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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斯密特自承，叙事实体这一概念来自于沃尔什（W.H.Walsh）的“总括性概念”（colligatory concepts）：
在近来的历史哲学中，诸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早期现代欧洲的资本主义”和“教会的衰落”等概念的特殊性质尤其在沃尔什的论著中得到了认识。……照沃尔什的看法，这些“总括性概念”让历史学家能够将很大范围内的不同现象纳入同一个名称之下。他将之比作黑格尔的“具体共相”（das konkrete Universelle）：在两者当中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在多样性（概念所要“总括”起来的不同现象）中辨识出统一性（概念本身）的概念。因此，“文艺复兴”这一“总括性概念”指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单个现象：绘画、雕塑或者作战的某种风格、对于人在此世命运的某种哲学、某种特定的对于政治和有教养的人应该知道些什么的看法。1450年到1600年之间欧洲社会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就是“文艺复兴”这一总括性概念在对于那一时期文化的一个融贯一致而又无所不包的解释中所力图总括出来的东西。
安克斯密特虽然坦言，《叙事的逻辑》一书就是对于沃尔什“总括性概念”的进一步发挥，他却不再沿用“总括性概念”一词，而将其改称为“叙事实体”。内中原由，主要是“总括性概念”从字面上看，仿佛来自于对过去历史实在某一方面的“总括”；而安克斯密特和怀特一样，认为过去的历史实在乃是没有定形的混沌一片，本身并没有叙事性结构潜藏在内而等待历史学家将其揭示出来。恰恰是叙事才赋予了过去以结构和意义，这正是叙事实体的功用所在。叙事实体在安克斯密特这里，既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去除了实在论蕴涵的“总括性概念”，又在实际上被宽泛化，指的是作为历史文本整体的叙事本身。此外，贡布里希和丹图在考察现代艺术时，将艺术品视作是实在中某物的替代品。安克斯密特由此得到启发，他指出，过去本身已然不存在，对于历史写作和史学理论而言，它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叙事实体就是过去实在的某一部分的替代品。从本体论上说，叙事实体和茶杯、椅子一样，同样是一个“物”。这就是叙事实体被他命名为“实体”的缘故。大概也是他的理论中最让职业史家、史学理论家甚至哲学家难以接受的一点。
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我们可以确定单个的陈述为真或者为假，因为它指涉（refer to）了过去实在的某个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它与它所指涉的对象是否吻合而对其真假做出判断；对于叙事实体而论，我们却无法作如是观。虽然历史叙事以诸多单个陈述为其构成成分，然而，“一个历史叙事仅只在就整体而论的历史叙事的（隐喻性）意义超出了其个别陈述的总和的（字面）意义之时，才成其为历史叙事”。
安克斯密特所指出的历史叙事的这一特性，大概是许多人都能理解并接受的。一个历史文本，即便摒除了所有表面上带有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色彩这类传统上被认为危及历史学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语句，它所建构的历史图景，也必定不是其所容纳的单个历史陈述简单叠加在一起就能描绘出来的。安克斯密特说，历史叙事所要做的，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过去可能是什么模样，而是旨在提出某种对于过去的叙事性解释。“从逻辑上说，叙事性解释的性质是提议（proposals）”，它向我们表明，可以从何种视角来看待过去。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试作这样的解说：一个关于文艺复兴的历史叙事，它的构成成分是诸多与14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文明相关的单个陈述，诸如某幅画作的风格、某个人物（如达·芬奇或者马基雅维里）的一桩事迹、某个政治事件的细节等等。可是，一旦我们观照的是这一整体的历史叙事本身，我们就会发现，它所要做的，是精心选择若干可用的陈述，将其勾连成为一幅有意义的图景。同样是关于文艺复兴的历史图景，同样基于真实性无可怀疑的若干单个陈述，其基本蕴涵却可以大为不同。有的图景向我们展示的是古典文化的再生，有的图景铺陈的是中世纪后期文化在文艺复兴中的延续和发展，有的把文艺复兴主要展示为某种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有的则更多从现实人生和政治来凸显某种人生哲学的出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此而论，我们的确可以说，历史叙事具有“提议”的特性，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过去某个方面的视角。我们无法把适用于单个陈述的“真”“假”的判断，简单地运用于叙事整体之上，认定其中的某一个叙事比别的叙事就更真或者更假。
然而，安克斯密特就此进一步做出的推论，则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实践的历史学家和大多数史学理论家都难以接受的，那就是：作为整体的历史叙事或叙事实体，并不真正指涉过去的某个部分，因而，对于历史叙事或叙事实体的理论考察，就与认识论脱离了干系。比如他说，“工业革命并非历史实在中一个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直到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写作《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它一直没被人们注意和发现，它不过是人们为了理解过去而提出的一个解释性工具”
。也就是说，对安克斯密特而言，“工业革命”“文艺复兴”“17世纪危机”这样一些叙事实体，并非指涉历史实在的某个部分，我们不能说，过去曾经有过与这些概念相对应的实在；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这样一些概念有助于我们从特定的视角来了解和把握过去实在中的某些方面。他说：
就像……建构主义者所成功地表明了的，不存在什么过去可以给予我们，我们可以将两个或者更多的文本来与之进行比较，以确定其中的哪一个与过去相吻合而哪一个不相吻合。……从史学实践来看，这一指涉性的过去在认识论上乃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就像是维特根斯坦那个转动着却不驱动任何别的东西的机器中的轮子一样。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文本，我们只能将文本与文本进行比较。倘若我们是要找寻对于过去的最佳表述，我们就得问自己，在这些现有的哪一个文本当中，历史证据被最完满地加以利用。然而，我们无从将选中的文本与“过去”本身进行比较来验证我们的结论。因此，叙事实体并不指涉过去，并且从历史学争论的角度来看，也不需要这样的指涉。
的确，历史学和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区别在于，自然科学往往可以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受控的条件下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历史学没有这样的条件，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只能是通过其留下的种种痕迹（如考古发现、器物、尤其是文字记录）来对过去进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拥有一个过去，来让历史解释与之相对照，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就像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来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一样。可是，一旦因为没有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过去，就认为叙事性解释不能指涉（refer to）或对应于（correspond to）过去，而只能运用于（apply to）过去，从而无法以真假这样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衡量；那么，在此意义上，严格地说来，单个的陈述也无法指涉和对应于过去，而只能对应于或指涉我们根据史料重建的过去的某个侧面，我们也只能在此意义上来认定其为真或者为假。要说陈述指涉实在，那也不过是常识层面上的说法。再就是，历史叙事因其意义超出了它所包含的单个陈述意义的总和，因而，它对过去实在的指涉关系就比之陈述而言要复杂得多，它不会对应于全部陈述指涉对象的总和，这大概是我们从安克斯密特那里能够得到的启示。然而，安克斯密特却认定了，历史叙事并不发生指涉的问题，它只是对于如何看待过去而提出的一种视角，因而，与指涉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问题，就并不存在于叙事整体的层面之上。要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这样一些概念（尤其是不同史家就它们所赋予的不同意义和所表呈的不同图景），给我们提供了看待过去某些部分的视角，这当然没有问题；然而，如果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些“叙事实体”并没有任何历史实在的对应物，而不过是历史学家用来观看过去的概念工具，未免让人觉得走过了头。安克斯密特在有的场合也说过：
倘若一个叙事解释在长时期内都没有遭到质疑，为所有人所接受，并且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其历史学的特性），它可能就转化为某个（或某类）事物的概念。叙事之物就成为实在之物……在从属于解释之物与从属于实在之物之间，不存在什么固定而绝对的分野。
这不啻是安克斯密特在历史叙事性质问题上对自己观点的一个重大而含糊的让步，且不说，叙事解释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当然就是这样的情形），如何就丧失了其历史学的特性，安克斯密特一笔带过而语焉不详。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承认了“叙事之物”有成为“实在之物”的可能，历史叙事的指涉性（referentiality）就并非可以一笔勾销的了。
对于历史叙事整体而论，是否就可以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将真假完全排除在其衡量标准之外呢？比如说，历史叙事包含了对于诸多单个陈述的挑选和编排，不同的陈述对于某一特定的历史叙事而言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倘若一个历史叙事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一个或多个单个陈述为假，我们或许也就有充足的理由判定整个叙事之虚妄不实。再如，历史学家在实际历史写作中所运用的单个陈述，总是大大少于他本可以使用的陈述的数量，而不可能将所有陈述都毫无遗漏地派上用场。然而，倘若历史学家依据他所选择的陈述而编排组织成的叙事性解释，与被其摈弃在外的一个或若干陈述构成冲突，其真实性也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还有一种需要考虑到的情形就是，叙事性解释本身并不天然就能确保自身的融贯性，一种叙事性解释如若出现了自身不能前后一致的情形，其真实性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从这样一些角度看来，认识论问题虽然未必能够穷尽历史叙事层面所出现的问题，或者甚至于不是这一层面上的主要问题，却也不是轻易就可以驱逐出去的。
然而，安克斯密特对这一论点所做的发挥之中，也未始就没有值得我们重视的成分。在历史写作中，历史学家对于诸多陈述有一个选择与编排的问题，安克斯密特将其称为历史学家关于陈述的一种“政治”。而在历史写作中，“所有根本性而有意思的东西都不是出现在单个陈述的层面上，而是在历史学家选择各个陈述……[以形成他们关于过去的图景]的政治之中”
。一方面，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通过对于诸多单个陈述的选择、编排，构成为一幅有关过去某个方面的历史图景，其中所蕴含的融贯性和统一性，是各个单个陈述的总和所无法具有的，它让我们将过去的相关方面有意义地关联起来并加以领会。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叙事有如观景台，在攀越上其各个个别陈述的台阶之后，人们所看到的区域，远远超出了台阶所在的那个区域”。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经常就各种论题展开争议，大多数有意思的争议，往往并不是在单个历史事实能否确立的层面上展开的。安克斯密特对于历史学的争议有自己的见解，从他的理论立场出发，他说过，“比如说，有关17世纪危机的一场历史学讨论，并非关于实实在在的过去、而是关于对于过去的叙事性解释的一场论战”
，“历史学家们在讨论过去时，实际上是在讨论他们的叙事建构（我宁愿说是他们的叙事实体）”
。应该说，这样的观察还是很到位的。安克斯密特由此还提出了历史学学科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在哲学和科学中]……倘若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为人们所相信，有关它的写作就到了尽头；人们透过写作和语言，看到了自然和实在本身的运作。……尤其在历史学中，这样的画面完全是错误的。在历史学中，“成其为悖论的是，一个解释越是有力和具有权威性，它所引发的争论，它所引发的写作就越多”。在史学史上的巨著中，兰克、托克维尔、马克思、布克哈特、赫伊津哈、梅尼克或者布罗代尔的著作，没有让某一场历史论争走到尽头，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感觉——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过去某些东西实际上是什么模样，我们终于达到了明晰性。相反，这些著作证明是更多写作生产的最强有力的刺激物；因而，它们的后果就是让我们与过去疏离和陌生……
怀特所强调的，更多的是叙事通过特定文化传统内既有的隐喻手段和情节化模式，驯化过去（domestication of the past），将陌生之物变得熟悉而可以理解。安克斯密特则强调，真正有价值的叙事的功用，往往在于将似乎已经熟悉了的过去陌生化。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论点，虽则这一论点其来有自，有其在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渊源。
将熟悉者变得陌生，与将陌生者变得熟悉一样，都推进了我们对于过往历史的理解。怀特和安克斯密特都说过，很多人反对叙事主义所强调的历史文本所具有的文学性（literariness），这往往源于对文学的一种错误看法，那就是文学全然就是虚构，因而不具有认识的功能。我们由此可以得到的启发就是，文学也具有帮助我们认识实在的功能，而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和小说）的功用，常常是向我们展示出我们误以为自己所熟稔的生活中极其陌生的层面，从而让我们看到世界和人生的不同面相。历史学中许多重要的成就，恰恰起到的是同样的作用。而历史学的进步，就在于对于同一个历史课题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叙事性解释，让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视角来考察过往的相关部分。
这就引发了如下的问题：不同历史学家针对同一历史课题提出了各种相互竞争的历史叙事，倘若它们在历史学技艺的基本层面上（如鉴别运用史料的技能）都不存在问题，撇开真假标准而论，我们是否还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来对它们的优劣高下作出评判呢？这是稍后我们还会碰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