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沉静与松弛

到1988年的清明节前后，我开笔写《白鹿原》的草稿。

从1985年秋天因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所诱发的长篇创作的欲望，经过大约两年半的准备、酝酿和构思，终于形成了，依着以往中篇短篇写作的某种感觉和把握，可以操笔动手进行文字叙述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无法回忆是怎样完成这部小说的构思和结构的。有一点可以确信，即使在二十年前开笔写第一行字的时候，即刚刚确立这部小说构思的时候，也很难说清那些情节那些场景是在什么时间构思出来的。我曾经要给几个主要人物列一个提纲，结果是只给白嘉轩写了一页半的文字就感到属于多此一举，就没有耐心再写下去，甚至担心因为提纲的写作而冲淡减弱了正式写稿时的新鲜性兴致，便决然停下不做了。我随之只列了一个人物名单、人物的谱系、人物的社会关系和族亲关系。尔后来实际写作的过程，一次也没有翻阅过，证明也纯属多此一举，人物的这些关系网络和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乃至生死遭际，早在两年半的反反复复酝酿和判断的过程中就烂熟于心了。

我确定先写草稿。这也是经过几次反复斟酌之后确定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时写过草稿，因为是第一次，又是我写过的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主要是出于结构上的合理性把握，先以草稿试笔。之后，我的几部或长或短的中篇小说都是一次成稿，渐成一种写作习惯，不再有写草稿的耐心。我不习惯在稿纸上做量稍微大一些的修改，在于见不得涂抹添加成乱七八糟的稿样儿，宁可把不大满意的章节撕毁重写。在动手写《白鹿原》之前，约略估计到需得四十多万字，如若写草、正两稿，单是书写量就很可观，且不说写作中间肯定会发生的不顺或磕绊。然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先写草稿，再写正式稿，花多长时间费多大工夫似乎已不是问题。这是第一次长篇小说的写作，强烈的创作欲望、表述欲望和初试的畏怯并存，作为试笔的草稿就成为解决畏怯的最好途径。再，我自己最清楚这部小说的构思，时间跨度较长，人物比较多，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纠葛比较密集也比较复杂，结构就成为突出的问题。当《白鹿原》中那些人物在两年多的孕育过程中已经成形，已经丰满，已经呼之欲出，已经按捺不住要从脑底蹦跌到稿纸上的时候，人物间横向和纵向以及斜插歪穿的关系，如何清晰而又合理地展示出来，不仅让未来的读者阅读畅达，更重要的是影响和致命着每一个人物的展现，把我业已意识到的他（她）们心灵世界最隐蔽的角落里的东西也能得以显示出来，又不想在情节发展和人物随着裂变的过程中留下人为的别扭的败笔，关键就在于一个合理的结构框架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结构不是我有意安排给人物的，而是人物的生命轨迹决定着这个结构的框架，我的着力着重点，在于找到他或她以及他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牵扯的关系，在亦步亦趋过程中的一个合理的轨迹。这个结构形式，在动笔之前就成为第一突显的大事，我在基本确定之后，不无担心，能否如预想的思路和架构得以实现呢？更深一层的担心，预想的思路和架构能否达到让那些人物充分展示出来？我想先做一次试笔，打草稿。

我甚至做了退一步的考虑，不致使自己在开笔时有畏怯的压力，便把草稿的定义再下降一档，叫做“草拟”，以便为自己松绑，让思维和想象自由起来。这个草拟稿的用意，就是把各个人物的生命际遇能摆列出来，把那些已经构思的自以为得意的情节和细节展示出来，那个结构的框架基本合理就行了，到写正式稿时再进一步推敲判断，作出更自然顺情的调整。这样，我就在很松弛也很兴奋的情绪里，打开一个大十六开的硬皮笔记本，写下开篇第一句话：“锅锅儿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视角，人物的人生之谜一开始就撒给读者了。锅锅儿是白嘉轩的绰号，是他被已沦为土匪的黑娃的弟兄拦腰一击打断腰杆之后的体形，挺得很直很硬的腰佝偻下去，俗称罗锅儿、背锅儿或锅锅儿。大约写过几章之后又觉得不妥，这个绰号未交代形成的特殊因由，会造成阅读的烦恼，于是便决定以白嘉轩的本色姓名亮相，把这个绰号涂掉了。

至今依然记得那个清明节前后的早晨，我的小院里去年栽活的月季花已经绽开新的叶片。冬天已经彻底结束。乡村人已经开始更换上春天的衣服。麦苗在我眼前的河川蓬勃着动人的绿色。从村巷传来的狗在这个春天的叫声，似乎都格外响亮。我依旧习惯着当地乡村的生活秩序，早晨起来洗把脸、左邻右舍的乡党扛着农具上坡或者下滩干活了，我则比他们奢侈，洗脸刷牙之后要先喝两三杯清茶，然后摊开稿纸。今天与以往的感觉很不一样，没有摊开稿纸，而是揭开了一个大号笔记本；我没有上平时写作的桌子和木椅，而是坐在沙发上，把笔记本在膝盖和大腿面上揭开。我自己也不大弄得清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写作姿势，过去总是在听领导报告只有坐凳没有桌子的环境，才依助膝头做记录，凡写稿子总是要依托一张桌子的，即使如早年间用过的用麻绳捆着四条腿的祖传的方桌，毕竟也是桌子，并不影响写字，更不决定写下的字的分量。我坐在长沙发左首，一只胳膊托在扶手上，左手控制着笔记本，就顺着纸页上印制的暗格写下去，心里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沉静。

我想促成这种写作情绪和心境的一个外在因素，就是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写作专用房，颇多感动与感慨。这是1988年春天，是我名正言顺成为陕西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后的第七个年头，我为自己建起了一座新房，辟出大约十多平方米的一间书房，或者说写作间。1982年以前，我在乡村中小学、乡镇和文化馆工作，都是宿舍兼办公的一间屋子，多是两人合住合办的环境。1982年调陕西作协成为专业作家之后，分给我一套两居室的楼房，我没有入住，而是索性从原供职的灞桥区文化馆搬回老家去住了。在我家的街门外，父亲借厦屋北墙盖了一间又低又窄的简易房，门在原厦屋的北墙上凿开，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套间，这是父亲20世纪70年代最艰难的时月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妹妹搭的房子。父亲已经谢世，妹妹早几年前也已出嫁，这间简易房就成为归来后的我的写作间。里面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张祖传的方桌占据了几乎一半空间，还有一把椅子和一张同样搞不清在哪位祖宗手里置办的条凳。那张方桌的桌面已变成黑色，似乎不是漆染的颜色，四条桌腿没有一条是稳固的，父亲生前用麻绳把四条腿互相捆着，用两根交叉的木棍把桌腿固定不倒。我把已经松弛的麻绳解下，重新捆扎结实，就在那张方桌上开始写我的短篇和中篇小说。我有捆绑桌子的经验。我从学校回到乡村时，用着一张带抽屉的条桌，也是四条腿松动，我用草绳捆扎过。直到1986年春天我在屋前空院里盖起三间新房，这间简易房被拆掉了。在新房尚未启用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叔父和我兑换的同院西厦屋里摆下吃饭用的小餐桌，坐一只小方凳就可以写作。因为年久失修又兼着空无人住，墙皮大都脱落，弃置不用的火炕早已坍塌，地砖下已被老鼠掏空，不小心就会踩到凹坑里，我在这间破烂不堪的厦屋里，眼前展现的是想象世界里各色人物运动着的场景。我后来和一位记者谈到写作环境对作家的影响的话题时，有感于我的亲身经历，不敢一揽旁人，仅我而言，环境和写作条件不是毫无关系毫无影响，但作用力度有限，至关致命的是构思的发生、完成和写作，不大受书房简陋或阔绰的影响。我向来不注重也不讲究（生存环境里的无力无能无法讲究）写作的条件和环境，只要一张可以铺开稿纸的桌子就行了；唯其挑剔到苛刻的一个条件，就是在我进入写作时，我所在的那个空间不能再有一个别人。我以玩笑解释说，在我写作着的屋子里，要是坐着或站着一个熟悉或陌生的人，正在写作的小说里的人物就会吓得逃离而去，不敢走进前来，我的笔头就抡空了。我还以玩笑的方式打过一个比方，如同母鸡下蛋，关键不在鸡窝造得好或造得次，在于鸡肚子里有没有蛋，一只空怀无蛋的母鸡，即使用软绸锦缎铺垫成窝，卧多久也生不出一颗蛋来……

这不是抬杠。然而，对于一个清静而又较为舒适的写作间，我不仅不拒绝，而且是期待着拥有，前述的那些简陋的写作环境，是无奈条件下的举措罢了，好在我并不抱怨，也未向谁诉苦，倒是为那些偶然看到此景而惊讶的朋友做轻松的解释。现在，我在祖居的宅基上盖起了三间新房，我和夫人和孩子，将永久性告别阴雨天便觉得盆盆罐罐太少（接屋漏雨水）的无所措手足的日子了。我那时候是专业作家，兼着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论行政级别已属副厅级，我把提升到一百五十多元的工资和每一笔稿酬都积攒下来，自然要减掉日常吃穿和三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以及总闹病及至住院治疗的母亲的开销。然而，还是攒下钱来，令人鼓舞，终于把新房建成了。我在任何场合都不说生活的困窘和拮据，大约应该是生性决定的，我在无钱交学费的少年时期休止学业，也不诉苦，而是等待家境缓解再去复读；我在已经是最基层的公社（乡镇）一位副职领导的青年时期，冬天给孩子烘热被褥的制暖器具，是夫人从灞河滩里挑选的一块河石，在灶锅下烧得滚烫，当做暖壶使用，我大加赞赏夫人的创造性思路，却在年终拒绝申请困难补助金。我在进入初中时写过助学金申请书而未获批准，尽管我知道那些获得助学金的同学确凿比我更为困难，理智上能理解，情感上却受到挫伤，直接的感受是丢脸，13岁发生的这次挫伤，不仅致使我后来对一切困难补助申请一概排斥，而且形成不诉不说的习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住在乡村祖居的院子里，周围都是聚居一村许多代的乡邻，我在他们眼里，不仅不是一个穷作家，而是颇多不可理喻的“特权阶层”的人，拿着公家的工资还不上班，写文章还能挣钱，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好事美差。我在这种环境里的最直接的参照，就是那些挑着蔬菜和土产水果到城市边沿出售的农民，还有时时议论着市场上猪肉鸡蛋价格涨了跌了的声音。我已经切实感觉到拿着工资又得了稿费的优越。我的新建的房子，亦属村子里较早出现的纯粹用砖头构建的新房中的一座，尽管有省吃俭用的积攒过程。

我现在有了一间正经的写作专用房。这个房子是我亲自建造的。我请乡村木匠割制了一张带抽屉和柜子的桌子，一把有靠背的椅子，把祖传的方桌和条凳废置不用了，还做了两个书架，把我一直堆积着的有用的书摆列上架了，这屋子顿然就生出文人的气氛了。到要动手起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村子里一位刚学会制作沙发的农村青年找上门来，要为我做一套沙发。几经合计，我和夫人决定破费定做，一长两单的沙发也摆置起来了，我选择了绿色的罩布，这书房就显出某些豪华的气象来。我坐在新沙发上，把硬皮笔记本在腿面上打开的时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似乎是矛盾的激情里的沉静。我的笔尖一触及白嘉轩的四合院，置身的这个颇为得意的书房已不存在，眼前呈现着近百年前的原上白鹿村一位族长的深宅大院。与其说是我必须以沉静的心态去探究白嘉轩们屋院和祠堂里的气脉，不如说是那些气脉迫使我的心境必须沉静下来。

这是连我自己几乎都不敢相信的一次顺畅的写作。从1988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的元月就完成了草拟稿，两个厚厚的大十六开的笔记本写满一本和半本，大约四十多万字，这是我写作量最大的一年。记得这一年的七、八两月，是关中地区素有的酷暑褥热的时月，又添了孩子考试选择学校的周折，我索性停止下来，到9月立秋早晚有了凉意，孩子也各得其所上学念书了，我又开始“上原”的行程了，重新进入已经骚动也骚乱了《乡约》族规的白鹿村。我仍然坐在业已习惯的绿布沙发的左首，把硬皮笔记本摊在膝盖和大腿面上，追逐着已经烂熟的一个个男人女人的脚步。我对首次采用的这个写作姿势，最直接的体验是放松，坐在沙发上又是在笔记本上写字，有一种写日记和早年间作为练笔写生活记事的感觉，这就是纯粹写给自己看的或用的，不是给编辑给评论家给读者看的，心理上是松弛的自如的，没有了在稿纸上写作时的紧促和拘谨。这样，动手前业已构思的人物形象和各自的命运遭际，各自的大的情节和颇为得意的细节，大多都已通过文字固定到硬皮本上，更令人兴奋不已的是，一个个首先令自己兴奋莫名的细节，是在草拟过程中源源不断地纷至沓来，让我常常处于忘我的兴奋之中，又不禁对自我发生惊讶的反问，这些近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语言方式，是什么时候存储到我的记忆深处而又毫不察觉，现在却一桩桩一件件被激活了。我的感觉是如同一个连自己都遗忘了的仓库，突然被打开被照亮，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有如此丰厚的库存。随意举一个例子，田小娥被鹿三从背后捅进削标利刃的情节，是动笔起草之前就构思成形的一个重要细节，写来很顺且不论；而鹿三之死在起初尚无具体的细节，直到写到这里时才骤然开朗，几乎是一个事先无从料及的死亡方式；更有发现鹿三死后白嘉轩随口而出一句慨叹，“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这话似乎不是出于我心我口，分明是我看见听见白嘉轩仰天慨叹时发出的声音，我迅即记到我的硬皮本上。那一刻，我的新置的书房已不是书房，而是鹿三的马厩牛槽和他僵死的土炕……

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而实际的写作时间只有八个月。原先最担心吃紧的是结构，实际写作过程却是始料不及的顺畅。我没有欢呼，甚至连任何欢呼的意向和小小的举动都没有，仅仅只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个最大的担心解除了，算是踏实了，曾经也有生活素材是否够用的担心也已解除了。春节已经临近，我合上第二个只用了半本的笔记本，开始和村子里的农民搭帮结伴去逛集镇，备办过年的年货，猪肉和蔬菜，鞭炮和雷子炮，写对联的红纸……我已从原上虚拟的白鹿村回到原下河川里我的蒋村。除了我的妻子，我再没有告诉谁草拟完成的事。这是一个轻松欢畅的春节。我帮夫人洗肉淘菜。我和孩子守在案边，等待不及抓到新年蒸熟的第一锅大肉葱花包子。我和孩子一起在新修的门楼两边贴上对联。对联由我拟成并用毛笔写了，隐约有白鹿的意蕴，却没有具体的写作方面的指向，只有我心里清楚其韵味。天上的星星尚未完全隐去，1989年的春节的第一缕晨光还未撒出，我的孩子却先我醒来，催我和他一同去放炮。

从我家院里响到门外的鞭炮声，融进村庄的此起彼伏的爆竹的声浪里，我在那一刻才感到了释怀的陶醉。 DO+H/mat/sNpECgC67XWIn5HY4C/+IEPhkzXAB3rhM69/0lilkHW85Q/vl0G3a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