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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的雏形是其父班彪编撰的《史记后传》，《史记后传》则发端于西汉以来诸家继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而作的“续《太史公书》”，是谓“《汉书》编撰前史”。
《太史公书》产生于西汉中叶武帝之世，儒学在社会上尚未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思想比较自由，表达也少拘忌，全书不仅呈现出历史建构的系统性，也反映了史家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命运的思考，洋溢着司马迁的个人感受和生命体验。而“续《太史公书》”编撰的元成哀平和新莽时期，儒家思想在社会文化中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对经学、史学、文学等各文化门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史家思想受到很大束缚。
诸家“续《太史公书》”不仅在思想境界上与司马迁相距甚远，而且内容相对琐碎、不够系统，这给后来的史家留下了重组和改造的空间。
班彪《史记后传》对诸家“续《太史公书》”的改造，不仅是内容的重组和结构的系统化，也是一个重新赋予意义的过程。从诸家“续《太史公书》”到班彪的《史记后传》，儒家思想的倾向日趋鲜明，《史记》里洋溢的太史公个人情怀和批判精神，逐步为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特征的儒家伦理所取代，这一趋势至班固完成《汉书》而告结束。
武帝征和（前92—前89）年间，司马迁完成《太史公书》之后，自称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尚不为世所知。
司马迁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期由其外孙杨恽“宣布”于世，
一代宏文自此流布人间。在此前后，已有学者在著作中节引《史记》的内容，如成书于昭宣之间的桓宽《盐铁论·毁学》《西域》《刑德》《大论》诸篇，分别节引了《史记·货殖列传》《大宛列传》《韩非子列传》《孔子世家》的相关内容。
因《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
加上不少篇目内容残缺，不少学者文人如元成之间的褚少孙，出于个人兴趣开始对《太史公书》做补续的工作。《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这是补缺，另外还有续修的工作，如《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之末有昭宣时封侯表，并载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编于左方，令后好事者得览观成败长短绝世之适，得以自戒焉。”
在西汉后期，《史记》并不易见，大家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成帝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成帝遂不与。成帝时期的冯商，是受诏续《太史公书》的第一人，《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载“《太史公》百三十篇”，又载：“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三国吴韦昭注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韦昭称冯商续《太史公书》十余篇，与《汉志》不同，注中所云“班彪《别录》”当作“刘向《别录》”。颜师古注则曰：“《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
考虑到《七略》出自刘向之子刘歆之手，此段文字言冯商为刘向的学生，且有“序列传”之事，当可信从，至于冯商撰写列传的时间，当在成帝时期。
成帝以后，《史记》在社会上传播渐广，续“太史公书”作者群体的规模日益庞大。唐刘知幾《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这些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对武帝太初以后西汉史事的记录，后世学者称为“续《太史公书》”。孔子修《春秋》，记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获麟止；陆贾《楚汉春秋》也是记录当代史事；司马迁撰《太史公书》，记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而止。诸家“续《太史公书》”关注当代历史，记录当代人物，既是踵续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事业，也是继承了《春秋》以来的历史传统，其学术自觉和当代情怀值得肯定。
“续《太史公书》”的作者，如以时代顺序稍加区分，则成帝时期有刘向、冯商、卫衡，哀平新莽时期有向子刘歆、扬雄、史岑，东汉初年有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下面依《史通》所列略述这十五位学者的生平事迹：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楚元王刘交之后，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为西汉名儒，《汉书》卷三六有传。刘向编撰有《说苑》《新序》等书，班固《汉书》传记部分多所取材，如《汉书·枚乘传》采用了《说苑》有关枚乘的资料，《苏武传》则吸收了《新序》的一些记载。
刘向另撰有《洪范五行传论》《别录》，
并为其子刘歆发挥和完善，撰成《洪范五行传》《七略》，而《汉书·五行志》《艺文志》就是以刘向、刘歆父子的撰述为基础完成的。
此外，《汉书》卷一《高帝纪》赞语“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云云，陈直先生疑其为“班固采用刘向《补史记》传纪之文”
。类似的情况还有《贾谊传》赞及《东方朔传》赞，《汉书》卷四八《贾谊传》赞载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赞中有“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令后世多传闻者”云云，这些或许都属于刘向《补史记》的内容。
刘歆，字子骏，刘向之子，附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歆少通《诗》《书》，能属文，成帝时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年，改名刘秀，大司马王莽举其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后因移书让太常博士，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排，出为河内太守，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秉政，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王莽篡位后，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地皇四年（23），与王涉等谋诛莽，事败自杀。
刘歆续撰《史记》之事不详，或在哀平新莽时期。
冯商，字子高，刘歆《七略》云其为阳陵（今陕西高陵）人，班固《目录》云冯商为长安人，
王充《论衡·案书篇》则云：“东海张（冯）商亦作列传。”黄晖《论衡校释》引孙诒让曰：“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此涉上文‘张仪’而误。……惟刘歆言商阳陵人，班固言长安人，仲任（即王充）言东海人，三说不同。汉代长安属京兆，阳陵属左冯翊。后汉以阳陵改属京兆。长安、阳陵相去甚近，东海太远，岂传闻之异欤？”
前已引及，《汉书·艺文志》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据《汉书》卷五九《张汤传》赞及卷七六《赵尹韩张两王传》赞，冯商所续七篇中当有《张汤传》《王尊传》两篇。
根据目前材料来看，冯商是《续太史公书》的第一人，而且是受诏而作，这表明西汉后期对史学日益重视。除史学外，冯商亦擅长辞赋创作，《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诗赋略”载：“待诏冯商赋九篇。”清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艺文类聚》八〇引刘向《别录》云：‘待诏冯商作《镫赋》。’”
卫衡，生平事迹不详，或即东汉桓谭《新论》中多处提到的蜀郡人阳城衡。
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桓谭《新论》曰‘阳城子张名衡，蜀郡人’，《论衡·对作篇》‘阳城子张作《乐》，扬子云造《玄》’（小字双行原注：《通志·略》引《风俗通》‘阳城氏，汉有谏议大夫阳城公衡即其人，衍公字’）。”
又《论衡·超奇篇》亦云：“阳城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阳城衡作《乐经》，当在王莽秉政时，其详待考。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成帝时入仕长安，撰《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后转入学术研究。据《汉书·扬雄传》记载，王莽时扬雄曾校书于天禄阁，校书即“知史务”，也就是修撰国史，这表明扬雄参与了“续《太史公书》”的工作，故王充《论衡·须颂篇》云：“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由此可知，扬雄是西汉中后期史事的主要记录者，这些工作很可能是新莽时期完成的，其中涉及的西汉哀、平间史事，均为扬雄所亲历。其写作的政治态度，应该是偏向王莽一方，东汉初年的班彪就认为刘歆、扬雄的续《太史公书》“褒美伪新，误后惑众”
。扬雄所撰“续《太史公书》”的具体内容，今已不可考。
梁审，事迹不详。
肆仁，事迹不详。
晋冯，东汉初年人，曾任京兆祭酒，与班固同时，年辈略前。建武中元二年（57），班固上书东平王刘苍，劝谏刘苍用人要以才德为本，“远近无偏，幽隐必达”，并荐举六位“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
的名士大儒，分别是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晋冯、扶风掾李育、京兆督邮郭基、凉州从事王雍、弘农功曹史殷肃。晋冯与下面将要提到的段肃（殷肃）均在其中，但班固推荐的这六人，后来只有李育为刘苍幕府所接纳。
段肃，或作殷肃。《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固传》载班固《奏记东平王刘苍》中有“弘农功曹史殷肃”之名，章怀太子注云：《（班）固集》“殷”作“段”。未知孰是。
金丹，京兆杜陵人，东汉初年曾为割据陇右的隗嚣之宾客。
笔者疑其人即金昭卿（曜卿），班彪有《与金曜卿书》。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约生于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
始建国元年（8）王莽篡汉之时，冯衍十五岁，年纪尚轻，不及撰史，“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新莽地皇三年（22）赤眉兵起，王莽遣更始将军廉丹征讨山东，廉丹辟冯衍为掾。后廉丹战死，冯衍亡命河东。更始二年（24），刘玄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鲍永以冯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建武初，冯衍为曲阳令。建武六年（30），冯衍上书陈八事，光武帝欲召见之，为令狐略等所排，不得入。后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由是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事在建武十九年（43）左右。建武二十八年（52）七月，光武帝下郡县诛诸王宾客，冯衍受到沛王刘辅案件牵连，险些被杀。经过这一次打击，冯衍不得不“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敢复与亲故通”
，直到去世。综合以上冯衍行迹，其续《太史公书》，很有可能是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西归故郡”之后所为，具体篇目不可考，今《汉书·冯奉世传》或有部分内容。杨树达先生云：“《冯奉世传》篇首有叙冯氏世系百余言，钱大昕疑为商《自序》原文。余谓续《史记》者有冯衍，衍为奉世后人，则《奉世传》当采自衍，非出于商，钱说非也。”
韦融，事迹不详。杨树达先生认为应该是京兆韦氏家族之一员，《汉书·韦玄成传》或出其手。
京兆韦氏为两汉望族、声名显赫，除西汉韦贤、韦玄成父子宰相外，东汉明帝时位列九卿的大鸿胪韦彪（字孟达）亦出于京兆韦氏，为韦贤五世孙，与班固同时。
萧奋，事迹不详。西汉有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授东海孟卿，别为一人。
刘恂，事迹不详。
除了《史通》所引的续《太史公书》十五家外，
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注》中还提到了褚少孙、史岑（字子孝）二人。《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章怀太子注云：“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孝山，应作“史子孝”，扬雄、刘歆、阳城衡（卫衡）三人已见前述，兹将褚少孙、史子孝（史岑）相关史事录之于下。
褚少孙，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时寓居沛，受诗于东平王式，西汉元帝、成帝时为博士，于是《鲁诗》有褚氏之学，世称“褚先生”，事迹略见《汉书》卷八八《儒林·王式传》。《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卷首裴骃《集解》引张晏曰：“《武纪》，褚先生补作也。褚先生名少孙，汉博士也。”司马贞《索隐》按：“褚先生补《史记》，合集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又张晏云‘褚先生颍川人，仕元成间’。韦稜云‘《褚顗家传》：褚少孙，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代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号为先生，续《太史公书》’。阮孝绪亦以为然也。”褚少孙之生平，余嘉锡先生曾有所考：“褚先生以高第为郎，当在元凤之末，又五年而宣帝崩（黄龙元年），元帝即位。《龟策传》自言宿卫出入宫殿中十又余年，则元帝时犹老于郎署，其不得为宣帝博士，亦明矣。由元凤四年下数至成帝建始元年，凡二十四年，是少孙之迁博士，已在元帝之末。班固书少孙官止博士，盖成帝时卒于官。”
《史通·史官建置篇》：“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所言大抵不差。余嘉锡先生又对褚少孙、冯商二人稍作区别，云“褚先生自因好览观太史公之传，乃续其书，与冯商之奉诏序列传者又不同，无所谓知史务也”
。可见，奉诏与否是二人的主要区别。
史岑，字子孝，沛国人，仕王莽之末，《后汉书》卷八〇上《文苑·史岑传》云：“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著颂、诔、《复神》《说疾》凡四篇。”东汉又别有一史岑字孝山者，安帝时为史官，子孝仕于新莽，孝山仕于东汉，二人同名而异世，读史时须留意。
作为“后进好事儒者”的褚少孙“好览观太史公列传”，因《史记》残缺若干篇，乃为之补写《武帝纪》《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值得注意的是，褚少孙对《太史公书》既有补缺也有续修——补缺是补《史记》之缺篇，续修是于《史记》之外另撰史篇，二者可统称为“续补”。褚少孙的“续补”在提供史料方面颇有贡献，反映了西汉元成间《史记》在士人阶层中的回响，如《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太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
今检《史记》，褚少孙续补的内容见于卷一三《三代世表》、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卷四八《陈涉世家》、卷四九《外戚世家》、卷五八《梁孝王世家》、卷六〇《三王世家》、卷一〇四《田叔列传》、卷一二六《滑稽列传》、卷一二七《日者列传》、卷一二八《龟策列传》诸篇。又《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所载武帝天汉元年（前100）以后事，及《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所载武帝征和（前92—前89）以后至成帝时车千秋、韦贤、魏相、丙吉、黄霸、韦玄成、匡衡等丞相事，初唐司马贞认为也很有可能出于褚少孙之手。《年表》“太始元年（前96）”，裴骃《集解》：“班固云：司马迁记事讫于天汉。自此已后，后人所续。”司马贞《索隐》曰：“即褚先生所补也。后史所记，不无异呼，故今不讨论也。”《张丞相列传》“有车丞相，长陵人也。卒而有韦丞相代”三句下，《索隐》曰：“自车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记。然《丞相传》都省略，《汉书》则备。”从《年表》记事止于成帝“鸿嘉元年（前20）”，以及匡衡元成时为丞相等情况来看，也与褚少孙活跃于元、成时期的事实相合，司马贞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另外，《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末司马贞《索隐》：“《汉书》云：‘明年（武帝太始元年，前96），且鞮（侯）死，长子狐鹿姑单于立。’张晏云：‘自狐鹿姑单于已下，皆刘向、褚先生所录，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汉书·匈奴传》有上下两卷。’”是《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狐鹿姑单于以下事，亦有出于褚少孙之手者，姑录以备考。
一般认为，褚少孙续补《史记》的时间在元、成之间，这里需要辨别的，是《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记录较早的“平昌侯”条：“至今元康元年中，诏征，立以为侯，封五千户。宣帝舅父也。”此处出现的“至今元康元年（前65）”，似乎是褚先生续补《史记》的一个时间点，但“宣帝舅父”一语又让人疑惑，因为“宣帝”是谥号，只应出现在元帝以后。紧接着“平昌侯”的“乐昌侯”条记载类似：“以宣帝舅父外家封为侯，邑五千户。平昌侯王长君弟也。”可见“今元康元年”一句，当是褚少孙将自己置身历史情境的悬拟之语，并不能作为褚少孙续补《史记》始于宣帝时期的证据。
与同时代人相比，褚少孙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客观记录见闻和思考，下笔比较自由，较少受到当时儒家思想的规范和约束。就思想自由这一方面，褚少孙与司马迁是相通的，这应该也是褚少孙“好览观太史公列传”的原因之一。考察褚少孙所补《史记》之内容，亦不限于汉代人物，如《滑稽列传》在太史公所记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外，又补叙六人（事），其中郭舍人、东方朔、东郭先生、王先生为汉代之事，而齐淳于髡献鹄、魏西门豹治邺则是战国时事，一在威、宣之际，一在战国初年。
《史记》为褚少孙所附益者，大多文字慵沓，言辞粗鄙，远逊于太史公，有些甚至偏离主题，如《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叙齐人东郭先生事，文末复记武帝封王夫人子为齐王事，颇显支离。有些篇章则文笔简净、思理细密，如《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篇末所补有关任安、田仁的传记，多关为人处世之道，议论发人深思；还有一些篇章富有很强的戏剧性，如卷四九《外戚世家》记武帝找寻同母异父的姐姐金氏并与其相认一节：
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子女者，父为金王孙。王孙已死。景帝崩后，武帝已立，王太后独在。而韩王孙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间白言太后有女在长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视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跸道，先驱旄骑出横城门，乘舆驰至长陵。当小市西入里，里门闭，暴开门，乘舆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门外止。使武骑围其宅，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惊恐，女亡匿内中床下。扶持出门，令拜谒。武帝下车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诏副车载之，回车驰还，而直入长乐宫。行诏门著引籍，通到谒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从来？”帝曰：“今者至长陵得臣姊，与俱来。”顾曰：“谒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为寿，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太后谢曰：“为帝费焉。”于是召平阳主、南宫主、林虑主三人俱来谒见姊，因号曰修成君。
钱锺书先生曾评及褚少孙叙事、议论之清浊得失：“（《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云‘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云云。按描叙佳处，风致不减马迁，而议论三节（‘丈夫龙变’云云、‘浴不必江海’云云、‘岂可谓非圣贤哉’云云），迂谬直狗曲儒口角。文才史识，两不相蒙，有若是者。《梁孝王世家》《滑稽列传》《日者列传》皆有褚补，文笔亦善；《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所补则平钝矣。”
可为读史之参考。
关于班彪之前诸家所撰“续《太史公书》”，这里还要说明两点：
一是诸家“续《太史公书》”并非一部独立的著作，而是两汉学者文人踵续太史公司马迁之事业，撰写的有关西汉人物各类传记的综合，可以视为一种集体性的学术事业。杨树达、王利器等先生已在他们的论文中指出，《汉书》的来源既有冯商、扬雄所撰的传记，也有刘向所撰子书如《说苑》《新序》中的内容，甚至还有东汉学者冯衍所撰的《冯奉世传》。至于诸家“续《太史公书》”在今天的《汉书》中还有没有遗存，保留多少，具体篇目又是哪些，这些问题将在本书第三章予以讨论。
二是诸家“续《太史公书》”的一些内容如褚少孙所补《太史公书》，很可能是依附《史记》而存在，并未单行。余嘉锡先生曾云：“褚先生书在汉时必无单行本，则无疑义。班固作《汉书》，颇采用其文（《武五子传》采《三王世家》，《卫青传》采平阳公主事，《外戚传》采修成君事），盖即取之于《太史公书》耳。至于《艺文志》省去冯商所续四篇，疑亦因其已入《太史公书》中。”
再从前引《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所载“犹名《史记》”来看，诸家“续《太史公书》”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没有专门成书，而是随《史记》一同流传。
在整个“续《太史公书》”的修撰过程中，来自关中地区的作者是主力，如冯商为左冯翊阳陵人，刘向、刘歆父子为长安皇族，金丹为长安名族，冯衍为京兆杜陵人，显示了关中地区在两汉之际史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撰写《史记后传》的班彪同样来自关中地区，他出身西汉末年著名的外戚儒族扶风安陵班氏，
关注西京人物，留意前朝旧事，在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基础上撰成《史记后传》。
扶风安陵班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后也。子文初生，弃于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谓乳‘穀’，谓虎‘於檡’，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应劭《风俗通》亦云：“（班氏）楚令尹鬬班之后，即於菟也。”
秦灭楚后，为巩固政权实行移民政策，将班氏迁移到晋、代之间，遂以班为姓。
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此时班氏已成为北境的豪族。班壹之子班孺“为任侠”
。孺生长，官至上谷守。长生回，为长子令。《文选》卷九班彪《北征赋》云：“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知西汉末年北地泥阳尚有班氏祖庙。班氏家族真正在政治上崛起，是在西汉后期。班回之子班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入为左曹越骑校尉，迁居关中地区，进入主流文化圈。成帝初年，班况之女为婕妤，
班氏成为当时显赫的外戚勋贵，史称“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
。可见，在战国秦汉数百年间，扶风班氏经历了从楚之流人到汉之豪族，再由边境豪族转变为外戚勋贵的发展历程。
西汉末年，身为外戚的扶风班氏与一般贵游子弟不同，形成了儒雅好古的门风，可以说是具有了外戚与儒族的双重身份。
长安地区是当时的文化中心，班氏与儒生、文士交往密切，班况三子班伯、班斿、班穉，皆好学。班伯虽“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绔之间，非其好也”，而是倾心学术、崇尚儒雅，少受《诗》于师丹，又从郑宽中、张禹受《尚书》《论语》，“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
；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成帝“赐以秘书之副”
，其中或有《太史公书》；班穉子班彪“性沈重好古”
，“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杨子云以下莫不造门”
。班彪外家金氏，也是汉代有名的勋贵之家，彪父穉娶金敞之女为妻，
敞之祖伦为金日弟。据《汉书》卷六八《金日传》，日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后降汉，“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姓金氏”。武帝临终，金日受托孤之重，与霍光共同辅佐昭帝，昭、宣以后，日与弟伦之子孙“七世内侍”，贵显于汉，所谓“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
班氏家族虽贵显于西京，在新莽之世却玄默自守。王莽秉政之后，篡夺之心渐著，班氏则抱德怀方，清淡自守。汉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次年，“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
。时惟有广平相班穉（班彪之父）独不上嘉瑞及歌谣，被大司空甄丰加以“嫉害圣政”的罪名，班穉赶紧“上书陈恩谢罪，愿归相印，入补延陵园郎”
，才免于被杀。
赤眉军攻入长安后，班彪流亡陇右、西依隗嚣。他发自长安，至于天水，作《北征赋》以纪其事：“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在这篇赋中，班彪感慨时世、伤悼命运，同时对西汉王朝的衰落怀着深深的惋惜之情：“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通天台建于元封二年（前109），本是汉武帝为求仙修筑的高台，台高三十丈，可以望见长安城。
在班彪“云门反顾”的那一瞬间，辛酸、哀伤、留恋、怀念等诸般感受一起涌上心头。
高高的通天台将作者的想象拉向遥远的空间和时间，连接人与台的则是绵绵不断的愁绪。作为西汉盛世的象征，通天台那孤独的矗立标志着一种崇高的跌落。
《北征赋》是对汉德中衰的惋惜，《王命论》则是对汉德中兴的鼓吹。
班彪最初所依附的隗嚣集团，是一个以陇右大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当时在隗嚣集团内部，以王元为代表的据地自王的意见成为主流，冀望在天下纷乱之际，凭借险要，割据陇右，这种意见得到了隗嚣的认可。班彪“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
，时在建武五年（29）左右。《王命论》既反思了新莽之祸与汉祚之失，又竭力维护汉室的正统地位，其开篇云：
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
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若然者，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
这段文字主要是宣扬汉朝皇权的正统，“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
。高祖早年夜行，曾醉斩白蛇，乃有一老妪夜哭，自称其子为白帝子，化为蛇，当道，为赤帝子所斩，此即班彪所云“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彰赤帝之符”。既然是圣王之后，又有天命相助，他人自然无法力争，即使“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质（锧），亨（烹）醢分裂，又况幺，尚不及数子，而欲暗奸（干）天位者虖！”
班彪出身外戚、世受汉恩，政治立场和个人感情都倾心汉室，故而积极鼓吹刘汉血统之高贵与符命之不可违。后来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赞》则以刘向《高祖颂》为基础，列出了一份详细的汉为尧后的家族世系，并总结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班彪作《王命论》后不久，就离开天水来到张掖，依附窦融，为其“画策事汉，总河西以拒隗嚣”
，最终为光武帝顺利平定陇右做出了贡献。建武十二年（36），班彪从窦融东归洛阳。光武帝召见，以彪雅擅章奏举司隶茂才，为徐令，以病去官。
后班彪数应三公之命，所如不合，辄去。建武二十三年（47），班彪辟司徒玊况府，为司徒掾。建武二十九年（53），班彪察司徒廉为望都长，次年卒于任上，年五十二。总的来看，班彪随窦融归汉后，仕宦并不显达，故《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称其“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这一方面是因为班彪并非刘秀的元从和嫡系，所以不能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中儒生气质太浓而难合流俗。
政治上的边缘地位，使班彪拥有了自由从事学术撰著的广阔空间，也激发了他心中蕴藏的巨大创造力，从而成就了《史记后传》，成就了班氏家族的永世之功。
唐刘知幾《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云：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指诸家“续《太史公书》”）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
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对前人所作“续《太史公书》”，班彪主要有两方面的批评：一是“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这是文字原因；二是扬雄、刘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这是政治原因。因此班彪才决意撰写《史记后传》，以修正前史鄙陋之文，删弃褒美伪新之词。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
，才高而好述作，乃采集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其《史记略论》谈到自己的撰述宗旨以及对于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的态度：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两段文字中，班彪先言史官和典籍的传统，所举史籍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司马迁撰写《史记》正是以这些著作为基础。班彪认为，《史记》的主要成绩在记录西汉历史，对先秦古籍的采择和改编却并不完美，乃至“甚多疏略，不如其本”，而且“论议浅而不笃”。班彪认可司马迁的史才：“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又称其“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不足之处则是“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班彪称自己的《史记后传》要“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也就是在行文及体例上统一，这奠定了后来《汉书》文辞规矩、体例谨严的基调。最后班彪引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这是班彪为自己所悬之鹄的，希望《史记后传》删削繁文，达到大义粲然、平易正直的境界，同时也说明《春秋》大义是班彪撰写《史记后传》所遵循的原则。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班固《汉书》同样受到《春秋》的影响，所谓“上下洽通，为《春秋》考”
，显示出父子学术的声气相通。
班彪撰《史记后传》的时间，史书没有明言，当在建武年间，其中尤以建武二十三年（47）至建武二十九年（53）班彪担任司徒掾的六七年间最为可能。这一期间，班彪当是在公务之暇从事著述活动，今《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赞、《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赞、《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赞尚有“司徒掾班彪曰”等语，可为证据。关于《史记后传》的篇幅，说法不一，与班固同时的王充说有百余篇，
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载班彪“作《后传》数十篇”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继承了范晔的说法，称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讥正前失”，而前引唐刘知幾《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则明确说有六十五篇。历史的真实情况难以还原，如果要弥缝诸说的话，或者可以这样来理解：王充所说的“百篇以上”，原是百余篇独立的人物传记，合并以后才成为范晔所说的“数十篇”和刘知幾的“六十五篇”。与诸家“续《太史公书》”相较，班彪的《史记后传》进步巨大——前者零碎而不成系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后者堪称一家之言，已是初具规模的《汉书》雏形。如前所述，诸家“续《太史公书》”只是依附于《史记》而存在，摆脱不了从属的地位。而班彪《史记后传》不同，其文本的丰富和相对独立使其有了与《史记》分庭抗礼的基础和可能——相对于《史记》这部“前传”而言，“后传”二字实际也表明了它的系统性。
《史记后传》完成以后，在当时就有很高的评价，王充《论衡·对作篇》云：“‘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刘子政序”，即刘向所撰《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亦即《汉书·艺文志》所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王充将班彪《史记后传》与《史记》《说苑》《新序》等相提并论，足见其推重之意。又《论衡·案书篇》云：“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将班彪继承史公之事业，与董仲舒发扬孔子之学术相提并论，崇敬之意溢于言表。王充甚至认为班彪所撰《史记后传》要优于《史记》，《论衡·超奇篇》云：
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
“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这样的评价是很高的。现代学者刘师培曾云：“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
王充曾受学于班彪，虽因师弟关系不免有所揄扬，但评价不至太过其实，应当反映了时人对班彪《后传》的意见。由此可知，班彪《史记后传》的成就不容小觑，其规模之宏大、议论之精彩、文字之美善当可想见，这也为班固编撰《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论衡·须颂篇》还记载：“杨子云作《法言》，蜀贾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邪人枉道，绳墨所弹，安得避讳？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这说明班彪保持了史家秉笔直书的独立品格，并不因乡里之谊而有所讳饰。
班彪所撰《史记后传》，在今天的《汉书》中还保留了一些痕迹，如《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赞、《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赞、《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赞均有“司徒掾班彪曰”等语，说明《汉书》的这三篇传记利用了班彪的原稿。
又《汉书》卷九《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云云”，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元》《成帝纪》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则彪自说也。外祖，金敞也。”《汉书》卷一〇《成帝纪》赞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云云”，颜师古注引晋灼曰：“班彪之姑也。”说明《汉书》的这两篇帝纪应该也利用了班彪的《史记后传》。由于班固对父亲班彪的工作和自己的继承之处没有明确交代，容易引起后人的疑惑甚至批评，如西晋傅玄《傅子》云：“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
但唐代就有学者对此作出解释，其依据就是《汉书》传赞中所引的“司徒掾班彪曰”，如《汉书》卷七三《韦贤传》赞颜师古注曰：“《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具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但后人对此仍没有释然，其中以宋代史学家郑樵《通志·总序》的意见最具代表性：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见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
郑樵将为学与为人结合起来评论，难免有意气之嫌，对于这一段公案，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内篇四·黠陋》的评论很好：
善则称亲，过则归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体也。《诗》《书》之所称述，远矣。三代而后，史迁、班固俱世为史，而谈、彪之业，亦略见于迁、固之叙矣。后人乃谓固盗父书，而迁称亲善。由今观之，何必然哉？谈之绪论，仅见六家宗旨，至于留滞周南，父子执手欷歔，以史相授，仅著空文，无有实迹。至若彪著《后传》，原委具存，而三纪论赞，明著彪说，见家学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后人之所言，致启郑樵诬班氏以盗袭之嫌哉？第史迁之叙谈，既非有意为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为其详；孝子甚爱其亲，取其亲之行业而笔之于书，必肖其亲之平日，而身之所际不与也。
章学诚从后人所谓“固盗父书，迁称亲善”的冤屈入手，认为司马迁所记的父子史学相承之事“仅著空文，无有实迹”，还不如班固《汉书》“三纪论赞，明著彪说”来得显豁明白，为班固《汉书》继承父亲《史记后传》之事业作了一番合情合理的解释。历代疑班固之心迹者，读此可以祛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