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继思辨的历史哲学衰落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的一段时期内，分析的历史哲学盛极一时。然而，不过30年左右的时光，在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领域内，就再次发生了“叙事的转向”。叙事这一传统历史写作的主要样式，重新受到高度的关注。而历史叙事所具有的功能，即赋予历史文本以统一性和融贯性、从而使其研究对象得以解释并被赋予意义，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认可。这一理论范式的转变，往往又被称为“语言学的转向”或“修辞的转向”。这两个名词中，前者更多地强调当代语言哲学对于史学理论领域的影响，认为历史学家的语言并不是一个透明的媒介，可以让人们毫无障碍地通过它透视过去，而是以其本身的结构加之于过去的历史实在之上。后者则更多地显示了文学理论对于史学理论的影响，强调以日常语言为负荷工具的历史文本，具有其与文学作品并无差异的一些特性；历史文本的叙事风格和表达形式本身，就表明了历史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过去某一侧面的解释取径，而非传统上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于历史研究成果的非本质性的修饰装扮而已，其功能不过是防止历史研究的成果“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无论如何命名或描述这一转向，确定无疑的是，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主要形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在当今西方的学术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成了同义词）领域中也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就表明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这一领域中所产生的效应。在秉承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对客观性和真理的疏离、对历史非连续性的揭示之外，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以其对于历史文本特性的高度敏感，对历史与文学、事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重新勾画，一方面动摇了传统历史学的根基，另一方面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提供了新的契机。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以其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成为推动叙事转向的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 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则以他1983年出版的《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语义学的分析》 一书为起点，加入了这一转向。二十多年间，安克斯密特论著颇丰，影响力日益不容忽视，可以说是叙事主义历史哲学阵营中，继海登·怀特之后风头最健的领军人物。怀特虽然不太乐于将自己置身于后现代主义的阵营之中，却被众多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史学理论家毫无疑义地视为开启了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思考方向，设置了其研究议程。安克斯密特则是明确地以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相标榜的。 可以说，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既是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主要体现，也是史学理论内部自身学术传统发展和嬗变的产物。

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兴起之前，分析的历史哲学中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源自亨佩尔—波普尔提出的历史解释中的覆盖律模型（the covering law model），另一个则是继承了柯林武德的重演论、而在德雷等人手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关联论证（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覆盖律模型主要说的是，历史解释之得以完成，就在于解释过程中必然或明或暗地援引了某种普遍的规律。这种普遍的规律或者是常识（如“革命之后必有反动”）和对于人性的通常预设（如权力欲对于人类行为的支配性作用），或者是较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规律。 承认了这种解释模式在历史研究中的通用性，历史学就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充当各种社会科学所揭示的规律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柯林武德一系的解释学传统 或逻辑关联论证的模式，则将历史现象理解为秉有意图的人类行动，而对于各色行动者各种意图的把握，并将他们的行动合理地关联起来，则是历史解释的不二法门。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这两个不同传统，所关注的都是历史研究中的认识问题，因而是一种认识论的历史哲学。 相互之间经常展开论争的双方，却有着值得注意的彼此相似的欠缺之处。比如说，二者对于实际的史学实践都相当不敏感，“覆盖律模型的理论读起来像是关于应用逻辑学或者科学的讲演，分析的解释学则像是一部行动哲学中的一章”。 再就是，双方关注的都是历史研究的细节，而不是其整体性。历史学家固然要确立并说明单个的历史事实，就此而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确像是柯林武德笔下那位要推断“是谁谋杀了约翰·道伊”的侦探。 然而，历史学的要义却在于，要在诸多的历史事实中辨识出一种有意义的模式。“我们敬仰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赫伊津哈、梅尼克或者布罗代尔这样的大史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事态描述的准确，而是因为他们对过去的很大一部分提出了全景式的解释。” 另外，作为历史哲学，二者却都表现出了历史感的缺失，“它们似乎公然地或者暗中接受了休谟的名言——‘在所有民族和时代，人们的行动中有着巨大的一致性，人性在其原则和运作中保持不变。’此种对于历史变迁的迟钝，在覆盖律模型中表现为它所应用的覆盖律的宽泛性；而在分析的解释学中，则是必须预设历史学家的思想与其所研究的历史行动者的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相似性” 。

安克斯密特指出，作为对于认识论历史哲学的反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最早，加利（W.B.Gal-lie）和劳奇（A.R.Louch）等人在表明叙事所具有的解释功能时，认为历史文本的读者有着某种心理机制，要去追索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有关过去的故事。这可以称之为一种心理学主义的（psychologistic）叙事主义。稍后，在覆盖律模型的传统内，莫顿·怀特和阿瑟·丹图将历史叙事视作成系列的“叙事性论证”（narrative argument），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叙事涉及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是可以经由覆盖律而彼此关联起来的。只是到了海登·怀特，历史哲学才明确地放弃了认识论的研究取向，和其他学科一样经历了其语言学的转向。在怀特这里，历史哲学不再专注于对单个历史事实的说明和描述（认识论历史哲学所关注的历史陈述的层面），而是将兴趣投向历史解释和历史写作（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的层面），从而才真正开启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迥然有别于认识论历史哲学的新阶段。 安克斯密特的工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虽然，他对于海登·怀特的重视是在《叙事的逻辑》出版以后才真正开始的。

安克斯密特研究的起点，是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区分为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这样两个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历史学家所要做的，是做出关于过去的真实的陈述（state-ment），那也就是以单称断言陈述来表达有关过去的知识，它或者为真，或者为假。相应地，历史研究所产生的问题，就往往是认识论所要探讨的那类问题。实际上，认识论的历史哲学的两个传统，无论是覆盖律模型还是逻辑关联论证，关注的都是发生在历史研究层面的问题，也即和历史陈述相关的问题。和怀特一样，安克斯密特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了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之上。如果说，认识论历史哲学是一种关于历史研究的历史哲学的话，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则是一种关于历史写作的历史哲学。 安克斯密特提出来作为其核心研究范畴的，则是体现了“关于过去的综合性观点的语言学实体” ——叙事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 LsjKX4jipZTgUdTTBdOPw43l8vjZh78QDrsw2v95Incsd3X7DaPs8nhQEawIDU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