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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地河北大名，是北宋王朝的陪都，当时称为北京。千百年来，这里民众间流传下来“说书讲古”的习俗。祖父辈迁徙到山海关外，也把这个传统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集在场院里，几杆旱烟袋，一壶糊米茶，“李唐赵宋”“南朝北国”，讲起来没完。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渐渐地培植了我对于历史传统的深深爱好。一般地说，单纯的爱好是先于知识的渴求的。待到入塾启蒙、求知问学，接触到的《四书》《五经》，“左史”“庄骚”，也无往而非史。过去有两句老话，一曰“文史不分家”，一曰“六经皆史”，都显现出华夏民族特殊发达的历史文化传统。
而历史本身更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朱光潜语）。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足够的“想象空间”，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张力。这一切，都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青灯独对或者沧桑看云，我常常设想以一条心线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奇华异彩。数十年来，读史、述史已经成为我精神享受、思想升华的一种必要方式，一种无需选择的自动行为。
不过，历史文化传统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去着手勘探，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正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多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艰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做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作是对历史的概括。
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密相连。
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历史学家钱穆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学，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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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的话。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传统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我很认同这一说法：历史传统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事实正是如此，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生命叩问。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后世读者一种心灵的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勘核，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史的人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比证、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通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二是强调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历史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骘、研判、褒贬——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亦即按照什么尺度、坚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三是在读人、通心过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应对于作史者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对此，清初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纪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在《一则故事，两种写法》这篇文章中谈到，在《今古奇观》与《隋唐演义》这两部书中，使用的是同样的题材，前者名为“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后者题作“李谪仙应诏答蛮书”。《今古奇观》里说，玄宗接到渤海国“蛮书”后，唐朝君臣慌张得很。这样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故事作者似乎根本忘了那时唐朝国势的强盛。按当时情形说，唐朝君臣应该是瞧不起这种“小邦”以及它的使臣的，绝不至于因一封番书而着急担忧。之所以这样写，原因是《三言二拍》成书于明季，明朝国势积弱，边疆多故，那时说书的人也许很能了解这种番邦来书的可怕，于是就把自己的情绪渲染进去。而《隋唐演义》作者褚人获是在康熙年间写成此书的，他的心态大不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学识丰俭、技巧高下之分），君臣上下要从容得多。可见，读书过程中“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确是十分必要的。
读史过程中，我也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有“变爻”“变卦”之说，我于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进过程中的“变爻”“变卦”，从而做出旁解、他说，所谓别有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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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我总是采用苏东坡提出的“八面受敌法”，尝试着变换不同的视角，寻找不同的切入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层层递进，渐次深入。有时是正读，有时是反读；有时是深读，有时是浅读；有时找出多种史籍，就着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比较、对照着读，有时带着悬疑、预设一些问题有目的地读。或者重视必然，或者关注偶然；或自其变者而观之，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或者“述远者考之于近”，强调今人的本位，或者侧重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评判；或者以宏观视野勾勒出历史之经纬、研讨广阔的社会转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微观历史景象上。
以我个人体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确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过历史文化，使头脑开窍，在实现知识积累、继承文明传统的同时，获取了无限丰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阅览史书的过程中，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
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设问置疑。“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语）问题从哪里来？来自于“春灯走马”般的人物和万花筒样的史境。整个读解、叙述的过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异境，是充满着趣味与快感的。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种种悖论与偶然性。有时候，你看它向东逸去，结果却现影于西方；有时候，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来势汹汹，过程奇诡，而兰因絮果却比较寻常。应然而实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意外，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并非罕见。
我在一本书的自序中曾经谈到，我常常透过大量的细节、无奇不有的色相，以及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传统中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期唤醒读者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就是说，我的读史与写史，有别于一般史家的或为搜集或为著录或为考订或为诠释的治学方式，致力于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而是以文学形式载记个人的有史有论、史论参契的读书心得。而所论也不限于理性的结论，更多的是会心的体悟、情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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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同是读史，写作者与一般人的立足点不尽相同。就是说，面对历史资源，除了着眼于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之外，作家还有一个以历史为题材写成作品，以观照世界、解悟人生的考量，此其一；其二，“文学是人学”，作家最为钟情、着意的是历史人物，这个人物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关键是要具备典型性；其三，由于作品属于文学体裁，还需借鉴象征、隐喻、通感、联想、意象组合、虚实相间、时空切换等艺术表现手法。
以历史文化传统为题材写作散文，最遭人诟病的是缺乏主体意识，通篇罗列事实，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我很认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说法：“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当然，强调主体意识，决不是说可以异想天开，胡编乱造。我写的人物、事件，都有准确的史实依据，只是在个别细节上，加进了合理的想象。由于合乎人物的身份特征和性格特点，看不出什么破绽。反正是我不能证实，别人也无法证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