契》Or.15000/138（M.Tagh.a.iv.00149），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這件契約雖然殘破，但在開頭却保留了軍鎮會議的召開者的名字，值得進行仔細的辨析
[25]
：
blon g.yu bzher dang blon[d--]thog rje lastsogs pa'i khrom gi['dun sa].
論玉協（G.yu bzher）與論……朵兒（[d--] thog rje）等人〔召開〕軍鎮會議〔之時〕。
這種以軍鎮會議標示契約訂立時間的做法是吐蕃契約的慣例，而契約訂立的地點也一定是處在該軍鎮會議的管轄範圍内
[26]
，武内紹人據此認爲于闐一定存在一個未知軍鎮
[27]
。但武内紹人忽略了會議召開者的身份，契約中的軍鎮會議召開者之一玉協（G.yu bzher）不見於其他麻札塔格出土文書，但是在米蘭出土的牒文中却多次出現
，而且出現在米蘭出土的Or.15000/269（M.I.i.25.a.+26.+40）《薩毗軍鎮告身文書》末尾的軍鎮官員名單當中
[28]
，顯然是薩毗軍鎮的一位官員。契約中提到的軍鎮無疑就是薩毗軍鎮，之所以麻札塔格的契約要用薩毗軍鎮會議標示時間，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這件契約是從薩毗軍鎮攜帶而來，二是契約訂立於神山，但由於于闐境内没有軍鎮，故此地吐蕃人訂立契約時使用薩毗軍鎮會議標示時間。總之，都不能證明于闐存在軍鎮。
麻札塔格文書中另有兩件類似的契約：一件是Or.15000/160r（M.Tagh.a.vi.0062）
，契約開頭似乎是以軍鎮會議標示時間
：
spr[e] 'u lo 'i ston mgar khrom…
後年秋天鎮城……
另一件契約Or.8212/1529r（M.Tagh.085）殘缺更甚，時間部分僅存“等（召開）的軍鎮（會議）（las stsogs pa'i khrom/ shing [t][…”
。這兩處的khrom還無法確定是哪個軍鎮。
在其他麻札塔格出土的文書中也多次提到“khrom”一詞，雖然没有提到軍鎮的名字，但是也透露出一些蛛絲馬迹。提到khrom的文書除了M.Tagh.a.v.001是木簡外，其餘都是紙文書。前者提到“…/dbyild cung rtse khrom du／su…” [29] ，由於過於殘破，我們無法確知此處“khrom”的具體意思，而且由於目前没有圖版可供參照，我們無法確保此處録文的準確性。但是根據IOL Tib N 1743（M.T.a.v.006），這個Dbyild cung rtse應是一個有三四名烽子駐守的烽燧（詳參下文），在這樣的地方設置一個軍鎮是不可思議的。
其餘提到“khrom”的麻札塔格文書都是往來的書信，羅列如下：
1. Or.15000/33（M.Tagh. 0512.）《Phyi-mtho致論莽熱（blon Mang bzher）書》 [30] ：
…spya[n ched?]po khrom du ma thal ba dang/…khrom du ma mchis//…
大悉編未至軍鎮……他未去軍鎮
2. Or.15000/95（M.Tagh.a.iii.0067.）《Khar long致大人（jo co）Rgya書》
：
… /[g]rom du yI ge spring ba'i rmams nI rngo nam shi la brtsangste gtang…
送去軍鎮的文牒都已交給Rngo-nam-shi。
3. Or.15000/119（M.Tagh.a.iv.00128.）《Legs zigs致大人Stag stsang bzher書》 [31] ：
… tshal byIr mchis nas/…/rlang stagu khrom pa la…
我已至薩毗……Rlang stagu鎮人（？）……
4. Or.15000/113（M.Tagh.a.iv.00122.）《致神山大人赤熱、傑熱、智熱書》 [32] ：
khrom na[s sku bla gsol] ba b[d-] su … [khro]m na phrin [phar?] mchi …
軍鎮中顯貴請求……軍鎮中傳來壞消息……
5. Or.15000/183（M.Tagh.b.i.0095.）《Lha ri skyes致傑熱（Rgyal bzher）書》 [33] ：
…bar du thugs bde'i myi bde' mchid yige las snyund gsol zhing mchis// khrom na yang cung rtsan dang snang bzher dang lha bzang la stsogs pa la nong zho ni ma mchis// rgyal zigs lha rtsa skyes kyang sos khyis yul du mchi zhes mchi na/…
今以書信問候您安康否。據悉，軍鎮中Cung rtsan、Snang bzher與Lha bzang等人皆未生疾病，Rgyal zigs Lha rtsa skyes亦康復，正來此地。
6. Or.15000/184（M.Tagh.b.i.0096.）《Dphal 'dus致Rgyal bzher legs tsan書》 [34] ：
…khrom na[s] ‘drul ba dag ’ongs na/ stong sde la nye zho slad ma ni myed/…
軍鎮信使已來，千户（長）後亦無疾。
7. Or.15000/186r（M.Tagh.b.i.0098.）《Legs rma、Khrom legs致曩兒波赤熱書》 [35] ：
… //byI glang pa yang khrom du nI khral phran… las bton ches […
Byi glang pa並軍鎮中小税……送出（？）
8. Or.15000/231（M.Tagh.c.i.0068.）《Legs tshan致班熱（…'Pan bzher）書》
：
… /khrom du bzhud [du? bad?] …
……去軍鎮
以上爲麻札塔格出土文書中提到的“軍鎮”的書信，這些書信大部分是由外地寄到神山的公私書狀，雖然都未寫明發出地，但根據書信内容可以推定其中幾件的來處。第3件書信提到“我已至薩毗”，基本可以確定該書信是從薩毗軍鎮寄來 [36] 。第1件文書提到“大悉編”（spyan ched po），這一高級官職多設於河西和薩毗的軍鎮當中，在和田地區出土的文書中僅此一見，米蘭出土的木簡IOL Tib N 503（M.I.x.6）即是正駐於小羅布的大悉編寄給大羅布（Nob ched po，鄯善）節兒和尚論的信簡 [37] ，第1件書信中的大悉編可能正是指這一位而言，此處軍鎮也相應地是指薩毗軍鎮。第5件提到“rgyal zigs Lha rtsa skyes”，其人又作爲見證人出現在米蘭出土的Or.15000/426r（M.I.xiv.109.）《巳年買犛牛契》和Or.15000/390（M.I.xiv.24.）《卯年借貸契約》中 [38] ，明顯爲薩毗軍鎮的官員 [39] ，則此處提到的軍鎮應是薩毗軍鎮無疑。第6件提到了軍鎮中的千户長的情况，雖然駐扎于闐的吐蕃士兵仍隸屬於千户，但是在和田地區出土的文書中並未提到有整個千户駐屯，也没有提到有千户長的存在，相反在實行軍鎮—千户制度的鄯善地區，千户長是很普遍存在的，這裏提到的軍鎮也應該是薩毗軍鎮。其餘3件文書雖然因過於殘破無法確定其“軍鎮”具體何指，很有可能也是指薩毗軍鎮。
總之，到目前爲止，我們没有發現于闐設立軍鎮的明顯證據，大部分證據都將麻札塔格出土文書中提到的軍鎮反而指向了薩毗軍鎮，于闐地區應該並没有設立軍鎮。神山與薩毗軍鎮之間存在密切的政令往來，而薩毗軍鎮的軍事地位要更爲重要，很有可能于闐地區的吐蕃軍隊是受薩毗軍鎮的管轄的。
與唐軍類似，吐蕃軍隊也有比較完備的烽燧警戒系統，這一點在唐朝的史料中多見記載。《通典·邊防典》記載：“〔吐蕃〕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燧。”
《新唐書·吐蕃傳》：“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寇舉烽。”
新發現的敦煌藏文兵制文書中也詳細規定了吐蕃軍隊安營之後在周圍布置偵查斥候之事
：
在敵方凶險之地扎營……依地勢而擇一險峻之地堅守之，並布置探馬（rta ra）、步哨（rkang ra）等……斥候（bya ra）、探馬（rta ra）、步哨（rkang ra）、近哨（nye ra）等由諸尚論依地勢而派設。扎營或臨巖石，或在斷巖，或依水，或靠山，要盡擇險要之地。
這種根據地形設置斥候的規定可以與下文討論的吐蕃烽燧體系相印證。
在麻札塔格等遺址中出土的藏文文書絶大部分都是與駐防有關的軍事文書，爲我們從内部觀察駐扎在于闐的吐蕃軍隊提供了絶佳的素材。吐蕃在于闐地區的山峰（rtse）上設立了衆多的類似於烽燧的瞭望哨，每個瞭望哨中駐扎有包括三四名士兵的“tshugs”，有的學者將這些“tshugs”翻譯成四人隊
。
麻札塔格出土的相當部分藏文文書是上烽士兵的名籍，稱作“so rjed”（意爲“戍兵名籍”） [40] ，主要爲木簡，也包括一些紙質文書，紙質文書主要是較長的士兵名籍和烽子駐地表 [41] 。Or.15000/183（M.T.b.i.0095）是一件比較典型的烽子駐地表 [42] ：
1] gyi rtse na b[o]d gnyis li gny[i]s/ stag rtse khri skugs 'jor na bod gsum/ la/ grom pa'i
2] sde my[i] tshes kong/ myang ro'i sde lo nan myes chung/ rtsal mo pag gi sde
3] snya shur stag bzang///
4] bye ma 'dord gyi rtse na bod gnyis li gchig/ yang rtsang gi sde phur myi rke tung/ 'o tso pag gi sde sro
5] sti（lti?）kro/ tshard jam nya'i li ce'u 'do// 'o tong gy[u] mo na bod gnyis li gchig/ phod kar gyi…
1-3] ……之峰有2個吐蕃人和2個于闐人。Stag rtse khri skugs 'jor有3個吐蕃人：
（即）仲巴千户My[i] tshes kong，娘若千户Lo nan myes chung，蔡莫巴千户Snya shur stag bzang。
4-5] ……bye ma 'dord之峰有2個吐蕃人和1個于闐人。（即）雅藏千户Phur myi rke tung，俄卓巴千户Sro sti（lti?）kro，恰那（jam nya）鄉（tshar）的于闐人Jam nya'i li ce'u 'do。
'O tong gy] mo有2個吐蕃人和1個于闐人：（即）波噶千户的……
藏文木簡多記載某一個烽燧的駐守士兵名籍，藏文木簡中經常出現的“兵簡”（so byang）一詞，應該就是指這些烽子名籍木簡。由於這些士兵被稱爲“守山者（ri zug pa）”，武内紹人稱這些木簡爲“守山木簡”（Hill-stationing [ri zug]），據其統計這些木簡總共有八十餘件。其中部分木簡爲較短的烽子名籍，記録上烽成員姓名、籍貫，吐蕃人則繫於千户之下，于闐人則繫於tshar或srang之下。據此可知，每一個tshugs中約有三到四人，其中兩人爲吐蕃士兵，配以一到兩名于闐人。但這種人員組成並不固定，有時整個tshugs全部爲吐蕃人。吐蕃人主要擔任烽帥（tshugs pon）、烽副（'og pon），于闐人擔任典厨（byan po）、厨副（byan g.yog），專門負責膳食和後勤工作。烽燧組織主要負責長期的駐守警戒，其每次輪番的期限至少一個月，而據IOL Tib N 1629（M.T.a.iv.005）號木簡，神山附近的Zhugs ngam峰的烽子（so 'dzu nyul）駐守時間長達一年零兩個月。根據Or.15000/6r（M.Tagh.0488），這些烽燧中可能配備了馬匹 [43] 。
還有相當部分木簡記載了神山附近的烽燧請求或領收給養（ri zugi brgyags）的信息，這些木簡應該是稱作“給養木簡”（brgyags byang）
[44]
，可以借此瞭解吐蕃駐守軍隊的給養情况。在托瑪斯研究的基礎上
[45]
，武内紹人對這些木簡的内容和形態都作了細緻的研究，于闐地區的烽燧給養木簡都有統一的製作流程和範式，木簡上寫明烽子駐地和給養種類及數量，主要包括青稞（nas）、麵粉（pye）、小麥（gro）、飲料（skyems）及粟（khre），一般在木簡一段的正背面刻有標識糧食數量的長短凹槽，背面有時由烽子寫上簡短的請糧或者領收信息，木簡一段常常被切去一角以備勘驗，如符契之制
。這種將木簡用作糧食領收憑證的做法與和田地區出土的于闐語糧食領收木簡非常類似，很有可能是借鑒了後者的做法
。根據已經刊布的木簡來看，這些烽燧是以神山爲中心展開的，一般都向神山請求給養，這些請求給養的信牘再通過沿綫的烽燧最終傳遞到神山的節兒手中，由神山統一調撥。
爲了滿足駐軍的給養，神山專門設立吐蕃人岸（mngan）和于闐人岸（Li mngan），接收附近寺院和村落交納的糧食，協調給養的分配和運輸。吐蕃鎮守軍的給養由于闐當地百姓負責，這些給養被稱爲“于闐給養”（li brgyags） [46] 。向神山運送給養的藏文文書比較多，尤其是領收文書一類的木簡和紙質文書，一般注明運送時間、目的地、般運子（ltang sags）姓名及物品數量，並在末尾寫上“勿得迷失，否則將受重罰”之類的警戒語句，如Or.15000/24（M.T.0501）、H.2就是于闐人運送大麥至神山的領受文書 [47] 。由於于闐人對於當地自然環境和路綫的熟悉，吐蕃鎮守軍大量利用于闐人作爲信使和搬運工。Or.15000/210（M.T.b.ii.001）是駐守在Pe'u mar的吐蕃士兵致神山防禦使的書信，信中彙報了一起駐守的于闐人的情况，一個生病，一個怠惰，另一個則被派出求取給養 [48] 。IOL Tib N 1386（M.T.0574）則記録了運送給養的奴僕（'bang myi）Lo ci因迷路而致使Seng ka峰夏季末月的給養（三藏升青稞及三藏升麵粉）不能送達的事情 [49] ，從這個奴僕的名字來看，此人應是于闐的依附人。但也有吐谷渾人充任運糧人（stsang 'dren或ltang sags）的例子，如Or.15000/185（M.T.b.i.0097）和Or.15000/24（M.T.0501）提到往神山運送一百四十藏斗（khal）小麥的G.yu brtsan [50] 。
除去烽子外，藏文文書還時常出現稱爲“so nyul”的士兵，“so nyul”應是與烽子相配合的另外兵種，nyul爲“流浪、漫遊”的意思，“so nyul”指偵察兵、巡邏兵 [51] ，如唐軍中之游奕、探候。麻札塔格出土的Or.15000/150（M.T.a.v.0015）、IOL Tib N 1102（M.T.001）及IOL Tib N 1924（M.T.b.ii.0028）幾件文書中提到的“So nyul”都是在神山堡和諸烽燧間往來傳遞情報的士兵的形象 [52] ，可以想象在神山堡周圍星羅棋布的烽燧之間，一定存在着大量的探候往來羅截、傳遞軍情，使得各個烽燧連成一張嚴密的情報網。
神山作爲于闐北部的軍事中心，保存有大量各個烽燧的士兵名籍和給養支出曆。神山周圍烽燧的士兵應該都是由神山派駐的。根據M.T.a.iii.003中“神山chab rgyud的首領Stag rtsang bzher”，神山地區似乎設立了稱作“chab rgyud”的機構。而根據Or.15000/122（M.Tagh.a.iv.00131.）所記載的“冬月召集大chab rgyud之士兵……與Stag Klu bzher、論Mtsho bzang徵兵”
[53]
，chab rgyud似乎是一個軍事區域，可能正是指神山周圍的烽燧組成的防區。根據下文的烽燧表可知，神山周圍存在着近六十個烽燧，類似的軍事據點名稱在和田地區出土的唐代漢文文書中鮮有提及。從這些烽燧名稱中體現的吐蕃方式的命名法來看
[54]
，這些烽燧應該是吐蕃鎮守軍設立的，而非沿用已有的駐防體系。這些烽燧的作用主要是傳遞警訊，但是是否如漢地以烽火示警呢？我們並未看到有關烽火的記載，相反，一種敲擊大鼓傳遞警訊的警報系統則非常多見，如這一時期的于闐語文書Or.11344/3、Or.11344/7和Hedin 20，大鼓在神山、六城各地均有設置，鼓聲代表有敵人來襲，與擊鼓配套的措施是將當地百姓、牲畜盡數收入城中，並且派出騎手向附近聚落或城鎮報信。這種大鼓傳警的方式似乎在于闐由來已久，玄奘在行經于闐國時記載了當地的龍鼓傳説，《大唐西域記》載：玉龍喀什河斷流，于闐大臣捨身入河爲龍女之夫，龍女賜大鼓，“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震聲”
。這是否與于闐當地缺乏燃料有關，不得而知
。
神山與于闐國都之間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藏文文書中不少是于闐神山之間來往的書狀
[55]
，據IOL Tib N 2046（M.Tagh.c.ii.0040），自于闐至神山岸本一日間傳信甚至達到五次之多
[56]
。在Or.15000/180（M.Tagh.b.i.0092）中，于闐王甚至親自寫信向神山的官員解釋前不久發生的貢品搶劫案件
[57]
。托瑪斯據此認爲神山是吐蕃統治于闐的軍事中心，于闐國都亦受神山節兒管轄
[58]
，這種觀點爲之後的學者所繼承
。而根據麻札塔格出土木簡IOL Tib N 2135（M.T.c.iii.0074）所存的殘文“從德域會議（bde gams gyI 'dun tsa nas）……”來看，神山似乎與統治河西的德域會議存在着某種政令上的聯繫
[59]
。
如上文所述，關於神山與東部的薩毗軍鎮之間政務往來的文書非常多，兩地間存在着人員和通信的密切往來。Or.15000/120r（M.Tagh.a.iv.00129.）是由Legs bzang寄給大人（jo co）Cung […]的書信
，而Legs bzang是常見於米蘭出土文書中的一位官員
[60]
。假如將麻札塔格和米蘭兩地文書中所見的人名作一系統的梳理，我們會發現更多的像這樣的兩地交往的綫索。
吐蕃統治時期于闐與薩毗存在着政務和防務的密切聯繫，與西部的疏勒（Shu lig）似乎並未建立起穩固的聯繫，文書中反映的疏勒多處於戰事之中。Or.15000/227r（M.Tagh.c.0028.）就曾提到疏勒的信息
[61]
，但是顯然不是政務的交流。從于闐語文書來看，吐蕃統治于闐初期的文書中，Hedin 20于闐語《某王三十六年薩波（spāta）Sudārrjaṃ牒刺史薩波Vidyadattä、破沙Sādarä等爲盡收人畜入坎城防備事》和Or.11344/7于闐語《某年薩波（spāta）Sudārrjāṃ牒破沙Sāṃdara爲盡收人畜入城防備事》兩件文書提到了吐蕃與回鶻在疏勒的戰事
[62]
，之後的于闐語文書中再也没有提到過佉沙（Khyeṣa），由此可見，吐蕃並未在疏勒建立起穩固的統治。回鶻保義可汗（Ay Tängridä Qut Bulmïš Alp Bilgä Qaγan，808—821年在位）時期完成的《摩尼教贊美詩集》（Maḥrnāmag）提到摩尼教會的五個據點，佉沙（'rqcyk）則是據點之一龜兹的下屬城鎮
，説明最晚在這個時候，回鶻已經奪取了疏勒
。
在于闐語文書中，有一類與藏文烽子類似的群體，名爲“spᶏśara”，是“守望者、觀察者”的意思，其動詞形式是“spᶏśaña”（看，守望）
[63]
。在老達瑪溝出土的798—802年期間的于闐語文書中，存在十幾件于闐語上番的守望者（spᶏśara）名籍
[64]
。與前述藏文的烽子駐地表和烽子名籍不同，這些名籍先列上番時間，其後繫以上番人員的本貫和姓名，基本上每月的月初和月中各派出一番，其來源則涵蓋了六城州所屬的每個鄉
。
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懷疑達瑪溝出土的于闐語文書中提到的守望者就是藏文文書中與吐蕃士兵一同上烽的于闐人烽子 [65] ，但是由於這些守望者名籍與藏文的烽子駐地表和烽子名籍存在着格式上的差别，無法確知其組織方式和工作内容，因此難以確證兩者是否可以勘同。幸運的是，麻札塔格出土的于闐語文書中保存了一件《于闐語spᶏśara駐地表》：IOL Khot 46/5（M.T.a.i.0043），其年代也是在吐蕃統治時期，可以與藏文烽子駐地表相印證。該文書左側殘缺，除去翻譯存疑的第2行後半行外，格式基本上與藏文烽子駐地表一致 [66] ：
1 huttukyumāṃ bisai spaśari. śiraṇvā ṣanīraka x x /
2 tsau kṣi'hi' bisai spaśari. ttulajsä
śirī pe /
3 vaṣṭa gari khrraysūṃ bisai. gūmaṃdāṃ
/
4 kai'cattä nalaña bisai spaśari
khaina[kä
5 || haiña pau[ḍ]īṃ -I –ā x /
1在Huttukyumāṃ的烽子（spᶏśara），其中有Śiraṇas Śanīraka……
2在Tsau kṣi'hi'的烽子，Ttulajsa受（？）其保護（？）……
3駐於神山Khrraysūṃ，來自於Gumaṃda的Sāmade……
4在Cata Nalaña的烽子，來自於Khᶏnara的Khainaka……
文書中提到的地名應是從藏文翻譯而來，Huttukyumāṃ就是藏文文書中最爲常見的烽子駐扎地點Ho-ton gyu-mo（參附表），而這些spᶏśara就是派駐於Ho-ton gyu-mo等地的于闐人烽子。Or. 12637/14.2（M.T.0429）是在麻札塔格遺址發現的一件于闐語烽子名籍，該文書毁損嚴重，僅存2行 [67] ：
1 mūtca'ji māśtä — starai khrram
spaśaña
2 dä drvāttīrä vasade —
—
1 在mūtca'ji月，典吏（khrram
）Starai確定了烽子名籍
[68]
：
2 來自Drvāttīra的Vasade……
可見，這些于闐烽子名籍是由于闐典吏所確定的。另外一件麻札塔格于闐語上烽文書IOL Khot 47/5（M.T.a.ii.00112）中，則提到一位于闐百姓取消上烽，由某人代役的情况
[69]
。達瑪溝于闐語烽子名籍不注上烽地點，應該是于闐烽子被分配往不同駐守地點之前的原始名册。那麽，這些六城一帶的烽子是否是被送到麻札塔格接受分配呢？達瑪溝有關烽子的文書中並未提及神山，實際上，在吐蕃統治于闐初期的798—802年左右，以神山爲中心的北方鎮防體系似乎並未成形。而在Or.11254/34r于闐語《尉遲曜三十六年（802）六城質邏薩波Sudārrjāṃ狀上内廷（haṃdara prū）爲上烽並納糧事》
，這裏提到六城質邏薩波Sudārrjāṃ將烽子名籍彙報給内廷，很有可能這一時期，六城的于闐烽子是在于闐國都被分配到不同的駐守地點的。
于闐人與吐蕃人一同上烽，因此時常出現雙方互相代役的情况，這可以從達瑪溝的于闐語文書中得到印證。Or.11344/1是六城于闐人五個月内上烽的名籍，其中3次提到吐蕃人代替于闐百姓Sude出勤（第9、14、22行） [70] ，而在另一件性質相同的于闐人烽子名籍Or.11344/8中，拔伽百姓Mulaka則代替吐蕃人上烽 [71] 。從目前的契約文書來看，這種代役一般是以僱傭的方式進行的。瑞典藏斯文赫定收集品Hedin 3是一件801年的藏文僱契 [72] ，内容是質邏薩波Li bsar-gzhong僱傭Zho-nal mor-ldogs服兵役（so [res]），約定歸來後以六石酒爲酬勞，Sudārrjāṃ的同僚破沙So dar作保人。那麽受僱傭人Zho-nal mor-ldogs是不是吐蕃人呢？這明顯是一個吐蕃名字，而且契約以藏文書寫，該契約的一方應該就是吐蕃人，目前還没有發現于闐人之間用藏文訂立契約的例子，衹有在訂立契約一方或雙方是吐蕃人的情况下纔用藏文書寫契約。另外，這件契約的三個知見人皆是吐蕃名字，而且其中兩個出現在上文提及的Hedin 1《吐蕃士兵Rdol-rmang-zigs賣舍契》的知見人名單中 [73] ，顯然都是吐蕃人。因此，Zho-nal mor-ldogs就是吐蕃人，而這裏所説的兵役其實就是上烽戍守。由此可見即便是于闐的基層官員也無法免除上烽之役，但可以僱傭他人代役，而且僱傭對象也包括吐蕃人。當然也存在吐蕃人僱傭于闐人服役的例子，俄藏彼得羅夫斯基（N. F. Petrovsky）收集品中的唯一一件藏文僱傭契約——SI P/135——也是出自老達瑪溝一帶，該契約年代爲卯年（808年或796年），吐蕃人Za-ga khrom-pa僱傭質邏百姓Li ar-sel爲一年長工（lo gla），爲其服兵役及雜役等等 [74] 。
吐蕃人和于闐人的地位並非如契約中所見的那麽平等，在聯合上烽的過程中，于闐人受吐蕃士兵的指揮，負責吐蕃士兵的飲食，一旦犯錯則要受到嚴厲的懲罰，處於近乎僕役的地位，于闐烽子逃亡事情似乎時常發生。IOL Tib N 1638（M.T.a.iv.0014）即是某烽帥（tshugs po）向神山官員彙報于闐烽子逃跑的木簡 [75] 。哈達里克遺址出土Or.15000/256 r（Khad.052.）《于闐厨副贖罪契》則記録一件于闐厨副與吐蕃士兵間的訴訟案件，在'Bu zhang的Yol ba ri駐扎的于闐厨副（byan g.yog）Li Su dad cis因爲數次犯錯被判死刑，不得不向一同戍守的烽帥（tshug pon）等其他三人賠償4500銅子（dong tse）方得以贖罪 [76] 。值得注意的是Yol ba ri這一地點也常常出現在麻札塔格出土的烽子駐地表中（參附表），所以很有可能哈達里克一帶的Yol ba ri在當時也是歸神山管轄。
于闐烽子的裝備和馬匹都是由當地百姓供應，給養的大部分則是自行籌措。Hedin 8提到命六城百姓爲spᶏśara買馬 [77] ，而Hedin 18于闐語《尉遲曜三十三年（799）七月ṣṣau cviṃdū牒爲六城買駝事》則是一件六城百姓爲spᶏśara買駝的牒文，這説明spᶏśara配有馬或駝，並由于闐當地百姓出資購買。大量的于闐人被徵發到吐蕃軍中、離家戍守，同時還要負擔各種差科，極大地增加了于闐百姓的賦役負擔，影響了于闐百姓的日常生活。麻札塔格文書中有不少寫於吐蕃時期的于闐語家信，記録了駐守當地的于闐人官員和士兵與遠方親人聯繫的點滴。如IOL Khot 41/1（M.T.a.i.0033）是神山薩波Īramaña給妻子的家信，在信中，他首先問候妻子和家人，然後叮囑妻子照顧好家裏的農田和牲畜，然後請妻子爲其準備好麵粉、麻油、粗糖和毛氈等給養，讓其長子帶給他 [78] 。IOL Khot 47/7（M.T.a.ii.0084）應該是在神山一帶戍守的普通于闐烽子Sidavaṃda寄給家中母親的殘書信，信中説他已來此地多日，與他人未生争執，但非常想念家人，書信最後也提到給養的問題 [79] 。
吐蕃徵發當地于闐百姓參與鎮防的做法似乎是借鑒了唐軍的做法，俄藏Dx.18917《唐貞元四年（788）五月傑謝百姓瑟□諾牒爲伊魯欠負錢事》中，提到傑謝地區的游奕副使任用伊魯這樣的傑謝百姓充當神山路探候
，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BH1—10號漢文文書就是一件于闐當地一隊包括馬軍和步軍在内的“團結蕃兵”的名籍
，可見在唐朝統治于闐末期，也曾利用當地胡人甚至組織蕃兵參與當地鎮防體系中。但在吐蕃統治時期，徵發的規模變得更大，達瑪溝文書中所見的烽子名籍涉及六城所有的鄉，幾乎所有的家庭都要派出男丁定期參與戍防和提供給養，而在麻札塔格藏文烽子名籍中所見的于闐人籍貫則遍及四十多個鄉（tshar）
。出現這種狀况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吐蕃在于闐的鎮守軍數量有限，因此必須大量徵發于闐百姓服役，以補充兵力和供給之不足。
從民族交往的角度來看，吐蕃人與于闐人的聯合戍守，使得雙方接觸變得十分廣泛，契約中所見的吐蕃人與于闐人的經濟往來很多都是發生在一同戍守的烽子當中。另一方面，于闐烽子爲吐蕃士兵服務、受吐蕃官員管理，與吐蕃人之間的公文往來、訂立契約也都是使用藏語，藏語實際上成爲上烽的于闐人的工作語言。公元10世紀時藏語甚至成爲于闐王國與敦煌歸義軍政權之間外交語言，這與吐蕃統治時期藏語在于闐官方和百姓中的流行是密不可分的。
8世紀末，吐蕃佔領于闐，唐朝鎮守軍原先設立的藺城、傑謝等鎮逐漸廢棄，傑謝的百姓很可能整體遷移到達瑪溝一帶的六城地區。坎城鎮在相當一段時期内依然是本地區的軍事重鎮，吐蕃在此地派駐一位大使，其他鎮則漸漸無聞，很有可能是廢棄了。
在吐蕃統治西域南道時期，薩毗軍鎮是吐蕃控禦西域的核心，吐蕃將本土西北部的蘇毗軍大規模遷移到鄯善地區，並且分土定居，改變了當地的民族構成，和田地區出土藏文文書中提到的軍鎮（Khrom）多數情况下都是指薩毗軍鎮，可見薩毗軍鎮和神山之間應該存在隸屬關係，而于闐很可能並未單獨設立軍鎮。
于闐國在吐蕃治下時期政治上依然保持獨立，但是其軍事由吐蕃控制，在吐蕃統治于闐初期，坎城地區成爲吐蕃防禦回鶻等勢力的軍事重鎮。而在吐蕃統治穩固以後，其軍事中心北移至神山地區，在以神山爲中心的地區，吐蕃設立大量的烽燧，吐蕃人與于闐人以 tshug 爲單位共同駐守其中。這些烽燧的給養統一由神山供給，主要徵自于闐百姓，並主要由于闐人負責運輸。
大量的于闐人被定期徵入吐蕃的鎮防系統中，以補充于闐吐蕃軍隊數量的不足，這一舉措增加了于闐百姓的負擔，但在客觀上促進了吐蕃人與當地百姓的接觸，也推動了藏語在于闐基層的使用。
藏文文書中所見的烽子駐地表
［142］IDP網站缺號。
［143］托瑪斯認爲Dru gu 'jor係鄯善地區的吐谷渾人部落（ TLTD 2, 276-8），但是Dru gu 'jor這一名稱衹出現於麻札塔格出土的烽燧木簡中，並多次提到此地駐扎一個tshugs，顯然是神山管轄之下的一個烽燧名稱。
縮略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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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TV =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I] , by H. W. Bailey, London, 1968.
SDTV III =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III , eds. R. E. Emmerick & M. I. Vorob'ëva-Desjatovskaja, London, 1995.
Skjærvø 2008 = P. O. Skjærvø, “The End of Eighth-Century Khotan in Its Texts”,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III, pp.119-144.
Studies in the Vocabulary of Khotanese III = R. E. Emmerick & P. O. Skjærvø, Studies in the Vocabulary of Khotanese III, Wien, 1997.
Taenzer 2012 = Gertraud Taenzer, The Dunhuang Region during Tibetan Rule （787-848）: A Study of the Secular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the Mogao Caves , Wiesbaden, 2012.
Takeuchi 1997-1998 = T.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 2 vols, Tokyo- London, 1997-1998.
TLTD 1-3 =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1-3, by F. W. Thomas, London, 1935/ 1951/ 1955.
Zhang Zhan 2017 = Zhang Zha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Khotan in the Late Eight and Early Ninth Century , Dissert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6.09.
When Khotan于闐was ruled by Tibetan吐蕃from the late- 8 th century to the mid-9 th century, Tibetan army entered and deployed in Khotan. Together with Tshal-byi（Lop-Nor）薩毗，Khotan became one of the two major military centers of Tibet in Xiyu（the western region）西域.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maining military garrisons left by the Tang Empire唐，in which Phema坎城still played an important military role at the beginning of Tibet rule, while Gaysāta傑謝and Nīña藺城were abandoned, and the people of Gaysāta migrated to the Six Towns of Cira六城質邏.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moves to the analysis of Tibetan manuscripts which show that the no new khrom（Tibetan military garrison）was set up in Khotan, and Tibetan army deployed in Khotan might be commanded by the Tshal-byi khrom. The third part generally elaborates the military system set up by Tibetan in Khotan including the alarm and supply system. The last part analyzes the Khotanese conscript in the Tibetan army and its effect.
[1] P. O. Skjærv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A complete catalogue with texts and translations , with contribution by U. Sims-Williams, British Library Publishing, 2002（以下簡稱 Catalogue ）；T.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 2 vols. +Supplement vol,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yo Bunko, The British Library, Tokyo, London. 1997-1998（以下簡稱Takeuchi 1997-1998）。關於和田出土文書的刊布與研究情况，請參榮新江《和田出土文獻刊布與研究的新進展》，《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9頁。
[2]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Documents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New Series XXXVII）, London, 1951; G. Uray, “ Khrom :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 th -9 th Centuries”,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 eds. by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u Kyi, London: Aris ＆ Philips, 1979, pp.310-318; T. Takeuchi,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and Military Duties in Tibetan-ruled Central Asia”, in Tibet and Her Neighbours: A History , ed. by Alex McKay, London, 2003, pp.43-56; T. Takeuchi, “The Tibetan Military System and Its Activities from Khotan and Lob-nor”, in 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 ed. by Susan Whitfield, British Library, 2004, pp.50-56; T. Takeuchi, “Tshar, srang, and tshan: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Tibetan ruled Khotan”,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 vol. 3, 2008, pp.145-147.
[3] 朱麗雙《唐代于闐的羈縻州與地理區劃研究》，《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2期，71—90頁；Zhu Lishuang,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Tibetan-Ruled Khotan”, in Brandon Dotson, Kazushi Iwao and Tsuguhito Takeuchi（eds.）, Scribes, Texts, 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 and Dunhuang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Old Tibetan Studies Panel held at the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Vancouver 2010（Band 9 der Reihe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Studies） ,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2013, pp.43-52；朱麗雙《吐蕃統治于闐時期的行政區劃》，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10輯，科學出版社，2016年，201—214頁。
[4] Zhang Zha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Khotan in the Late Eighth and Early Ninth Century , Dissert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6.09.
[5] Catalogue , pp.100, 104.
[6] KT IV, pp.24,79-82.
[7] Y. Yoshida, “Review of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 III ”, BSOAS LX.3, p.568.
[8] 張廣達、榮新江《于闐史叢考》（增訂本），264—266頁；Y. Yoshida,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and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Literarische Stoffe und ihre Gestaltung in mitteliranischer Zeit: Kolloquium anlässlich des 70. Geburtstages von Werner Sundermann , eds. by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Christiane Reck und Dieter Weber, Wiesbaden 2009, pp.349-362；Skjærvø 2008, p.120。
[9] H. W. Bailey, “Taklamakan Miscellany”, BSOAS , XXXVI.2, 1973, pp.224-227, pls. I-VIII; T. Takeuchi, “Three old Tibetan Contracts in the Sven Hedin Collection”, BSOAS , LVII.3, 1994, pp.576-587; Contracts , Text 10, 15, 38.
[10] Contracts , p.173.
[11] KT II, p. 32; Catalogue , p.107; Skjærvø 2008, p.122.
[12] G. Uray, “ Khrom :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the 7 th -9 th Centuries”, pp.310-318；榮新江中譯本《軍鎮：公元七至九世紀吐蕃帝國的行政單位》，《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106—113頁；Taenzer 2012, pp.19-27, 41-43.
[13] H. E. Richardson, “The Province of the Bde-blon of the Tibetan Empire, 8 th to 9 th Centuries”, P. Daffinà（ed.）, Indo-Sino-Tibetica: Studi in onore di Luciano Petech. A Collec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Present to Professor Petech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5th Birthday , Roma: Bardi Editore, 1990, pp.305-332; in H. E. Richardson,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8, pp.167-176. 對於漢文史料中出現的吐蕃“東境五道節度”之制，雖然討論頗多，然尚無法與藏文史料一一勘合。金瀅坤《吐蕃節度使考述》一文認爲吐蕃在廣德元年設立東道節度使、南道節度使、河西道節度使、西域某道節度使及另外一個未知的節度使，其下設立節度（即khrom），以與唐、南詔、回鶻作戰（文見《厦門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96—104頁）。林冠群《唐代吐蕃軍事佔領區建制之研究》認爲赤松德贊在吐蕃本土以外設立的德論大區（Bde blon khams chen po）由東（原隴右道）、西（安西四鎮與帕米爾）、南（劍南西山地區）、北（原河西道）四道節度使並青海地區構成（《中國藏學》2007年第4期，3—17頁）。黄維忠認爲東西南北四道節度之外，吐蕃還在朵甘思地區設立中道節度使（dbus kyi khams chen po），參黄維忠《關於唐代吐蕃軍事佔領區建制的幾個問題》，《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64—58頁。
[14] 關於Mkhar tsan與凉州的比定，請參看G. Uray, The Location of Khar tsan and Leṅ-ču of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Varia Eurasiatica: Festschrift für Professor András Róna-Tas , Szeged, 1991, pp.195-227; 榮新江《通頰考》，《文史》第33輯，1990年，125頁。
[15] 由於托瑪斯將“khrom”誤讀爲“khrim”（ TLTD 2，p.124），使得烏瑞在討論此地的軍鎮時找不到合適的名稱（《軍鎮：公元七至九世紀吐蕃帝國的行政單位》中譯本，110頁），現在已經確定鄯善地區確實存在着一個“薩毗軍鎮”（Tshal byi khrom）（Takeuchi 1997-1998, No.557; Taenzer 2012, p.24）。
[16] 這些城堡名都曾出現在古藏文文獻當中，其中絶大部分是唐代遺留下來的，衹有怯台一城不見於漢文史料，或是吐蕃人新築之城。怯台（Kādākh）之名見於《世界境域志》第九章《中國所屬諸地》，在沙州和于闐之間，云其“在中國境内，但其長官代表吐蕃”（ Ḥ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by V. Minorsky, London: Luzac & Company, 1970, pp. 85, 233），大體上反映了10世紀鄯善地區淪爲胡戎之地的情况，怯台應是位於鄯善和且末之間（ TLTD 2，pp.132-133；榮新江《通頰考》，注112；Taenzer 2012，pp. 24-25）。
[17] TLTD 2, pp. 155, 318.
[18] Or.15000/490（M.I.xxviii.002, TLTD 2, p. 148; Takeuchi 1997-1998, No. 606.
[19] IOL Tib N 1094（M.I.lviii.006, TLTD 2, p.161）.
[20] IOL Tib N 959（M.I.xxxiii.5.c, TLTD 2, p. 359）.
[21] TLTD 2, p. 155.
[22] Contracts , p.320；岩尾一史《吐蕃のルと千户》，《東洋史研究》第59卷第3號，2000年，18—19頁；沈琛中譯本《吐蕃的茹與千户》，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8輯，2013年，49頁，表三。但也存在例外，如Or.8212/1880（M.Tagh.0426）提到神山附近烽燧有孫波人。米蘭文書中也發現若干孫波茹以外的千户，參楊銘《吐蕃統治鄯善再探》，39—46頁。
[23] Or.15000/478（M.I.xxv.003, Takeuchi 1997-1998, No. 594）, IOL Tib N 548（M.I.xiv.0012）, IOL Tib N 1090（M.I.lviii.001, TLTD 2, p.446）.
[24] TLTD 2, 121; Takeuchi 1997-1998, No.366；《英國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文書選譯》，141頁。
[25] Contracts : Text 45; Takeuchi 1997-1998, No. 200.
[26] Contracts , pp.24-25.
[27] Contracts , p.290.
[28] TLTD 2, 407; Takeuchi 1997-1998, No. 370；楊銘《新疆米蘭出土的一件古藏文告身考釋》，《敦煌學輯刊》2012年第2期，15—22頁。
[29] TLTD 2, p. 219；IDP缺號。
[30] TLTD 2, p. 410；Takeuchi 1997-1998, No. 87.
[31] TLTD 2, pp. 159, 125; Takeuchi 1997-1998, No. 181.
[32] TLTD 2, p. 425; Takeuchi 1997-1998, No. 175.
[33] TLTD 2, p. 410; Takeuchi 1997-1998, No. 247.
[34] TLTD 2, p. 381; Takeuchi 1997-1998, No. 248.
[35] TLTD 2, p. 233; Takeuchi 1997-1998, No. 250.
[36] TLTD 2, p. 160.
[37] TLTD 2, p. 403.
[38] TLTD 2, pp. 141, 304; Contracts : Text 42, 53; Takeuchi 1997-1998, No. 542, 506.
[39] 關於“rgyal bzigs”，請參見 TLTD 2, p. 336; Contracts , p. 285。
[40] TLTD 2, p. 173.
[41] Or.15000/28v（M.Tagh.0506）, TLTD 2, p. 214; Takeuchi 1997-1998，No.82.
[42] TLTD 2, p. 173；Takeuchi 1997-1998, No. 247；岩尾一史《吐蕃的茹與千户》，25—26頁。
[43] TLTD 2, p. 450; Takeuchi 1998, No. 60.
[44] TLTD 2, p. 325.
[45] TLTD 2, 91-2, 184.
[46] TLTD 2, p. 192。
[47] TLTD 2, pp. 208, 200.
[48] TLTD 2, pp. 244-246.
[49] TLTD 2, p. 226.
[50] TLTD 2, pp. 207-8, 343; Takeuchi 1997-1998, Nos. 249, 78.
[51] TLTD 2, p.429; TLTD 3, p.182；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2956頁。
[52] TLTD 2, pp. 222-223, 452; Takeuchi 1997-1998, No. 212.
[53] TLTD 2, p. 252; Takeuchi 1997-1998, No. 184.
[54] TLTD 2, p. 265.
[55] Or.15000/220（M.T.b.ii.0062v, TLTD 2, p. 196; Takeuchi 1997-1998, No. 284），IOL Tib N 1562（M.T.a.iii.001, TLTD 2, p. 201），IOL Tib N 2099（M.T.c.iii.0034, TLTD 2, p. 202）.
[56] TLTD 2 , p. 200.
[57] TLTD 2, p. 185；Takeuchi 1998, p. 79；楊銘《和田出土有關于闐王的藏文寫卷研究》，《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66—72頁。
[58] TLTD 2, p. 212.
[59] TLTD 2, p. 338；榮新江《通頰考》，126—127頁。
[60] Or.15000/266（M.I.i.24., TLTD 2，155; Takeuchi 1997-1998, No. 367）; Or.15000/417v（M.I.xiv.108.l., Takeuchi 1997-1998, No. 533）; Or.15000/420v（M.I.xiv.108.f., Takeuchi 1997-1998, No. 536）.
[61] TLTD 2, p. 259; Takeuchi 1997-1998, No. 293.
[62] KT IV, pp. 33, 121-125; Studies in the Vocabulary of Khotanese III , p.179；《札記》，28—30頁； Catalogue , p.111; Skjaervø 2009.
[63] 貝利和恩默瑞克將其譯爲“巡視員”（inspector），實際上翻譯爲“守望者”（watchman）更爲貼切， KT IV, pp. 79-80。
[64] Or.11252/10（ Catalogue , p.91）, Or.11252/14（ Catalogue , p.93）, Or.11252/16（ Catalogue , p.94）, Or.11252/22（ Catalogue , p.97）, Or.11252/26（ Catalogue , p.98）, Or.11252/27（ Catalogue , p.98）, Or.11252/34a（ Catalogue , p.101）, Or.11252/35（ Catalogue , p.102）, Or.11344/13（ Catalogue , p.114）, Or.12637/14.2（ Catalogue , p.124）, Hedin 6+14（ KT IV, pp.24,79-82; Studies in the Vocabulary of Khotanese III , p.114; Skjaervø 2004, p.40）, Hedin 31（ KT IV, pp.41, 144）.
[65] KT IV, pp.79-80；《札記》，60頁。
[66] KT V, p. 212; SDTV , p. 77; Catalogue , p. 279.
[67] KT V, p. 196; Catalogue , p. 124。
[68]
khrram
，藏語“khram dpon”的音譯，khram意爲“木簡”，“khram dpon”應該是負責管理派役、給養一類帳簿或名籍事務的差役，類似於唐代的典。
[69] KT V, p.212; SD III/LXIV; SDTV , p.90; Catalogue , p.281.
[70] KT II, 30; Catalogue , p.104；《札記》，113頁；Zhang Zhan 2017, pp.352-364.
[71] KT II, p.34; Catalogue , p.111; Zhang Zhan 2017, pp.402, 497.
[72] Contracts , Text 38, pp.271-274.
[73] Contracts , Text 10, pp.169-174.
[74] Contracts , Text 41, pp.279-282.
[75] TLTD 2, p.434.
[76] 托瑪斯認爲是烽帥等三人交納贖金保釋其同伴，武内紹人認爲是犯人或其親屬向彼三人交納贖金，後者較爲合理。參 TLTD 2, p.251; Contracts , Text 58, pp.320-323; Takeuchi 1997-1998, No.349。
[77] KT IV, pp.26, 92-93.
[78] Serindia , pl. CLI; KT II, p.71; SDTV , p.73; Catalogue , p.270.
[79] KT V, p.217; SDTV , p.90; Catalogue , p.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