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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蕴藏于他的灵魂之中。
——希罗多德（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
人性这门科学容不得过度的轻狂和傲慢。恰恰相反，从事这一行的科学家，身上无不打有谦逊自知的烙印。人性这一难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任务，自古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我们的文化要达到的目标。从事这门科学的目的绝不是造就某些应时的专家。让人人都懂得和理解人性，才是这门科学的正确目标。而这正是学院派研究者的软肋，因为他们将研究视为科学界的独家专利。
由于我们在生活中彼此分隔，我们中没有谁能对人性了解得足够透彻。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像现代这般，各自相对独立。在我们的幼年时期，因为家族的保护，我们与人类社会极少有联系。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也禁止我们与周围同胞有那种必需的、亲昵的接触，虽然这种接触对于形成和发展理解人性的科学与艺术必不可少。由于我们未能与同胞有足够的接触，我们对待他们的行为往往是错误的，我们的判断往往是不正确的，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并未充分地理解人性。一句经常被人们重复的老话说：“人与人之间天天见面，点头招呼，谈话聊天，彼此之间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接触，因为都把对方视为陌生的路人。”这种情形不仅见于社会，而且见于家庭这一狭窄的圈子。我们最常听见的抱怨，就是父母抱怨说不理解孩子，或者孩子抱怨说父母不理解自己。我们对待同胞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对同胞的理解程度，因此，社会关系的基础便建立在理解同胞的绝对必要性上。如果人拥有的人性知识相对令人满意，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将会相对容易。这样，紊乱的社会关系便能够避免。因为我们深知，不幸的冲突只有在我们相互不理解，并被表面的谎言所欺骗时才可能发生。
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把握这一难题需要从医学的角度出发，并以为这一庞大的领域奠定一门精确科学的基础为目的。我们还要弄清：这门人性科学的前提是什么，它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渴望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精神病学已经成为一门需要涉及大量人性知识的科学。精神病医生必须尽可能快、尽可能准地洞察到神经症患者的心灵。在这一特殊领域，一位医生只有在对患者心灵深处所发生的事相当有把握的时候，才能有效地做出判断，开出处方，进行治疗。平庸肤浅、一知半解在这里没有地位。错误的判断会迅速遭到应有的惩罚，而正确的理解则会从治疗的成功中获得荣耀。换句话说，我们的人性知识在这里将得到有效的检验。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所做的错误判断不一定导致像戏剧一般立刻显现的后果，因为这些后果很可能要在错误犯下之后很久才显现出来，以至于轻易发现不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常常惊讶地发现：对一个人的错误评价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居然几十年后才显露出来。从这种不幸的情形中，我们懂得每个人都有必要且有责任去掌握关于人性的正确知识。
对于精神病的研究证明：精神病患者身上的种种心理变态、心理情结和心理失调在结构上与正常个体的心理活动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所见到的是同样的构成要素、同样的前提条件、同样的活动变化。唯一的差别是：在精神病患者身上，它们表现得较为明显，更容易被识别发现。这一发现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从变态的案例中得到启示，使我们的眼光变得敏锐，去发现正常心理生活中的相关活动变化和性格特征。这里所需要的，不过是每一种职业都需要的：相关训练、热情和耐心。
最初的伟大发现是这样：精神生活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发生于童年伊始。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惊天大发现，所有时代的伟大研究者都曾有过类似的发现。真正创新的贡献在于：现在我们能够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把儿童时代的经验、印象和态度与往后的精神生活现象连接在一个确定无疑的、前后关联的模式中。以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够将某一个体童年时期的经验态度与其成人之后的经验态度进行比较。在这样的比较中，我们有了重要的发现，即绝不可把心理生活的任何一种个别表现视为就是全部。只有将之视为一个完整人格中的某些局部方面，才能理解这些个别的表现；只有当我们能够判断它们在心理活动的总趋势中和在总的行为模式中所处的地位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能够发现个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并真正弄清他的童年态度的隐秘目标即等于他成年期的态度的时候，才能对这些个别表现做出评估。简言之，它令人惊讶却又清清楚楚地表明：从心理活动的观点看，人类心灵活动的本质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某一心理现象的外在形式及其具象化、语言化的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其基本要素、其目标、其动力，所有那些将心理生活指引向其最终目标的东西，则始终保持不变。一个成年的患者，他所具有的那种焦虑性格，他那始终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心理，他那种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做法，都清晰地表明：早在三四岁时，他便具有同样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而由于童年时期的单纯，这些性格特征和心理倾向能得到更加明晰的解释。因此，我们总结出一个规则： 将研究重心放在患者的童年，如此一来我们也便掌握了一门艺术，那就是，只要了解了他的童年，即使不告诉我们一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我们也能大体做出判断。 我们把他成年后显示出来的那些性格特征，视为他童年经历的直接投射（projection）。
当我们了解病人童年时期那些生动的记忆，并知道如何正确地对此做出解释的时候，就能高度准确地重建病人现在的性格模式。我们很清楚，一个人很难偏离他童年时代养成的行为方式。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改变童年时的行为模式，尽管在成年期他们已经置身于完全不同的处境之中。成年期心态的改变并不一定标志着行为模式的改变，因为心理生活的基础并未改变，个人在童年期和成年期均保持着同样的行为轨迹。这种情形促使我们做出推论：他的人生目标也是不变的。如果我们希望改变成年期的行为模式，那么，就有必要把注意力集中于童年期的经验。改变个体在成年期的无数经验和印象是不起什么作用的，真正需要的是发现病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一旦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他的基本性格，并能对他的疾病做出正确的解释。
这样，对儿童精神生活的考察便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支撑点，相当多的研究工作都致力于研究生命的最初几年。在这一领域中有这样多从未被触及、从未被探究的材料，以致任何人都可能发现新的、有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人性研究将具有巨大的用途。
由于我们的研究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所以，一种防止性格缺陷的方法业已同步形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的研究进入了教育学领域，多年来已经对教育这门学科做出了贡献。对任何希望在其中进行尝试，并把他在人性研究中所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应用于其中的人来说，教育学乃是真正的无主财富。因为教育学如同人性科学一样，无法仅靠从书本中获得知识，必须从生活实践中获得。
我们必须使自己对精神生活中的每一种表现都感同身受，使我们自己置身其中，与人们共同体验他们的欢乐和悲哀，就像一个优秀的画家把他从某人身上感受到的那些性格特征画进此人的肖像中去一样。人性科学应被视为一门艺术，它有许多可供我们使用的工具，并与所有其他的艺术紧密相关且对它们有用。特别在文学和诗歌领域，它更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性。它的首要目的必须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这个物种。也就是说，它必须保证能使我们每个人在心理发育方面都能做得更好、更成熟。
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我们经常发现人们恰恰在理解人性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极其敏感。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这门科学的大师，哪怕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而一旦要求把他们所掌握的人性知识付诸检验，他们又会感到恼怒。那些真正希望了解人性的，是体验、理解他人价值的人。这些人要么也亲身经历过心理危机，要么切身体会过他人遭遇的危机。
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找到一种合适的策略和技巧来将这些知识付诸运用。如果不讲究策略，草率地将从一个人灵魂深处洞悉发现的事实赤裸裸地当着他的面揭开，则恐怕没有任何事比这点更遭人怨恨，遭人侧目。我们最好劝告那些不希望被人仇恨或讨厌的人在这方面谨慎行事。留下坏名声的最佳办法，莫过于粗率鲁莽地滥用从人性知识中获得的种种事实，就好像一个人急于在饭桌上显示，他是如何了解邻居的性格，或能猜测得如何准确。此外，仅仅引用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就妄下论断，以此教训那些未能从整体上理解这门科学的人，这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这样做，即使是那些确实了解这门科学的人，也会感到受到了侮辱。我们必须反复强调：“人性科学需要以虚心、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切不可将实验结果鲁莽草率地张扬公布。”这种做法仅仅适合那些急于炫耀自己，并把自己所能做的一切都一股脑儿展示出来的小孩子。显然，这并非成年人该有的得体行为。
我们应劝告那些对人类心理有一定了解的人首先反省自己，切不可将在为他人服务中获得的实验结果，贸然抛给毫无心理准备的受害者。这样做只会给一门仍有待发展的科学带来新的困难，并实际上会让自己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那样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承担因年轻探索者的轻率和热情所导致的错误后果。我们最好保持小心谨慎并时刻记住：我们必须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然后才能就事物的某些局部得出结论。而且，发布这些结论，只能是在确信它们对某人有利的时候。以错误的方式对他人的性格做出断言，或在不适当的时候对他人的性格做出正确的结论，都只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在继续讨论我们的观点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许多读者头脑中可能已经产生的不同意见。我们在前文曾断言，个人的生活风格是始终不变的，这对许多人来说难以理解，因为一个人一生中有很多经历会改变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须记住，任何经验都可以有多种解释。从同一种经验中，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验并不总是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没错，虽然一个人学会了避开某些困难，并获得了一种为人处事的哲学态度，但他据以行事的方式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我们往后的考察中，我们将会看到：人总是运用其种种经验达到同样的效果。仔细地考察后我们会发现：他所有的经验都必须与其生活风格相吻合，与他的生活模式相吻合。众所周知，我们是在塑造自己的经验；每一个人都决定了他将如何去经历以及经历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注意到，人们总是能从以往的经历中得到任何自己想要得到的结论。当你遇到一个总是不断地犯某种错误的人时，如果你成功地使他相信他错了，他的反应会有所变化。事实上，他可能会进行总结，立刻下决心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但这是极为罕见的结果。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自己已经积重难返，现在很难改变这种习惯了。或者，他会责备其父母，怨恨自己所受的教育；他会抱怨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关心过他，或者，他自小就被宠坏了；或者，他一直受到粗暴的对待。总之，他会以某种借口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无论他找到什么样的借口，最终都暴露出他希望推卸自己的责任。他以这种方式为自己找一个表面上合理的理由，避开对自己的任何责难。他永远不责怪自己。说到为什么总是不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原因永远都在他人。这种人忽视了自己几乎没有尽什么努力去避免错误。他们太急于为自己辩解，将过失归咎于成长环境欠佳、受到了不良教育等。只要他们想继续如此，借口永远可以找到。一种经验可以有多种解释，从任何经验中都可以得出种种不同的结论，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不努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是竭力扭曲自己的经验使之适合于这种行为方式。 事实上，人最难做到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和改变自己。
任何一个未能精通人性科学理论和技术的人，要想把他人教育好，都一定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他的实践将完全停留在表面上，而且会错误地相信：由于事情的外在方面已经改变，他已做成了某种有意义的事情。实际病例告诉我们，这种技术对个人的改变是多么微乎其微，所有那些所谓的变化，仅仅是一些表面文章，而只要行为模式本身未得到矫正，则一切都毫无价值。
改变一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一定程度的乐观和耐心，尤其是需要排除一切个人虚荣心，因为那被转变的个人没义务去满足他人的虚荣心。而且，转变的过程还必须这样来进行，即要让那被转变的人觉得合情合理。我们不难理解，有些人会拒绝享用他本来非常爱吃的佳肴，仅仅因为这些佳肴不是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烹调和端上桌来的。
人性的科学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的方面。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如果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则一定会相处得更好，彼此之间也一定会有更亲密的接触。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大可能彼此伤害，彼此欺骗。社会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就在于这种欺骗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同事，即我们正在引导到这一研究工作中来的人，展示这种危险性。他们必须能够让自己的研究对象懂得，那些正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的未知的无意识力量究竟有什么价值；为了帮助这些研究对象，他们还必须认识到人的行为中所有那些隐蔽的、扭曲的、经过伪装的诡计和把戏。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掌握人性的科学，并在实践中自觉地意识到它的社会意义。
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搜集这门科学的材料并运用它？我们已经说过，这门科学不能仅仅从理论上运用。仅仅知道所有的规则和资料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我们的研究转变为实践，并使这些研究相互关联，以便使我们的眼光变得比以前更敏锐更深邃。这乃是人性科学在理论方面的真正目的。但只有在我们走出理论，进入到生活本身之中去对我们的理论加以检验和运用时，才能使这门科学充满生命活力。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获得的有关人性的知识太少太少，而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其中大多数又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现代教育仍然不适合给我们以关于人类内心世界的可靠知识。所有的儿童都完全任凭其自己去评估其经验，并在课堂作业之外去发展他自己。我们还没有探究人类心灵真知的传统。人性科学发现，自己今天所处的位置，就像化学在炼金术时代所处的位置一样。
我们发现，在一团糟的教育体制中，依然能积极地与社会融合的人，最适合从事人性的研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男人和女人，归根结底多是乐观主义者或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尚未被悲观情绪弄到听天由命的地步。但仅仅与人性接触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有亲身体验。由于我们今天极不充分的教育，只有一种人能够获得对人性的真正领悟。这些人便是真心悔悟的罪人，他们或者曾卷入心理生活的漩涡，犯过种种的错误，并最终把自己从中拯救出来，或者曾经是那样地靠近这一漩涡，并感觉到其中的激流在拍打着自己。其他人当然也可以通过学习了解这门学科，特别是那些具有认同天赋和移情（empathy）天赋的人。对人的灵魂知道得最多的人是那些亲身经历了种种激情的人。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真心悔悟的罪人就像在各大宗教开始形成的时代一样，是极有价值的一种人。他比成千上万自诩的正派人站得更高。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样的人曾使自己超越人生的种种困境，从生存的泥沼中把自己拯救出来，通过反面的经验而获得追求正面价值的力量，并使自己超脱于这些经验之上，所以他们既理解人生中好的一面，又理解其坏的一面。在这种理解力上，没有人可以与他们媲美。自诩的正义之士更是无法与他们媲美。
如果发现某人的行为方式将注定让他不幸福，那么，出于对人性的了解，我们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去帮助他修正导致他误入歧途的错误认识。我们必须给他以更好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更适合这个社会，让他更适合在今生获得幸福。我们必须给他一套新的思想，为他指示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社会情感和公共意识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我们无意把理想的心灵活动模式强加给他。对一个困惑的人来说，了解一种新的观点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正是从这里，他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铸成错误。按照我们的观点，严格的决定论者离错误并不遥远，因为他们把人的全部活动统统视为原因和结果的序列。只要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仍然具有活力并仍然是人生的主题，因果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经验的结果就会获得全新的价值。一旦人能够确定其行动的源泉，了解其心理的动力，他认识自己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而一旦他懂得了这一点，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