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上面，我们着重考察了侠和侠文化在参与社会文化生态平衡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澄清了从左、右两方面加之于武侠小说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这样做，绝不意味着对过去的武侠小说全盘认同。恰恰相反，如果从历史实际出发进行分析，我们相信，旧武侠小说除艺术质量极不整齐外，内容上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七侠五义》和后五十回《水浒传》中出现的奴才思想，不少武侠小说存在的耽于复仇、滥杀无辜的倾向，以及若干作品宣扬轮回转世、神力无穷之类的迷信色彩等。虽然从武侠小说的总体上看，这些问题只占局部的地位，却为侠文化参与社会文化生态平衡带来了某种消极影响。从这个角度说，1950年代开始在香港出现的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就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

香港在一个半世纪中，政治上为英国的殖民地，经济上由自由港而逐步发展成繁华的国际性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文化上则呈现出东西方文化长期并存、相互渗透，传统文化又和“五四”新文化乃至左翼激进文化共处一堂、公平竞赛的奇异局面。在香港，1949年后由大陆政权力量发动的种种批判运动虽有波及，影响却不大，许多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因此得以避免。而大陆学术界、文化界取得的新进展（例如在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下客观地评价有清一代的历史，高度肯定康熙、乾隆的作用；对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所取得的进展；对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代太平天国起义的深入研究；文物考古上获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古籍整理上的若干成就等）则受到香港学者、文化人应有的重视，从中获得益处，不像台湾那样因政治歧见就对大陆的情况严密封锁。可以说，香港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同样保持着自由开放的姿态。虽因不断受商业浪潮冲击，文化上也难免有过于商业化的问题，但就整体而言，社会文化生态处于基本正常、从未失衡、从未受到政治干预的状态中（1967年受大陆“文革”影响而出现的短期情况除外）。面对中外古今，香港的学术文化界真正做到了鲁迅所倡导的“用自己的眼光来择取”的“拿来主义”态度。新派武侠小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诞生。

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武侠小说这个传统品种中熔注了新型的内容。金庸、梁羽生都是受过很好的教育，钟情于传统文化，而又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主张“侠是下层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品德的化身”，将侠行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摒弃了旧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嗜杀好斗的倾向。他们写的是一些为国为民而又富有独立个性色彩的侠士，而不再是某些旧武侠小说中那种官府的忠顺奴仆。他们还改造了旧武侠作品某些过于荒唐的内容，将武技大体上收拢在人而非神的范围内，却又变幻多端、奇异莫测，不但没有减少读者的兴味，反而因作者施展的丰富想象而更具魅力。在科学昌明的20世纪，新派武侠小说尤其金庸的小说却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包括一些大科学家的喜爱，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它们具有浓重丰厚的传统文化含量。不但作品用传统小说的语言写成，而且举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最具特色的成分，如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儒道墨释、医卜星相、传说掌故、典库文物、风俗民情……无不与故事情节的展开、武技较量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作品题旨的展示相融合渗透，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令人叹为观止。它们构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大优势，从而使自己在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社会中深深扎下根来。

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更因为艺术上的广为借鉴和勇于创新。新派武侠小说尤其金庸的小说，吸取了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艺术经验，也借鉴了戏剧、电影的手法、技巧，还广泛继承了传统的各类通俗文学如侦探推理、社会言情、历史演义、滑稽幽默等小说的长处，在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大创新，取得了旧武侠小说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做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

新派武侠小说的这些成就，可以归结为金庸、梁羽生等作者以精英文化改造了武侠小说的结果。这种改造带来了武侠小说的新生命，适应并积极促进了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华社会文化生态的新平衡。新派武侠小说尤其金庸小说受到亿万读者热烈持久的喜爱，也受到冯牧、宗璞、叶文玲、张大春、刘再复、李陀等许多新文学作家的热情赞誉，绝不是偶然的。

社会呼唤新武侠！文化生态平衡需要新武侠！1980年代末期起中国重又在全民中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并设立见义勇为基金，是十分适时的！

真正的侠义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1] 见1905年出版的《新小说》第15号《小说丛话》定一论《水浒》文，其中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

[2] 鄢烈山《拒绝金庸》一文载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其中说：“我的理智和学养顽固地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一向无惑又无惭。有几位欣赏新武侠小说的文友曾极力向我推荐金庸、梁羽生，我也曾怀着‘一物不知，君子所耻’的心理借来《鹿鼎记》、《射雕英雄传》，最终却只是帮儿子跑了一趟腿。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得活灵活现，我都根本无法接受。”“从历史认知的角度讲，武侠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足轻重。”“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讲，无论把武侠的武德描绘得多么超凡入圣，总改变不了他们‘以武犯禁’的反社会本质。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把流氓的祖宗追溯到武侠，这是很有道理的。流氓即蔑视社会公德和社会规范的反社会分子；武侠迷信的是个人或团伙的武功，鄙弃的也是社会的秩序和运作程序。在追求法治和社会正义的现代社会里，这绝对不是一种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娱乐的角度讲，同样是消遣性的东西，武侠小说比起《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侦探小说来，也要低一个档次。看侦探小说是一种启人心智的游戏，而武侠小说呢，从根本上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

[3] 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唐发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版，第193—194页。

[4] 佚名：《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见《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5] 瞿秋白《吉诃德的时代》大约作于1932年，收入《乱弹》，1938年5月由上海霞社出版。此处引文见《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273—274页。

[6] 收入1932年7月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海燕》集。

[7] 载1933年2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3号。

[8] 载195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亦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25—126页。

[9] 胡思升：《震动和沉思——记安珂壮烈牺牲后的社会反响》，载1983年5月7日《人民日报》。

[10] 刘衡、龚达发：《活着的安珂斗歹徒，武汉三镇传佳话》，载1983年4月12日《人民日报》。

[1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第875页。

[12] 鲁迅1936年3月28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但是出处忘记了，因为是取材于幼时读过的书，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里面。”而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载，连宝剑都懂得讲正义，“湛卢之剑恶阖闾之无道，乃出而去，水行如楚”。

[13] 见鄢然山《拒绝金庸》一文，载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

[14] 收入《老牛破车》。亦见于《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98页。

[15] 转引自胡晓明：《饶宗颐其人》，载北京《东方》杂志1995年第3期。 lY2wQqNEc80+8szUIiAqmb8xfKuivcLzb5OHqvO4JKsjWdCupL5MpkWFJTwJPE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