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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精神倾向中所能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些运动都指向着一个目标。因此，我们不能将人的精神认为是一个静止的整体，而只能将它当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运动力；而这些运动力则是某个统一的大业的产物，旨在为完美地实现一个单一目标而斗争。这种目的性，存在于适应外部环境的本能中。我们只能想象一种目标既定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所有活动都受该目标的指引。
人的精神生活是由其目标决定的。如果这些活动没有一个无时不在的目标来决定、驱使、规定和指引，人就不可能进行思维、感觉、希望或梦想。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生物体需要使自己适应环境，对环境做出反应。人类生命中这些生理、心理现象均以我们前述的那些基本原理为根据。除非有一个无时不在的目标，一个由生命的动力决定的目标，否则精神的进化发展便无从谈起。而这个目标本身则既可视为变化的，也可视为静止的。
以此为根据，则精神生活中所有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视作为某个未来情势所做的准备。在心灵这一精神器官中，除了向某一特定目标靠近的动力之外，几乎找不到其他任何东西，因此个体心理学将人类精神的所有外在表现均视为朝向某个目标的运动。
在了解了一个人的目标，对世界也有所了解之后，我们还必须懂得这个人的生命活动及其表现形式的意义所在，懂得这些活动和表现对于实现目标有着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还必须知道，这个人为了达到其目标将采取什么类型的活动，就像知道一块石头从空中掉到地上所必然遵循的轨迹一样。当然，精神并不服从于自然法则，因为那无时不在的目标始终处在变化之中。但如果人有一个无时不在的目标，那么他的每一种心理倾向都会固执地追随这一目标，就仿佛有自然法则在支配着它。制约精神生活的法则无疑存在，但却是一个人造的法则。如果有人以为有充足的证据断然宣称存在一种精神法则，就是被表面现象欺骗了；因为一旦他认定了某种不变的本质，认定局面已然确定，也便相当于宣布牌局已走到终点。如果一位画家想画一幅画，人们便期待他具有种种与此相适合的态度，完成所有的规定动作，达到预定的结果，就仿佛有一种自然法则在其中发挥作用一样。但是我们要问，他果真非得画这幅画不可吗？
自然界中的运动与人的精神生活中的运动是各不相同的，关于自由意志的一切问题都离不开这至关重要的一点。眼下人们普遍认为，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的确，一旦人的意志与某一目标发生纠葛或受其束缚，它便失去了自由。再加上宇宙、动物及社会的关系等因素都制约着这一目标，精神生活经常显得受制于一些固定不变的法则就不足为怪了。但假使一个人决意漠视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并起而反抗，或是拒绝适应生活这一现实，那么，所有这些貌似确定的法则都将失去效用，而为新目标所决定的新法则必将取而代之。同样的，当个体对生活感到困惑迷惘并企望剪断他对其同胞的感情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则便不再对他具有约束力。因此，我们必须断言，精神生活中的活动只有在恰当的目标确定以后才必然地会发生。
另一方面，我们完全可能根据个体目前的种种活动推断出他的目标。这样做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准确知道其目标的人的确屈指可数。在日常实践中，如果希望真正了解人类，这也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程序。但由于活动可能有许多意义，所以这件事也并不总是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参照个体的许多活动，进行比较，并生动地将其表现出来。这样一来，就可得出表现精神生活之明确态度的若干点，将相同的每两点一连接，得到的曲线便记录下了时间上的不同，这样我们对一个人的理解认识便实现了。这种方法能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一个特定个体。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怎样从一个成人身上重新发现其具有的儿童思维模式，你会发现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位三十岁的病人在情绪极其抑郁的情况下去找精神病医生。他具有特别富于攻击性的性格，虽然历经磨难，但他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与荣誉。他对医生抱怨说，他没心思工作，也没有活下去的愿望，并解释说他准备订婚，但却对未来充满怀疑。他妒火中烧，五内俱焚，看来他的婚约面临被解除的危险。他拿来说事的依据并不十分有说服力，因为他的未婚妻是无可指责的。他所表现出的显见的猜疑说明问题在他身上。有许多人会因感觉被吸引而去接近他人，一旦得手便立马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正是这攻击性的态度毁掉了他们竭力想建立的关系，而他就属于这种人。
现在，让我们依上述方法来绘制关于这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图表。具体做法是，先找出他过去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并力求将其与目前的态度连接起来。根据我们的经验，通常要求病人讲出最早的儿时记忆，虽然我们知道不可能完全客观地测出这一记忆的价值。下面就是他最早的儿时记忆：
他和妈妈、弟弟来到一个商场，因为人群拥挤，妈妈先是抱起了他这个当哥哥的。当她发现抱错了的时候，又将他放下，抱起弟弟。而他却跟在妈妈亲后面，被人流拥来挤去，狼狈不堪。那时他4岁。
从这个回忆中，我们确证了基于他对目前情形的抱怨和描述中得出的揣测。他弄不清楚自己是否是最受宠爱的，又无法忍受别人得宠。我一将这种关系对他讲清楚，他大为震惊，立刻明白了这一关系。
每个人的行动都指向着一个目标，而这一目标取决于当事人童年时生活环境对他产生的影响及留下的印象。 每个人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很可能在其人生之初的那几个月里就形成了。 即便在那时，某些感觉也在起着作用，这些感觉在儿童身上或者激起欢悦的反应，或者带来不愉快的反应。此时，人生哲学的最初萌芽出现了，虽然采用的是最原始的表现方式。当人还是婴儿时，影响心灵生活的基本要素就已确定。在此基础上，一个上层建筑形成了，它可能不断地受到调整、修改、影响或改变，繁杂多样的影响很快就会迫使儿童形成一种明确的生活态度，对生活中种种问题形成某种特定的条件反射。
有些研究者相信，成人的性格特征在其幼儿阶段就已明显可见，这种看法并无大的过错；这也是人们常认为性格具有遗传性的原因。但性格与个性是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的这种观点是普遍有害的，因为它妨碍了教育者的工作并降低了他的信心，而其实认为性格来自遗传的真正原因却在别处。上述借口使从事教育的人得以逃避责任，把学生在学习上的失败轻而易举地归咎于遗传。显然，这与教育的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们的文明为目标的确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扫清了若干障碍，使儿童尽可能少走弯路，少摔跟斗，尽快地找到实现其愿望的坦途，并保证他既有安全感，又能很好地适应生活。儿童在其生命早期就能弄清楚，为适应我们的文化现状，他需要获得多大的安全感。我们所言的安全感并非只是远离危险的安全，而要包括更进一步的安全系数，以保证人这个生物体在最佳条件下的继续存在。这就像我们在谈到一台精心设计的机器运转时所说的“安全系数”一样。一个儿童通过要求得到大于必要的“附加”安全因子而获得这种安全系数，这因子超过了为满足他的本能、为其平安温和地发展所需的量。如此一来，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又出现了一种新运动。显而易见，这一新运动就是支配他人、超越他人的心理倾向。和成人一样，儿童也想将所有的对手都远远地抛在身后。他拼命想获得一种优越感，好从这优越感中获得安全感并适应生活，从而迈向他早已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于是，某种冲动自此便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涌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冲动也日渐浓重。现在让我们假设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强化的反应。而在此危急关头儿童如果对自己战胜困难的能力信心不足，我们就会发现，他拼命地躲闪推诿，编出种种托词为自己辩解，而这一切，只会使潜在的对光荣的渴求更加明显易见。
在此情形下，他迫在眉睫的目标常常是逃避更大的困难。这类人畏惧困难，或努力设法躲开困难，以暂时地回避生活对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必须懂得，人类心理的反应并非最终的或绝对的反应：每个反应都只是一种局部性反应，都只是暂时的正确和妥当，但绝不可将其视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儿童心理的发展尤其如此，它提醒我们，我们关于目标这一问题的见解，也只是暂时性的。我们不能将用于测度成人精神的标准去测度儿童的心理。就儿童而言，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观察，并对最终将引导他前进的目标提出质疑。如果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内心，就能认识到，为了最终适应生活，他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理想，而他的每一种努力和表现都是为了适合这一理想。如果我们想知道儿童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就必须弄懂他的观点。此外，与他的观点相联系的情感趋向也在多方面为儿童指引着方向。这当中有乐观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儿童相信他能轻易地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他长大以后就会养成一种坚信人生尽在掌握的性格。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勇气、豁达豪爽、坦诚率直、责任感、勤奋用功等品质的形成和发展。与之相反的则是悲观主义倾向的形成。不妨想象一个没有信心解决问题的儿童的目标！在这样的儿童面前，世界该显得多么的阴郁灰暗！在此，我们所看到的是懦弱胆怯、沉默内向、疑惑不信等，这些性格特征正是弱者用以保全自己时所经常使用的。他的目标远离力所能及的边界，却是远远地躲在人生战争前线的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