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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人的思想世界中，如何認識中國與四夷的盛衰關係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用於描述王朝盛衰的天運觀念也同樣施之於四夷。在魏晋南北朝“五胡”入主中原的時代形成了“胡運”之説。樓勁先生對這一時期“五胡運終”的讖緯進行了考察，並闡明了其在北魏政治正統理論中的重要地位
。唐代也承襲了這樣一種“胡運”的觀念，衹不過與當時的政治結合，形成了新的面貌和内涵。特别是唐玄宗時代的“胡運將終”説，是我們理解唐代邊疆政策的重要路徑。另一方面，茅甘先生注意到敦煌占卜文書中出現的“外國兵”與吐蕃佔領敦煌初期河西政治的關係
[1]
。實際上，唐代的星占著作中大量出現了“胡兵”及四夷等意象，這也是唐代胡運觀念的直接體現。本文即擬對唐代的胡運觀進行探討，以體察唐人對四夷盛衰的認識及其與政治的結合。
中國古代的天運觀由來已久，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有關於天運的詳盡解説：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所謂“三五”，應是指三光五星。三光，即日、月、星辰。五星，則是指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也就是説，執政者要通過體察天象來掌握天運的變化。“百年”“五百載”也經常被用來描述類似的運數，如孟子就有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云云。這樣一種天運的觀念無疑是星占的一部分，而在當時的星占學説中也有屬於夷狄的一片天空。《史記·天官書》載：
中國於四海内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
漢代匈奴、月氏等遊牧勢力的興衰動静是足以影響到中原的軍國大事，於是也就成爲了星占的重要對象。中國與夷狄的現實地理格局也對應着他們在星空中的分野。唐代瞿曇悉達等整理的《開元占經》中摘録了戰國以來的占卜著作，其中就有大量利用辰星、昴星占卜四夷、胡兵的條目。如引《甘氏星經》曰：“昴星大而數動盡跳者，胡兵大起，不出年中。”
説明對夷狄的占候本身就是星占的重要組成部分。故而，藴含於星占的天運觀除了可以描述中原王朝的盛衰外，也可以很自然地與夷狄政權相聯繫。
《漢書》中就有關於匈奴運數的説法：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
自武帝至宣帝，漢朝經過數十年的經營終於對匈奴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曾經無比强大的匈奴在漢宣帝時已經明顯衰落，内部諸王紛争不斷，很難再與漢朝抗衡。《漢書》即是將匈奴自身的内亂敗亡聯繫到其正值“百年之運”的國運變化，這也正與《史記》所謂“百年中變”相合。衹不過這裏的“百年”並非確數，若自漢高祖七年（前200）白登之圍算起，至漢宣帝本始二年（前72）出擊匈奴，實際上是有130年的歷程。
東晋十六國時期出現了一種“胡運已終”的説法，《十六國春秋·後趙録八·石虎》有：
時沙門吴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晋當復興，宜苦役晋人，以厭其氣。”
又《十六國春秋·前秦録一·苻洪》有：
於是安定梁楞等並關西民望説洪曰：“今胡運已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自天，必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
現在雖然習慣上將匈奴、羯、鮮卑、氐、羌稱爲“五胡”，但在東晋十六國時期“五胡”應是指前趙劉氏與後趙石氏，而且有可能就是指劉淵、劉聰、劉曜、石勒、石虎這五位“胡主”
。因此氐族的苻洪在“胡運已終”時可以應運而起，稱尊號，顯然不屬於“胡”。而“五胡”之中的後趙石虎則是要厭晋人之氣。前趙劉氏出自匈奴，而後趙石氏出自羯，亦是匈奴别部。則東晋十六國時期的“胡運”還是與匈奴有關，與《漢書》所謂“匈奴百年之運”有相似之處。不過“胡運”並不關涉北方草原政權，而是具體指入居中原的胡主的運數。同時，無論是“胡運將衰”還是“胡運已終”都起於民間，在圖讖流行的時代背景下具有明顯的謡諺特色，體現了中原戰亂之後人心思治的願望
。
隋唐時期沿襲了十六國的“胡運”一詞，不過此時隋唐帝國在政治上實現了統一，不存在胡主的問題，“胡運”的具體所指又因時局的轉换而出現了新的意義。隋代楊素《出塞》詩中有：
漠南胡未空，漢將復臨戎。……雲横虎落陣，氣抱龍城虹。横行萬里外，胡運百年窮。
南北朝時期突厥崛起成爲草原霸主，隋開皇元年（581），即楊堅受禪的同年，突厥即大舉南下，直到仁壽三年（603）以後北方的威脅纔得以解除
。楊素詩中的“漢將”“龍城”都是漢代出擊匈奴的意象，當與出塞討伐突厥有關。那麽這裏的“胡運”就是指突厥等北方草原勢力的運數。“百年窮”仍然是來自《漢書》“匈奴百年之運”，衹不過是將“匈奴之運”置换爲“胡運”。
我們知道，隋唐時期的“胡”一般是指操伊朗語的族群，甚或可以專指粟特人
。突厥等草原部落則不會被稱爲“胡”，二者有明確的區别。而隋唐時期却大量使用“胡運”來指代突厥的運數，衹能是沿襲自漢晋時期針對匈奴的胡運觀念表述，因爲匈奴在漢晋時期大致是可以直接稱爲“胡”的。同時唐代的星占也承襲了戰國以來關於“胡星”與“胡兵”的占卜話語體系，這可能也直接導致唐代人繼續使用“胡運”的説法。
史料中所見唐代之“胡運”，大多是集中在唐玄宗初年東突厥開始敗亡之時。尤其是在當時的詔書中反復提及“胡運”。《册府元龜》卷九七四載：
〔開元三年〕八月丙辰，高麗、吐渾等諸蕃降附，制曰：“天亡驕子，胡運其終；國有忠臣，漢封斯在。高麗王莫離支、高文簡、都督
跌思太、吐渾大首領刺史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首領鶻屈利斤、大首領刺史苾悉頡力、高麗大首領拱毅等……料逆順之道，知變通之節。或誓以沉族，或翻然庇身，共驗郅支之亡，遂觀繇余之入。……”
這裏的“驕子”是指突厥可汗默啜。自武后時起突厥第二汗國勃興，尤其是默啜繼任可汗後縱横草原二十餘載，對武周及其後的唐朝邊疆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然而自開元二年（714）起，突厥開始出現衰落迹象，標誌性事件就是當年九月葛邏禄等部落附凉州請降
。史載默啜西滅突騎施後年老昏暴，導致部落怨叛
。此後，九姓思結、西突厥胡禄屋等部落相繼來降。上引制書即是封賞這些歸附的部落首領。其中的“胡運其終”自然就是指東突厥默啜運數將盡。
又，《唐大詔令集》卷三五《郯王嗣直安北大都護等制》有：
頃以驕子夭亡，匈奴運盡，願爲臣妾者望塞款門，編我甿黎者雲屬波委，北窮大漠，西被流沙，撫而柔之，僉曰分命……嗣直可安北大都護，仍充安撫河東、門（關）内、隴右諸蕃部落大使。嗣升可安西大都護，仍充河西道、四鎮諸蕃部落大使。
此制的時間是開元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當時受突厥衰落及内亂的影響，很多草原部落南下歸降，被安置在自河東直到安西四鎮的北部邊疆地區。爲了控制這些部落，唐朝設置了兼領數道的諸蕃部落大使，並由親王遥領。此處的“匈奴運盡”當然還是指突厥默啜，衹不過“胡”又换成了“匈奴”。這也印證了唐代的“胡運”概念就是對匈奴運數這一意象的借用和承襲。
又，同書卷一三〇《命薛訥等與九姓共伐默啜制》有：
默啜以叛亡餓隸，凶忍遺孽，敢迷聲朔，獨匪吾人。禍皆所召，妖不自作，舉其巢穴，盡是離心。瞻我闕庭，相望内面，猶竄身於寒苦，且寄命於旬時，當胡運之已窮，在軒兵而必逐。
此制的時間是開元四年正月二日。這相當於對默啜發出了最後的討伐檄文，同年六月默啜征討拔曳固時遭遇偷襲身死，首級被送至長安
，最終還是應了“胡運已窮”之數。縱觀三封制書，唐玄宗初年出現的“胡運其終”之説就是指向突厥可汗默啜的敗亡，是對當時北方草原動盪局勢的判斷和總結。皇帝詔書是有其實際的政治意義和政策指向的，在制書中反復出現“胡運”之説，可以看作是唐玄宗本人或者説是唐朝政府着力宣揚的觀念。
同時，唐代突厥人墓誌中也見有“胡運”的説法，使我們能够從另一個側面來理解這一觀念在唐代的流布。《阿史那毗伽特勤墓誌》有：
毗伽幽都禀秀，祖澤資靈，占星辯胡運將終，候吕知中國有聖。乃率部帳，翻然改圖，棄韋毳於遐庭，歸禮讓之淳化。
從墓誌内容看，阿史那毗伽特勤應是突厥王族貴胄，同樣是在開元三年默啜衰敗時降唐。這裏的“胡運將終”依然是指突厥可汗默啜的败亡。阿史那毗伽特勤開元五年被封爲左賢王並檢校新舊降户，與封爲右賢王的默啜之子墨特勤地位相當。隨後又曾出任隴右、朔方二軍遊弈使。在《册府元龜》卷九八六所載“開元六年北伐突厥制”中列舉了降附的突厥貴胄，阿史那毗伽特勤便是列在僅次於墨特勤的第二位
。足見其是降附突厥首領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墓誌是具有個人色彩的書寫載體，但阿史那毗伽特勤這樣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突厥降附首領，其墓誌的書寫有可能需要唐朝官方認可，或者至少需要向當朝的政治理念靠攏。例如開元二十年所立《闕特勤碑》的内容，漢文與突厥文部分就不盡相同，漢文體現唐朝的意志而突厥文纔是其本人或其同族的想法。從這個角度看，墓誌中出現“胡運將終”，既可以説是阿史那毗伽特勤等歸附突厥人對胡運觀念的接受，也可以説是唐朝政治觀念的强有力投影。與此相似的還有《契苾拔延墓誌》，其中有：“以大唐千齡之聖，屬胡運百年之窮，見機而作，解辮請吏。”
契苾拔延以龍朔三年（663）歸朝，當是與唐朝對鐵勒諸部的戰争有關。“胡運百年”更直接地契合了《漢書》“匈奴百年之運”之説，依然是説草原諸部的運數，衹不過這裏並不限於突厥，而是指向鐵勒諸部。這也提示我們入唐蕃人對於胡運觀的接受至少可以早到唐高宗時期，胡運觀念的提出也不僅限於玄宗時代。
無論如何，傳世史料與墓誌的記載可以清楚地表明，唐代“胡運其終”説直接指向了突厥等草原部落的衰敗，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隨着突厥的敗亡，唐代似乎也就很少再使用“胡運”的概念。當回鶻衰亡之際，衹見有李德裕《異域歸忠傳序》中提到“回鶻運屬天亡”
云云，這也可以説是胡運觀念，衹不過不稱“胡運”而徑稱“回鶻運”了。
《史記·天官書》所載天運本身就是與星占相結合的，唐代的胡運觀念也是如此。前引唐開元年間《阿史那毗伽特勤墓誌》中就有所謂“占星辯胡運將終，候吕知中國有聖”。“占星”自不待言；“候吕”可能説的也是一種通過律吕音樂來占卜的方法，南朝周捨《上雲樂》中就有“覘雲候吕”云云
。也就是説，對於中國與胡之運數興替的判斷是依據占卜，尤其“胡運將終”更是直接與“占星”聯繫在了一起。
唐代的星占著作中就有很多關於“胡兵”與“夷狄”的占卜，這首先表現爲對戰國以來相關星占體系的整理和承襲。如《史記·天官書》關於昴星的解釋爲：“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
在唐初編纂的《晋書·天文志》中，延續了昴星爲胡星的説法，不過又加入了“大而數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的内容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在注《天官書》時便使用了《晋書》的説法。説明唐代星占中也通用“胡星”“胡兵”的意象。實際上星占中的“胡兵”之説也是早已有之。如前文所述，《開元占經》所引《甘氏星經》等戰國以來星占著作中，便有大量關於“胡兵”的占卜。月、辰、昴、畢、招摇等衆多星象都可以與“胡”及“胡兵”有關。如其引《海中占》曰：“月暈東井，胡兵起。”引《甄曜度》曰：“嵗星入昴，胡兵入。”引《巫咸占》曰：“流星入北河，胡兵起，來入中國。”等等
。同樣的情况也多見於李淳風編纂的《乙巳占》，衹是其中所整理的内容多不記出處。
星占中關於四夷的内容是非常豐富的，上面提到的“胡兵”衹是較爲常見的一種，其中還有很多關於中國與夷狄盛衰興替的表述。如《開元占經》引《黄帝占》有：“招摇星明大赤角而動，胡兵大起，四夷主昌中國亡。”引《春秋潛潭巴》有：“大臣專國，代其君爲王，天子廢斥，强侯執命，夷狄内侵，中國百年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衆狼爲政。”
這裏的“百年”之數同樣可與“匈奴百年之運”對應，説明“胡運百年”也可以在星占中找到對應之處。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衆多關於四夷衰敗的條目，如《開元占經》引《荆州占》：“熒惑入天狗，兵謀，北夷大飢來歸。”
相關的還有夷狄弱可攻、蠻夷有亂、蠻夷君死民亂、胡王有喪、北夷驕奢治將爲亂等等。這些就都與“胡運其終”説十分相合，説明唐代胡運觀念大致也是源於星占。
這些前代星占著作中關於“胡兵”及“北夷”的内容被編入《開元星占》《乙巳占》等著作，表明其在唐代得到了繼承與行用。《新唐書·天文志》中就載有一些星占的事例，如“〔神龍二年〕十一月辛亥，〔荧惑〕犯昴，占曰：‘胡王死。’”
這表明唐代確實是在星占中繼續使用了“胡”的話語體系，這裏的“胡”大致還是指北方草原勢力。可能也正是因爲如此，在“胡”的内涵已經與前代不同的情况下，唐人依然沿用了“胡運”這一詞來指代突厥運數。唐代星占十分盛行，官方對於星占也是十分重視，不僅設有太史局等專門的天文機構，而且禁止私自觀測天象
。一些軍國大事可能也要經過星占，如薛仁貴在大非川之戰前就有過星占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與星占相關的胡運也成爲唐朝官方認可的一種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所出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中有大量關於“外國兵”的記載。如P.2632文書中有：
辰日食者注酒泉晋昌，五月有外國兵詐言降和，煞人損畜。巳日食注敦煌，七月秋，外國兵内與外人通，應有細作人危城破邑……未日食酒泉晋昌。外國兵和使往來，後有陰謀之事……戍日食晋昌，秋七月有外國兵來，不須出兵野戰，注煞將亡士，用賢良言大吉。亥日食酒泉，秋八月外國兵來，先憂後喜，二千石舉賢用能，大吉。
《西秦五州占》是主要用於河西的地方性星土占書，其占卜皆是與河西諸郡相對應
。這裏出現的“外國兵”等内容，應該還是來自於傳統星占中反復出現的“胡兵”，不過却更加具體而貼近實際。茅甘已指出這實際上是反映了吐蕃占領敦煌初期河西地區的歷史事件信息
。關於“外國兵”的占卜，同樣代表了河西當地士人對於外族勢力的認知與預測。可以認爲是唐代星占與胡運觀念在特殊時空下的一種流變。
唐玄宗初年是胡運觀念集中出現並着力宣揚的時期，這與唐玄宗的邊疆政策有關，胡運觀實際上也成爲實現其政治理念的要素。
唐玄宗自即位起，便希望在邊疆採取更加積極的策略，然而却在朝廷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武后、中宗、睿宗朝對突厥的政策都是和親與防禦。睿宗在退位之前便已經答應了默啜的和親請求，而玄宗却在即位之初便回絶了此事。《舊唐書·薛訥傳》載：
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杜賓客以爲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爲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爲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爲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黄門三品，總兵擊奚、契丹，議者乃息。
宰相姚崇等試圖秉承既有的穩健的邊疆政策，但這顯然不對皇帝的胃口，玄宗此時正熱衷於威服四夷。可惜同年七月薛訥大敗而歸，這對玄宗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更致命的是，八月吐蕃自臨洮入寇，兵至渭源。玄宗下詔御駕親征，最終在群臣的勸説下放棄了這個想法，好在隨後唐軍順利擊退了吐蕃。開元二年唐朝在西域也大舉用兵，阿史那獻出擊碎葉，斬西突厥首領都擔。突厥則趁機偷襲了北庭，都護郭虔瓘十分幸運地襲殺可汗之子同俄特勤，纔保住了北庭
。可以看到，唐朝在開元二年實際上是陷入了多綫作戰的窘境。
唐玄宗主張的積極攻勢並没有取得效果，還要面臨朝廷内部的壓力。《新唐書·宋璟傳》載：
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衞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
郝靈佺將默啜的首級送至長安，自認爲有功。但時任吏部尚書的宋璟却故意遷延，最後衹授予郝靈佺右武衞郎將的小官，致使其絶食自殺。宋璟的意圖顯然是要告誡後來者不要爲了迎合皇帝而“爲國生事”。可見，開元初年姚崇、宋璟等一些頗具威望的重臣並不贊成唐玄宗威服四夷的邊疆政策。即便是在默啜身死之後，朝廷形勢也依舊是如此，可以想見此前壓力之大。
草原諸部的動盪突然加劇實際上是給了唐玄宗一個機會，可以在邊疆問題上拓展出一些政治空間。默啜的敗亡雖然更多的是内部因素，但至少也可以從側面證明玄宗的正確性。由此，“胡運”説又與對玄宗的歌功頌德奇妙地結合在一起。前引《阿史那毗伽特勤墓誌》便很能説明這一問題，爲論述方便，需再引墓誌録文如下：
我開元神武皇帝重光應運，下武嗣照，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毗伽幽都禀秀，祖澤資靈，占星辯胡運將終，候吕知中國有聖。乃率部帳，翻然改圖……皇上親綏百蠻，子育萬物，收其委質之效，嘉其革面之誠，任之以腹心，尊之以爵禄。開元三年拜雲麾將軍、右威衛中郎將，賜紫袍金帶。
阿史那毗伽特勤於開元三年默啜衰敗時降唐，開元十年去世，則墓誌書寫時間距離開元初年的默啜敗亡並不遠。誌文中將“胡運將終”與“中國有聖”並舉，這成爲毗伽特勤歸附的動因。值得注意的是，墓誌中有兩段對於唐玄宗毫無掩飾的歌頌，前爲稱贊開元神武皇帝的武德，威服四夷，其中的“重光應運”正與“胡運將終”對應；後爲贊頌皇上亲绥百蛮，能够誠心招徠諸部。這樣“胡運將終”的部落離散，就與“中國有聖”的武德與親綏聯繫在一起。前文提到，作爲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突厥降附首領，其墓誌的書寫多多少少會有些官方的色彩，其中所見“胡運將終”與“中國有聖”的結合，大致還是當時唐玄宗政治觀念的投影。
我們還可以來對比一下唐初歸朝的重要突厥首領的碑誌。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47）《阿史那思摩墓誌》中有：“貞觀三年，匈奴盡滅，公因而入朝。主上嘉其乃誠，賜姓李氏。”
不過阿史那思摩並非主動歸降，而是隨頡利可汗一同被生擒，情况稍有不同。貞觀二十三年《阿史那摸末墓誌》有：“既而皇唐馭寓，至德遐通。公乃覘風雨以來儀，踰沙漠而款塞。”
高宗上元二年（675）《阿史那忠墓誌》中有“及貞觀云始，塞北乖離，公誘執頡利可汗而以歸國，蒙加寵命，授左屯衛將軍”
。實際上都是對突厥覆滅與唐朝勃興的簡單描述，而並没有加入太多對唐太宗本人的歌頌。前面提到的高宗龍朔三年《契苾拔延墓誌》，也衹是將“胡運百年”與“大唐千齡”並舉，而不及於聖人。有趣的是，開元十八年《契苾嵩墓誌》有一段追述其祖父契苾何力歸唐的細節：
母謂公曰：“觀汝志大，在此荒隅，非是養德。比聞大唐聖君，六合歸之，四夷慕義，將汝歸附，汝意如何？”公跪而言曰：“實有誠心，若至中華，死而不恨。”
契苾何力内附是在唐太宗貞觀年間。此段記載未見於其他史料，似是出於其家族口述或對其祖先事迹的撰擬，然而這方玄宗時代書寫的墓誌强調“大唐聖君”，却實實在在地與前述“中國有聖”的觀念相合，頗值得尋味。當然也並不是所有的開元時期墓誌都會如此書寫，如《俾失十囊墓誌》衹提到望闕來朝
，《毗伽公主墓誌》也衹講到“家國喪亂”
。但是作爲開元初年降附突厥的代表人物，《阿史那毗伽特勤墓誌》的特例還有具有其重要意義，這種突破傳統突厥首領墓誌書寫模式的情况，還是突顯了唐玄宗朝所標榜的“胡運將終”結合“中國有聖”的新觀念。
這應當就是唐玄宗樹立權威、踐行其邊疆理念的一個重要環節。及至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説赴朔方軍巡邊，玄宗作詩送行，百官應和，其中崔泰之詩有“南庭胡運盡，北斗將星飛”
，王丘詩有“肅殺從此始，方知胡運窮”
，則是體現朝臣對於這一理念的應和以及對玄宗武功的歌頌。
唐代的“胡運其終”是沿用了漢晋時期胡運理念的表述，但漢唐間“胡運”的具體所指發生了很大變化，唐代的“胡運”指向突厥等北方草原勢力的運數。不過唐代突厥與胡是判然有别的兩個概念。以“胡運”指代突厥，很可能也與唐代星占沿用戰國秦漢以來的“胡星”“胡兵”等占卜話語體系有關。開元初年突厥可汗默啜敗亡之際，唐玄宗正是利用了“胡運”觀念來實現其積極進取的邊疆理念。值得一提的是，“胡運百年”在後世依然是一個重要觀念，尤其是元朝百年而亡的體驗，使明初有“胡虜無百年之運”之説
，而近代“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思潮也可以追溯到這種胡運觀。胡運觀念實際上已經是中國古代對四夷認識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其興起的時間點往往是伴隨着北方外族政權的衰落，對胡運觀的宣揚也同時具有了政治意義，衹不過因時局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形式。
附記：文本欣得孟憲實、樓勁、陳勇、余欣、付馬諸位先生指導，謹致謝忱！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real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her barbarian surroundings is indubitable very importan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destinies of dynasties controlled by Tian天was also used to describe the destinies of barbarian countries. In the era of the Sixteen Kingdoms十六國，“destiny of Hu胡” had arisen and became popular. “The end of the destiny of Hu” means the five Hu sovereigns’ reign of China would come to an end closely. In the Tang唐Dynasty, people inherited this concept to describe the fortune of the Turks and other nomadic tribes in the north,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word Hu usually meant Sogdians from central Asia, who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Turks. It is probably because tha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astrology was basically maintaine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戰國period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in this system Hu always meant the northern nomadic people as it wa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Han漢Dynasty. The Concept of Destiny of Hu mainly appeared in imperial edicts and epigraphs of the surrendered Turks in early years of Emperor Xuanzong玄宗of Tang, when the second Khanate of Turk collapsed. And Emporer Xuanzong manipulated this concept to implement his diplomatic policy.
[1] Carole Morgan, “Mayhem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Cahiers d'Extrême-Asie , vol. 11, 1999. Nouvelles études de Dunhuang. Centenai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 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Pierre Drège, pp.18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