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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的特征具有一种理想与现实相互冲突的意味。理想上看，“医者”与“患者”之间具有一致的目标：患者就医，接受医务人员的诊治，其目的在于减轻自身的痛苦或治愈疾病；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诊治和服务，同样也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或治愈疾病。可以说，医患双方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进入到某种关系中的，尽管他们在这个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仅如此，在很多时候，医患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互依赖的。如果没有医务人员，患者诊治疾病的需求就无法得到解决和满足；同样，如果没有患者，医务人员就失去了服务对象，也就失去了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反过来，当医务人员通过支付自己的知识而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他们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与此同时，患者也通过支付报酬而满足了解除病痛、身心康复的健康需求。可见，通俗地说，医生与患者实际上“两不相欠”。从这个特征引申开来可以看到，就像前面刚刚提过的，医患双方是以平等的身份进入一种关系的，他们的人格尊严和权利不仅都居于平等的位置，而且也受到道德的维护和法律的保护；当任何一方的人格尊严或者权利受到对方的亵渎或者侵犯时，都会遭受道德的谴责，甚至法律的制裁。因此，这种目标一致、相互依赖以及地位平等构成了医患关系的主要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医患之间的关系显然并非如此美好。这与医患关系的其他两个特征有关。
首先是医生与患者之间医学知识和能力的不对称。在医患关系中，尽管存在理想上的平等，但是医务人员拥有医学知识和能力，而患者对此却一无所知或者一知半解，这个事实造成了医患双方实际上的不平等。我们常常说，正是这种不平等构成了患者信托医务人员的理由，也是要求医务人员尊重患者自主权的原因。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来约束这种不平等，它滋生的邪恶力量就将是惊人的，这一点大概很多读者都深有体会。而谈到约束机制，医院的管理、国家的相关法律等这些“强制性的”约束当然是主要手段，不过另一方面，道德约束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常，道德约束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行为者自身，一个是社会舆论。寄希望于医务工作者的自律显然不够现实，也过于危险，因为前面说过，医生不是道德圣人，而一旦医生的自律崩溃，其结果往往不堪设想。至于社会舆论，这在时下的社会实在是过于令人失望了。这不是说舆论失去了声音——谴责医疗界不道德行为的舆论始终没有停止，而是说舆论失去了效力。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见死不救、冷漠自私、职业素质低下、官员腐败的现象已经在普遍蔓延，那么单单对某一职业行为进行谴责难道不是太过苍白了吗？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业（新闻、媒体）自身甚至都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求真”的决心，来自它们的谴责难道不是有点做作吗？还是那句话，这不是在逃避责任，而是希望我们可以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思考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社会还是个人？
另一个“现实”是：在医患关系中，尽管医患双方目标一致，但是由于医患双方在地位、利益、文化和思想道德修养以及法律意识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对医疗活动及其行为方式、效果的理解存在不同，加之上面提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医患双方的冲突往往是难以回避的，就像任何一种人际关系的双方都会具有潜在的冲突一样。也正是因为这个特征，如何尽可能地化解医患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了医学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不过与上面那个特征一样，如果对于这种冲突的潜在可能不予约制，其后果显然不堪设想。这一点已经在时下得到验证。今天，由于整个社会对医疗事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加之医疗机构的管理不善以及医患双方的自律欠缺等诸方面因素，医患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医患纠纷已经不是难以避免，而是无法回避了。这多少是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可以说，在缺乏有效制约的社会中，医患关系的这两个特征——医患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及医患之间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足以催生任何可怕的医患冲突。关于社会因素，我们当然对此无能为力，这也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话题。但是在对医患关系本身的探索上，不同的学者倒是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的观点。他们总结出了医患关系的一些模式，对于探讨如何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而言，这些模式是研究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