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枕头，垫棺作枕

我到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的时候，正是暑热的8月。同在蓝田县一样，只有供销社开办的唯一一家旅馆，而且客住已满，只有一个套间空着，日租金十二元。我尚未反应过来，协助我来住店的当地一位作家朋友扭过头就朝门外走去。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走出门赶上他，尚不及我问，他就气嘟嘟地说，啥房子吗就要十二块，杀人哩！我放心了，原猜疑他是不是遇见什么不友好的人哩，却是嫌房价太高。其实，我也觉得房价高，还想再交涉一下，能否调出一间普通单间来，不料他比我还倔。他便领我到紧贴着县城的乡村，说那里有农民开办的家庭旅社，很便宜。走过大街进入一个村子，再走进挂着写有“旅舍”二字的一个农家院子，在主人引领下上了一幢简易单面二层楼，楼梯是用粗钢棍焊接而成的，房间有木板床和一张桌子，还有脸盆和热水瓶，倒也可以。我在自家屋里也就是这几样必备的东西，价位每天只收两元钱。就在我要放下背包准备下榻于此的时刻，突然想到夜晚如厕的问题。主人指着楼下院子拐角的一个小厕所。我顿时就打了退堂鼓，我喜欢喝水，晚上往往要起来排泄两次，担心那个钢棍楼梯很可能在睡意朦胧时踩空，再说从楼上到楼下再到院角那个厕所来回跑一趟，肯定会弄得睡意全消无法再度入眠，且不说安全之类。我便说服我的朋友，重新回到旅馆，住了下来。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住宿消费水准。十年不过，且不说大城市，即使在长安县城，一日收费几百乃至千元的宾馆已经习以为常，我经过的日租金12元的价位不但成为历史，而且成为令今人惊诧的笑话。我每当到长安开会住宿在某个宾馆，总是想到当年在长安旅馆住宿的事，说给朋友，年轻人当做不可思议的笑话，同龄朋友便有恍若隔世之叹，其实不过是十年的事。

这应该是我平生第一次入住的套间房，倒有些不适的慌惶，每有熟人朋友来，也都无一例外地惊讶一番其豪华享受，我也随意解释几句。我到县资料馆去借阅县志，因为有了在蓝田的经历，对于“一次只能借阅一本看完再换”的政策，不仅再无异议，而且很为这种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我便小心地翻揭那些太薄太软的纸页，摘抄其中有用的资料，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裹起来，送回县资料馆，再换一本来，每天在县城里往返跑路，腿上的劲儿一直很足。

有天晚上，一位不速之客到来，令我受宠若惊，竟是长安县委书记程群力：一位浓眉大眼十分俊气的年轻人，不过三十出头，据说是陕西省当时最年轻的一位县委书记。他说他听某人说我住在他的辖地长安，也说到他读过我的某些小说，便来看望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和困难需要帮助解决。

我记不得当时说没说一次只能借一本县志的困难，第二天再去换借的时候，资料馆的同志把一摞县志都交给我了，我倒真有点为其安全而操心而感到负担了。程群力书记和我谈到文学，也问及是不是有新的大部头的创作计划，我隐瞒了查阅县志和资料的真实意图，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想了解自己脚下本土的历史渊源。我没有说明想写长篇小说的意图，是不想张扬，也是不敢张扬尚无完全把握的事，更是属于长期养成的一种写作的心理习惯。一篇或长或短的小说，在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前，我是不习惯说给人听的。我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有作家朋友有了重要的创作意图，约一位或几位朋友交谈，听取意见，开拓自己的思维，完善小说构思，避免写成之后的缺陷和遗憾。我不是固执到盲目自信不愿听取好的思路，也不是怕被“调包”（曾经风闻过此类丑闻），而纯粹是个人的习惯使然。我在多年前也曾怀着虔诚的愿望，把正在谋划着的小说说给同代作家朋友，虽然听到确可采纳的建设性意见，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心理反应，即在我道出了小说构思之后，到开笔写作时，那种写作的强烈欲望变得不太强烈了，对这篇小说的新鲜感减弱了，甚至弄得兴趣消退以至索然无味，竟放弃了这篇小说的写作。这样的现象出现过三两次以后，我才面对自己反省出一个道儿来，未动笔之前的“说”，实际上是撒了气儿，撒了气儿也就绽了劲儿，创作的欲望、创作的新鲜感都减弱了。如同蒸馍馍，成熟之前是不能揭开锅盖的，只有添柴烧火，达到上足气，才能蒸出好吃的馍来。后来我就把想写的小说憋着，反复酝酿，直到觉得可以动手时才铺开稿纸，直到写完，竟成了一种难以改易的写作习惯。

这习惯也有被打破的时候。就在长安县旅馆刚住下时，有一位年轻作家来访，公开身份是《长安报》编辑记者。这个小过我十多岁的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坦诚不雕，也有点肆无忌惮，近二十年后还继续着这印象，自然由不太适应到基本适应了。我珍重交往里的真诚，就容忍人个性里的某些偏颇，更在于对虚伪和谎话的恐惧。对这个自取“下叔”笔名的年轻作家，很快就发展到可以既说文学也说生活世相了。他几乎每晚都来旅馆和我聊天。关中人把聊天叫做谝闲传，把聊一聊说成谝一谝。他这天晚上来，我们又谝上了，还喝着啤酒。我已经意识到他在用语言技巧套引我尚不成熟的小说构思。许是酒力促使，许是对这个年轻朋友的信赖，我说到一些想法，却难深入。许多话因年深事远而模糊，唯有一句话后来留给我们两人。

啤酒喝到令人有点张扬时，他似有不解地问，而且鼻梁上皱着结儿颇为认真，话的大意是，按说你在农村生活工作二十多年，生活积累该是雄厚的了，写个什么样的长篇都用不完。只有他反问的话我至今记着原话：“你用得着到长安摊时间下功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干什么）？”我在他有点咄咄逼人的问询里也没有回避，便坦诚相告：“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他大概有点意外，随之无言。我也不再啰嗦。两人相对一阵沉寂。

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态。这心态发生在基本确定要写这部长篇并着手做准备事项的时候。这部尚未成形的小说，让我开始感觉到不同于已往的中篇小说的意义，是已经意识到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内涵，尽管还在深化着这种意识和体验。另外便是我几乎同时就划算着的粗略的写作计划，写成正式稿时可能就接近或超过五十岁了，记不清那一天算计到这个令人顿生畏惧的生命数字时，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短促的心理危机，几乎一生缠绕于心的文学写作，还没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眼看着就要进入乡村习惯上的老汉的标志性年龄了。由此而引发出我对以前创作的自我反省，不是因为社会等外部世界的刺激而迫使发生的，更非文学界评价高了低了诱导发生的，纯粹是由生命年轮即将碾过五十大关时几近悲壮的轮声催发出来的。我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抽烟喝茶，回顾了自初中二年级在作文本上写下第一篇小说以来的人生历程和写作经历。我发觉，我第一次摆脱掉或近或远的文坛，而使自己面对文学；第一次发生了不再关注我的那部（篇）小说评价高了或低了，包括曾经获得各种奖项也得意过好一阵子的小说；我处的文坛上的冷暖亲疏以及不可或缺的是是非非，也在那个反省过程中散淡了，于我没有切实的价值和意思了；我的刚刚形成的致命的一个心结，竟然是如果突然身体发生绝望性异变，单凭已出版的那几本中、短篇小说集用做垫棺的枕头，我会留下巨大的遗憾和愧疚；我现在的心结聚集到一点，凝重却也单纯，就是为自己造一本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才可能让这双从十四五岁就凝眸着文学的眼睛闭得踏实。

这完全是指向自己的一次反省，使我对创作这种劳动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它只能倚重作家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理解的深刻程度，生活体验到生命的独自发现的独特性和普遍性，自然还有艺术体验包括语言叙述的选择。这些决定作品成色也决定作品成败的因素，除了自己之外，谁能充当拯救者的角色？只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些名著巨作的作家的写作历程，就会把那些与创作没有关系的非文学因素看轻了淡远了，只指向自己。这样的反省，既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的新的层面的理解，也完成了一次心理奠基，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静状态的心境。

一年后，下叔为《陕西日报》写的一篇千字文的人物通讯里，提到我和他在长安旅馆夜谈时说的“枕头”的话，没有多少反应。时过五年之后，《白鹿原》发表于《当代》，接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之后，青年作家雷电对我做了一次采访，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其中说到“枕头”之作，这句话才传播开来。我至今倒颇为安慰，这个垫棺的枕头的创作心理，不是狂妄的高端指向，而是为着自少年时代就迷恋着的文学的本心的。

我和下叔每有机缘相聚时，偶尔还会提到长安旅馆那一夜的闲谝，竟有恍如隔世之感，连自己都捋不清记忆了。 g4pnNi1lokyZcAhan8A+cOyhbFl8g03eZuysHP2x6Hq0212KyP/PAZd2MImnAV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