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刘家和

月初，友人彭刚君来，带来他的大著《叙事的转向》书稿，告以行将付梓，并嘱为之作序。初听之后，颇觉惶恐，内心自问：我的学力胜任吗？这倒不是故作谦辞，实在因为彭君在此方面本属科班出身，其译著与论文问世者已经不少，而且颇得学界好评，我自己也认为他已经是一位相当出色的青年专家；而我作为一个长期以具体史学为工作对象的学者，虽然对于史学理论一直深怀业余爱好（也许还可以说这种hobby也到了某种crazy的程度），但是充其量不过一介“下海票友”而已。要我给他的书写序，能写出什么模样来呢？总不能“佛头着粪”吧。于是建议彭君，宜请何兆武先生作序。何先生既为彭君之师，又为当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之巨擘，为彭君此书作序，其谁能谓不宜？彭君答称，已请序于何先生，并蒙俯允；并说在此书后记中已经提到将请何先生与不才作序，且戏言“大概脱不了‘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听完此语，我不禁失笑说：“何先生为足下之本师，足下即成长于何先生学术之旗下，此大旗不拉已有，无须再拉；而我算得上什么大旗？人家不说我为你的书写序是附君骥尾，那已经够宽大为怀的了，何来足下所谓之嫌疑？”于是，彭君与我相视而笑。此时我心亦豁然有所悟，什么“大旗”“虎皮”“附骥”“沾光”之类，一概无非“客气”（非今日通常所用的意思）之浮词，原无关于学术交往之实际，一笑置之，就可以了。鉴于彭君与我这些年来的学术交往，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的确是相当不错的，为朋友的书写一篇序，不论好坏，也总是一种正常的学术交往、对话，对于读者多少是会有些好处的。于是我们商定，何先生作为老师的序作为序一，我作为朋友的序作为序二。这样开始准备写序了。

要为他的书写序，就不能不读其书。不过，正如彭君所言，他书中的多数内容不是成文以前就和我有所讨论，就是成文后首先让我先睹为快，随后还会有些交谈和讨论，所以看起来相当熟悉，颇有如见故人之感。这里就要谈一点彭君与我的学术交往。我对史学理论长期有浓烈之兴趣，抓到一点时间都会读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或译作，而我自己限于时间之紧张以及精力之不足，读遍外国书之中文译本都来不及，读了一些感到译文有难解之处的书，想到各图书馆查找原文书也有力所不逮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彭刚君的译文颇能承乃师何先生之风，让我读起来方便易解并且比较放心；有其他译著要对读原文者，他又会帮我找来原书或复印本。所以，他是我研读外国当代史学理论的一位益友。他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方便，我读后有想法自然也会和他交流。在交流中，他常给我带来许多新的信息以及他的看法，我会就此提出愚见，有时还会结合中国传统文史之学谈一些个人见解。我们之间年龄差异虽大，但是彼此皆能尽兴而谈，竟然常在讨论中得到一种互相推敲和印证的愉悦。这样我们之间就构成了学术上的忘年之交。这也说明，他之所以要我写序，不过是平时学术交流的一种继续而已。当然，这样的序，只能是朋友的序。

以上谈了在与我交往之中的彭君其人，现在该谈谈其书了。在准备写序中与彭君通话数次，就书中内容可分析、可扩展讨论之点也做了不少的交流，而且颇有相得益彰之处。原来准备把这些内容初步写进序文里。可是经过对目前不得不做的种种事情的安排，发现我暂时实在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下面只能对此书的内容重点就我所见及者做些简要的介绍。

在我看来，彭君此书乃是一部关于20世纪西方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专著，而其重点则在于史学理论发展之历史。不过，他的叙述方式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严格地依照编年式的编排，而是有重点地突出当代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然后再把它们置于史学理论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分析、论述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彭君此书的书名已经切中鹄的地指认出来——叙事的转向。当然在叙事的转向（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与史学中的叙事转向是一致的）中出现的流派并不止一家，他没有太多着墨于从理论上反对“总体史”而在实践上致力于一村、一镇的细化叙事的史学的论述，而是特别聚焦于史学叙事转向中的两位在理论上起到了领军作用的人物——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同时也论及在思想史研究中深受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等人语言哲学影响的昆廷·斯金纳。本书的开始三个部分就是对这三位学者所做的个案的论述。有了这三个主要的个案论述以后，接着就是第四部分，即从个案到以19世纪为缘起的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发展，自历史事实与解释的关系的角度把这一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粗略地说，在重构论（按，以兰克为代表）看来，事实的积累自会呈现出意义和模式，历史解释出自历史事实；在建构论（按，以克罗齐、柯林武德为代表）看来，事实并非解释所要围绕的‘硬核’，事实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工作程序，本身就包含了解释的因素在其中，而解释的结构符合于事实的结构，乃是解释成功的标准；在解构论（按，即语言学的转向或叙事的转向，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为代表）看来，事实没有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实在性，解释主导和支配着事实，但解释和事实之间在没有截然分界线的同时，却又可以相互转换。”彭君在论述的同时，分析了其间的过渡的内在理路与历史意义，并且在必要的地方也给出了自己批评性的意见。既然已经讨论了历史的事实与解释的关系，在随后的第五部分中，他自然地把讨论聚焦到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历史学的客观性，乃是专业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核心之点。人们通常以为，相对主义的史学理论已经对于历史的客观性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而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则完全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当然，不论是海登·怀特，还是安克斯密特，都没有否认个别历史事件的实在性。但是，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做历史叙事时可以任意选用一种隐喻框架来先验地规划其叙事总体，如此一来，还能给历史的客观性保留多少余地呢？而安克斯密特又进一步区分了“历史表现”（或“叙事实体”）和“历史描述”（或“历史陈述”），如果说“历史描述”还“指涉”（to refer to）实在，那么“历史表现”就只是“关于”（to be about）实在而已。这样，作为文本的历史与客观性的关系，就如同风筝断了线，结果就不知所终了。彭君对于这些理论都做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分析与批评。既看到后现代主义史学对我们有其拓展视野的作用，又能作出切实的批评，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作用的。我的这一段文字，就是对于彭君此书五部分的大体框架的介绍。是否准确，则有待于彭君及读者诸君的指教。

还有一点似乎值得一说，那就是，许多专业历史学家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作品，就会觉得其内容很难理解。其间的障碍，固然有其概念与思路悬殊的原因，不过也有译介者所用语言未能尽合中国读者习惯的缘故。在我看来，彭君的译介与研究总体来说是清晰易解的。这也甚便于读者。

这篇序文，至此为止。尚祈彭君与读者诸君批评指教。

2009年6月25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之寓庐愚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