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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字本是掌書記者之稱，後來又被用於指歷史記載，這個字義的演化顯示出修史與行政運作的深刻淵源。上古史書如“晋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都是各諸侯國的官方記載，體裁是相對簡要的編年記事。漢魏南北朝時期，逐步形成了編定紀傳體史書的官修史運作體制，其形成過程一面勾連紀傳體史書的體例變化，一面勾連官僚機構行政運作的發展。本文擬以紀傳史中的“列國傳”爲例，考察其體例特徵、史料來源、編纂方式在漢唐之間的變化，管窺紀傳體官修史體制的形成過程。
《史記》諸列傳有以外夷族名或國名命名者，但編次位置和内容體例都未清晰地與其他列傳相别。從班固《漢書》開始，在列傳之内出現了統一列於後部的四夷傳記單元。綜觀中古正史中的四夷傳記，有兩種體例趨向。一種是擁有翔實的史事記載，通常一卷中僅有一兩個族群或國家，尤以北方草原民族爲代表，如匈奴、鮮卑、突厥等；另一種趨向則是在一卷之中有如“萬國博覽”，以西域、南海國家最爲典型，本文稱之爲“列國傳”。後者曾在“西域傳”視野下得到系統的研究，余太山指出，漢魏南北朝時期正史西域傳記述的範疇是西域；記述單位是國家；各國編次在南北朝以前是依據交通綫，南北朝以後除《魏書》外皆無明顯規律
。此外，也有一些史書是以其他外夷的傳記回應《漢書·西域傳》傳統，因此本文的考察範圍不僅限於西域傳。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余氏已經指出的各史西域傳在叙述次序上有前後差異外，以國爲單位的叙述結構也並非最初就存在。“列國傳”體例的變化，又與背後編纂機制的發展密切關聯。下面就從對《漢書·西域傳》的檢討開始，揭示中古正史“列國傳”的發展過程。
在《漢書·西域傳》以前，《史記》亦有《大宛列傳》記載西域歷史，不過它的體例近於通常的人物列傳，在《漢書》中被改作《張騫李廣利傳》。而《漢書》中的《西域傳》則是另起爐灶，衹有極少的部分摘自《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羅列大量國家，重視對諸國自然、人文情况的記録而不專記事件，開創出一種明顯不同於人物傳的體例，對後來正史有深遠影響。不過它與後來正史“列國傳”也有一些不同。
《漢書·西域傳》開篇講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的地理形勢，這樣的地形决定了“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在小序裏概述的南北兩道路綫，又詳見於正文各國記載之間：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
……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
……〔且末〕西通精絶二千里。
……〔小宛〕辟南不當道。
……〔精絶〕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
……〔戎盧〕辟南不當道。
……〔扜彌〕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
……〔于闐〕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弋山離〕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東則大月氏。
……〔疏勒〕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姑墨〕東通龜兹六百七十里。
……〔温宿〕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兹〕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渠犂〕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以上摘出的文字以“通某地若干里”“當某道”的句式直接表現了沿交通綫前進的過程，前後相續，大體是由南道西出，歷經中亞由北道折回。它們與小序對南北兩道的總述一同構成了貫穿《漢書·西域傳》全篇的綫索，也使本篇没有截然的國與國的分界。
爲什麽《漢書·西域傳》會呈現出這種結構？有必要全面了解它的史源與編纂方式。分析此傳内容，除了承襲自《史記·大宛列傳》者外
，還可以區分出三類史源：一是使者或行人的報告，二是有關西域統治的簿籍文書，三是與漢庭相關的史事記載。以下依次討論。
張騫出使西域歸來，曾向武帝彙報西域諸國情况，他的彙報已被《史記·大宛列傳》引用。此後出使西域蔚然成風，根據司馬遷的記載，當時“從吏卒皆争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伴隨着漢軍事、政治力量西拓，“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
。在這種情况下，漢庭自然會獲得大量出使彙報，《大宛列傳》記“宛左右……俗嗜酒、馬嗜苜蓿”“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等，都應源自這類彙報。其内容、體裁當近於後世“行記”，叙述沿途所經各地見聞，重點是皇帝關心的“奇怪厲害”，即珍奇物産、風俗政治等情况
。班固撰寫《漢書·西域傳》所利用的使者報告比司馬遷更多，串聯全篇的交通路綫也由此而來，不過不能確定是出自一份最翔實的報告，還是據多份報告拼合而成。
《漢書·西域傳》還依據了官方簿籍。此傳末云：
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禄、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户、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絶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録總領也。
這段内容與漢代官方簿籍皆於末尾合計各項數據如出一轍，而且也保留了“最（冣）凡”這一慣用詞。傳序又云：
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如果把“王侯”替换爲郡守令長，“土地山川、王侯户數、道里遠近”也正是漢晋時期郡縣上計簿的基本内容
，而且本傳正文中相應記載與尹灣漢簡、郴州晋簡的形式也頗爲相似。由此推測，《漢書·西域傳》應是依據了由西域統治機構製成的上計簿籍或在其基礎上由中央機構再編的簿籍。需要説明的是，來自官方簿籍的“道里遠近”不同於前文所説來自出使報告的交通路綫。前者是每國下所記距長安里數或四至里數，這類内容不僅見於郴州晋簡，也常見於隋唐以後據官方檔案修成的地志，其重點並非具有方向性的路綫，而是相對位置。
來自官方簿籍的内容覆蓋了《漢書·西域傳》記載的所有地區
，但交通綫叙述不及北道自渠犁以東的焉耆盆地和東部天山諸國，而且其中焉耆以東的東部天山諸國連風俗物産也完全失載
。這些文本上的現象與西漢在西域的擴張歷程恰好相應。西域南道最早被西漢控制，宣元以後匈奴瓦解，西漢在車師前王庭設戊己校尉，纔控制東部天山諸國，在西域的勢力達到最盛
。全盛時期的官方簿籍包括的國家數量多於其餘幾類史源，而官方簿籍以國家爲單位，就使本傳的一部分記載的這一特徵特别鮮明。
除了來自使者報告和官簿的内容，《漢書·西域傳》還有對歷史事件的記載，在序言裏也簡述了武帝以來漢勢力在西域發展的歷史。這些事件絶大部分與漢相關
，本來是作爲漢朝歷史的一部分而被記録、保存。《漢書·西域傳》將這些歷史記載插入各國之間，但也不完全拘泥於國家的界限。例如作爲漢開西域早期事件的浞野侯趙破奴攻樓蘭姑師，僅見於鄯善國下，而不見於車師之後；王莽天鳳（14—19）年間焉耆反叛，王駿、李崇兵敗，最終西域斷絶的一段史事，雖然涉及了很多國家，但並不包括車師（漢在此前已失車師），却也置於車師之後。這樣的安排不是關照事件與國家的匹配，而是關照了漢從争取到失去西域的總體時間順序——最早發生的事件位於最前，最晚發生的事件位於最後。在渠犁即輪台屯田之下，也因爲記載了昭帝時輪台屯田與龜兹的緊張關係，進而述及龜兹在宣帝以後的態度轉變。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漢書·西域傳》依據了幾種不同來源、不同體裁的資料，較爲突出地貫穿全篇的是源於行記的交通綫記録，但編纂者並未刻意擺脱參差不齊，追求特定模式，而有很多靈活具體的處理。
《漢書·西域傳》的這種編纂方式也被《東觀漢記》繼承，並影響到此後東漢史對西域的記述。今天能够看到的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與《漢書·西域傳》在體例結構上非常相似
，劉咸炘評論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説：
通篇節節相銜，以原文道路爲脈絡，而填述其事，不必與前書相當，而適以補其闕，正其訛。
“節節相銜，以原文道路爲脈絡而填述其事”的體例，與上文對《漢書·西域傳》的觀察相符。不過對“前書”亦即《漢書》“補其闕，正其訛”的，首先應是《東觀漢記》。
關於范書《西域傳》與《東觀漢記》的關係，可以通過對比袁宏《後漢紀》、魚豢《魏略》的相關記載推知
。三書詳略不同，但都保留了關於大秦國的記載。余太山已經指出范曄《後漢書》與《魏略》對大秦的記載十分接近
，若以袁宏《紀》與范曄《書》相較，更是如出一轍，可知三書都是延續《東觀漢記》的記載。此外，范曄《書》與袁宏《紀》中相當於傳序的内容基本一致，而且與《漢書·西域傳》序言也很接近。范曄、袁宏的傳序衹有兩條爲《漢書》所無，而且都與東漢有關：一是説明此傳依據甘英、班勇所記（詳下），二是説明西域軍事地理的總體形勢以車師、伊吾最爲重要
。可以推測《東觀漢記》的西域傳序也基本沿用《漢書》，又添補以上兩項内容。袁宏《紀》中因襲《漢書》的内容集中在前，兩段關於東漢的説明附後，不像范曄《書》的段落排序那樣有條理，恐怕顯示了東觀史臣襲用《漢書·西域傳》序言而在其末稍加添補的原始狀態。總的來看，范曄《後漢書》的《西域傳》篇幅最長，應與《東觀漢記》最接近，袁宏《後漢紀》删略較多，魚豢《魏略》又增添一些曹魏的情况，但它們的叙述都以交通綫前後貫穿，可以印證《東觀漢記》原本的叙述結構的確延續《漢書·西域傳》。
關於東漢史臣如何獲得西域資料，袁宏《後漢紀》云：
和帝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海而還，具言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而班勇亦見記其事，或與前史〔異〕，然近以審矣。
范曄《後漢書》云：
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袁宏《紀》提到兩種史源，一是使者甘英對葱嶺以西諸國地形風俗的記録，二是班勇所記。范曄《書》雖然在序言部分僅及其二，但正文中也載有甘英首次到達條支西海之濱，“具問其土風俗”之事。因此，東觀史臣作《西域傳》，除了繼承《漢書》外，至少還依據了甘英、班勇兩人的記録。余太山認爲范曄《後漢書·西域傳》中有不少晚於班勇經營西域之事，與范曄“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之説不合
，不過將此句與上句的“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一併理解，可以認爲“皆安帝末班勇所記”的“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是承上文僅指“風土人俗”。《後漢書·西域傳》中記録風土人俗最爲集中的地區，一是葱嶺以外而《漢書》中未詳之國，二是車師諸國及鄰近的焉耆，前者信息顯然應來自甘英，後者則似乎正來自班勇。因爲班勇自延光二年（123）爲西域長史，以柳中爲中心經營西域，重點即平定車師六國及焉耆
。
綜上所述，《東觀漢記》之《西域傳》的叙述結構延續《漢書》，其背後是兩者的取材來源、編纂方式也基本一致。在兩漢書《西域傳》的編纂過程中，史源有較强的主導作用，而不像後來史書那樣以預先設定的體裁爲主導。史源與體裁先後關係的轉變，亦即從“根據史源素材編纂史傳”轉變爲“根據史傳體裁製作素材”，正是中古時期紀傳體官修史發展的關鍵，前者需要史家的匠心，後者需要體制的保障。
《三國志》中的四夷傳記全部設在《魏書》，且僅一卷，名爲《烏丸鮮卑東夷傳》
，而“烏丸鮮卑”與“東夷”前各有序，因此實際上可分爲兩篇。兩序結構基本對稱，表明了作者如此分篇的用意——它們分别代表了四夷之於中國的兩種意義。《烏丸鮮卑傳序》開篇即云“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有匈奴之患，匈奴衰落，繼之以烏丸鮮卑，因此《烏丸鮮卑傳》代表夷夏關係中夷狄“爲中國患”的一面，呼應了前史的《匈奴傳》。《東夷傳》則具有與《漢書·西域傳》相當的意義，代表一個時代中國人對世界認知的極限
。其序開篇云：“《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尚書·禹貢》載禹别九州、五服，末云“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東夷傳序》首引《禹貢》此句，展現了對殊俗遐遠的關心。序言接着追溯了漢通西域的歷史，點出“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所指即《漢書·西域傳》。序言又繼續講到曹魏以來與四夷國家的聯繫，尤其是征討東夷，使中國人視野中的“天下”向東拓展。要言之，《東夷傳序》在追溯自身源流時並没有提及此前史書中關於東夷的記載，而是在勤遠略、致殊方的意義上比附了《漢書·西域傳》。
《三國志·東夷傳》的主要資料來源是東征軍的報告。同書《毌丘儉傳》載：“〔正始〕六年（245），復征之（案，指高麗），宫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
《東夷傳》序言稱魏軍追奔，東盡大海，“長老説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其事在傳中又有詳細記載：
王頎别遣追討宫
，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説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這立刻令人想起《漢書·西域傳》中一段類似的話：“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西漢使者一路西行，帶回關於西方“近日所入”之處的傳聞。東漢時的甘英向西走得更遠，因此東漢史書記録下對世界西境的新認識
。曹魏則轉而向東尋求近日所出之處，與兩漢向西擴張對應。據《東夷傳序》，東征軍“窮追極遠”，“東臨大海”，“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别，各有名號，可得詳紀”，可知除海東傳聞是由東征軍詢問彙報外，東方夷狄諸國的法俗名號等皆由東征軍記録彙報
。
這些報告理當被記入曹魏國史和王沈《魏書》，而後被陳壽《三國志》採用。王沈《魏書》的東夷部分已經亡佚，不過烏丸與鮮卑部分見於裴注引録，可以作爲了解《三國志·東夷傳》與王沈《魏書》關係的參考。陳壽在《烏丸鮮卑傳序》之末云：“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録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這裏説的“《漢記》”應指《東觀漢記》
，陳壽在此明確表示不重複收録《東觀漢記》已有的内容。檢視《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傳》正文，確實如序中所言，衹記録烏丸鮮卑在曹魏的歷史事件。裴注所引王沈《魏書》的内容是烏丸鮮卑的風俗及它們在漢代的史事，與范曄《後漢書》相校，風俗部分文本極爲相似，史事則裴注所引《魏書》較略。由此可知，陳壽特别强調“撰《漢記》者已録而載之”“但舉漢末魏初以來”，背景是王沈《魏書》對烏丸鮮卑的記載有大量重複《東觀漢記》的内容，而陳壽要將它們刊除。
《東夷傳》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如上所云，曹魏征高麗後纔“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别，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陳壽序云“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也説明陳壽之前的史籍没有這些内容。如此，陳壽也就没有理由對王沈《魏書》的這一部分做大規模删節。裴注在《東夷傳》部分僅據《魏略》補充數條，而完全不曾引用王沈《魏書》。考慮到裴注之於正文有補足的關係，可以認爲陳壽《東夷傳》對王沈《魏書》没有明顯删節，因此裴注也無可補充。
在體例特徵上，曹魏史的《東夷傳》雖然像《漢書·西域傳》一樣是列叙諸國，但已經不再有穿插於諸國之間的交通綫叙述，國與國之間有明確的界限，國家可以視爲叙述的基本單位。雖然《三國志·東夷傳》也關注各國之間的相對位置，但衹是在各國開始時描述其四至。這種叙述方式與陳壽序中云“撰次其國”即强調“國”的本位意義也相呼應。魏晋時期的政治觀念中，“九服混同、聲教無二”已經成爲驗證皇權正統性、合法性所必須的要求
，因而用羅列諸國的形式將窮盡絶遠、萬國來朝的政治意象呈現於史傳。羅列諸國的體例在《漢書·西域傳》本有因事制宜的偶然性，至曹魏以來則逐漸成爲一種固定體裁。
到曹魏時，“列國傳”模式在叙述結構的層面上已經出現了。但遠征拓土不常有，根據出使或遠征報告編纂正史“列國傳”具有偶然性。這之中藴含着中古官修史運作的一個基本矛盾。《史記》本來有總結戰國學術之意，因此“紀傳體”的出現本是爲了適應極豐富多變的史源
；而官修史運作想要穩定持續，衹有以日常行政運作爲基礎，這使得官修史體制中能够獲得的史源較爲有限，不能滿足《史記》《漢書》體裁的全部需求。因此紀傳史中的一些部分難於與行政運作接軌，“列國傳”就是其中之一。
上述矛盾被曹魏史的編纂者巧妙迴避，而在《宋書·夷蠻傳》中終於凸顯出來
。《宋書》中没有爲西域諸國立傳，其《夷蠻傳》所記諸國之於東晋南朝的角色，與西域諸國之於北方政權類似，此傳末也追溯漢代開通西域，意義與體例上皆屬“列國傳”系統
。而且，由於對象國家轉换，具體文本全無受前代影響的可能，反而使其編纂上的變化更易顯露。
《宋書·夷蠻傳》記述諸蠻夷，内容幾乎僅限於以下幾種類型：記事可分爲與劉宋交戰、劉宋策命、夷蠻朝貢三類，所引録的官方文書可分爲上於宋廷或從宋廷發出的兩類，少數的例外都是記載劉宋對該夷地區的統治，具體情形可參見下表。
［31］蘇摩黎、斤陁利、婆黎三國奉獻事，附於《天竺迦毗黎國傳》之後。
這些内容顯然都來自劉宋官方資料，史官修撰此傳的具體做法，就是將行政部門的日常政務記録即起居注一類的資料中與諸夷蠻相關的事項篩選揀出，分國排列，彙爲一編。官方檔案中没有關於諸國地理風俗方面的内容，史官也就聽之任之，由此導致其成稿面貌與《漢書·西域傳》以來的叙述傳統差别頗大，尤其是對諸國風俗文化的漠視，與以往史書迥異，也與此後進一步發展的紀傳體官修史不同。《宋書·夷蠻傳》僅僅依據文書檔案，適應了官修史的環境，却犧牲了“史學傳統”上的要求。
不過，《宋書》的極端做法没有就此延續，後來官修史“列國傳”的面貌顯示，史學傳統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拾。從有清晰記載的唐代官修史制度中，能够發現解决官修機制與史學傳統的矛盾的辦法。《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記載有“諸司應送史館事例”十餘大項
，對應了紀傳體史書須有的各種篇章，其中“蕃國朝貢，
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並其主名字報
”，“蕃夷入寇及來降，
表狀，中書録狀報。露布，兵部録報。軍還日，軍將具録陷破城堡，傷殺吏人，掠擄畜産，並報
”兩條對應四夷傳記，前者尤與“列國傳”模式匹配，後者則更合於匈奴、鮮卑、突厥一類的傳記。由上述規定可見唐代的官修史體制是由政府各職能部門與修史機構分工合作，參照史學傳統由各相關部門向史館上報材料，以備修史。關於四夷列國的材料收集與傳記編纂，也包含在這一體制之中。
官修史體制與《漢書·西域傳》史學傳統的矛盾，在劉宋和唐代的官修史“列國傳”編纂中導致全然不同的結果，這是由於兩個時期官修史“列國傳”的編纂過程不同。這一變化不是一蹴而就，“使圖類”文獻的出現在其中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下文考察“使圖類”文獻與《梁書》《隋書》四夷傳記的編纂，以及唐代修史制度中相應機制的形成。
與以往正史列國傳的編纂不同，《梁書·西北諸戎傳》與《隋書·西域傳》都有一種體例、内容十分接近的文獻作爲藍本。與《梁書·西北諸戎傳》對應的是梁代裴子野的《方國使圖》、梁元帝蕭繹《職貢圖》
，與《隋書·西域傳》相應的是隋代裴矩的《西域圖記》
，本文稱之爲“使圖類”文獻。
《梁職貢圖》及《西域圖記》皆有序言存世，可大致瞭解其體例及編纂過程。《藝文類聚》引《梁職貢圖序》云：
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晋帝君臨，寔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宫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開蹶角，沿泝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别加訪采，以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爾。
“尼丘乃聖”一句追溯圖畫傳統，可知《梁職貢圖》也應有人物圖像，“瞻其容貌，訴其風俗”應分别指人物圖像和題記内容。當時蕭繹任荆州刺史，便於訪採聚集於荆州的夷人，又對其餘諸夷情况别加搜採，從而編纂出《職貢圖》。又，裴矩《西域圖記序》云：
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别造地圖，窮其要害。
裴矩監知張掖關市，得以直接接觸胡人，使他具有編纂《西域圖記》的條件，其編纂所據，除了“訪採胡人”外，還包括“尋討書傳”。《西域圖記》的主要内容是諸國王及庶人的畫像，畫像尤其重視他們的“服飾儀形”及“容止”，此外還“别造地圖”
。除了有序言傳世的《梁職貢圖》和《西域圖記》，南京博物館所藏的“使圖”殘卷描繪諸國人物，附以對各國進行解説的題記，與以上兩序反映的情况一致，多數學者認爲它就是《梁職貢圖》
。另外，《方國使圖》的具體情况缺乏材料，但其題名也頗符合上述幾種文獻的形式。
綜合上述情况，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使圖類”文獻的體例及其與正史列國傳的關係。“使圖類”文獻的題記部分與正史列國傳記直接相關。余太山將南京博物館殘卷題記與《梁書·西北諸戎傳》相應條目對比，發現《梁書》諸傳主體部分多據題記删節而來，並據《起居注》增補題記時代以後的朝貢事件
，揭示了在有“使圖類”文獻存在的情况下正史四夷傳記高度依賴前者的編纂方式。
二是“使圖類”文獻的編纂是主動搜訪材料，從而使以“使圖類”文獻爲基礎的“列國傳”的編纂過程也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西漢張騫“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東漢甘英“具問其土風俗”、曹魏“周觀諸國，采其法俗”
，這些報告的撰寫都與文獻編纂没有直接關係，更不以某種程式化的史書體例爲模板。因此早期史官編纂“列國傳”需要在搜尋材料和拼接改編上付出更大努力，而且即便如此，所成史傳的面貌也受制於原始材料的參差不齊。《方國使圖》情况不詳，而《梁職貢圖》與《西域圖記》的序言都明確表示以編纂爲目的主動求訪一手材料。帶着對文獻體裁的設想搜集、製作材料，所成之書自然整齊劃一，而以這樣的“使圖類”文獻爲基礎編纂的正史“列國傳”也就有同樣的特點。無論是南博殘卷所存題記，還是《梁書》《隋書》相關傳記，都以諸國各自爲叙述單位，且各國所記項目基本一致，包括歷史、風俗物産、與中原王朝的交往尤其是朝貢等，唐代官修史“列國傳”的面貌此時已經形成。
“使圖類”文獻雖然成爲正史四夷傳記的藍本，但還未與官修史體制有制度化的連接，《梁職貢圖》《西域圖記》的編纂都没有史官參與，《梁書》《隋書》利用“使圖類”文獻，也不是履行修史制度規定的結果，有一定偶然性。此後，“列國傳”的編纂還在繼續融入官修史體制。
唐高宗時許敬宗奉敕監修《西域圖志》，既是“使圖類”文獻編纂傳統的延續，又有極可重視的變化，即處理蕃夷事務的行政部門與史館的分工合作在此正式出現。關於《西域圖志》的記載很少，研究者過去不大關注此書，這裏先對相關史事略作考辨。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載：
其年（顯慶三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産，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令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許敬宗監領之。書成，學者稱其博焉。
《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又載：
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並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羅國立碑，以記聖德。詔從之。
上條的繫時即顯慶三年（658）五月九日，正在唐軍定西域後數日
，應是遣使往西域的時間，不可能是修撰《西域圖志》的時間
。下條所繫龍朔元年（661）六月十七日，是使者完成出使任務、向朝廷反饋的時間，其中的“進《西域圖記》”應是對應上條史料所言“訪其風俗物産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至於許敬宗等撰成真正的《西域圖志》，應在更晚
。西域使者名爲“某道置州縣使”，則其主要任務是分置州縣、穩定地方政局，這是唐以武力平定西域後必要的措施。由這些使者同時訪採諸國“風俗物産及古今廢置”，實質上也是由處理蕃夷事務者收集第一手材料，與以往的做法一致。此後又下詔令史官修撰成書，則意味着修史部門被引入“使圖類”文獻的編纂中，這一點特别值得重視
。
由處理蕃夷事務的部門參照傳統的史書要求收集資料，並轉交修史部門編纂成書，在這時還是由個别的下詔的方式達成，而此後不久即成爲制度規定。前文已提到《唐會要》中記載的“諸司應送史館事例”有“蕃國朝貢。 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並其主名字報 ”。鴻臚勘問的諸事項與上述“使圖類”文獻的内容正好相應。
不僅如此，鴻臚寺的上報也需編繪爲圖，與“使圖”傳統完全相合。《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條云：“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爲圖以奏焉，副上於省。”
仁井田陞將此條復原爲開元七年（719）唐令，並提示日本《養老令》中也有與此相當的條文：“凡遠方殊俗人來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圖，畫其容狀衣服，具序名號處所，隨訖奏聞。”
此外，《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職方郎中員外郎”條：
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爲圖奏之，副上於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
根據以上諸記載，可知當時制度規定鴻臚寺應在蕃客到京時勘問、記録該國山川、風土、人物容狀、衣服，並繪爲圖奏進，副本上於尚書兵部。儘管《唐六典》及《新唐書·百官志》對這項制度的記載僅涉及鴻臚寺與兵部職方司，但與“諸司應送史館事例”對照，顯然被呈送史館的也應是這份材料的另一個副本。
這一規定與上述顯慶、龍朔間修撰《西域圖志》的過程極爲相似，衹是彼時派往西域的使者此時變成了在京負責處理蕃夷事務的鴻臚寺，因此資料的撰集也從以特定出使爲契機變爲一種常態。鴻臚寺的上報文件，近言之無異於“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所進“《西域圖記》”，遠言之則相當於南北朝的“使圖類”文獻。也就是説，作爲官修紀傳體史書“列國傳”史源的“使圖類”文獻，至此已經由固定的行政部門隨時進行編纂並上報史館，這些編纂過程全部都成爲制度規定之下的常態了。
當然，這一制度運作的實現首先需要鴻臚寺能够接待蕃夷來朝，並按照規定進行記録、上報，亦即需要唐王朝在國際關係中的强大實力及其行政機構的良好運轉作爲後盾。唐中後期，諸司上報史館的制度在實際執行中已遇到困難，如《唐會要》卷六三在記録“諸司應送史館事例”下又記：“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館奏：‘前件事條，雖標格式，因循不舉，日月已深。伏請申明舊制，各下本司。’從之。”
亂離之後，各行政部門的機能無法與昔日相比。但在唐最盛期的制度設計中，紀傳體國史的編纂者衹需在史館中等待相關部門的上報，即可獲得編纂四夷傳記的材料。而且這些材料的收集，一開始就照顧到正史四夷傳記的編纂傳統，要求備録各國“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並其主名字”等。由此，官修史的運作體制與正史傳統得到了兼顧，但就編纂過程而言，唐代官修史的四夷傳記終究是在作爲官僚制度和行政運作體制的一部分的官修史運作體制中完成的。如果説自“使圖類”文獻出現後，紀傳體官修史“列國傳”模式在叙述結構層面已經形成，那麽到唐代出現由鴻臚寺編制“使圖類”文獻並上報史館的制度運作後，包括整個編纂過程在内的紀傳體官修史“列國傳”模式完全形成。
本文對從《漢書·西域傳》到唐代官修史“列國傳”在叙述結構、史料來源、編纂方式等方面的演變進行了考察，以見紀傳體官修史編纂體制在漢唐間的演變與成立。
《漢書·西域傳》的編纂旨趣與方法，是史家個人搜集各類材料，根據叙事的需要安排文字。此傳以使者報告爲主幹，繼承了其中交通綫的叙述綫索，再根據綫路涉及的各點，填充官方簿記或歷史記載資料。雖然填充的内容衝淡了交通綫叙述的連續性，使此傳具有羅列諸國的面貌，但並不像後來史書那樣各國分界明確、所記事項齊整。《東觀漢記》中的《西域傳》也繼承了《漢書》的旨趣與方法。
《漢書·西域傳》所記的勤遠略、致殊方之事，很容易被後代帝王視爲典範，而它羅列諸國的面貌也就被後世作爲象徵性的叙述體例，即國史中所載國家愈多、愈遠，愈能够展現王朝的輝煌。由此，《西域傳》被引入“列國傳”的發展方向。曹魏正始時借着東征高句麗之機追尋東方之極，“周觀諸國、采其法俗”，皆是比附《漢書·西域傳》所載；由此而形成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羅列大量東夷國家，各爲單位，初具“列國傳”面貌。
《漢書·西域傳》的編纂，採用了相當靈活的、完全適應西域這一特定記載對象的取材方式，記載的内容也十分豐富。此後東漢曹魏的史書，也儘量搜集資料以延續《漢書·西域傳》建立的史學傳統。但《宋書》中屬“列國傳”類型的《夷蠻傳》的叙述結構，相比以往“列國傳”出現顯著轉變，對風土人俗方面的記載完全缺失，這是由於它的編纂完全依賴官修史運作體制，僅利用了行政部門一般能够提供的修史材料。《宋書·夷蠻傳》鮮明地反映出官修史運作體制與紀傳體史書傳統之間的不匹配之處，而當時這一矛盾的調合，偏向於堅持在官修史運作體制中完成史書編纂，史學傳統則不得不做出退讓。
從劉宋到唐代，“列國傳”的史學傳統得到部分恢復，而其編纂過程最終依然緊密融入官修史運作體制。在這一演變過程中，“使圖類”文獻的出現至關重要。“使圖類”文獻帶來的重要變化，是使材料的搜集具有了主動性，這類文獻由能够與蕃夷直接接觸的機構（官員）編纂，在編纂之初已有體例和内容的規劃，其規劃當然深受《漢書·西域傳》以後的史學傳統影響。由“使圖類”文獻删改而來的《梁書·西北諸戎傳》和《隋書·西域傳》體例規整，其面貌已經與唐代紀傳體官修史中的“列國傳”無異。此後到唐前期，逐漸形成了固定由在京負責處理蕃夷事務的鴻臚寺編纂類似“使圖”的文獻並上報史館的制度。如此，史官完全依賴官修史運作體制，即可編纂出較爲符合《漢書·西域傳》以後的史學傳統的“列國傳”，官修史運作體制與史學傳統之間達到了相對平衡，全面意義上的官修史“列國傳”模式形成。
簡而言之，是《漢書·西域傳》開創了“列國傳”叙述結構的可能，這一史學傳統在此後慢慢與官修史運作體制相融合，史學傳統有其演變，官修史運作體制也更加精細豐滿，最終達到二者協調。這不僅是官修史“列國傳”模式形成的根本，也是整個紀傳體官修史在漢唐間發展演變的根本過程。
By analyzing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history books’ texts and consulting relevant records about their compilation, this paper looks into how the compiling method of Hanshu: Xiyu-Zhuan （ Book of Han: Biographi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漢書西域傳transmuted into the method used in compiling “Lieguo-Zhuan”（Biographies of States）列國傳in the Tang唐Dynasty's Official Annals-biographic style historiographical system. This transition also shows how th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of Shiji （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史記and Hanshu （ Book of Han ）漢書were fused into th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system that functioned as a part of the imperial bureaucracy. Meanwhile both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system also underwent chang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