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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际的诸家“续《太史公书》”与班彪的《史记后传》，可以视为《汉书》文本形成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汉书》编撰还属于相对简单的历史写作。随着明帝永平五年（62）以后权力因素的介入，班固《汉书》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汉书》编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班固的历史写作与明帝时期的政治之间，最初是一种冲突的状态，但碰撞的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形成了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在东汉皇权的巨大影响下，特别是经历了永平五年的政治风波与永平十七年（74）明帝的干预之后，《汉书》逐步成为东汉王朝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
光武帝建武八年（32），班固生于河西，后随父班彪迁入洛阳。他年少好学，“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于望都长任上，班固时年二十三岁，归扶风安陵服丧，同时潜心著述，续补其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建武中元二年（57），班固服丧期满之时，适逢君主易代。这年二月，光武帝刘秀病死在洛阳宫中，时年六十二。明帝即位后，重用母弟东平王刘苍，刘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
，吸引了不少名士、君子，入其幕府者有名士南阳朱晖、
隐逸君子太原荀恁、
学者文人杜抚等。
沉潜三年之后，班固急于求用，因此不念卑微大胆上书，推荐六位名士君子：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晋冯、扶风掾李育、京兆督邮郭基、凉州从事王雍、弘农功曹史殷肃（段肃）。
六人多属班固父辈，如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从心，行不逾矩”，晋冯“结发修身，白首无违”，京兆督邮郭基或即郭季通。
虽是举荐他人，班固亦有自荐之意，但最终只有李育为刘苍幕府所接纳，班固本人也未得到重视。
从当时总体情况来看，班固所受的冷遇并非特例，很多关中士族濒于衰微的境地。如京兆杜陵冯氏、杜陵杜氏、扶风安陵班氏等，或以武功显、或以文法著、或以外戚盛，炳焕辉煌，闻名西京。但因光武帝对非嫡系势力或归顺较晚的士人采取怀疑和抑制的态度，这些大族在东汉初年都濒于衰微。对于新王朝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积极寻找机会以维持门户、重振家声。如冯衍由于个人恩怨的原因，靠正常的仕进无法进入权力中心，只能走依附外戚这条终南捷径，与外戚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交结，得为诸王礼聘。但这条路充满政治风险，建武二十八年（52）六月，已废的郭后去世，七月，光武帝下郡县诛诸王宾客，冯衍受到沛王刘辅案件的牵连，险些被杀。经过这一次打击，冯衍不得不“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敢复与亲故通”
。建武三十一年（55）冯衍又上疏自陈，光武帝仍置之不理。又如杜笃曾因请托交游入狱，在狱中上《吴汉诔》方被释放，又作《论都赋》，然未引起重视，后“仕郡文学掾，以目疾，二十余年不窥京师”，曾感叹：“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辛氏秉义经武，而笃又怯于事。外内五世。至笃衰矣！”
扶风班氏亦然，才高如班彪者也不过做到望都长。因为政权更迭、世事变迁，关中旧族既不能建功立业，又不能凭借文学才能光大门庭，便陷入了个人的苦闷，产生了冯衍《显志赋》、杜笃《首阳山赋》
、班固《幽通赋》等感慨身世、抒发情志的作品。
班固在服丧期间已开始续补父亲班彪的《史记后传》，遭遇上书不遂的挫折之后，更是潜心著述，希望完成父亲的遗愿。明帝永平（58—75）初年班固记录汉事，在《汉书》中也有一些痕迹可寻，如《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云：“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太）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扬雄卒于公元18年，没后“四十余年”正当永平初年，说明《扬雄传》很可能撰于这个时候。
但不久班固便陷入一场无妄之灾，《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
班固下狱，是因为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此时东汉王朝的意识形态控制非常严厉，之前与班固同郡的扶风苏朗就因“伪言图谶”事件被处死。
历史写作虽然比不上图谶一类的政治预言那样敏感，却一样被统治者警惕和关注，班固的弟弟班超赶紧“诣阙上书”，说明情况。幸好明帝赏识班固的史才与忠心，“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班固才得以安全度过这场风波，这一年是永平五年（62）。
此时，东汉政治开始进入平稳发展的轨道，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势呼唤着由武功到文治的转变。明帝除了继承光武帝重视经术的政策外，还非常重视文史之学，这是对前朝政策的调整。关于东汉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明帝与光武帝不同，光武帝主要是采取种种措施，对王莽所为予以拨乱反正，恢复西汉的制度，但在文学、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问题上，还在犹豫之中，只是给出了一些暗示和线索，具体往哪个方向走，尚不确定。明帝则明确了这一路径，就是朝着服务东汉王朝意识形态的方向，即回归到西汉武、宣时代的“缘饰”
，也就是班固在《两都赋序》里所说的“润色鸿业”。明帝发现班固的良史之才可资使用，并意识到，如果借班固改作国史事件化敌（或潜在威胁）为友，将历史编撰由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意志，政府可以由此掌握对西汉、新莽以及当代历史评价的主导权，从而避免司马迁《史记》的所谓“微文刺讥，贬损当世”
。
永平五年（62）是班固人生中一大转折，一如下狱腐刑对司马迁及《史记》影响之深之巨。永平五年之前，班固继承父亲班彪的事业，在扶风安陵潜心撰写《汉书》，此时《汉书》编撰尚是班氏家族内部的事情。但从永平五年明帝召班固为兰台令史开始，班固的身份转变为一名官方学者，《汉书》编撰也由私人撰述转变为官方行为，这是《汉书》文本形成中的根本性转折。乔治忠先生认为，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
从“正史”的传统来说，班固的《汉书》就是一个开端。
班固最初担任兰台令史，后升为尚书郎，
“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
，“校秘书”即知史务，明帝时期班固的工作主要是修史，他“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当作‘冀’）
，共成《世祖本纪》。……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篇》云：“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
同书卷一二《古今正史篇》又载：“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冀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可知班固入兰台以后，最初撰写的是本朝史，受命先成《世祖本纪》（即《光武本纪》）及列传、载记二十八篇等，复终成前所著《汉书》，史书所述先后次序十分清楚。
永平年间班固参与编撰的中兴纪传特别是《世祖本纪》（《光武本纪》），涉及对光武帝的中兴功业和政治遗产如何评价，处理不易，班固等史臣一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明帝对此又十分关注，大概因为对《世祖本纪》的初稿不满，明帝又找人修缮，如宗室临邑侯刘复、学者贾逵等就曾参与其事。《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刘縯附刘复传》载：“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58—75）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此处所谓“汉史”，即东汉之史，宗室刘复是明帝信任的人，由他来负责东汉初年历史的编撰，确是合适人选。
永平十五年（72），明帝撰定《世祖本纪》（《光武本纪》），并公之于世。《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东平宪王刘苍传》：“（永平）十五年春，行幸东平，赐苍钱千五百匹，布四万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此《光武本纪》当即永平五年（62）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冀等始撰之《世祖本纪》，因其发端与成书皆出明帝之意，故明帝亦视为己作。关于其书名之异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
余尝推究其事，盖明帝见固所作《汉书》而奇之，知其有著作之才，因思先帝之功业，不可无纪述，遂诏固与陈宗等作为《本纪》。又因以及诸功臣，与所平服之群雄，以彰世祖之威德。《东平王苍传》云：“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以固等所撰而谓之自作，或者帝慎重其事，亦尝有所点定于其间。可见帝之所留意，独在于《本纪》，其列传自二十八篇之外，皆不复作。虽有草创之功，犹未足为建武一朝之完史也。且其著作之地在兰台及仁寿闼（原注：见《马严传》），不在东观。其书或称“汉史”（原注：《北海靖王兴传》），或称《建武注记》（原注：《马严传》），尚未定名为《汉记》。
书或曰《世祖本纪》，或曰《光武本纪》，二者一事也，今传《东观汉记》卷一即题为《世祖光武皇帝纪》，季忠平先生考证认为，唐人为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后汉书》中“世祖”为“光武”，
可从。《世祖本纪》（《光武本纪》）的撰写，可以视为班固编撰《汉书》的预热——因为《世祖本纪》的核心是强调“受命中兴”，这与《汉书》撰写的主旨相合，是班固时时要放在心上的。需要注意的是，班固等始撰《世祖本纪》及诸列传、载记时，东观尚未成为一个学术文化机构，不宜将他们视为《东观汉记》的创始者，但其所撰纪传、载记等为后来《东观汉记》所本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二者并不矛盾。
史臣集体修撰的史书难免虚美之词和不实之病，和帝永元十年（98），光禄大夫李法就在上疏中批评“史官记事不实”
。皇权的参与使其更难客观，如马后修明帝《起居注》，删去马防之名，可见其随意。班固参与其事的《世祖本纪》等篇章也不例外，《史通》卷九《核才篇》：“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
这是因为包括《世祖本纪》在内的《东观汉记》所写的是东汉当代史，成于众手，且多拘忌，很难保证质量。而班固的《汉书》则在历史写作与现实需要之间达致相对平衡，显示了一个史家的卓越能力。
除了中兴纪传，永平年间（58—75）明帝曾命臣下撰写《哀牢传》，这属于当代史的范畴。《论衡·佚文篇》云：“杨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夫以三府掾史，丛积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览其文。子山之传，岂必审是？传闻依为之有状，会三府之士，终不能为，子山为之，斯须不难。”来自蜀郡成都的杨终因作《哀牢传》而受到明帝重视，入兰台为校书郎。
约略与此同时，明帝还曾关注过《苏武传》，《论衡·别通篇》云：“孝明之时，读《苏武传》，见武官名曰‘栘中监’，以问百官，百官莫知。夫《仓颉》之章，小学之书，文字备具，至于无能对圣国之问者，是皆美命随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刘子政之知贰负，难哉！”
由上可知，当时明帝所关注的既有当代史如《世祖本纪》和《哀牢传》，也有西汉史如《苏武传》，而对班固撰写《汉书》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世祖本纪》。
自永平五年（62）到永平十五年的十年间，《世祖本纪》（《光武本纪》）一直是明帝关注的重点，不仅用心简选撰者，而且亲自参与编定，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后来的唐太宗也不过是为《晋书·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和《王羲之传》撰写了四篇史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兴纪传特别是《世祖本纪》的撰写，为后来的《汉书》编撰奠定了思想基调，从《世祖本纪》到《汉书》，让我们看到权力因素对史书修撰的逐步渗透和巨大影响。
永平十五年（72），明帝撰定《世祖本纪》，标志着“中兴纪传”的写作告一段落。在解决了当代史的编撰问题之后，明帝更为关注西汉历史写作，永平十七年特地就《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评价问题诏问班固等人，这在班固《典引序》中有详细的记载（根据文意，笔者将其分为两段）：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臣固顿首顿首。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盖咏《云门》者难为音，观随和者难为珍。不胜区区，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懑，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戆，顿首顿首。
《典引》作于章帝元和末年，是章帝末年礼制复兴运动的产物，其中讲到巡狩、封禅等事，是班固对章帝政策的积极配合。
《典引序》则交代了班固写作《典引》的缘起，这篇序言范晔在编撰《后汉书》时大概也看到了，但他没有全录，只是在《班固传》中撮述了几句：“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
《典引序》的第一段文字是班固对于永平年间明帝诏问之事的回顾，其中讲到明帝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批评，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典引序》载班固“具对素闻知状”，其更为详细的意见见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之末赞语所收录的几段文字：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
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
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
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这几段文字一般认为是班固所作，被称为班固《秦纪论》，如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曰：“此已下（笔者案：即《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所附的班固《秦纪论》）是汉孝明帝访班固评贾马赞中论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后人因取其说附之此末。”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清梁玉绳曰：“此篇是《秦记》，魏了翁《古今考》谓班固明帝时所得也。史公言秦烧书，独《秦记》不灭，故东汉时犹有存者，后人遂并班固语附载《本纪》之末，以备考证。……而《索隐》以为马迁重列则误也，史以传信，无一事两书之理，《史记》中惟此及《郦生传》有之，皆后人附益，非迁史元文。”又引黄以周曰：“世系为明帝时贾逵、班固所考定，故记其时曰‘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
在班固撰写《汉书》的敏感时刻，明帝与之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末的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显然有警告之意——人主论学对班固撰史的深刻影响，是怎样高估也不过分的。
明帝认为司马迁《秦始皇本纪》（《秦纪》）关于秦王子婴的评论不当，让班固发表意见。针对明帝提出的《秦纪》赞语的是非问题，班固指出，司马迁的话源出贾谊《过秦论》，贾、马二人在秦政与汉德的评价问题上意见都不正确。接着班固既批评了贾谊《过秦论》中“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的说法，也批评了司马迁著《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的做法。班固回应之后，明帝与班固单独谈了一次话，并以诏书的形式发布对司马迁《史记》的判断，其中谈到西汉二司马的优劣问题。在明帝看来，司马迁虽然撰写了《史记》，但由于其中有讥刺武帝的内容，其思想境界远不如司马相如，因为司马相如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武帝的封禅大典，完成《封禅文》以俟武帝之用。
明帝所谓“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指司马迁《史记》对汉武帝暗喻讥讽、多有贬抑之词。对于本朝皇帝，《史记》褒贬不一，持肯定意见、甚至大加赞赏者有之，如《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称高祖刘邦：“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赞文帝刘恒：“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关于汉武帝，司马迁虽然没有全面否定，但不少地方寓有讥讽之意，如《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而大农颜异诛。……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又如《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太史公曰：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再如《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
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
其中或言“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或言“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或言宠臣“与上卧起”，之所以没有直接批评汉武帝而采用曲笔的手法，《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末的“太史公曰”可谓夫子自道：“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宋代朱熹对太史公也有这样的推测：“王允云：‘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如《封禅书》所载祠祀事。《乐书》载得神马为《太一歌》，汲黯进曰：‘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下面却忽然写许多《礼记》。又如《律书》说律，又说兵，又说文帝不用兵，赞叹一场。全似个醉人东撞西撞。观此等处，恐是有意。”
《史记》“贬损当世”，而班固著史以“光扬大汉”为目的。在秦朝灭亡这件事上，班固《秦纪论》认为贾谊与司马迁的意见都是错误的，“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最后一段也说：“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认为不应苛责子婴，而且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同情：“纪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典引序》的第二段文字记载了班固对明帝“圣论”的评价和回应：“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所谓“圣论”，五臣刘良注曰：“圣论，云司马迁非义士之论也。”“昭明好恶”至“亦无以加”几句，是班固对明帝“圣论”的具体评价。“昭明好恶，不遗微细”，指明帝对秦始皇评价这样的“小事”都明白表示自己的褒贬好恶；
“缘事断谊，动有规矩”，指明帝通过对《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的评判来表达政治意见，“谊”即《春秋》之“义”，“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载之空言，不如见于行事深切著明，具体说来就是即事明义，寓以褒贬，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笔法”
。接下来“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二句非同一般，谓明帝“政治指示”的“英明”，可以跟孔子相提并论，这显然是班固对明帝的谀颂之词。
“臣固被学最旧”几句，是班固对章帝的心迹表白，流露出班固撰史的感恩之心，对我们理解《汉书》非常重要。《汉书》编撰是在班固代受汉恩、刻诵“圣论”的背景下完成的，《典引序》记载了史家对皇恩的感戴之情：“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前面讲到，明帝时期文学、史学开始朝着服务东汉王朝意识形态的方向发展，章帝时期的班固更是积极地以自己的赋颂之作及《汉书》这篇大文章对汉朝的“成功”
予以回应。了解到这一层，就不能不让人心中别有一番感触。史家的感恩之心在历史撰著过程中既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也会给史家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如北宋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所说“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违”。让人庆幸的是，《汉书》编撰虽然受到班固个人对汉朝感情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这种感情并没有完全压倒他对历史的理性认识。
从《典引序》提到的明帝永平十七年（74）到《典引》创作的章帝元和末年，正是班固撰写《汉书》之时。这一时期班固沉浸于一种兴奋的创作状态中，其精神面貌见于永平年间所作的《答宾戏》：“摅意乎宇宙之外，锐思于毫芒之内，潜神默记，縆以年岁。”“摅意”二句，反映了班固撰写《汉书》的思想境界，也即《礼记·中庸》“致广大，尽精微”之意，可以视为《汉书》之文心。“潜神默记，縆以年岁”，则是一种深沉渊静的写作境界，可与之相媲美的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的“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
，这种精神和态度正是《汉书》成功撰写的关键。
明帝永平年间，班固以其文学竭力为东汉王朝歌功颂德，作有《神爵（雀）颂》《汉颂》等作品，同时潜心于《汉书》编撰，可惜明帝不过如武帝对待司马相如、枚皋一样，将其视为文学侍从，因此班固位不过尚书郎。但是在班固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仕宦显达、光耀家门的愿望。章帝即位后，班固终于时来运转。建初四年（79）白虎观会议召开，章帝命群儒“讲议五经同异”，“亲称制临决”
，班固不仅参加了白虎观会议，而且撰集《白虎通德论》，俨然是皇家学术的代表人物。与明帝类似，章帝对史学也有浓厚的兴趣，曾诏令杨终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另外，有关汉武帝功过是非的评价，也是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孔僖传》所载孔僖、崔骃的例子就很典型：鲁国孔僖、涿郡崔骃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资治通鉴》卷四六系此事于章帝元和元年（84）。这些都是班固上呈《汉书》前后的特殊政治环境。
关于章帝建初年间（76—84）班固所上《汉书》之情形，《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班固自述云：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班固批评司马迁《史记》将汉代皇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认为这与汉朝的政治地位不相匹配，因此断汉为史，使汉朝皇帝可以“冠德于百王”
。并称《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其中“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一句，高步瀛先生断句作：“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并云：“《周语下》韦（昭）注曰‘考，合也’，《经传释词二》曰‘为，犹与也’，言与《春秋》合也，旧注考纪连读，殆非是。”
其说可从，这里还可补充两个例子。
《诗经·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毛《传》：“对，遂。考，成。”郑《笺》：“对，答。休，美。作，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时，称扬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综合毛郑两家的意见，“作召公考”即“为召公成”“与召公成”，意谓召虎答拜宣王之策命，与其先祖召康公受封之礼成（合、同）。又《礼记·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孔颖达《正义》：“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书籍之名也……书同文，覆上不考文。”意谓“同文”即“考文”。由以上二例可知，班固笔下的“为《春秋》考”，意即与《春秋》成、与《春秋》合、与《春秋》同。
反观“综其行事”几句，可推知班固所说的“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当指《汉书·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志》《礼乐志》等承担了与“五经”《易》《诗》《书》《礼》《乐》相应的功能；而“上下洽通，为《春秋》考”，当指《汉书》的纪传特别是帝纪部分承担了与《春秋》相应的功能。
至于班固上呈《汉书》的具体时间，《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云：“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
《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略同：“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建初中”究竟是哪一年，现代学者陈汉章先生考证其事应在建初七年（82），他在《缀学堂初稿》卷二《马班作史年岁考》中说：
班固作《汉书》二十五年，始永平元年戊午，终建初七年壬午。固以永平五年入校书，而《汉书》之作，不始是年也。传云迁为郎，典校秘书，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按《贾逵传》永平中为郎，与班固典校秘书。《汉书·叙传》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本传》又云固自永平中受诏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自永平五年至建初六年为二十年，建初止八年。《史通·正史篇》曰：“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若以建初六年成，止二十年，不当有余。以建初八年成，在建初末，不当曰中。故谓《汉书》以建初七年成，固是年五十一岁矣。班固之书，踵父业以成，既成之后，后人更有所裨益。其可考者，班氏及身之年岁而已。
笔者赞同陈汉章先生的意见，这里再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建初七年班固所上《汉书》是否为一完璧？东晋袁宏《后汉纪》卷一九《顺帝纪下》载：“（马融）兄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
《后汉纪》所说的“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是说班固去世时《汉书》这些篇章只有目录，而没有具体内容。
在这一问题上，南朝刘宋范晔的记载也是前后不一，《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云班固于“建初中”上《汉书》，似已成书，但同书卷八四《列女·曹世叔妻传》则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知班固去世时，《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又一说谓班固所上《汉书》不含“十志”，《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建初中，始奏表及纪传，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后，始命曹大家续成之。”《隋志》成书于唐初，所述“始奏表及纪传”、“十志竟不能就”等内容，不知何所依据？
对这些矛盾现象如何理解，笔者最初也十分困惑，后来看到西晋华峤编撰《汉后书》的情况，才有所领悟。《晋书》卷四四《华表附子华峤传》云：
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又改“志”为“典”，以有《尧典》故也。而改名《汉后书》奏之。诏朝臣会议，时中书监荀勖、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藏之秘府。后太尉汝南王亮、司空卫瓘为东宫傅，列上通讲，事遂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赠少府，谥曰简。峤性嗜酒，率常沈醉。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劭奏峤中子彻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后监缪徵又奏峤少子畅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晋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永嘉丧乱，经籍遗没，峤书存者五十余卷。
华峤撰成的“后汉史”共九十七卷，有《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后“改名《汉后书》奏之”，朝臣会议后得以“藏之秘府”，但本传又载“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既云“奏之”，又云“未成”，二者似乎矛盾。看来，华峤所撰《汉后书》，最初只有纪传部分，后来其中子华彻、少子华畅为佐著作郎，才补成《十典》。与此相类似，《华峤传》所载华畅起草的魏晋史也是要先完成纪、传部分（而且只有纪传部分）。考虑到华峤《汉后书》的体例“多同班氏（《汉书》）”
，《汉后书》的例子可为我们理解《汉书》的编撰提供参照。
表、志后成，史书编撰多有其例，如东观史臣所撰《东观汉记》，最初也只有纪传部分，到了东汉末年，蔡邕有意编撰《十志》（又称《十意》，避桓帝刘志讳改），但最终也没有成功。又如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最初也只完成了纪传部分，后来才与谢俨共同完成了《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篇志稿。
初唐时期编撰的《隋书》也是这样，其纪传部分开始纂修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成于贞观十年（636）；“五代史志”始修于贞观十五年（641），成于高宗显庆元年（656）。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明了的是，古人对史书纪、传、志、表诸体重要程度及先后次序的认识，与今人不同。今人重视典志与史表，主要是把握历史线索的需要，而古人重视纪传，强调以人物事迹探求其心志，或寓褒贬于叙事之中，或以论赞直书褒贬。班固的父亲班彪所撰《史记后传》甚至只有“纪传而已”，其《史记略论》评《史记》诸篇，也都是限于纪、传而未及书（志）、表，
表明班彪心目中同样认为纪传重要，这种做法与班固是相通的，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这一问题。
班固建初七年（82）上呈的《汉书》，当与华峤《书》及上述诸例一样，仅是《汉书》的纪传部分。《后汉书·班固传》所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中的“乃成”，与“未及竟”并不冲突，建初中所上《汉书》初具规模，班固又不断补充完善，在去世时尚有“八表”（《后汉纪》作“七表”，稍异）及《天文志》还未完成，因此才有班昭与马续“踵而成之”。汉代的私人撰著，虽然有陆贾《新语》随写随上的情况，但大多是上呈完整的著作。在班固看来，纪传是《汉书》的主体，完成了“纪传”部分，也即意味着《汉书》初步完成，大局已定，可以上呈章帝，而表、志部分可以从容为之、渐竣其功。
有一些线索表明，《汉书》“十志”的编撰要晚于纪传部分。如《汉书》卷七三《韦贤（附韦玄成）传》本为班彪所作，其中有关宗庙祭祀的大段内容可以归入《郊祀志》，后人为此有过议论，质疑班固的做法，如东汉蔡邕《表志》云：“宗庙迭毁议奏，国家大体，班固录《汉书》，乃置《韦贤传》末。臣以问胡广，广以为实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语，取《贤传》宗庙事实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类相从。”
唐刘知幾《史通·编次》亦云“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两种意见都认为《韦贤传》中多载宗庙祭祀毁立之事并不合适，应归入《郊祀志》。其实，如果考虑到《汉书》纪传先竣、表志后成的编撰次序，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释——班固编撰《汉书》纪传部分时，尚未开始《郊祀志》的写作，因而对父亲班彪所修的《韦贤传》承而不改，这些内容就暂时保留在了《韦贤传》中。
另外，对于当代社会现象，班固常常在史志中予以评论，《汉书》卷二三《刑法志》、卷二二《礼乐志》的一些内容明显撰写于章帝时期，也可以作为证据。如《汉书》卷二三《刑法志》针对刑政之事所发的感慨和议论：“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桀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然而未能称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肯定了光武帝和明帝已取得的成绩，并指出有待改善之处，似当撰于章帝时期。又如《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明确出现了明帝的庙号“显宗”，显然撰于章帝时期。在班固看来，礼乐具备、庠序设立、德化流洽、群下颂说等太平景象，属于明帝尚未实现的政治理想，这是班固对章帝有所寄心的表示。《礼乐志》又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这段话当是针对章帝章和元年（87）曹褒制礼之事所发的议论，《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章和元年正月……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
这表明《礼乐志》当完成于章帝章和元年之后。
综上，班固编撰《汉书》的过程可以概括为“成于建初，续有增补”，他对《汉书》的加工直到去世也没有完成，所以后来才有班昭和马续的续补之事。
作为一个史学家，班固曾经洞察西汉一代的政治兴衰与人物沉浮，然而却缺少观古识今、见微知著的政治敏感，最终造成了人生悲剧。章和二年（88）章帝驾崩，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外戚窦氏掌握了朝政大权。《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瑰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后窦宪因罪“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
，北伐匈奴。永元元年（89）班固被窦宪所辟，与傅毅、崔骃等一同成为“宪府文章”
的重要成员，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政治冒险。永元元年夏六月，班固作《涿邪山祝文》，祝祷此次北伐行动的成功。及至窦宪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刊石勒铭，班固又作《封燕然山铭》，纪汉威德。
殊不知，巨大的危险已经潜伏在暗处。永元四年（92）六月庚申，和帝幸北宫，以窦宪潜图弑逆的罪名，“诏收捕宪党射声校尉郭璜，璜子侍中举，卫尉邓叠，叠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狱死。使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宪及弟笃、景就国，到皆自杀”
。班固因为曾得罪洛阳令种兢，受到窦宪一案的牵连，卒于狱中。
《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固传下》云：“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一代良史就这样让人感慨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如前所述，班固于章帝建初七年（82）将《汉书》呈献朝廷之时，仅是规模初具，此后《汉书》文本一直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但直到班固去世仍未成，经班昭、马续之手始成完璧。
班昭、马续对《汉书》的续补工作，刘知幾《史通》也有明确的记载。《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授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不类本书。
《汉书》发轫于诸贤，草创于班彪，成书于班固，续补于班昭、马续，至此定型矣。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云：“（《汉书》）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
值得注意的是，续补《汉书》的马续以及从班昭受读《汉书》的马融，都出自扶风茂陵马氏，这显示出扶风安陵班氏与茂陵马氏的密切关系。在政治和军事上，安陵班氏与平陵窦氏合作较多，
而在文化上则与茂陵马氏合作较多。
扶风安陵班氏与扶风茂陵马氏同出一郡，二者关系甚为亲密。马援兄马余之子马严为将作大匠，又与班固等编定《建武注记》，
这是班氏与马氏在文化上的第一次合作，而马续、马融兄弟即马严之子，后来班昭授马融《汉书》、马续述《汉书·天文志》，则是班氏与马氏两个家族合作关系的延续。
除《天文志》为马续所撰外，《汉书》主要是由班氏家族成员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书》之竣，乃班氏一族之功，《汉书》之学，为班氏一家之学，但今本《汉书》的署名却只有班固一人，作“汉兰台令史班固撰”。这种做法貌似对班氏家族其他成员不公平，实际上却是沿用了先秦两汉时期著述的一个通例。在中国古代，学术撰著常常是一个集体性工作，先秦时期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诸子之著作，往往为一学派思想的集合体，多成于门弟子之手，
后世著作权的概念难以适用。秦汉以后，私家著述大盛，个人色彩凸显，即便如此，著作权的观念在汉代也不是特别突出，不少著作都有续补的情形，而署名不变，如班固曾奉章帝之命，为桓谭《新论》补作《琴道》篇即是一例，
《汉书》也属于这类情况。
以两汉以后日渐凸显的家族学术而论，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家族成员往往休戚与共，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汉书》之前，《太史公书》成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手。《汉书》之后，六朝隋唐之间，父子相继、家族撰史之事甚多，如《汉后书》为西晋华峤及其子华彻、华畅三人合力而成，王隐《晋书》则是踵续其父王铨之志业。又如姚察、姚思廉父子合撰《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合撰《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合撰《南史》《北史》，而初唐颜师古所注《汉书》，不仅参考了汉晋六朝二十余家旧注，而且多取于叔父颜游秦之《汉书决疑》，家学之重要可见一斑。经学方面也是如此，如虞翻的《周易注》为会稽虞氏五世之学，
范甯的《春秋穀梁传集解》，经过其父范汪以及子弟辈的集体努力方才成书。
这种情况在近世也很多见，一部书往往经过两代甚至数代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方成佳撰。如仪征刘氏数代传经，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治《春秋左传》之学，自刘文淇撰《左传旧疏考正》八卷，至刘寿曾而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清代辑录考证《左传》旧注之集大成者。又如莫友芝的目录学名著《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实得力于其子莫绳孙之加工和补充，才得以行世流通。再如杨希钰的诗集《兰馨堂诗存》，成于三个儿子杨沂孙、杨泗孙、杨汝孙之手，文字与稿本《桂岩吟馆存稿》、钞本《银藤花馆吟草》差别甚大，是经过很多修改才成书的。张剑先生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国家族文化的层累性”
，是很恰当的。
就班氏家族集体编撰的《汉书》来说，父子、兄妹合撰一书，经数十年光阴和心血而臻于美善，班固去世后，班昭并未因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去争取《汉书》的署名权，实是符合世事人情之举。由此可见，文化士族在共同经营社会、文化声誉的过程中实现了高度的配合，在著作权问题上达成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默契，他们不仅是简单的利益攸关方，而且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