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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道家智者

1

如果以初级算术来设喻,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大致可以找到三种类型的人物:一类人专门做加法;一类人善用减法;还有一类人,加法、减法混合用,有的前半生做的是加法,后来跌了跟头、吃了苦头,红尘觉悟,改用减法。当然,这只是比喻,而“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也就是都有缺陷,这是列宁经常引用的一句德国谚语。这种加减法的比喻,同样也有缺陷,不过是表达一种看法而已。

现在先说使用加法的。一般认为,崇儒者居多,信奉墨家的也不少,并且举出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和墨家创始人墨子为证——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整日奔波,“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墨子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也是“摩顶放踵”“突不得黔”。这些都是事实。可是,若贴上儒、墨的标签,那么,上古时代治水的大禹,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又是什么家?还有后世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般地说他是法家。

其实,与其用什么“家”来分,我觉得,倒不如从人性上,从理想信念、精神追求上判断,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大别之有两类。一种人欲望无穷,贪得无厌,总要夺取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那就一辈子做加法,个人欲望特强,从来不会知止知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肯把双手松开、贪心放下。最典型的是两个封建帝王:“千古一帝”秦始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如果觉得单调,还可以再配上一个洋皇帝,那个放言要征服全世界的法国的拿破仑。他们都是雄心勃勃,也是野心无限膨胀的。——雄心、野心,汉语中这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在英语中却是同一个词。还有一种人,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宏伟的目标,怀抱着人生使命、社会责任,同样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出可贵的进取意志与牺牲精神。前面说的孔夫子、大禹王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用唯物史观来看,欲望也好,进取也好,确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可一概否定;关键是看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一己的需要,还是为了社会进步、历史发展。

至于先用加法,后来改用减法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少年得志、红紫纷呈,中年以后主动退隐的,像清代的袁枚,后来以《随园诗话》名世;有的是踌躇满志、欲望蒸腾之际,突遭剧变,被迫下马的,像明代的状元杨升庵;有的是心存“烹狗藏弓”之惧,功成身退的,像春秋时的范蠡、汉代的张良、明代的刘伯温等,晚清的曾国藩也可勉强算作一个。当然,也有人痴迷终生,至死不悔。比如,东汉的大将马援。苏东坡诗,有“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两句,说的就是马援兄弟。伏波将军马援出征交趾归来,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在庆功会上,他对下属说:“吾的从弟少游说过:‘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我在出征交趾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鸟纷纷坠落水中,想起少游所说的,又怎能做得到呢!”说明他对功名之累有所认识,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但时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又主动请缨前往讨伐,结果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最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坡公说,等到“飞鸢堕”才想到从弟的劝告,为时已晚;而马援却是“飞鸢堕”后,再次自投“网罗”,实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那么,有没有终生都在应用减法,善“忘”且又出于高度自觉的人呢?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隐士就是如此,但最典型的还是道家的庄子。

庄子的用减法是全方位的,始终如一,毫不犹疑。在政治上,他的著名主张是“不做牺牛”。在那个“诸侯争养士”,特别重视智慧、才能的群雄竞斗、列国纷争的时代,庄子如果有意飞黄腾达、高踞统治上层,原是不难如愿以偿的。可是,他却避之唯恐不“远”。他摒弃世间种种浮华虚誉,尤其拒绝参与政治活动,不同达官显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场,也要尽早抽身,辞官却聘。《庄子》书中记载:他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见他,说:“我们国王希望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先生。”庄子手持钓竿,头也没有回,说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装着,手巾盖着,把它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龟,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贵待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呢?”两位大夫答道:“它当然愿意活下去,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庄子说:“那么,你们就请回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本传》记为:楚威王闻知庄子的贤名,专门派出特使,带着厚重的礼金前往迎聘,许诺要请他出任卿相。庄子说:“千金,这是重利;而卿相,就更是尊贵的高位。可是,你看没看见过祭祀用的牺牛啊?精心饲养了几年之后,就被主人披上五彩绣衣,牵到了太庙里,宰杀献祭。到那时候,莫说是做牛,它即使想要做一头孤弱的猪崽,能够做得到吗?我将终生不仕,以快心适志。”

做如是选择,自然是取决于庄子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屈身做吏,觍颜事人,是他所鄙弃不屑的,他也完全没有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打算。应该说,这种生存方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其较低层次来说,确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明哲保身,全生免害;而其至高层次,则是追求生命的自觉,自由自在,逍遥游世,保持人生的个性本色。作为生于乱世的弱者的一种生存智慧,与一般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悲观厌世迥然不同;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绝处逢生的新路径,使你在遭遇挫折、濒临困境时,能够从中悟解出超越现实、解困身心、振作精神的道理。这就不难理解,历代那些失意、失败、失路之人,何以会那么倾心庄子、选择庄子,且多有相识恨晚之憾了。

庄子用减法表现在生活上,是自甘清苦,甚至忍饥挨饿。他与那些“先加后减”,即早年跻身社会、后来急流勇退者不同。那些人或有祖上的庇荫,或有余禄、余威足以自恃,即便退隐田园,仍然衣食丰足,可以优游度日;而庄子最直接的困厄,便是衣食无着,饥寒交迫,面临着生命难以存续的严重威胁。他住在偏僻、狭窄的里巷中,靠着编织麻鞋、钓鱼、捕鸟谋生。这里有个如何认识苦乐、对待苦乐的问题。庄子的苦乐观,有其超越的视角和独特的标准,他着眼于精神世界,把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看作是人生之至乐。

表现在心态上,庄子善于化苦为乐,客观地对待无可奈何的现实,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来,也就是自觉地解除困苦与焦虑,从而达到心境旷达、心态宁静、心情愉悦。

在思想上,他崇尚自由,摆脱各种羁绊、浮云富贵、秕糠功名,表现为高度自觉、充满理性的逍遥。就是说,他用减法纯粹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在世界历史上,像庄子这样终生奉行减法的哲人也数不在少。比庄子出生整整早了一百年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长年光脚赤足,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长袍,在雅典街头演说。经过市场时,看到商品琳琅满目,布满街头,他感慨地说:“这里竟有那么多的东西,是我根本用不着的!”他长得很丑陋,像个胼手胝足的脚夫,却被雅典美少年崇拜为神祇。他说:“是的,一无所需最像神。”

还有一位识机在先的东方智者,当建立了横跨欧非亚的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进行浩荡东征,经中亚进入印度的恒河流域时,他在路边不停地在原地跺脚。亚历山大不解其意,便派人前去问个究竟。这位智者的答复,竟是冷冷的一句话:“即使你征服了整个世界,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脚下这一点点。”

《庄子》中也讲过:“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这句俗语恰好是“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注脚;而那位东方智者告诫亚历山大大帝的格言,与此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为一万六千美元,他主动要求减至三千美元,人们大惑不解。他解释说:“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能给我以创造的原动力!”“简单的生活,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大有裨益。”他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搞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这样,什么墓地呀,故居呀,纪念碑、纪念馆呀,统统都与他无缘。可是,又有谁不承认他的盖世勋劳、伟大精神、永恒价值呢!

听说,伦敦的著名医院汤普森急救中心的接待大厅里,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好莱坞影星利奥·罗斯顿。1936年,他在英国演出时,因过于肥胖导致心力衰竭,被送进了这所医院。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但这位影星的生命还是没能挽救过来。临终前,他留下了这句遗言。

后来,这家医院又为美国石油大亨默尔治疗心力衰竭,取得了成功。出院后,默尔将价值几十亿的公司卖掉,所得全部捐献给社会慈善及卫生事业,自己则到苏格兰一处乡间别墅,颐养天年。在回答记者“这是出于何种考虑”的问题时,他说:“是利奥·罗斯顿那句话提醒了我。”原来,他从中领悟到,巨额财富跟肥胖的躯体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一种东西。对多余财富的追逐,只会增加生命的负担。人要想活得健康,活得自在,就必须舍弃多余之物。

看得出来,所谓用减法,也就是佛禅所说的“放下”:舍弃多余之物;凡事放得开,不计较。“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放弃多余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其实,即便不是多余之物,而纯属需要的东西,如果处置不当,也同样会产生庄子所说的“累人之害”。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带来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于自身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占有欲,则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这使我想到法国女作家加尼哀的一篇小说。一个生活穷困、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那天他和妻子散步,发现林中有一栋小房子,充满了唯美、浪漫情调;可是,房价太贵:一万法郎!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价。本来,应该是“事到无成意转平”,可是,他们却真正“留意”了,醒里梦里放置不下:想象着买下之后,该如何装修它、美化它,甚至连小屋的名字都起出来了,在不着边际的期盼中,贪享着占有的乐趣。夏去秋来,收获的季节到了,画家的画作也有了买主,这样,一万法郎便到了囊中。欢快之余,他们便筹画着这笔钱如何使用。妻子说,我们买那栋房子。于是,他们便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不看则已,看了竟大失所望,入眼的景色完全变了样,干枯的黄叶散布在周围,夏日明亮的阳光不见了,代之以阴暗、潮湿与沉闷。原来,当初小夫妻是以审美的心情来观赏房屋,此刻,则是以买主(占有者)的身份来看的,幻梦、憧憬统统被蒸发掉了。他们默默地踏上了归路。料想不到的是,两人爱情的热度竟也随之而骤减,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2

作为对社会、人生的智慧反思与选择,作为现实社会与精神结构的反映,庄子用减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又有些什么理性的依据?下面从十个方面加以剖析——

第一,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极端恶劣,庄子不想往火炕里跳。战国中后期堪称典型的乱世,由于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政治动乱,社会混乱,人心紊乱,思想淆乱。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残酷,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陷阱与罗网;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

《庄子》书中记载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那天,他路过一个坟场,在草丛中发现一个死人的头骨,遂顺手操起短棍在头骨上敲了敲,然后发问:“哎,你是怎么致死的呢?是因为贪生悖理,遭到刑戮,而落到这种地步的吗?还是由于国家败亡,受到刀兵斧钺的砍杀,而死于战乱的呢?抑或是做了见不得人的错事、丑事、坏事,给父母妻子丢了脸,而愧怍自尽的呢?还是遭遇饥寒冻馁,而置自身于死地呢?还是衰颓老迈,疾病缠身,年寿已尽,导致自然死亡的呢?”头骨回答说:“你所说的那些,都是活在世上的人的拖累和负担;人死了以后,哪还有这些说道呢?……人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也没有四季的冷热寒暑,更卸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劳苦。可以自在从容地与天地共长久。即便是南面称王的皇帝,也没有这样快乐呀!”庄子说:“我想请掌管生命的神灵,给你恢复形体,补还给你骨肉、肌肤,再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你愿意这样吗?”髑髅听了,显露忧愁之状,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回到人间再去遭苦受罪呢?”在这则寓言里,庄子借助死人之口,揭露了人世间的种种牵累与祸患,映衬出封建专制下普通民众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

第二,君王残暴,伴君如伴虎,庄子不想当那个“牺牛”,更不愿为虎作伥。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悦者勇有力也,不悦为仁义者。”他骄纵无道,肆意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第三,人性异化,精神痛苦,对于这个时代,庄子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来说,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倍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焕发不出丝毫积极进取的精神。

第四,从保护自身考虑,韬光养晦,藏锋不露,凡事保持低调。庄子讲过一个“骄猴中箭”的故事:吴王渡过长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人来,都惊慌地跑开,逃到荆棘丛林中。只有一个猴子,从容地攀着树枝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用箭射它,它能够敏捷地一一接住。吴王便命令身旁的射手一起放箭。结果,骄猴中箭身亡。吴王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倚仗身躯敏捷来傲视我,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呀!”

其实,许多野生动物是非常明智的,在人类的疯狂捕猎面前,它们会机敏地保护自身。《左传》记载,“雄鸡自断其尾”,预先做出防备,免得因为美丽的尾羽而遭人捕杀;西域产牦牛,尾长而劲,当有人射猎时,它便忍痛自断其尾;蚺蛇被人取过胆后,幸而未死者,见人便显示它的创处,以示无胆可采。生而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更应该警醒了。

第五,认识人生的有限性,这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有言:“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多用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

第六,与主动的自觉性的知足、知止相对应,是被动的带有强制性的戒贪、戒得、戒奢、戒欲。欲望不可放纵,否则必遭制裁。道理在于,贪,逆天悖理,定会触犯刑法;得就是失,定须付出代价;欲,将蚀损本性,纵不身败名裂,也会堕志损真——现实的声色货利,正在吞噬着人的本性与良知。所以,老子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警告。庄子在《盗跖》篇中,也曾借助知和之口,告诫世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庄子提出,要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庄子那些警世恒言,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做些减法,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

第七,核心问题在于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他通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来寄寓其价值取向、人生准则。

楚国有个名字叫“说”的隐士,以屠羊为业。当时,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待到楚昭王复国论功行赏时,想到了这个屠羊说。于是,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屠羊说却说:“皇上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我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答。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昭王听了汇报,便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仍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皇上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皇上、护卫皇上的。现在,皇上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最后,他还是没有接受。

第八,庄子主张无待、无恃的绝对自由;认为人应该过绝对逍遥的生活,达到“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生境界。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人为物役,心为形役;要达到自由,就要不为世俗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所拖累,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人只有弃绝名缰利锁的束缚,不顾别人对自己的毁誉,精神上才能感到是自由的。

庄子认为,社会昏暗,使人丧失了“真宰”,迷失了自我,导致了人性的普遍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世俗之人盲目地被外物所牵引,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达到逐物的目的:“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这些人,尽管“殉”的目的各不相同,价值追求也不一样,但其重物轻生的取向都是一样的。

第九,从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角度,认识用减法的必要性。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顺应自然。这个“自然”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的内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大量属于人化的自然。庄子反复论证人化、人为的危害,指出人的干预活动,诸如络马首、削其蹄、剪其毛、绊其足,把它拴绑起来,圈进槽枥,整个破坏了自然形态,因而主张“无以人灭天”。

为了使环境更适合于生存、发展,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自始就极尽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而人类的行为决不是无影灯,光亮的背后总伴有一片黑暗。这样,在获致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度的开发、攫取,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结果,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物化”了自己。面对“以人害天”、放纵无度地干预自然的严酷现实,庄子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智巧)灭命!”呼吁要摆脱狭小的视界,突破以人的标准为中心的框限,站在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的高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对此,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予以高度评价:“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第十,从道家学说的本源来讲,就是要善用减法。如果说,孔孟之道是“修、齐、治、平”;那么,老庄之道就是“为道日损”,崇尚无为。老、庄都讲:“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悟道就要不断减去心灵的重负,才可以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也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为政者应该尽量减少施行命令,不要实行使下属负担过重的政策,对下属的各种活动尽量避免介入或干预。“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

不过,老、庄虽然都讲“无为”,但其侧重点各有不同。老子说,“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后来形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在本质上是致用的,亦即用以治世。而庄子的“无为”,着眼于“安时而处顺”,主张逍遥处世。庄子的“无为”,作为自然的本体,人生的归宿,是面对浊世的一种隐退和自守,“无为”往往是出于无奈。不仅此也,徐复观还做过进一步地引申:“老子的人生态度,实在由其祸福计较而来的计议之心太多,故尔后的流弊,演变成为阴柔权变之术;而庄子则正是要超越这种计较、谋算之心,以归于‘游’的艺术性的生活。所以,后世山林隐逸之士,必多少含有庄学的血液。”

3

前面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庄子善用减法;二是,庄子用减法的理性依据;下面接着谈第三个问题:庄子用减法的基本路径与成功经验。

首先,从精神境界上入手。也就是以超拔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净化心灵,观察万物。人们常说,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用减法的宗旨、本源或者说核心,就是要“放得下”。庄子的哲学思想,为“放得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多用减法,少做加法,道理般般俱足,说来比较容易;但要真的付诸实践,却是难乎其难。要用减法,要放得下,就必须破除贪婪,做到知止知足,恪守本分。西方哲学家尼采感时伤世,曾经沉痛地说:“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这个“病”,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上——“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林语堂讲过一个笑话:一个人要从幽冥降生到人间,他对阎王爷说:“如果要我回到人间,你须答应我的条件。”“什么条件?”阎王爷问。那人说:“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室四周要有一万亩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一个美丽的太太和一些姣艳的婢妾,她们都要待我很好;我要满屋珠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爷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就不让你去了!”

清代有一部《解人颐》的读物,里面的一首俚诗,把人的贪得无厌描绘得惟妙惟肖:

终日奔波只为饥,

方才一饱便思衣。

衣食两般皆具足,

又想娇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

恨无田地少根基。

买到田园多广阔,

出入无船少马骑。

槽头拴了骡和马,

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簿还嫌小,

又要朝中挂紫衣。

作了皇帝求仙术,

更想登天跨鹤飞。

若要世人心里足,

除是南柯一梦西。

看到世人贪得无厌,至死不悟,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曾写过一篇警世寓言《蝜蝂传》:蝜蝂是一种善于背负东西的小虫子,爬行时一遇到东西就取过来,抬起头把东西背上去。背上的东西越来越重,虽然弄得非常疲劳,还是不肯罢休。它的背很粗涩,积聚的东西不易散落。这样背下去,终于跌倒地上无法起来。人们可怜它,替它拿掉背负的东西;但它只要能爬行了,又依然攫取如故。它还喜欢爬高,哪怕用尽了力气也不肯停下,一直到摔在地上跌死为止。现在社会上贪取的人,虽然他的形体比蝜蝂高大,名称也叫做“人”,但他的智慧却跟小虫一样。这也够可悲的了。

说到多用减法,从前那些真正的隐逸之士,算是够典型的了。他们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总要匿迹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贫困化的物质生活,像庄子所说的,“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艰难困苦,恐怕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生活的折磨,更加难以应对的还是精神层面上的苦境,所谓“隐身容易隐心难”。隐士幽居与孀妇守节有些相似,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毋宁说,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就是说,找一个远离尘嚣、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比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实现心神宁寂,波澜不兴,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却需破除许多人为的障碍,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这一关许多人是难以闯过的。

其次,从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若要做到在生活上多用减法,就需树立一种超出凡俗的苦乐观。庄子的苦乐观,有其超越的视角和独特的标准:

一是迥异于浮世常情。在《至乐》篇,庄子曾发出疑问:

天下有没有至极的欢乐呢?有没有足以养活身家性命的方法呢?如果有,应当做些什么,依据什么;回避什么,留意什么;从就什么,舍去什么;喜欢什么,嫌恶什么?现在,人们所尊重的,无过于富足、显贵、长寿、善名;所乐者,无过于安逸、美味、华服、艳色、雅音;所厌弃的,是贫穷、卑贱、夭折、恶名;所苦恼的,是得不到安逸享受,吃不得美味佳肴,穿不上华丽衣服,见不到娇姿艳色,听不到悦耳音声——失去这些感官享受,就大为忧惧。以此为标准,来满足形体需要,岂不是太愚昧了吗?

庄子说明,常人以为苦的,他并不看作是苦;而世俗以为快乐、幸福的,诸如物质的充盈、欲望的满足、官能的享受等等,他却视之为身外的负担,人生的重累,性命的桎梏,只会导致人性的异化、本根的丧失。

二是“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如果说“天下真有至乐”,那就是无为,无为才能无惧无虑。可是,“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三是在庄子看来,苦乐都不是在物质层面上;苦也好,乐也好,都来源于精神。一个人只有精神解放、心灵自由、意态放达、了无拘牵,才谈得上快活、适意;反之,心灵的拘禁、精神的闭锁、身心的扭曲、人性的“异化”,都是最大的苦恼。

四是以超然态度看待苦乐,做到“苦乐不入于心”。他从人类的有限性出发,客观地对待无可奈何的现实,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来,转换心态,化苦为乐;做到自觉地解除困苦与焦虑,从而达到心胸旷达,心态宁静,心情愉悦,心境悠然。比如,领会“削迹捐势,不为功名”,“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的深刻蕴涵,则有助于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

这些都是超拔于智能、认知层面的,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心性修养。以此来观照客观事物,处置人生课题,就会摆脱种种烦恼,除掉无谓纠缠,免去般般计较。

第三,从哲学层面上确立根基。庄子的用减法,绝不仅仅是着眼于是否需要问题,根本出发点是“虚而待物”,悟道存真,关键体现在一个“忘”字上。学者牟宗三有言:“道家智慧是‘忘’的智慧。”这里的“忘”,兼有解脱、化解、消减、摒弃的多重含义。《大宗师》篇有一句名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又说,“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涸辙之鲋”,彼此靠着吞吐口水,相濡相嘘,根本不可能做到相忘;只有置身于江河湖海的广阔天地,鱼才能达到相忘境界。同样,人优游于浩瀚无涯的大道之中,就能相互忘记,逍遥自适;而当遭遇道术沦丧时,情况就不同了,人人自危,难于相处,必然斤斤计较,磕磕碰碰,麻烦不断。

忘,不仅在己,而且在人。日常生活中,备受关注,是人所普遍向往的;可是,吊诡的是,人恰恰是在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注中,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由,丧失了主动。试看那些“名人”“名家”,哪个不是这样?反之,处于“天放”状态,处在畅怀适意、悠哉游哉、浑然相忘的状态下,倒是可以得遂性命之情,感受到自由放任、天趣盎然。

在悟道过程中,人的心灵就更容易获得一些天启,解识某种天机。所以,庄子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嗜好和欲望太深太重的人,他的心智必然被堵塞得严严实实,那样,天然的人生领悟力就必然很浅了。民间有“火要空心,人要虚心”的格言:升火时,不能把炉膛里的柴禾填得过满,否则,火就烧不旺了;做人也是如此。《人间世》篇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说法:心灵不能堵塞得太满,必须扫除一空,才能透亮、发光。只有清空虚静的心(室),净除任何尘滓杂念,才能悟出大道(白),生出智慧,进入清澈澄明的境界。

关于“忘”的功夫,庄子强调,要通过“三外(忘掉、遗弃)”的路径,达致“三无”的境界。在《大宗师》篇,他借得道者女偊之口,讲述了学道、体道的过程。前三步都是“外”:“三日而后能外天下(遗忘世故,放弃对外界的关注)”,“七日而后能外物(忘掉万物,包括功名利禄,卸掉各种包袱,做到‘不为物役’)”,“九日而后能外生(把生死置之度外,心境澄明洞澈)”,这与《知北游》篇所讲的“吾身非吾有也”,遥相呼应,高度一致。这样,就可望成为“至人、神人、圣人”,达致“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它的标志,是去除自我中心,摒弃为名缰利锁所束缚的小我,让自己的精神穿透形骸,实现与天地精神往来。

庄子《达生》篇还讲了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

梓庆做成了一个野兽形状的钟架,人们见了都惊为鬼斧神工。

鲁侯问他:“你是靠什么秘诀做成的?”

梓庆说:“我是一个工匠,哪里有什么秘诀?虽然这样,我还是有一点可以说道的。我在准备做钟架之前,向来不敢耗损气力,一定要靠斋戒来平定内心。斋戒三天,不敢存想奖赏爵禄;斋戒五天,不敢存想毁誉巧拙;斋戒七天,往往忘记自己还有身体四肢。这个时候,不再想到是为朝廷做事,只专注于技巧,而让外来的顾虑消失;然后,深入山林,察看树木的自然本性,遇到形态躯干适当的,好像看到现成的钟架,这才动手加工;没有这样的机会,就什么都不做。”

这里的准备工作,分忘利、忘名、忘身三个阶段;然后再以虚静之心,观察树木的天性;进而看出哪种树木即是未来的钟架。这样,再动工制作,就巧夺天工了。

禅宗有两首著名的佛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

道家智慧是“忘”的智慧,“忘”兼有解脱、化解、消减、摒弃等多重含义。人悠游于浩渺无涯的大道之中,就能互相忘记,逍遥自在,它不仅在己,而且在人。关于“忘”的功夫,庄子通过“三外”的路径,达致“三无”的境界。

神秀和尚的偈子,将身心比作菩提树、明镜台,看来,仍然有所执著,没有达到开悟的境界;而六祖惠能的偈子,则是“四大皆空”,通篇突出一个“忘”字: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之所以要“忘”,为的是减少心理负担,免除外物干扰,去掉计较的心理。在《达生》篇中,庄子借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这个道理:善于游泳的人,忘水;精于潜水的人,视深渊如山陵,同样无视于水。这样,他们到任何地方都会轻松自在。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忘己”。何为“忘己”?在《天地》篇中,庄子曾借用老子的话加以解释:人的动静、生死、穷达,都不是自己主宰得了的;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忘掉外物,忘掉自然,忘掉欲望之我,世俗之我,这就叫做忘己。既然自己都忘掉了,还愁不能用减法吗?

其实,这减法正是道家“忘”的智慧,庄子也正是深于此道的智者。 oiKYL4xo4LZjNiwmeY4UF3nVMM0Nf1Qg5Vg+3Rgt8QmSRYFs8esLrTmtqfhZU3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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