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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卡彭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

促使我这回到蓝田查阅资料的举动,大约有两个因素,一是如前所述,因为无意间瞅见蓝袍先生家那幢门楼里幽深的气氛,所引发的长篇小说写作的欲念,并因此而直接意识到我对生活了知的浮泛。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再加之改革开放前的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封闭和局限,我既缺乏系统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受限制而未能见识阅览更广泛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偏重于这方面的阅读和补缺就是很自觉也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对生活的了解和体验,我向来是比较自信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入学识字。我看见过邻近的东西两个村子斗地主分田产的场面,我们村里没有一户够划地主成分的人家。我亲眼看着父亲把自家养的一头刚生过牛犊的黄牛,拉到刚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槽上。到合作社变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我亲身经历过从公社食堂打回的饭由稠变稀由多变少直到饿肚子的全过程。我由学校高考名落孙山回到村子,进入一个由三个小村合办的初级小学做民办教师,另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学校设在两个村子之间的平台上,两个人合用的办公室,是一幢拆除了不知哪路神灵泥像的小庙。教室旁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社员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经过教室门口,嬉笑声议论声和骂架声常常传进教室。后来我调入公社办的农业中学,校址也在一个村庄的前头,四周是生产队的耕地,我看着男女社员秋天播种麦子,夏天收割麦子、播种包谷再到掰(折)包谷棒子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后来我被借用到公社帮助工作,又调动到公社当干部,整整十年。十年里,我把公社大小三十多个村庄不知走过多少回,其中在几个村庄下乡驻队多至半年,男女老少都叫得出名字,谁家的公婆关系和睦与否都知晓。直到我最后驻到渭河边一个公社,看着农民把集体畜栏槽头的牛骡拉回家去饲养,把生产队大块耕地分割成一条一块,再插上写着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便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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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生长在农村,他(左一)初中毕业时,与同学们合影。

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不仅在于生长于兹,不仅是看着我的父亲怎样把黄牛归集体,而且我是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行政管理干部,整整在其中干了十年,又把土地和牲畜分到一家一户。我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而是实际参与者亲历的体验。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辈作家柳青,他在离我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连同写作《创业史》历时十四年,成为至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榜样。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述的能力。恰是在蓝袍先生家门楼下的一瞅一瞥,让我顿然意识到对乡村社会的浮泛和肤浅,尤其是作为标志的1949年以前的乡村,我得进入1949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家乡,我要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我对拥有生活的自信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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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崇拜的作家柳青,在离他不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连同写作《创业史》十四年,成为他的榜样。柳青与当地群众交谈。

大约在这一时段,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王国》,这部不太长的长篇小说我读得迷迷糊糊,却对介绍作者卡彭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如获至宝。《百年孤独》和马尔科斯正风行中国文坛。我在此前已读过《百年孤独》,却不大清楚魔幻现实主义兴起和形成影响的渊源来路。卡彭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使我震惊更使我得到启示和教益。拉美地区当时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许多年轻作家所能学习和仿效的也是欧洲文学,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派文艺。卡彭铁尔专程到法国定居下来,学习现代派文学开始自己的创作,几年之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小说,却几乎无声无响,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至极时决定回国,离开法国时留下一句失望而又决绝的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我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噢哟”了一声。我当时还在认真阅读多种流派的作品。我尽管不想成为完全的现代派,却总想着可以借鉴某些乃至一两点艺术手法。卡彭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了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更富于启示意义的是卡彭铁尔之后的非凡举动,他回到故国古巴之后,当即去了海地。选择海地的唯一理由,那是在拉美地区唯一保存着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他要“寻根”,寻拉美移民历史的根。这个仍然保持着纯粹非洲移民子孙的海地,他一蹲一深入就是几年,随之写出了一部《王国》。这是第一部令欧美文坛惊讶的拉丁美洲的长篇小说,惊讶到瞠目结舌,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给这种小说命名,即欧美现有的文学流派的称谓都把《王国》框不进去,后来终于有理论家给它想出“神奇现实主义”的称谓。《王国》在拉美地区文坛引发的震撼自不待言,被公认为是该地区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一批和卡彭铁尔一样徜徉在欧洲现代派光环下的拉美作家,纷纷把眼睛转向自己生存的土地。许多年后,拉美成长起一批影响欧美也波及世界的作家群体,世界文坛也找到一个更恰当的概括他们艺术共性的名词——魔幻现实主义,取代了神奇现实主义……我在卡彭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面前震惊了,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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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农村工作多年,对那里的事情了如指掌。他早年在西安灞桥莫灵庙了解蔬菜生产情况。

我顿然意识到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演变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做蒋村。我的村子紧紧依偎着的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且不管两千多年前的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过久远的轶事。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儿的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我不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甚至当即产生了认知太晚的懊悔心情,这个村庄比较有议事能力的几位老者都去世了,尤其是我的父亲,他能阅读古典小说也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对陈姓村庄的渊源是了解得最多的人之一;至于我们家族这一门更是如数家珍,我年轻时常不在意他说那些陈年旧事和老祖宗的七长八短的人生故事。父亲已谢世了。我既想了解自己的村子,也想了解原上那些稠如爪蔓叶子的村庄,更想了解关中。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选择了蓝田、长安和咸宁三个县作为了解对象,因由只出于一点,这三个县包围着西安。咸宁县号称陕西第一邑,曾是我的家乡隶属的县,辛亥革命完成后撤销又合并到长安县了。正是西安四周的这三个县,当是古长安作为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和影响最直接的地区,自然也应该是关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了。我首先走进蓝田,当我打开《蓝田县志》第一卷的目录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又是一方县域的百科全书。县志上有历史沿革的分类,县域划界的伸缩变化(咸宁和长安多次变更名称,唯独蓝田自秦设县以后一直沿用到现在);山川河流平原坡岭沟峪谷地,不仅有文字叙述,而且有图示;历代的县官名称简历和重要政绩,典型的三两位在调任离开时,沿路百姓蜂拥送行,跪拜拦轿者呼声震野;记载着蓝田地域自古以来的名人,最响亮的是宋朝的“吕氏四兄弟”,先后都考中状元,都有文集著作,其中吕大临创造的哲学“合二而一”论,被杨献珍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掘出来,遭到点名批评,形成一次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大辩论大批判运动。其时我刚刚从学校进入社会,在一所两人为教的初级小学任教,按照上级指示,全公社的中小学教师开过专题批判会。我久久地注视着绵薄发黄到几乎经不起翻揭的纸页,一种愧疚使我无言,我在对“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几乎无知的情况下也做过“表态”发言,现在近距离面对这位尊贵的哲学家乡党的时候,领受到真正的学问家对浅薄的讽刺,也领会到人类从哲学角度认识世界的漫长和艰难。这些县志还记载着本地曾经发生过的种种灾难——战乱地震瘟疫大旱奇寒洪水冰雹黑霜蝗虫等等,造成的灾难和死亡的人数,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受害受难者的幽灵浮泛在纸页字行之间,尤其是看到几大本“贞妇烈女”卷时,我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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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想了解白鹿原,了解关中。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我打开该卷第一页,看到记述着××村××氏,十五六岁出嫁到×家,隔一两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一幅悬挂于门首。整本记载着的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我看过几例之后就了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只记着××村××氏,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开不看了。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姓氏的耐心。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他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悖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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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想到在民间听到的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以民间传播的方式与县志上的榜样对立着。田小娥就这样萌生了。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个硬皮活页笔记本的每一页纸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迹比稿纸上的小说写得还工整。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着工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需要某种沉浸,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才能进入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乡村的氛围,才能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在我幼年亲历过的乡村生活的肤浅印象不仅复活了,而且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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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遍访原上原下的人们,对许多人文风俗了然在胸。他在家乡菜园和老农交谈。

我在这一年还写着中篇和短篇小说。在查阅县志和写作的间隙里,穿插着对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历史的了解。我找了村子里几位是我的爷辈的老汉,向他们递上一支雪茄烟。或在他的家里,或在我的刚刚启用的写作间里,我让他们讲自己所记得的村子里的事,记得什么便讲什么。许是年岁太大记忆丧失,许是耽于种种顾虑,谈得很浅,可以想到不是害怕已经逝去的歪人劣事,而是怕得罪他们活在村子里的后人。然而也不是没有收获,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这个门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他手上,先盖起了这个陈姓聚居的村庄里的第一个四合院,积累囤攒了几年,又紧贴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我是东门子孙无疑。到我略知火烫冰寒的年纪,我的东门里居住着两位叔父和我的父亲。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八家院,这位说话的爷爷就是西门的。东门西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因为后人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没有再添一间新房,也就无人迁出老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脉络之后,这位爷爷随意说出的又一个人令我心头一颤。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条文,而呈现出生动与鲜活。这部由吕氏兄弟创作的《乡约》,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曾推广到中国南北的乡村。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骑自行车或散步,吃饭或喝茶,在村长赐给我的二分地上锄草、培土和浇水,或在小院里栽树植花,只要是一个人独处而又不着纸笔的环境里,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就浮现出来,连同他周围的那些他喜欢的敬重的或讨厌的不屑的人,逐渐清晰起来丰满起来,故事也由单线条到网络似的复杂起来。这竟有两年多的时间,一个怀得过久的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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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进入了近百年的村庄、白鹿原、关中,形成了对以西安为枢纽神经的关中的体验与理解。

我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进入近百年前的我的村子,我的白鹿原和我的关中;我不是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我很清醒而且关注,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以及他们的心理结构形态;在不同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更具妙趣的是,原有的结构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冲击的时候,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当是这个或欢乐或痛苦的一次又一次过程,铸成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灵轨迹,自然就会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来……我对以西安为中枢神经的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初步形成,不是史学家的考证,也不是民俗学家的演绎和阐释,而是纯粹作为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子民作家的理解和体验。我把这种理解全部融注到各色人物中,几乎在此前(小说写成前)没有做过任何阐述和表白。到1990年初,在中断了半年写作,而重新进入写作氛围之时,我为我家乡的一本《民间文学集成》作的序文中,第一次比较透彻或直率地袒露了我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和体验——“作为京畿之地的咸宁,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盛走向自己的历史峰巅,自然也不可避免随着一个个王朝的垮台而跌进衰败的谷底;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一次又一次老帝驾崩新帝登基,这块京畿之地有幸反复沐浴真龙天子们的徽光,也难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凉。难以成记的封建王朝的封建帝君们无论谁个贤明谁个残暴,却无一不是企图江山永铸万寿无疆,无一不是首当在他们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所谓京门脸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脸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那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

这应该是我正在写作《白鹿原》时的最真实的思绪的袒露。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过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d7jWYpEiOqXL/SmGMO8Wl5+f9x6y6aLchDKg9mj0XsnVCQ43fi5FReKZSThzLjnH



三 枕头,垫棺作枕

我到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的时候,正是暑热的8月。同在蓝田县一样,只有供销社开办的唯一一家旅馆,而且客住已满,只有一个套间空着,日租金十二元。我尚未反应过来,协助我来住店的当地一位作家朋友扭过头就朝门外走去。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走出门赶上他,尚不及我问,他就气嘟嘟地说,啥房子吗就要十二块,杀人哩!我放心了,原猜疑他是不是遇见什么不友好的人哩,却是嫌房价太高。其实,我也觉得房价高,还想再交涉一下,能否调出一间普通单间来,不料他比我还倔。他便领我到紧贴着县城的乡村,说那里有农民开办的家庭旅社,很便宜。走过大街进入一个村子,再走进挂着写有“旅舍”二字的一个农家院子,在主人引领下上了一幢简易单面二层楼,楼梯是用粗钢棍焊接而成的,房间有木板床和一张桌子,还有脸盆和热水瓶,倒也可以。我在自家屋里也就是这几样必备的东西,价位每天只收两元钱。就在我要放下背包准备下榻于此的时刻,突然想到夜晚如厕的问题。主人指着楼下院子拐角的一个小厕所。我顿时就打了退堂鼓,我喜欢喝水,晚上往往要起来排泄两次,担心那个钢棍楼梯很可能在睡意朦胧时踩空,再说从楼上到楼下再到院角那个厕所来回跑一趟,肯定会弄得睡意全消无法再度入眠,且不说安全之类。我便说服我的朋友,重新回到旅馆,住了下来。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住宿消费水准。十年不过,且不说大城市,即使在长安县城,一日收费几百乃至千元的宾馆已经习以为常,我经过的日租金12元的价位不但成为历史,而且成为令今人惊诧的笑话。我每当到长安开会住宿在某个宾馆,总是想到当年在长安旅馆住宿的事,说给朋友,年轻人当做不可思议的笑话,同龄朋友便有恍若隔世之叹,其实不过是十年的事。

这应该是我平生第一次入住的套间房,倒有些不适的慌惶,每有熟人朋友来,也都无一例外地惊讶一番其豪华享受,我也随意解释几句。我到县资料馆去借阅县志,因为有了在蓝田的经历,对于“一次只能借阅一本看完再换”的政策,不仅再无异议,而且很为这种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我便小心地翻揭那些太薄太软的纸页,摘抄其中有用的资料,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裹起来,送回县资料馆,再换一本来,每天在县城里往返跑路,腿上的劲儿一直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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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到长安借阅县志,小心翼翼地翻着哪些太薄太薄的纸页,摘录好有用的材料后,再包好送回资料馆,尽管条件不好,他觉得腿上的劲很足。

有天晚上,一位不速之客到来,令我受宠若惊,竟是长安县委书记程群力:一位浓眉大眼十分俊气的年轻人,不过三十出头,据说是陕西省当时最年轻的一位县委书记。他说他听某人说我住在他的辖地长安,也说到他读过我的某些小说,便来看望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和困难需要帮助解决。

我记不得当时说没说一次只能借一本县志的困难,第二天再去换借的时候,资料馆的同志把一摞县志都交给我了,我倒真有点为其安全而操心而感到负担了。程群力书记和我谈到文学,也问及是不是有新的大部头的创作计划,我隐瞒了查阅县志和资料的真实意图,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想了解自己脚下本土的历史渊源。我没有说明想写长篇小说的意图,是不想张扬,也是不敢张扬尚无完全把握的事,更是属于长期养成的一种写作的心理习惯。一篇或长或短的小说,在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前,我是不习惯说给人听的。我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有作家朋友有了重要的创作意图,约一位或几位朋友交谈,听取意见,开拓自己的思维,完善小说构思,避免写成之后的缺陷和遗憾。我不是固执到盲目自信不愿听取好的思路,也不是怕被“调包”(曾经风闻过此类丑闻),而纯粹是个人的习惯使然。我在多年前也曾怀着虔诚的愿望,把正在谋划着的小说说给同代作家朋友,虽然听到确可采纳的建设性意见,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心理反应,即在我道出了小说构思之后,到开笔写作时,那种写作的强烈欲望变得不太强烈了,对这篇小说的新鲜感减弱了,甚至弄得兴趣消退以至索然无味,竟放弃了这篇小说的写作。这样的现象出现过三两次以后,我才面对自己反省出一个道儿来,未动笔之前的“说”,实际上是撒了气儿,撒了气儿也就绽了劲儿,创作的欲望、创作的新鲜感都减弱了。如同蒸馍馍,成熟之前是不能揭开锅盖的,只有添柴烧火,达到上足气,才能蒸出好吃的馍来。后来我就把想写的小说憋着,反复酝酿,直到觉得可以动手时才铺开稿纸,直到写完,竟成了一种难以改易的写作习惯。

这习惯也有被打破的时候。就在长安县旅馆刚住下时,有一位年轻作家来访,公开身份是《长安报》编辑记者。这个小过我十多岁的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坦诚不雕,也有点肆无忌惮,近二十年后还继续着这印象,自然由不太适应到基本适应了。我珍重交往里的真诚,就容忍人个性里的某些偏颇,更在于对虚伪和谎话的恐惧。对这个自取“下叔”笔名的年轻作家,很快就发展到可以既说文学也说生活世相了。他几乎每晚都来旅馆和我聊天。关中人把聊天叫做谝闲传,把聊一聊说成谝一谝。他这天晚上来,我们又谝上了,还喝着啤酒。我已经意识到他在用语言技巧套引我尚不成熟的小说构思。许是酒力促使,许是对这个年轻朋友的信赖,我说到一些想法,却难深入。许多话因年深事远而模糊,唯有一句话后来留给我们两人。

啤酒喝到令人有点张扬时,他似有不解地问,而且鼻梁上皱着结儿颇为认真,话的大意是,按说你在农村生活工作二十多年,生活积累该是雄厚的了,写个什么样的长篇都用不完。只有他反问的话我至今记着原话:“你用得着到长安摊时间下功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干什么)?”我在他有点咄咄逼人的问询里也没有回避,便坦诚相告:“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他大概有点意外,随之无言。我也不再啰嗦。两人相对一阵沉寂。

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态。这心态发生在基本确定要写这部长篇并着手做准备事项的时候。这部尚未成形的小说,让我开始感觉到不同于已往的中篇小说的意义,是已经意识到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内涵,尽管还在深化着这种意识和体验。另外便是我几乎同时就划算着的粗略的写作计划,写成正式稿时可能就接近或超过五十岁了,记不清那一天算计到这个令人顿生畏惧的生命数字时,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短促的心理危机,几乎一生缠绕于心的文学写作,还没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眼看着就要进入乡村习惯上的老汉的标志性年龄了。由此而引发出我对以前创作的自我反省,不是因为社会等外部世界的刺激而迫使发生的,更非文学界评价高了低了诱导发生的,纯粹是由生命年轮即将碾过五十大关时几近悲壮的轮声催发出来的。我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抽烟喝茶,回顾了自初中二年级在作文本上写下第一篇小说以来的人生历程和写作经历。我发觉,我第一次摆脱掉或近或远的文坛,而使自己面对文学;第一次发生了不再关注我的那部(篇)小说评价高了或低了,包括曾经获得各种奖项也得意过好一阵子的小说;我处的文坛上的冷暖亲疏以及不可或缺的是是非非,也在那个反省过程中散淡了,于我没有切实的价值和意思了;我的刚刚形成的致命的一个心结,竟然是如果突然身体发生绝望性异变,单凭已出版的那几本中、短篇小说集用做垫棺的枕头,我会留下巨大的遗憾和愧疚;我现在的心结聚集到一点,凝重却也单纯,就是为自己造一本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才可能让这双从十四五岁就凝眸着文学的眼睛闭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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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坦然相告:“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

这完全是指向自己的一次反省,使我对创作这种劳动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它只能倚重作家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理解的深刻程度,生活体验到生命的独自发现的独特性和普遍性,自然还有艺术体验包括语言叙述的选择。这些决定作品成色也决定作品成败的因素,除了自己之外,谁能充当拯救者的角色?只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些名著巨作的作家的写作历程,就会把那些与创作没有关系的非文学因素看轻了淡远了,只指向自己。这样的反省,既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的新的层面的理解,也完成了一次心理奠基,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静状态的心境。

一年后,下叔为《陕西日报》写的一篇千字文的人物通讯里,提到我和他在长安旅馆夜谈时说的“枕头”的话,没有多少反应。时过五年之后,《白鹿原》发表于《当代》,接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之后,青年作家雷电对我做了一次采访,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其中说到“枕头”之作,这句话才传播开来。我至今倒颇为安慰,这个垫棺的枕头的创作心理,不是狂妄的高端指向,而是为着自少年时代就迷恋着的文学的本心的。

我和下叔每有机缘相聚时,偶尔还会提到长安旅馆那一夜的闲谝,竟有恍如隔世之感,连自己都捋不清记忆了。 0pTXKFxWHbkwSvU8u/qdHjXR4cAWhf4WM9yn+ByitTLJZgQm4EuHqLT+X/uka6QE



四 沉静与松弛

到1988年的清明节前后,我开笔写《白鹿原》的草稿。

从1985年秋天因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所诱发的长篇创作的欲望,经过大约两年半的准备、酝酿和构思,终于形成了,依着以往中篇短篇写作的某种感觉和把握,可以操笔动手进行文字叙述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无法回忆是怎样完成这部小说的构思和结构的。有一点可以确信,即使在二十年前开笔写第一行字的时候,即刚刚确立这部小说构思的时候,也很难说清那些情节那些场景是在什么时间构思出来的。我曾经要给几个主要人物列一个提纲,结果是只给白嘉轩写了一页半的文字就感到属于多此一举,就没有耐心再写下去,甚至担心因为提纲的写作而冲淡减弱了正式写稿时的新鲜性兴致,便决然停下不做了。我随之只列了一个人物名单、人物的谱系、人物的社会关系和族亲关系。尔后来实际写作的过程,一次也没有翻阅过,证明也纯属多此一举,人物的这些关系网络和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乃至生死遭际,早在两年半的反反复复酝酿和判断的过程中就烂熟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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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清明节前后,陈忠实开始写《白鹿原》的草稿。从1985年秋天由中篇小说《长袍先生》诱发创作长篇的欲望,经过大约两年半的准备、酝酿和构思,终于形成了,依靠以前的创作感觉,可以操笔动手开始文字叙述了。图为创作《白鹿原》时的陈忠实。

我确定先写草稿。这也是经过几次反复斟酌之后确定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时写过草稿,因为是第一次,又是我写过的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主要是出于结构上的合理性把握,先以草稿试笔。之后,我的几部或长或短的中篇小说都是一次成稿,渐成一种写作习惯,不再有写草稿的耐心。我不习惯在稿纸上做量稍微大一些的修改,在于见不得涂抹添加成乱七八糟的稿样儿,宁可把不大满意的章节撕毁重写。在动手写《白鹿原》之前,约略估计到需得四十多万字,如若写草、正两稿,单是书写量就很可观,且不说写作中间肯定会发生的不顺或磕绊。然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先写草稿,再写正式稿,花多长时间费多大工夫似乎已不是问题。这是第一次长篇小说的写作,强烈的创作欲望、表述欲望和初试的畏怯并存,作为试笔的草稿就成为解决畏怯的最好途径。再,我自己最清楚这部小说的构思,时间跨度较长,人物比较多,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纠葛比较密集也比较复杂,结构就成为突出的问题。当《白鹿原》中那些人物在两年多的孕育过程中已经成形,已经丰满,已经呼之欲出,已经按捺不住要从脑底蹦跌到稿纸上的时候,人物间横向和纵向以及斜插歪穿的关系,如何清晰而又合理地展示出来,不仅让未来的读者阅读畅达,更重要的是影响和致命着每一个人物的展现,把我业已意识到的他(她)们心灵世界最隐蔽的角落里的东西也能得以显示出来,又不想在情节发展和人物随着裂变的过程中留下人为的别扭的败笔,关键就在于一个合理的结构框架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结构不是我有意安排给人物的,而是人物的生命轨迹决定着这个结构的框架,我的着力着重点,在于找到他或她以及他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牵扯的关系,在亦步亦趋过程中的一个合理的轨迹。这个结构形式,在动笔之前就成为第一突显的大事,我在基本确定之后,不无担心,能否如预想的思路和架构得以实现呢?更深一层的担心,预想的思路和架构能否达到让那些人物充分展示出来?我想先做一次试笔,打草稿。

我甚至做了退一步的考虑,不致使自己在开笔时有畏怯的压力,便把草稿的定义再下降一档,叫做“草拟”,以便为自己松绑,让思维和想象自由起来。这个草拟稿的用意,就是把各个人物的生命际遇能摆列出来,把那些已经构思的自以为得意的情节和细节展示出来,那个结构的框架基本合理就行了,到写正式稿时再进一步推敲判断,作出更自然顺情的调整。这样,我就在很松弛也很兴奋的情绪里,打开一个大十六开的硬皮笔记本,写下开篇第一句话:“锅锅儿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视角,人物的人生之谜一开始就撒给读者了。锅锅儿是白嘉轩的绰号,是他被已沦为土匪的黑娃的弟兄拦腰一击打断腰杆之后的体形,挺得很直很硬的腰佝偻下去,俗称罗锅儿、背锅儿或锅锅儿。大约写过几章之后又觉得不妥,这个绰号未交代形成的特殊因由,会造成阅读的烦恼,于是便决定以白嘉轩的本色姓名亮相,把这个绰号涂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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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手稿。

至今依然记得那个清明节前后的早晨,我的小院里去年栽活的月季花已经绽开新的叶片。冬天已经彻底结束。乡村人已经开始更换上春天的衣服。麦苗在我眼前的河川蓬勃着动人的绿色。从村巷传来的狗在这个春天的叫声,似乎都格外响亮。我依旧习惯着当地乡村的生活秩序,早晨起来洗把脸、左邻右舍的乡党扛着农具上坡或者下滩干活了,我则比他们奢侈,洗脸刷牙之后要先喝两三杯清茶,然后摊开稿纸。今天与以往的感觉很不一样,没有摊开稿纸,而是揭开了一个大号笔记本;我没有上平时写作的桌子和木椅,而是坐在沙发上,把笔记本在膝盖和大腿面上揭开。我自己也不大弄得清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写作姿势,过去总是在听领导报告只有坐凳没有桌子的环境,才依助膝头做记录,凡写稿子总是要依托一张桌子的,即使如早年间用过的用麻绳捆着四条腿的祖传的方桌,毕竟也是桌子,并不影响写字,更不决定写下的字的分量。我坐在长沙发左首,一只胳膊托在扶手上,左手控制着笔记本,就顺着纸页上印制的暗格写下去,心里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沉静。

我想促成这种写作情绪和心境的一个外在因素,就是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写作专用房,颇多感动与感慨。这是1988年春天,是我名正言顺成为陕西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后的第七个年头,我为自己建起了一座新房,辟出大约十多平方米的一间书房,或者说写作间。1982年以前,我在乡村中小学、乡镇和文化馆工作,都是宿舍兼办公的一间屋子,多是两人合住合办的环境。1982年调陕西作协成为专业作家之后,分给我一套两居室的楼房,我没有入住,而是索性从原供职的灞桥区文化馆搬回老家去住了。在我家的街门外,父亲借厦屋北墙盖了一间又低又窄的简易房,门在原厦屋的北墙上凿开,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套间,这是父亲20世纪70年代最艰难的时月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妹妹搭的房子。父亲已经谢世,妹妹早几年前也已出嫁,这间简易房就成为归来后的我的写作间。里面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张祖传的方桌占据了几乎一半空间,还有一把椅子和一张同样搞不清在哪位祖宗手里置办的条凳。那张方桌的桌面已变成黑色,似乎不是漆染的颜色,四条桌腿没有一条是稳固的,父亲生前用麻绳把四条腿互相捆着,用两根交叉的木棍把桌腿固定不倒。我把已经松弛的麻绳解下,重新捆扎结实,就在那张方桌上开始写我的短篇和中篇小说。我有捆绑桌子的经验。我从学校回到乡村时,用着一张带抽屉的条桌,也是四条腿松动,我用草绳捆扎过。直到1986年春天我在屋前空院里盖起三间新房,这间简易房被拆掉了。在新房尚未启用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叔父和我兑换的同院西厦屋里摆下吃饭用的小餐桌,坐一只小方凳就可以写作。因为年久失修又兼着空无人住,墙皮大都脱落,弃置不用的火炕早已坍塌,地砖下已被老鼠掏空,不小心就会踩到凹坑里,我在这间破烂不堪的厦屋里,眼前展现的是想象世界里各色人物运动着的场景。我后来和一位记者谈到写作环境对作家的影响的话题时,有感于我的亲身经历,不敢一揽旁人,仅我而言,环境和写作条件不是毫无关系毫无影响,但作用力度有限,至关致命的是构思的发生、完成和写作,不大受书房简陋或阔绰的影响。我向来不注重也不讲究(生存环境里的无力无能无法讲究)写作的条件和环境,只要一张可以铺开稿纸的桌子就行了;唯其挑剔到苛刻的一个条件,就是在我进入写作时,我所在的那个空间不能再有一个别人。我以玩笑解释说,在我写作着的屋子里,要是坐着或站着一个熟悉或陌生的人,正在写作的小说里的人物就会吓得逃离而去,不敢走进前来,我的笔头就抡空了。我还以玩笑的方式打过一个比方,如同母鸡下蛋,关键不在鸡窝造得好或造得次,在于鸡肚子里有没有蛋,一只空怀无蛋的母鸡,即使用软绸锦缎铺垫成窝,卧多久也生不出一颗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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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餐桌、一只小方凳。当年陈忠实就是在这里写完了《白鹿原》。

这不是抬杠。然而,对于一个清静而又较为舒适的写作间,我不仅不拒绝,而且是期待着拥有,前述的那些简陋的写作环境,是无奈条件下的举措罢了,好在我并不抱怨,也未向谁诉苦,倒是为那些偶然看到此景而惊讶的朋友做轻松的解释。现在,我在祖居的宅基上盖起了三间新房,我和夫人和孩子,将永久性告别阴雨天便觉得盆盆罐罐太少(接屋漏雨水)的无所措手足的日子了。我那时候是专业作家,兼着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论行政级别已属副厅级,我把提升到一百五十多元的工资和每一笔稿酬都积攒下来,自然要减掉日常吃穿和三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以及总闹病及至住院治疗的母亲的开销。然而,还是攒下钱来,令人鼓舞,终于把新房建成了。我在任何场合都不说生活的困窘和拮据,大约应该是生性决定的,我在无钱交学费的少年时期休止学业,也不诉苦,而是等待家境缓解再去复读;我在已经是最基层的公社(乡镇)一位副职领导的青年时期,冬天给孩子烘热被褥的制暖器具,是夫人从灞河滩里挑选的一块河石,在灶锅下烧得滚烫,当做暖壶使用,我大加赞赏夫人的创造性思路,却在年终拒绝申请困难补助金。我在进入初中时写过助学金申请书而未获批准,尽管我知道那些获得助学金的同学确凿比我更为困难,理智上能理解,情感上却受到挫伤,直接的感受是丢脸,13岁发生的这次挫伤,不仅致使我后来对一切困难补助申请一概排斥,而且形成不诉不说的习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住在乡村祖居的院子里,周围都是聚居一村许多代的乡邻,我在他们眼里,不仅不是一个穷作家,而是颇多不可理喻的“特权阶层”的人,拿着公家的工资还不上班,写文章还能挣钱,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好事美差。我在这种环境里的最直接的参照,就是那些挑着蔬菜和土产水果到城市边沿出售的农民,还有时时议论着市场上猪肉鸡蛋价格涨了跌了的声音。我已经切实感觉到拿着工资又得了稿费的优越。我的新建的房子,亦属村子里较早出现的纯粹用砖头构建的新房中的一座,尽管有省吃俭用的积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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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和母亲一起聊天。

我现在有了一间正经的写作专用房。这个房子是我亲自建造的。我请乡村木匠割制了一张带抽屉和柜子的桌子,一把有靠背的椅子,把祖传的方桌和条凳废置不用了,还做了两个书架,把我一直堆积着的有用的书摆列上架了,这屋子顿然就生出文人的气氛了。到要动手起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村子里一位刚学会制作沙发的农村青年找上门来,要为我做一套沙发。几经合计,我和夫人决定破费定做,一长两单的沙发也摆置起来了,我选择了绿色的罩布,这书房就显出某些豪华的气象来。我坐在新沙发上,把硬皮笔记本在腿面上打开的时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似乎是矛盾的激情里的沉静。我的笔尖一触及白嘉轩的四合院,置身的这个颇为得意的书房已不存在,眼前呈现着近百年前的原上白鹿村一位族长的深宅大院。与其说是我必须以沉静的心态去探究白嘉轩们屋院和祠堂里的气脉,不如说是那些气脉迫使我的心境必须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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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仍然坐在已习惯的绿布沙发的左首,追逐着已经烂熟的一个个男人女人的脚步。

这是连我自己几乎都不敢相信的一次顺畅的写作。从1988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的元月就完成了草拟稿,两个厚厚的大十六开的笔记本写满一本和半本,大约四十多万字,这是我写作量最大的一年。记得这一年的七、八两月,是关中地区素有的酷暑褥热的时月,又添了孩子考试选择学校的周折,我索性停止下来,到9月立秋早晚有了凉意,孩子也各得其所上学念书了,我又开始“上原”的行程了,重新进入已经骚动也骚乱了《乡约》族规的白鹿村。我仍然坐在业已习惯的绿布沙发的左首,把硬皮笔记本摊在膝盖和大腿面上,追逐着已经烂熟的一个个男人女人的脚步。我对首次采用的这个写作姿势,最直接的体验是放松,坐在沙发上又是在笔记本上写字,有一种写日记和早年间作为练笔写生活记事的感觉,这就是纯粹写给自己看的或用的,不是给编辑给评论家给读者看的,心理上是松弛的自如的,没有了在稿纸上写作时的紧促和拘谨。这样,动手前业已构思的人物形象和各自的命运遭际,各自的大的情节和颇为得意的细节,大多都已通过文字固定到硬皮本上,更令人兴奋不已的是,一个个首先令自己兴奋莫名的细节,是在草拟过程中源源不断地纷至沓来,让我常常处于忘我的兴奋之中,又不禁对自我发生惊讶的反问,这些近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语言方式,是什么时候存储到我的记忆深处而又毫不察觉,现在却一桩桩一件件被激活了。我的感觉是如同一个连自己都遗忘了的仓库,突然被打开被照亮,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有如此丰厚的库存。随意举一个例子,田小娥被鹿三从背后捅进削标利刃的情节,是动笔起草之前就构思成形的一个重要细节,写来很顺且不论;而鹿三之死在起初尚无具体的细节,直到写到这里时才骤然开朗,几乎是一个事先无从料及的死亡方式;更有发现鹿三死后白嘉轩随口而出一句慨叹,“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这话似乎不是出于我心我口,分明是我看见听见白嘉轩仰天慨叹时发出的声音,我迅即记到我的硬皮本上。那一刻,我的新置的书房已不是书房,而是鹿三的马厩牛槽和他僵死的土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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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三死时,白嘉轩随口而出:“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图为白鹿原。

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而实际的写作时间只有八个月。原先最担心吃紧的是结构,实际写作过程却是始料不及的顺畅。我没有欢呼,甚至连任何欢呼的意向和小小的举动都没有,仅仅只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个最大的担心解除了,算是踏实了,曾经也有生活素材是否够用的担心也已解除了。春节已经临近,我合上第二个只用了半本的笔记本,开始和村子里的农民搭帮结伴去逛集镇,备办过年的年货,猪肉和蔬菜,鞭炮和雷子炮,写对联的红纸……我已从原上虚拟的白鹿村回到原下河川里我的蒋村。除了我的妻子,我再没有告诉谁草拟完成的事。这是一个轻松欢畅的春节。我帮夫人洗肉淘菜。我和孩子守在案边,等待不及抓到新年蒸熟的第一锅大肉葱花包子。我和孩子一起在新修的门楼两边贴上对联。对联由我拟成并用毛笔写了,隐约有白鹿的意蕴,却没有具体的写作方面的指向,只有我心里清楚其韵味。天上的星星尚未完全隐去,1989年的春节的第一缕晨光还未撒出,我的孩子却先我醒来,催我和他一同去放炮。

从我家院里响到门外的鞭炮声,融进村庄的此起彼伏的爆竹的声浪里,我在那一刻才感到了释怀的陶醉。 0pTXKFxWHbkwSvU8u/qdHjXR4cAWhf4WM9yn+ByitTLJZgQm4EuHqLT+X/uka6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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