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最新章节_彭刚著

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安克斯密特在坚持《叙事的逻辑》一书中的基本理论立场的同时，越来越多地以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一词，取代了他原来所用的“叙事实体”“历史叙事”和“叙事性解释”等术语，其中自有其缘故。一方面，叙事一词具有太多的“讲故事”（story-telling）的蕴涵。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对历史叙事的研究，是以对19世纪若干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文本的分析为基础的，那些文本与同时代的文学有着近似的“讲故事”的特性。而怀特作为历史文本分析工具的情节化模式、隐喻类型等等更是强调了这一特性。安克斯密特也曾就叙事说过这样的话：

叙事是一个工具——一个极其有效的工具——来给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赋予意义。也许没有人比弗洛伊德更加意识到这一点，他论证说，我们的心理构成在我们给自己讲述自身生活的故事时得以最好地体现出来。你对于某种特定类型故事的依附，甚至于决定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将你变成某种神经质或病理性人格。叙事让你把握实在——虽然并不总是能够确保你的幸福的那种叙事——它给你提供了某种对于构成你生活故事要素的众多细节的组织。

这样的观点，就把叙事与“讲故事”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虽然，也有人做过相当成功的努力，来证明即便是年鉴学派那样反对“讲故事”的史学范式，也未尝不可用历史叙事的理论范畴来进行分析。然而，这样的理论取向对于史学实践和历史文本中的相当一部分而论，似乎就丧失了密切的关联，这也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常常遭到批评的一点。而安克斯密特逐渐意识到，“……历史学在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时候的话，并不具备讲故事的特性；叙事主义所可能导致的与讲故事有关的一切联想因而都应该被避免。叙事主义更应该与[历史]解释联系在一起”。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因而就应该在坚持自身基本立场的同时，对叙事概念进行改造。历史表现因此就成了一个替代性的选择。从词义上来说，表现（represent）是对于一度在场或出现（present）、而如今已然缺席或不在（absent）的东西的再现（re-present），而历史学文本所要做的，正是要将已经不在的过去的某个部分重新呈现出来。当然，这种重新呈现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兰克“如实直书”那种意义上的对于历史“本来面目”的复原，而是以对于和过去相关的事实性陈述的组织和编排，呈现出对于过去某一部分的解释。历史表现所指陈的，就是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而不仅限于以讲故事为特征的历史文本。2001年出版的《历史表现》一书，集中反映了安克斯密特沿着这一思路而进行的理论探索。

另一方面，安克斯密特之所以对表现一词情有独钟，还在于他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美学和政治领域的理论雄心。在他看来，艺术品确如贡布里希和丹图所指出的，乃是对于实在之中某物的替代品，是对于此物的再度呈现，这正是美学理论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而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毋庸置疑地乃是政治过程如何代表或者再度表呈（represent）民意，于是，表现一词就成了贯穿审美、政治和历史这三个不同领域的最为核心的概念。

概念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安克斯密特基本立场的变化，作为他诸多理论观点出发点的叙事实体与历史陈述之间的分别，依然以变换了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就他所使用的概念工具而言，在这一点上，不过是历史表现取代了叙事实体，而描述（descrip-tion）则取代了陈述：

尽管描述和表现这两者都与实在有着某种关系，然而，可以说，一个描述（以其主词）指涉（refer to）实在，而一个表现（作为整体）则可以说是有关于（be about）实在。“指涉”是客观而固定的，亦即由描述中的主词所意指的实在中的某个对象所固定，“有关于”则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是由每一表现的文本中所包含的各个描述加以不同界定的。

没有了融贯性和一致性，表现就不成其为表现，而描述则不受到这样的限制。历史表现与过去实在之间的关联是一种“相关性”（aboutness），而有别于描述对于过去的指涉。

历史表现往往关系到对于过去特定部分的定义，例如，对于17世纪危机、冷战、文艺复兴等历史课题的研究，就涉及对于这些概念的界定。然而，每一项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总是对这样一些概念提出不同于任何他人的界定，而让我们看到它们所关系的历史实在的某些不同面相。安克斯密特说道：

有关对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一项研究……完全可以说，对于过去相关部分的历史研究，是对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这一特定观点的经验性的基础。然而同样也可以说，这一研究给我们提出了对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某种定义——或者说是就某种定义的提议。别的历史学家就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写了别的著作，给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联结上了过去相关部分的一系列不同的层面——或者不如说是，联结上了对于过去的一套不同的陈述——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得到了对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某种不同的定义的缘故。而倘若他们就是决定了这样来对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进行界定，那么，他们对这一问题所说的一切都必定（从分析的角度来说）是真的，因为他们就此所说的东西，可以从他们想给“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这些名词所赋予的意义中分析地推演出来。

这里所涉及的，的确是史学实践和史学理论中一些重要的问题。首先，如前面所谈到的，史学争论经常发生在历史解释的层面上。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因而就往往涉及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界定。对文艺复兴的不同界定，会使人们关注特定时期意大利文明的不同侧面。就以安克斯密特所举例证而论，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界关于革命的历史研究中，若干重要学者，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和瑟达·斯柯波尔（Theda Skocpol）因其对于“革命”的不同界定，他们眼中够格称之为革命的研究对象就颇为不同（例如，美国革命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就不能成其为革命）。又比如，对于何为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史家又树立了不同的标准。尽管安克斯密特曾经断言，“历史写作并不以定义为其预设，而是以定义为其结果” ，但在实际的史学实践中，也许预设和结果二者本身乃是相互纠缠而又难解难分的。“我们决定了如何在（对于实在的）表现层面上将实在概念化，就决定了我们在被表现者的层面上会看到些什么东西。”比如，荷兰史学理论家洛伦兹（Chris Lorenz）就认为，摩尔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括更其是概念性的而非经验性的真理。因为，他对此所说的东西，完全可以从他对这一概念所做的界定中分析地推演出来。基于以上的缘故，确实如安克斯密特所说，在历史写作中，我们有时很难在语词的真理（truths de dicto）和事实的真理（truths de re）之间做出区分。

其次，在历史表现的层面上，真实性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历史表现以真实为起点，却不能以其作为终点。对于过去做出真实的陈述或描述，是历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史学史和史学实践中最屡见不鲜的现象，就是同样以真实描述构成的对于同一历史课题的不同历史表现，其中却有着几乎为人们所公认的高下优劣之别。在物理学中，一个人可以提出许多有关物理现象的真实观察，却并没有推进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过去两百年来，各门科学发展当中决定性的东西不是真实，而是那种天赋——它能够辨识出那些真正关键并能够深化我们对于物理实在认识的真实。这是将重要的新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将大科学家与其平庸的同行区分开来的东西。” 就此而论，在历史学中也存在着和自然科学类似的现象。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某一个历史学文本确立了不少此前人们未曾注意到或者未能定谳的真实描述，却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包含了深入解释的历史图景，其作者也无法进入史学史谱系中重要史家的行列。而有的历史文本尽管并没有去确立新的历史事实，甚至有史学技艺上的欠缺（如史料考订不精甚至有误），或者其中某些观点已被后世的研究所取代（如布克哈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却依然被人们认为提供了恢弘大气或精细入微、抑或二者兼备的历史图景。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何一个历史表现比之别的历史表现更好、更加可取，就成了一个超出于真实层面的问题。确实有如安克斯密特所云，倘若一种史学理论，对于历史表现的这一层面感觉迟钝，而认定其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还原为真实性的问题，那“就有如某种美学一样徒劳而又不堪，那种美学认为，要想衡量……绘画的好处，衡量画面的精确性就足够了”。在《历史表现》一书中，安克斯密特就优秀的历史表现提出的两条标准是，涵盖范围的最大化（scope-maximalization）和原创性。从这两条标准中，不难窥见波普尔等人的科学哲学对于安克斯密特的影响。对于前者，安克斯密特的解释是，“最佳的表现能够成功地在一系列最大程度多样化的历史现象中达成最大限度的统一性” ，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历史表现所建构的历史图景和解释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现有的关于某一历史课题的诸多描述，尽管在实际的历史写作中只可能选择使用其中很小一部分。对于后者，安克斯密特也有自己的解释，那就是，在“结合了对于确实的历史事实的正确对待”的同时，“最好的历史表现最具原创性、最脱俗、看起来最不像真的——然而却无法基于现有的历史证据而驳倒它。理智上的勇气是历史写作中一切成功的前提——就像在科学中一样”。看来，在不违背历史学家法的前提下，将过去陌生化，乃是安克斯密特眼中历史表现原创性的标志之所在。

再就是，关于真实性问题，安克斯密特曾经指出，不同历史表现中对于同一被表现者的定义（如文艺复兴）往往不一致，对于这些不一致而言，“……真实性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哪些真实对于我们把握特定时期的性质而言比之别的更加有益。相似的情形是，我们无法用真实性为标准来判断，我们是应该将人定义为两足而无毛的动物，还是被赋有理性的生灵。两种定义之中哪一个更有用，取决于我们想要从事的是何种关于人性的对话”。于是，安克斯密特还谈到，在历史学的论争中，除了真实性标准之外，还存在着合理性（plausibility）的标准，但对合理性标准的蕴涵却似乎未作深究。借用安克斯密特曾经使用过的意象，关于某个历史课题，我们所可能具有的指涉性的陈述或者描述，就仿佛一张白纸上无数的点。我们可以说，历史表现就是要将其中若干的点勾连起来，形成一幅具有融贯性和统一性的历史图景。一方面，因为定义不同，或者说历史表现所呈现的观照过往的角度不同，同一张白纸上，不同史家关注到的点当然也就各不相同。另一方面，正如对于人性界定的合理性取决于我们所要观照的是人性的何种层面，同一个描述或陈述相对于不同的历史表现而言，也可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和相关性。然而，在史学实践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又是对于哪些事实不应该被各种对于同一对象的不同历史表现所遗漏，历史学家共同体中往往存在共识。比如，蒸汽机的改良和运用于实际生产，大概就是各种对于工业革命的不同定义和表现都无法弃之不顾的事实。就此而论，或许可以说，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合理性，细究起来，至少应该包括如下的几个层面：一是从某个视角出发，各个被勾连起来的点之间应该具有相关性（relevance），以保证最终能够形成为一幅统一性的图景，历史表现的融贯性和统一性端赖于此；二是各个点之间应该参照最终图景的蕴涵，而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或者，换句话说，在构成历史表现的各个描述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我们姑且使用这么一个名词——重要性的等级制（hierarchy of importance）。而此种重要性的等级制，在历史学家共同体中能够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具体机制和原因，也许是高度关注于史学实践的理论反思应当给予充分重视的。

安克斯密特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他就叙事实体和历史表现所表达的一些理论立场过于极端，比如，他断言，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一直昧于叙事实体和历史表现的真实性质，亦即它们不过是实在的替代品，本身并不指涉过去，这就让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大部分史学理论家都无法接受。扎米托（John Zammito）就曾不无嘲讽意味地就此评论说：“要断定一个学科的‘合理性’，又要声称它在若干世纪以来的实践中受到了蒙蔽，应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的若干具体论点更是颇多前后矛盾冲突之处。然而，他在往往不为“常识”所动甚而不避矛盾和冲突、顺着思维逻辑将其理论立场贯穿到底的过程之中，也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论点。就其要者而论，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就是要在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中辨识出统一性，它们乃是对于知识的组织和编排；历史表现或历史叙事就其蕴涵而论，远非作为其构成成分的单个描述（或陈述）意义的总和所能比拟，它们提供了我们看待过往实在的某种视角；真实性并不是历史叙事或历史表现唯一的、甚至于不是其主要的衡量标准；历史争论往往发生在历史叙事或历史解释的层面，而在对于同一历史课题的不同历史表现之间，我们完全可以有合理的依据来判定其优劣高下，原创性和涵盖范围的最大化乃是优秀的历史表现的基本标志……这样一些理论观点的提出、论证和发挥，大大推进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发展，而成为最近20余年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令人瞩目的理论成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