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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北回鶻、西州回鶻和元代畏兀兒時代留下的大量文字資料顯示，回鶻人本民族的語言是古突厥語的一種方言。在吐魯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屬於西州回鶻時代的回鶻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回鶻人稱本族語言爲“突厥語”（türk tili或türkčä）的情况。另一方面，大約與西州回鶻同時代的中亞突厥穆斯林各部已經形成共同的“突厥”認同，自認爲是突厥人，也將回鶻等非穆斯林部族看作突厥人。那麽，西州回鶻人自認是突厥人麽？他們對待“突厥”和“突厥認同”的態度如何？他們爲何將本族語言稱爲“突厥語”？本文將梳理回鶻人的族群認同，論説回鶻文獻中出現的“突厥”及其含義，嘗試回應上述問題。
在漢文傳世史料中，回鶻曾先後被稱爲袁紇、韋紇、回紇等，均是其本民族自稱“uyγur”不同形式的漢文轉寫。公元8世紀中葉，回紇取代突厥，在蒙古高原建立起强大的汗國，成爲威服草原諸部的霸主。唐貞元年間，回紇上表唐朝，請求改“回紇”爲“回鶻”，獲得唐朝的許可
。從此，“回鶻”成爲該民族在漢文語境中的正式名稱
。840年，稱雄漠北草原的回鶻汗國在天灾人禍之下土崩瓦解，回鶻部衆四散奔逃。東部天山地區早在8世紀末葉已經被回鶻人掌控，此時便成爲了許多回鶻人遷徙的目的地。西遷而來的回鶻部衆歷經内部政治發展和重組，在9世紀下半葉逐漸統一在以西州和北庭爲中心的西州回鶻政權之下。西州回鶻王國逐漸將勢力範圍穩定在東部天山地區，成爲9—12世紀間連接中原内地、中亞伊斯蘭世界和北方草原的最重要板塊。除了其本民族語言文字回鶻語文之外，漢文也是西州回鶻王國的官方文字之一。在吐魯番出土的、屬於西州回鶻的文書中，有一些尚存有回鶻貴族、高官的印章，均用漢文篆刻。其中一種印文反映了西州回鶻人對自己政權的稱呼：“大福大回鶻國”
。可知在9世紀以後，西州回鶻人在漢文語境中的自稱仍是“回鶻”。
回鶻人對於其族群—政治體的突厥語自稱是“十姓回鶻”（on uyγur），最早見於漠北回鶻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紀功碑《希乃烏蘇碑》
。而在9世紀以後的回鶻文獻中則大量出現這種自稱，包括對其政權的自稱“十姓回鶻國”（on uyγur eli）。12世紀，西州回鶻受到西遼的羈縻統治，部分地失去了獨立地位。13世紀初，西州回鶻歸附蒙古，被納入到蒙古汗國的版圖。但直到13世紀以後，回鶻人對其族群—政治體的自稱仍是十姓回鶻國。德藏U 1864號文書背面所抄寫回鶻文頭韵贊美詩第九行就出現onlar uyγur eli“十姓回鶻國”字樣
。據文書第11行使用蒙古語借詞boγta“神聖的”等特點，可以判斷文字寫成於蒙元時代
。
漠北回鶻汗國的統治基礎除了其核心的十姓回鶻部落，還包括九姓鐵勒，即古突厥語碑銘中所見的toquz oγuz（九姓）。《希乃烏蘇碑》的相關記載體現了這點。該碑北面第5行有：toquz oγuz bodunïmïn terü quvratï altïm “我把我的九姓烏古斯人民集合起來”
。在漢文語境中的“九姓回鶻”也是對這種情况的反映，譬如《九姓回鶻可汗碑》上所書，它實際表達“以回鶻爲首的九姓”之意。因此，9世紀以後的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在指稱統一九姓鐵勒諸部的回鶻汗國及其後繼的西州回鶻王國時，多稱其爲托古兹古思（Toghuzghuz<Toquz oγuz）
，即“九姓”。
9世紀中葉以前，回鶻是九姓鐵勒一部，鐵勒諸部則長期役屬於突厥汗國。根據屬於第二突厥汗國的碑銘材料，突厥人並不將九姓鐵勒視爲“突厥”（Türk）。這時的“突厥”一詞，明顯是一個狹義的部族—政治集團概念，衹指先後建立第一、第二突厥汗國的核心部族——藍突厥（kök türk）。《毗伽可汗碑》東面第29—31行寫道：to（quz oγ）uz mäniŋ bodunum ärti. täŋri yir bulγaqïn üčün ödiŋä küni tägtük üčün yaγï boltï. bir yïlqa tört yolï süŋüšdüm. äŋ ilki toγu balïqda süŋüšdüm. toγla ügüzüg yüzäti käčip süsi…äkinti antarγuda süŋüšdüm. süsin sančdïm…üčünč čuš bašïnda süŋüšdüm. türk bodun adaq qamšattï. yablaq boltačï ärti…“九姓（鐵勒）本是我的人民。由於天地混亂，由於心懷嫉妒，成了（我們的）敵人。一年中我們打了四次仗。初戰於都護城，我軍泅過土拉河，〔消滅〕其軍。第二次我們戰於antarγu。我敗其軍。第三次，我戰於čuš泉，突厥人民動摇了，情况不妙……”
此處清楚可見，“九姓鐵勒”和“突厥人民”是相對立的兩個不同群體。
在突厥汗國時代，不但回鶻等鐵勒諸部不是突厥，甚至與藍突厥淵源頗深的西突厥諸部也在自立政權之後，被排除在“突厥”這一概念之外。這反映，“突厥”這一概念在當時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源出西突厥十箭部落（on oq）的突騎施在8世紀初逐漸强盛，統一十箭部落，制霸金山以西草原地帶，與蒙古高原的突厥汗國分庭抗禮。《毗伽可汗碑》東面第16行記有：türgiš qaγan türkim bodunïm ärti. bilmädükin üčün, biziŋä yaŋïl（d）uqïn yazïntuqïn üčün qaγanï ölti, buyruqï bägläri yämä ölti. on oq bodun ämgäk körti.“突騎施可汗曾是我的突厥人、我的人民。由於他們無知，由於他們對我們做了錯事，其可汗死了，其梅録、其官員也死了。十箭百姓受到了痛苦。”
可見，突厥人稱以突騎施爲首的西突厥諸部爲on oq“十箭”，在突騎施自立可汗以後，便不再是突厥。《暾欲谷碑》第一石東面第4—5行作：…türgiš qaγan anča timiš: bäniŋ bodunum anta ärür timiš. türk bodun yämä bulγanč ol, oγuzï yämä tarqanč ol-timiš.“突騎施可汗這樣説道：‘我的人民到那裏時，突厥人民將亂，他們（治下）的烏古斯也涣散。’”
這則材料似乎可以反映，突騎施等部也將自己與“突厥”劃清了界綫。
回鶻的自我認同屬於九姓鐵勒系統，而與突厥截然不同。前引《希乃烏蘇碑》北面第5行記：toquz oγuz bodunïmïn terü quvratï altïm. “我把我的九姓烏古斯人民集合起來。”而“突厥”則衹指藍突厥部及其所建立的政權突厥汗國。同碑北面第10行記回鶻攻滅突厥汗國之事作：türük bodun anta ïnγaru yoq boltï.“突厥人民（türük bodun）從此以後消亡了。”
與《希乃烏蘇碑》一樣，《塔利亞特碑》也是漠北回鶻汗國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紀功碑。該碑東面第5行以第一人稱口吻記磨延啜在28歲時攻滅突厥汗國之事，作：säkiz otuz yašïma yïlan yïlqa türük elin anta bulγadïm anta artatdïm.“在我28歲，在蛇年，我攪亂了突厥國（türük eli），攻破了突厥國。”
840年漠北回鶻汗國崩潰，引發了遊牧諸部的遷徙和重新分佈。東部天山地區開始全面回鶻化，七河地區也吸收了更多來自東部草原的遊牧部族因素。9世紀中葉起，中亞地區操突厥語各部開始大批改宗伊斯蘭教，隨後建立起第一個突厥伊斯蘭政權——喀喇汗王朝。與此同時，以“突厥”認同爲中心的族群—文化共同體也在中亞操突厥語各部間形成，最早的例證見於成書於11世紀70年代的《突厥語大詞典》。在突厥穆斯林眼中，羅馬以東、波斯—阿拉伯以北，包括中亞、北亞在内的内陸歐亞廣大地域，都是突厥人的土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操突厥語的部族以及一些本不操突厥語的部族都被認爲是“突厥”的後代，而“突厥”則是諾亞的第三子之後 [1] 。這種共同起源的觀念中明顯可見伊斯蘭教的影響。另一方面，突厥統治者的世系被追溯到阿夫拉西亞甫（Afrāsiyāb） [2] ，即波斯史詩《列王記》所記土蘭人的最高領袖。這應是中亞操突厥語諸部在伊斯蘭化過程中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將波斯文化系統内與伊蘭文明對立的北方草原遊牧文明土蘭文明植入到自身的文化譜系中。在當時中亞突厥人的眼中，從靠近拜占庭的佩切涅格人到東方的回鶻人，所有操突厥語的部族都是突厥人。此外，突厥化的部族或通突厥語的部族也被目爲突厥人，譬如已被突厥化了的粟特人、阿爾胡人，長期與突厥語族密切接觸的韃靼人、拔悉密人等等 [3] 。甚至党項、契丹和摩秦（桃花石）人都被列爲突厥人，原因或許是他們都通突厥語 [4] 。可見，能使用突厥語應是當時中亞突厥人的“突厥”認同的一個重要標準。而在衆多突厥語方言中，回鶻語則被目爲純正的突厥語 [5] 。
上述突厥認同的出現還可在出土文書中獲得佐證。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回鶻文書MIK III 198號爲摩尼教《二宗經》抄經、讀經題記。據原編號T II D 171知，其爲德國第二次吐魯番探險時於高昌故城攫得。文書内容顯示，其抄經題記部分並非在高昌寫成，而是在七河地區寫成。背面右欄24—26行作：ymä ögütmiš alqatmïš čärig türk uluš arγu talas kögüz ičintä.“又，在受福佑的、常勝的突厥人的國家（türk uluš）阿爾胡和塔拉斯的中心。”
阿爾胡是阿爾胡部的駐地，而塔拉斯則是熾俟（Čigil）、獨西（Tuxsi）和粟特人的所在。而文書將這兩地目爲“突厥人的國家”，顯然與上述《突厥語大詞典》所記中亞突厥穆斯林的突厥認同相符。
在11世紀中亞突厥諸部全面伊斯蘭化的同時，東部天山地區的回鶻人也放棄摩尼教而尊佛教爲國教
[6]
。在11世紀，信奉佛教的西州回鶻與喀喇汗穆斯林王朝是中亞地區的主要競争對手，曾在今烏什、庫車一帶展開長期激烈的争奪
。從回鶻文獻和其他文字資料的記載看，回鶻人以兀單卜古爲始祖的族群起源傳説也與當時中亞突厥穆斯林的族群起源傳説並不相干
。有趣的是，在西州回鶻的文獻中，我們也看到了“突厥”一詞超越狹義部族集團的泛指意味。這集中體現在回鶻人對其本族語言的指稱上。
回鶻文獻顯示，回鶻人不但稱其本族語言爲回鶻語（uyγur tili或uyγurča），有時還稱其爲突厥語（türk tili或türkčä）。在多種回鶻佛教譯經題記中可見譯經的語言徑被稱爲“突厥語”。有些佛經的譯者並非回鶻人，他們可能就稱回鶻語爲突厥語。而另一些譯經的譯者則可以確定就是回鶻人。著名的回鶻文《玄奘傳》約在11世紀由出身西州回鶻都城北庭的勝光闍梨都統（šïŋqo säli tutuŋ）署名譯成。現存抄本留有抄經題記，明確寫道：tavγač tilintin yana beš balïqlïγ šïŋqo šäli tutuŋ yaŋïrtï türk tilinčä ävirmiš…“别失八里的勝光闍梨都統從漢語又重新譯成突厥語的……” [7] 這則材料説明，回鶻人確曾稱其語言爲突厥語。而在另一些文獻中，還有“突厥回鶻語”（türk uyγur tili）這種指稱。顯然，回鶻人深知回鶻語與同時期其他突厥語的密切關係，而且他們也認可這一類語言的統稱是“突厥語”，承認自己的語言屬於“突厥語”。
那麽他們是否也有着與同期中亞突厥穆斯林相同的突厥文化認同呢？
答案是否定的。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五卷記玄奘歸國途中經過呬摩怛邏國，見到當地風俗類似突厥，原文作：“至呬摩怛邏國，亦覩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
回鶻譯本對應的譯文作：xaimatare balïqqa tägdi: o[l] balïq y（e）mä toxrïlarnïŋ söki yeri tetir：törüsi toq[u]sï barča türk birlä bir ärip…“他到了呬摩怛邏國。據説此城也是覩貨羅的故地。其習俗全部和突厥是一樣的……”
[8]
譯文正是以türk對譯漢文“突厥”。可知，到11世紀時回鶻人仍明確知道türk一詞的原本含義——歷史上的突厥部。
回鶻譯本第六卷則以türk對譯漢文“突厥”以外的概念。雅森·吾守爾曾據俄國學者土谷舍娃（L. Tugusheva）的刊本，摘出相關段落譯成漢文，對勘漢文本相關内容
，提出回鶻本譯者以“遊牧的突厥人”（türk yučul bodun）專門對譯漢文名詞“匈奴”
。德國學者茨默（P. Zieme）撰文回應了雅森的觀點
[9]
。他指出，正在雅森所引的段落中，回鶻譯者還分别用türk對譯漢文“俗”、用türk yučul bodun對譯“高麗”
。他還徵引其他文獻，準確指出回鶻譯者實際是以türk翻譯漢文“化外夷狄”的概念
。
另一種回鶻文佛教文獻《彌勒會見記》中還使用駢詞türk türgiš“突厥突騎施”來表達“化外夷狄”之意。哈密本保留有第一品開頭部分多聞天王的三員大將雪山、七岳和圓滿的談話。雪山提起彌勒菩薩，圓滿竟不識得。七岳於是説道：“由於我們這位兄弟來自東北蠻荒之地，請詳細向他解釋彌勒菩薩的善德。”（bu biz-iŋ inimiz türk türgiš ulušta balïqta ut（a）rap-[urw] yïŋaq（aq）tïn yorïr üčün ayaγqa [tägim]lig maître bodiswtnïŋ ädgüsin…[ä]d[rä]m[in] anïn amtï muŋar kiŋürü ayu ki
ŋ
[ürü ayu b[iri]
ŋ
].）
[10]
ut（a）rap[urw]被還原作梵文uttarapūrva“東北”
[11]
。突騎施曾在8世紀上半葉統一西突厥十箭部落之地，也是回鶻汗國之前稱雄草原地區的部族。到西州回鶻時代，突騎施汗國已經消失
。顯然，這也是以歷史上的部族突厥、突騎施來表達“化外夷狄”之意。回鶻文獻有同義反復和壓頭韵的特點，türgiš與türk共同出現，也滿足文句修辭和韵律上的要求。在回鶻文《玄奘傳》第五卷也有對駢詞türk türgiš類似的用法
。
綜上，türk一詞在西州回鶻時代的文獻中帶有明顯的貶義。如果回鶻人與中亞的突厥穆斯林一樣有着“突厥”文化認同，很難想象他們會在文學作品中如此使用突厥一詞。
除了用以指稱歷史上的突厥部和表達“化外夷狄”的引申含義外，“türk”（突厥）一詞在回鶻文獻中還有現實所指。
德藏回鶻文書U 5968、U 5971號可綴合成一件賣奴契約。契約第6—7行有：taš q（a）ra atlïγ türk q（a）ra-bašïmïn an tiräk-kä tutuzu berdim.“我已將我的名爲達石喀剌的突厥奴隸交出託付給安地略。”
文書字體爲半草體，森安孝夫將其年代定在9—12世紀蒙元以前西州回鶻王國時代
。türk在古突厥語中除表示部族名稱外，還有“力量”之意。在回鶻文獻中，türk表“力量”時，大都與ärk（ärk türk）連用，作爲ärk之駢詞，偶爾也有作küč的駢詞的情形。此外，türk還有“青壯年”之意，但衹在與yigit作駢詞使用時表此意。türk表示“力量”時，衹是名詞，如要起修飾作用，須以其形容詞形式türklüg出現。而türklüg也幾乎總與ärk的形容詞派生形式ärklig配對使用，表“有力量的”。其形容詞的否定形式則是türksüz，亦與ärksiz構成駢詞使用。因此，上引文書中的türk不是“有力量的”或“青壯年”之意，而應是“突厥”之意。在回鶻文有關奴隸的契約文書中，並不需要標明奴隸的族屬，這裏專門標明達石喀剌的“突厥”族屬，可能是爲説明其非回鶻人的出身。可與此例相參照的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藏Y828號回鶻文解放奴隸文書。文書第7—9行寫此奴隸的來歷：qočo-taqï atay tutuŋ-nuŋ pintuŋ atlïγ qïrq yašlïγ qïtay oγlan-ïn nom bitig bilir üčün toquz yastuq čao berip yulup altïm.“因其能讀經，我付九錠鈔買來高昌的阿台都統的名作斌通的四十歲契丹男奴。”
這位叫斌通的男奴因其出身漢人（契丹），而被專門標出族屬。
在西州回鶻時代，突厥汗國的核心部族早已成爲歷史。上述那位名叫達石喀剌的“突厥”奴隸應當出身於當時被回鶻人稱爲“突厥”的群體。789年，漠北回鶻與吐蕃在北庭一帶交戰，當地有沙陀突厥、白服突厥等冠有“突厥”名號的部族。據北宋使者王延德的報告，10世紀末葉西州回鶻所統部族中有“南突厥”“北突厥”
。他可能出自這些帶有“突厥”之名的部族。當然，他更可能就是來自自認爲突厥的喀喇汗王朝治下的突厥穆斯林某部落。總之，“突厥”在回鶻文中的現實所指，是當時不同於回鶻的某些操突厥語的族群。
綜上可知，在西州回鶻時代，回鶻人並不以“突厥”自稱。在其文學作品中，“突厥”一詞反而有貶低之意。同時，他們又清楚自己與中亞的突厥各部在語言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聯繫，因此也使用“突厥”作爲操突厥語各部的泛稱，譬如稱自己的語言爲“突厥語”。
（1）有關突厥的歷史記憶
回鶻人對“突厥”認同的拒斥和對突厥的貶低，可以從歷史記憶和當時的中亞格局兩方面尋求解釋。突厥汗國稱霸草原之時，包括回鶻在内的九姓鐵勒部皆受突厥役使。在這期間，回鶻與諸姓鐵勒屢次反抗突厥統治，與突厥作戰。相關戰事在漢文史料和突厥碑銘中多有記載。8世紀中葉，正是回鶻攻殺突厥白眉可汗，消滅第二突厥汗國的勢力，並取代突厥成爲草原霸主。回鶻對於擊敗突厥、代之成爲草原霸主的歷史記憶在不同時代的史料中皆有迹可循。前引《希乃烏蘇碑》和《塔利亞特碑》多次提及相關史事。立於9世紀20年代的《九姓回鶻可汗碑》漢文部分第四、五行記有：“〔阿〕史那革命，數歲之間，復得我舊國。於時，九姓回鶻、卌姓拔悉密、三姓〔葛禄〕、諸異姓僉曰：前代中興可汗並是……至高祖〇闕毗伽可汗……”
原文顯然記載了回鶻汗國開國可汗闕毗伽可汗（即懷仁可汗骨力裴羅）以前回鶻等部族反抗突厥汗國統治之事。
同碑第六行起記回鶻汗國第三代可汗牟羽可汗事迹，主要涉及其出兵助唐朝攻滅史朝義叛軍與改宗摩尼教二事。碑文六至八行記：“……帝蒙塵，史思明〔之子朝義〕……使幣重言甘，乞師併力，欲滅唐社。〇可汗忿彼孤恩，竊弄神器。親統驍雄，與王師犄角，合勢齊驅，克復京洛。〇皇帝……爲兄弟之邦，永爲〔甥舅之國〕。〇可汗乃頓軍東都，因觀風〔俗〕。……〔法〕師將睿息等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况法師妙達明門，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辯若懸河，故能開正教於回鶻。”
正當牟羽可汗出兵助唐朝攻滅史朝義勢力、收復洛陽之際，他在洛陽遇到摩尼教僧侣，皈依摩尼教，並將摩尼教引入漠北回鶻汗國，尊爲國教。其實早在磨延啜可汗在位時，回鶻就曾出兵助唐朝對陣安史叛軍。但碑文對此隻字未提，衹記牟羽可汗發兵之事。此事與摩尼教開教有密切關聯，纔被大書特書，因此成爲牟羽可汗的代表事迹，在回鶻人的歷史叙事中與摩尼教開教史構成一個整體
。已有學者指出，回鶻在安史之亂出兵助唐的根本原因是爲防止安史叛軍中的突厥力量趁亂重新崛起
。如果此説不差的話，則回鶻與突厥的對抗延續到8世紀中葉，而相關歷史記憶則在立於9世紀的《九姓回鶻可汗碑》中仍有反映。直到11世紀以前，回鶻統治者一直尊奉摩尼教爲國教。牟羽可汗改宗之事在回鶻摩尼教史中佔據極爲重要的位置，現存有限的回鶻摩尼教歷史文獻殘片大都與牟羽可汗有關。作爲該事件的背景，回鶻出兵助唐朝攻滅史朝義之事應當也一直流傳。最可能的證據是德藏回鶻文殘片Mainz 345。森安孝夫依據《九姓回鶻可汗碑》等相關材料對文書殘片提供了較爲合理的復原方案，將文書内容解釋爲牟羽可汗應唐朝之邀欲出兵進攻安史叛軍之事
。回鶻與突厥競争的歷史記憶甚至可能一直延續到蒙元時代。元人歐陽玄所撰《高昌偰氏家傳》記：“偰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本中國人。隋亂，突厥入中國，人多歸之。突厥部以女婆匐妻默棘速可汗爲可敦，乃與謀其國政。唐史突厥傳載其事甚詳。默棘速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唐封爲胄國夫人，而默棘速故地盡爲回紇所有，暾欲谷子孫遂相回紇。”
當然，偰氏遷入中原以後，也有可能利用漢籍所記之事僞造攀附其家世來源。
在回鶻文獻中還可見以其他部族之名表貶低之意，也可歸因於回鶻以該部族爲死敵的歷史記憶。漢文本《慈恩傳》第6卷有“單于引弓之人俱充臣妾”，在回鶻本中被譯作qïrqïz ya miŋülüg kišilär yumqï ič ičräki boltïlar“黠戛斯和騎馬引弓之人全體内屬”，其中qïrqïz（黠戛斯）對譯漢文“單于”
。漢文原文的語境爲玄奘贊頌唐太宗威服北狄之武功，“單于引弓之人”顯然是引漢朝故事，以匈奴代指北方草原民族，含有貶義。840年，正是黠戛斯趁回鶻天灾人禍之際，進軍直搗回鶻牙帳，攻滅漠北回鶻汗國，迫使其餘部西遷。此處回鶻譯者以黠戛斯對譯漢文“單于”，顯然源於其作爲回鶻人死敵的歷史記憶，包含仇視貶低之意。漢文本同卷還有“東逾日城，西邁昆丘，南盡炎州，北窮玄塞”字樣，回鶻本譯作：öŋdün kün tuγsuqd[un] ulušlardïn ärtmiš ärür kedin kün batsïqqatägi tägmiš t[etir] küntün töpütüg tüzgärip
t[aγ]dïn qïrqïzïγ tüpgärip.“在東邊越過了日出（之地）的諸國，在西邊直到日落（之地），在南邊踏遍吐蕃（之地），在北邊窮盡黠戛斯（之地）。”
回鶻文譯文將原文表示南、北邊鄙之地的“炎州”和“玄塞”分别用töpüt（吐蕃）和qïrqïz（黠戛斯）對譯。從相對地理位置看，吐蕃在西州回鶻的南方，而黠戛斯約在其北方。而從歷史上看，漠北回鶻汗國曾與吐蕃帝國在東部天山一帶長期激戰，並最終從其手中奪下北庭、西州等重要城鎮。與黠戛斯、突厥一樣，吐蕃也是回鶻歷史發展關鍵時期的重要敵手。由此可見，回鶻人確實常在文學作品中以其歷史上敵對民族之名表達貶義。
（2）與中亞突厥穆斯林的激烈競争
除了因歷史記憶而對突厥常懷仇恨，西州回鶻與自視爲“突厥”後裔的中亞突厥穆斯林在現實中也處於競争狀態。11世紀正是雙方争鬥最爲激烈的時期
，從20年代到70年代，西州回鶻逐漸在競争中陷入守勢，其西部邊疆逐漸從今阿克蘇退到庫車，再退到焉耆。《突厥語大詞典》känd詞條下記有一首詩歌，生動地反映了當時雙方戰事之慘烈，詩歌作：kälginläyü aqtïmïz/kändlär üzä čïqtïmïz/furxan äwin yiqtimiz/burxan üzä sïčtïmïz.“我們如潮水般湧入，在各城上出現。我們拆毁佛寺，在佛頭堆糞。”作者隨後解説道：“此事描述他們突襲回鶻之事。當穆斯林攻佔異教徒的領土後，會在他們偶像的頭上屙屎以羞辱之。此爲慣例。”
[12]
bäčkäm詞條下記另一首詩歌，作：bäčkäm urup atlaqa/uyγurdaqï tatlaqa/oγrï yavuz ïtlaqa/qušlar kepi učtïmïz“將戰徽縛於馬上，向着回鶻的異族、向着這群惡狗賊，我們像鳥一樣飛撲。”
[13]
可知當時突厥穆斯林與回鶻之間戰鬥之激烈，雙方仇恨之深。在競争中處於劣勢的回鶻一方，一定會抵制中亞突厥穆斯林的文化影響。回鶻人到元代時已經層累地製造出起源於蒙古高原的兀單卜古可汗傳説。有迹象表明，在西州回鶻時代，其族群起源傳説的源頭可能追溯到印度的佛教世界，完全異於中亞突厥穆斯林的伊斯蘭、波斯傳統。可與回鶻相類比的是内陸歐亞西端的可薩人。可薩人信仰《聖經·舊約》，尊猶太教爲國教，形成了有别於其他突厥語族的文化體系。而可薩人在指稱與其臨近的烏古斯部時，就稱其爲“突厥”
[14]
。
普遍認爲，以“突厥”作爲操突厥語各部統稱肇始於中亞突厥民族伊斯蘭化之時，因爲阿拉伯、波斯人以“突厥”之名指稱遊牧的突厥語族各部，“突厥”漸成爲接受了阿拉伯、波斯文化浸染的突厥各部的自稱。從上文談及的11世紀前後中亞突厥穆斯林的文化觀念看，這種觀點尚能自圓。但從回鶻人的角度看，這種觀點則難以成立。如前所述，回鶻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對“突厥”有所排斥，而且他們並未受阿拉伯、波斯文化浸染。那麽，當他們指稱突厥語族各部所具有的共性特徵，譬如語言時，爲何採用“突厥”作爲統稱呢？
不論是回鶻人還是伊斯蘭化以前的中亞操突厥語各部，他們都深受粟特人影響。公元6世紀，突厥人建立起覆蓋内陸歐亞的帝國，開始與粟特人發生密切交往，形成突厥—粟特共同體（Turco-sogdian milieux）。粟特人與突厥及包括回鶻在内的突厥語族諸部在文化上的涵化從6世紀一直持續到10—11世紀
[15]
。粟特人對突厥語族總體的認識無疑影響着突厥語族各部的自我認識。吐魯番阿斯坦納出土《麴氏高昌國時代粟特文女奴買賣文書》記高昌國延壽十六年（639），粟特商人在高昌集市以120德拉克馬購買一名生於突厥斯坦（twrkstn）的女奴
。這裏的突厥斯坦被比定爲錫爾河以北直到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帶
。在7世紀上半葉，粟特人已經將突厥汗國控制下的内亞廣大區域稱爲突厥人之地。而對於突厥汗國治下的各突厥語族部落，粟特人或因其語言、文化相近而將其目爲同類。粟特語xwn一詞原指匈奴，最早見於寫於4世紀的古信劄中。但在7世紀末8世紀初，居住在河中粟特本土的粟特人以其指稱突厥語族。在列夫希茨（V. Livshits）刊布的穆格山文書中，編號B—17者爲片治肯特王Dēwāštīč發給哈赫薩爾（Khakhsar）統治者Afshūn信件，第10行起記有：“我們的使者到了，帶來了可汗的高官。許多軍隊，匈奴（xwn）與秦人（cyn），也已經到達。”
[16]
列夫希茨已指出，文書中的“匈奴”就指突厥
[17]
，而可汗則可能指東突厥或突騎施可汗
[18]
。當時河中的粟特人無疑清楚知道突厥、突騎施等部族的自稱。在中亞和我國新疆皆有出土的突騎施汗國錢幣上正是以粟特文刻有βγy twrkyš γ'γ'n“莫賀突騎施可汗”字樣
。突厥、回鶻等草原政權均將粟特文作爲官方文字（之一），因爲他們多任用粟特人執掌書記事務；同時，突厥語族遊牧政權的商貿活動也由粟特人操辦。因此，突騎施汗國治下流通粟特文錢幣很好理解。立於蒙古高原的《布古特碑》屬6世紀末第一突厥汗國遺物，碑文以粟特文寫就，其中有粟特文“突厥”（tr'wkt）字樣。在粟特人清楚地知道突厥語族各部自稱的情况下，他們在内部交流時仍採用“匈奴”指稱突厥語族，這無疑是將突厥語族各部同質化看待的表現。
唐代名將哥舒翰父系出自西突厥十箭部落的哥舒部，其母爲于闐王女。安禄山之父爲康姓粟特人，其母爲突厥阿史德氏。《安禄山事迹》記二人對話道：“〔安禄山〕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
學者業已利用這條材料證明，當時粟特人將粟特、于闐等操伊朗語的民族皆目爲胡
。而這條材料同時也表明，粟特人將西突厥十箭部落、東突厥等都目爲突厥，而胡與突厥的對立正是突厥—粟特共同體内部的二元對立。在回鶻文獻中，我們也找到粟特人將“突厥”作爲突厥語族統稱的痕迹。德藏回鶻文書U 73、U 72《牟羽可汗入教記》保留了8世紀中葉回鶻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的歷史記録，以摩尼教僧侣與牟羽可汗對話的形式展開。文書由邦格（W. Bang）、葛瑪麗（A. von Gabain）刊布
[19]
，其中U 73正面第8—11行記有摩尼教僧對牟羽可汗的話，作：t（ä）ŋrim siz törüsüzün ödsüzkä k（ä）ntü [ät'özüŋüz] yaz（ï）ns（a）r siz: ötrü qam（a）γ eliŋiz bulγanγ[ay]////bu qam（a）γ türk bodun t（ä）ŋrikä nom[qa yazuq] qïltačï bol[γay]lar.“陛下！如果您自己以無法的方式對神不敬，您整個國家就會亂……全體突厥民衆
[20]
就會對神、對教法行褻瀆之事。”文書内容是從摩尼教徒的視角記録摩尼僧引牟羽可汗入教之事。刊布者邦格、葛瑪麗最早指出文書内容或非原創，應是譯自粟特語或漢語
[21]
。阿西木森（J. Asmussen）指出文書中有用粟特語詞彙而不取突厥語詞彙之處（如“罪”用粟特語γ'wn而不取突厥語yazoq），從語文學角度論證了原文語言應爲粟特語
[22]
。文書中“全體突厥民衆”所指無疑是牟羽可汗治下回鶻汗國的回鶻、諸姓鐵勒以及其他部族。如前所述，回鶻人不會以突厥自稱，在指稱回鶻部衆時用uyγur bodun；在指稱其治下包括回鶻在内的鐵勒諸部時，則採用toquz oγuz bodun。文書中的用詞應當是直接譯自粟特語，反映了粟特人將回鶻及其統屬的突厥語族部落視爲文化同質的群體，一概以“突厥”稱之。
由於現存粟特語歷史文獻極度匱乏，我們尚未見到粟特語語境下粟特人稱回鶻爲突厥的確鑿證據。但上述例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粟特人確以“突厥”來指稱包括回鶻在内的突厥語族各部。粟特人在語言、宗教和文化上對回鶻和中亞突厥各部的影響之深遠毋庸贅言。粟特人對於突厥語族的認識無疑也會投射到回鶻人的觀念中，回鶻人將“突厥”作爲突厥語族各部的統稱想必正是來自於粟特的影響。因此，雖然在政治上刻意與突厥認同保持距離，但在回鶻文獻中，我們仍能看到以“突厥語”或“突厥回鶻語”指稱本族語言的現象。
回鶻在語言、文化上與突厥及其他操突厥語的部族有着緊密的關係。回鶻人在族群—政治上有着自己獨特的回鶻—九姓鐵勒認同。10世紀，中亞操突厥語各部開始伊斯蘭化，以“突厥”作爲共同祖先和身份標誌的文化認同在突厥穆斯林中逐漸形成。但回鶻人却没有形成這種“突厥認同”，反而因爲歷史記憶和現實政治、宗教因素，對於突厥帶有敵意。但他們無疑很清楚，在外界看來，其與突厥以及突厥語族諸部之間的同遠大於異；而用以表達這種共性的詞彙，正是“突厥”。不論在回鶻還是突厥穆斯林世界，以“突厥”作爲操突厥語各部的統稱的行爲可能都源於粟特人的影響。
The Old Uighurs回鶻had formed their own ethno-political identity by the 7 th century. The core of this group was the “Ten Uighur”（on uyγur）十姓回鶻tribes and it included the “Nine Clans”（toquz oγuz）九姓鐵勒. This group was clearly different from the Turks（türk）. By the 11 th century, a common cultural identity feathered in the shared Turk突厥origin had already come into being among the Turkic-speaking peoples in central Asia. Despite the West Uighurs seemed to use “Turkic language” to refer to their own language, this reference does not indicate that the West Uighurs also had a Turk identity as the Turkic Muslims did in central Asia. Instead, they still held the Turks in hatred as can be seen in their use of the word “türk” as a derogatory term in their literature and to call other Turkic-speaking people apart from Uighurs. The memory of the hostility with the Turks in history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Turkic Muslims in real life especially in the 11 th century due to religious wars explain their disapproval of the Turk identity and their use of “türk” as a derogatory term. As for their use of “türk” as a general term as in the reference of their language, it might be a cultural influence inherited from the Sogdians, who probably referred to all Turkic speaking peoples as turk.
[1] 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 vol.1, ed. and tr. by R. Dankoff,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2, p.82.
[2] 最明顯的例子是xān“汗”詞條：“他們（突厥人）最大的王。此名號授予阿夫拉西亞甫之後裔。他是合罕。關於此名號的來歷説來話長。”（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 vol.2, p.229）另見tärim“帖林”詞條：“此號乃王子、公主或其他阿夫拉西亞甫後人的稱號。此詞衹適用於合罕之子，餘人縱高貴，亦不適用。呼公主時，説黄金帖林（altun tärim）。”（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 vol.1, p.200）
[3] 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 vol.1, pp.82-83.
[4] “摩秦和秦人有自己的語言，但城國之人熟知突厥語，且與我們以突厥文字通訊。”（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 vol.1, p.83）《突厥語大詞典》中，摩秦即桃花石，指中原王朝，而秦指契丹（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 vol.1, p.82）。這裏的桃花石人可能指10世紀沙陀突厥所建的唐、晋、漢三朝。同書tawγač“桃花石”條稱其爲“定居在這些地區的一個突厥人部落的名稱”（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 vol.1, p.341）。
[5] 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 vol.1, p.83.
[6] 參看T. Moriyasu, “Chronology of West Uighur Buddhism: Re-examination of the Dating of the Wall-paintings in Grünwedel's Cave No.8（New: No.18）, Bezeklik”, Aspects of Rea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Silk Road Studies XVI, Brepols, 2008, pp.191-228。
[7] 此據現存抄本第九卷抄經題記，參看K. Barat, The Uugur-Turkic Biography of the Seven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Pilgrim Xuanzang: Nineth and Tenth Chapters , Bloomington, 2000, p.158。
[8] S. Dietz, M. Ölmez, ＆ K. Röhrborn,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 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Leningrad, Paris und Pekin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nnemarie von Gabain , Wiesbaden, 2015, p.179.
[9] P. Zieme, “Were the Xiongnu identical with the Türk? ”, In: M. Ölmez, E. Aydin, P. Zieme, ＆ M. Kaçalin（ed.）: Ötüken'den Istanbul'a Türkçenin 1290 Yılı（720-2010） [ From Ötüken to Istanbul, 1290 Years of Turkish（720-2010） ], Istanbul, 2013, pp.35-51.
[10] 哈密本第四葉背面1—4行，總第791—794行。轉寫和譯文參看Geng Shimin ＆ H.-J.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 Wiesbaden, 1998, pp.70-71; 耿世民《回鶻文哈密本〈彌勒會見記〉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年，56頁。
[11] Geng Shimin ＆ H.-J.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 p.71.
[12] 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 vol.1, p.270.
[13] Mahmud al-Kašγ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 vol.1, p.359.
[14] P.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 Wiesbaden, 1992, p.205.
[15] 關於“突厥—粟特共同體”，參看É.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 Leiden: Brill, 2005, pp.199-226。
[16] 文書轉寫及翻譯，參看V. Livshits, 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iech'e , London, 2015, pp.96-97。
[17] V. Livshits, 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iech'e , p.98；馬小鶴提出，粟特人以“匈奴”指稱突厥的習慣可能是受漢人影響，參看氏作《西元八世紀初的粟特》，《中亞學刊》，中華書局，1990年，116—117頁。
[18] V. Livshits, 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iech'e , p.94.
[19] 文書的刊布、釋讀，參看W. Bang, ＆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Manichaica , Berlin, 1929, pp.411-422。本文據森安孝夫最新讀本，參看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關係史料集成》，《平成26年度近畿大學國際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大阪，2015年，11—12頁。
[20] 森安孝夫將türk bodun譯作“無知的民衆”，取türk之貶義，應是沿襲茨默的譯法，參看P. Zieme, “Were the Xiongnu identical with the Türk?”, p.49。筆者仍堅持學界一貫以來的譯法，取其本意“突厥”。參看W. Bang, ＆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Manichaica , p.415; H.-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 New York, 1993, p. 366; L. Clark, “The Convention of Bügü Khan to Manichaeism”, Studia Manichaica IV, R. Emmerick（ed.）, Berlin, 2000, pp.102-103。
[21] W. Bang, ＆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Manichaica , p.411.
[22] J. Asmussen, Xuāstvānīft: Studies in Manichaeism , Copenhagen, 1965, p.147. 文書原語言爲粟特語的結論基本爲學界所接受，參看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 p.364; L. Clark, “The Convention of Bügü Khan to Manichaeism”, p.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