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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演进中，知识与权力的紧密结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而不同历史时期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又形态各异、各具特点。具体到汉代而言，经学、史学、文学等不同文化门类就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节奏和历史面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武宣之间行政多“缘饰”以儒术文辞，公孙弘、董仲舒、魏相、丙吉之上疏、奏议每每援经立义，司马相如、王褒等创作辞赋颂美汉德、揄扬鼓吹，知识与权力形成了牢固而有效的结盟，此时经学与文学已成为帝国行政及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工具。而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迟至东汉明、章之世才得以成立，其标志就是《汉书》的完成。
《汉书》文本逐步成型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秩序重建的历史阶段，《汉书》表达的正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在《汉书》编撰过程中，政治权力通过干预、影响历史写作，完成汉代历史的建构；反过来，历史文本又通过人们的阅读、传播形成自己的权力，塑造了后代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汉代以后，《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正史”逐步成为帝制时代王朝制作的典范，成为正经之外又一新的经典形式。在这一经史范式的转换中，《史记》因其不尽符合统治者的需要而被有意忽略，《汉书》则以其在现实考量与历史写作之间灵活的把握获得皇权的青睐，遂成为新的“帝典”范型。
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汉书》文本的形成史绵延一百多年，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都参与其中，成为汉代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汉书》的雏形是班彪编撰的《史记后传》，《史记后传》则脱胎于西汉以来诸家继司马迁《太史公书》（《史记》）而作的“续《太史公书》”。西汉元成以后至东汉初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元成时期为创始期，哀平新莽时期为延续期，东汉初年为终结期。“续《太史公书》”的学术潮流，最初萌芽于民间——元帝时期褚少孙出于个人学术兴趣，开始补益《史记》的相关内容。成帝时期，官方力量开始显示其影响，冯商奉诏撰述“列传”以续《史记》，刘向、卫衡也有补《史记》之事。哀平新莽时期，刘歆、扬雄、史岑等史家逐渐加入作者的行列，使得续补《史记》的各种文本日渐丰富。东汉初年，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学者文人，也以各种方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可以说，“续《太史公书》”的编撰，就是西汉后期历史人物传记不断丰富、扩大的过程。
“续《太史公书》”的不同作者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不同声音、不同立场，使之有了“整齐”的需要，班彪《史记后传》正是这样一种“秩序化”的努力。班彪出于对诸家“续《太史公书》”的不满，如文辞鄙陋、政治倾向等问题，在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基础上，撰成《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成为班固《汉书》的基础。自《史记》余脉衍生而来的《汉书》文本雏形——《史记后传》，由零散而整齐，最终具有了独立价值。
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后，班固继承父亲的事业，“探撰前记，缀集所闻”
，继续《汉书》的编撰工作。明、章之世，随着机构化和组织化的官方史学的建立，以及历史著作审查制度的形成，班固《汉书》受到皇权的格外眷顾，深深打上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烙印。
永平五年（62）班固因“私改作国史”被人告发下狱，后被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以此风波为标志，《汉书》编撰由以学术为主导转变为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由相对独立的历史编撰转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永平十七年（74），明帝诏问班固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太史公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对正在撰写《汉书》的班固发出警告，这些证据仍然保存在班固《典引序》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末。承受巨大压力的班固历二十余年之艰辛，在章帝建初七年（82）终于呈上《汉书》，
但此时的《汉书》可能只有纪、传部分，而没有表、志部分，仅是规模初具。此后《汉书》文本一直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但直到和帝永元四年（92）班固去世时，《汉书》还有“八表”（《后汉纪》作“七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书》最终经过续补而成完璧，其功臣则是班固的胞妹班昭以及扶风马续——班昭不仅续补《汉书》，且授《汉书》于马融，成为《汉书》学的第一人。《汉书》发轫于诸贤，奠基于班彪，成书于班固，续补于班昭、马续，至此定型矣。
东晋史学家袁宏曾将春秋战国至东汉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分为五个阶段：春秋时期的道德仁义之风，战国时期的游说之风，西汉高祖至宣帝时期的任侠之风，元成明章时期的守文之风，东汉后期的肆直之风。从诸家“续《太史公书》”到《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元成明章时期，正处于“尊师稽古，宾礼儒术”的“守文”之世，
这一时期，儒学影响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书》的风格与特点，难免受到这个时代大环境的影响，而与“任侠”之世出现的《史记》产生了巨大差异。
《汉书》不仅是对汉代历史的记录，它的出现，也体现了一种帝国共识，这是东汉初年的知识阶层对所处时代环境的一种积极回应。
东汉前期，在恢复政治秩序之后，思想文化上建立共识成为统治者考虑的重要问题。在经学领域，光武帝重建西汉今文十四博士，明帝和章帝大力提倡儒学，而在史学领域，东汉皇帝也要树立对历史和现实评判的权威。表现在历史编撰中，就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活动与皇权、宗室、外戚势力密不可分。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直接干预，下达指示，甚至亲自参与编撰活动。如明帝不仅留意《哀牢传》《苏武传》，而且直接参与撰定《世祖本纪》（《光武本纪》），又如明帝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对政事有所取舍等，
即是其例。二是间接干预，派宗室、外戚力量加强领导，予以监管。东汉前期，兰台令史班固、贾逵、杨终等学者文人的活动，宗室外戚刘复、刘毅、马严等都参与其中，这是东汉皇权对历史编撰的间接干预。如果说史家是立法者之一，那么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就是这种权力的代表，但到了东汉，这种权力开始被专制皇权所取代。
随着《汉书》文本面貌的不断整齐，政教因素不断加入进来，特别是东汉明帝时期，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格控制，《汉书》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东汉帝国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成为东汉意识形态建构的组成部分。永平十七年（74），明帝特意就《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评价问题诏问班固等人，他认为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王子婴的评论，寓有对汉朝或武帝的讥讽之意。永平十七年，正是班固撰写《汉书》的时间，在这个敏感时刻，明帝与班固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末的赞语以及司马迁对武帝的态度问题，显然带有警告和预防之意。这无疑会影响到班固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写作，影响《汉书》的文本面貌和思想倾向。但另一方面，从祸福相因相转的角度来说，《汉书》编撰的早期阶段，是简单的文本形成史，由于政治因素的不断加入，逐渐具备了思想上的统一性，拥有了照耀全书的光彩。
《汉书》的批判对象不是西汉而是新莽，为了呈现某种历史必然性，《汉书》在一些历史细节方面或放大或缩小，或有意突出或有意遮蔽，如《汉书》对高祖刘邦、王莽和光武帝刘秀的态度，就需要我们持一颗警醒的心去看待。《周易》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西汉历史的两端都面临“革命”的问题。“有德者必有位”、“有德者必有言”，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而美化政治家的一个手段，就是将其树立为一个道德典范。随着东汉帝国秩序的建立，班固也在《汉书》中建立了西汉王朝的历史秩序。在《汉书》叙事中，刘邦与刘秀成为正义与光明的化身，居于政治伦理的上风，突出“光明感”、证明“合法性”是叙述主线，宏大叙事是表现手段，而王莽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难免成为被抹黑的对象。
这些历史书写都可以视为《汉书》的政治隐喻，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编撰“怎样隐喻性地呈现了意识形态、权利关系或社会身份对历史事件的彰显、遮蔽和剪裁”
。我们自以为能够把握和认知的“真实”历史，实际是通过文本虚构出来的想象世界，它建立在权力塑造的文本基础之上，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话语。如果文本作者实现的方法足够巧妙，手段足够高明，它就足以让读者相信自己对历史的想象和建构，相信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文本。
东汉皇权与精英群体的合作与共谋，不仅是简单地垄断知识，而是生产出符合自己需要和期待的知识——作为一种经典文本，《汉书》就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汉书》具有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这与《两都赋》开头的说法非常类似：“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汉书》所具有的典型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体现出历史写作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它让我们看到，在某些时候，历史著作会自然地成为意识形态的喉舌，成为国家意志的“代言”和“传声”，但因为它是委婉地传达出官方声音，不那么僵硬刻板，使人在思想认识上更容易接受，不仅让人们感受到统治集团“炎之如日，威之如神”的一面，更有“涵之如海，养之如春”
的一面，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充当了“牧师”的角色。东汉前期像班固以及王充、傅毅这样的学者文人，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和讴歌自己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并非政治胁迫所致，而且力图将这种精英共识普及为文化常识，唤起一种政治理想，可谓帝国声音的微妙传达。
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将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帝制时代）。
如果说周代是“封建时代”王朝的代表，那么汉代可以视为“帝制时代”王朝的代表，伴随着中国从“封建时代”过渡到“帝制时代”，周汉时代的“帝典”范式也发生了变化。
“帝典”，本义指《尚书》中记载上古圣王尧舜之事的《尧典》，
如《礼记·大学》：“《帝典》曰：克明峻德。”郑玄注：“《帝典》，亦《尚书》篇名也。”“克明峻德”，见《尚书·尧典》，“峻”字《尚书》作“俊”。又如《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於惟《帝典》，戎夷猾夏。”“戎夷猾夏”，见《尚书·尧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建初元年（76）春正月丙寅诏曰：“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恺悌君子，《大雅》所叹。”
“五教在宽”，见《尚书·尧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帝典》亦可引申为天子之典、一代之政书，
如《文选》卷四八扬雄《剧秦美新》云：“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这是说汉代承袭“秦馀制度、项氏爵号”，没有《尧典》那样的一代之制作。
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王朝的新的“帝典”，是两汉社会的普遍期待。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的遗札《封禅文》就表达了制作一部新经典的呼声：“而后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燿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
其中“作《春秋》一艺”句下，裴骃《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春秋》者，正天时，列人事，诸儒既得展事业，因兼正天时，列人事，叙述大义为一经。”
在司马相如心目中，这将是一部彰显汉德、垂之无穷的经典，所谓“袭旧六为七”——“旧六”指周代的“六经”，而新经典将如《春秋》一般，与“六经”并列为七。
正如司马相如所希望的那样，汉代出现了新的“帝典”，那就是《史记》《汉书》开创的所谓“正史”的传统。
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司马迁编撰《太史公书》，可以说是“作《春秋》一艺、袭旧六为七”的第一次尝试。从太史公自叙来看，《史记》实有涵括“六经”之意，《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其中“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正是《史记》撰作的目的，也是司马迁的雄心所在。“六经”之中，司马迁对《春秋》格外重视。《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在司马迁内心深处，实有以《春秋》自比之意。
也许正因为司马迁心存《春秋》遗意，《史记》多有“微文刺讥，贬损当世”
之处，并不完全符合统治者的需要，甚至被视为对政权的一种威胁，
于是便有了《汉书》编撰的第二次尝试。
创制新“帝典”的愿望在东汉前期依然十分强烈，东汉前期学者王充在《论衡·宣汉篇》表达了与司马相如类似的想法：“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读，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亦观猎不见渔，游齐、楚不愿宋、鲁也。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王充撰写《论衡》之时，尚不知班固正在编撰《汉书》——《论衡·案书篇》说班固“虽无篇章”，却“文辞斐炳”，根据王充《论衡》的语例，“篇章”主要指《史记》、《法言》这一类的著作，《汉书》亦当在其列。
王充笔下的“汉书”，显然不是指班固的《汉书》，但亦可见班固《汉书》的命名符合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非仅一家之私意。王充期待“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将袭旧六为七”，在王充看来，这样一部期待中的经典就是当代的《尚书》《春秋》。
《汉书》的出现，完美契合了王充“袭旧六为七”的期待。
《汉书》不仅名从《尚书》，“为《春秋》考”，而且并“六经”而包之，兼有其长。《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班固自述云：“（《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为《春秋》考”，意即与《春秋》成、与《春秋》合、与《春秋》同。由此通贯来看“综其行事”几句，可推知班固所说的“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当指《汉书·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志》《礼乐志》等承担了与“五经”《易》《诗》《书》《礼》《乐》相应的功能；“上下洽通，为《春秋》考”，当指《汉书》的纪传特别是帝纪部分承担了与《春秋》相应的功能。《汉书·叙传》之末班固自谓“纬六经，缀道纲”云云，亦是此种微意和自信的表达，当非泛泛而论，而是与《汉书》的实际内容相契合，体现了班固作为一个学者的雄心。
作为“二十四史”的前两部，《史记》与《汉书》确立了帝制时代中国历史写作的基本范式，但二者又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史记》颇以《春秋》自比，洋溢着个人情怀与批判精神，
班固《汉书》则是以“文章”颂美汉室之“成功”，对皇权积极配合。结果证明，《汉书》这个“包举一代”的帝国新制作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在世俗意义上而且在学术意义上。《汉书》的经典地位，在汉末三国时期就得到了学者广泛的认可，如服虔、应劭注《汉书》，已是以经典视之了。又如《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封禅文》“将袭旧六为七”一句，三国吴韦昭注曰：“今《汉书》增一，仍旧六为七也。”在韦昭看来，《汉书》这部新经典已经做到了“袭旧六为七”，取得了‘六经’一般的地位。确如韦昭所言，中古时代《汉书》大行于世，流行程度甚至超迈《史记》，成为“五经”之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在孔子的时代，彰显“成功”的理想“文章”就是以《诗》《书》为代表的“六经”，也即后世所说的“正经”。而汉代不仅是“六经”之学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新的经典的时代。班固《汉书》正是继承《尚书》（《尧典》）而创制的新“帝典”，《汉书·叙传》一则曰“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再则曰“皇矣汉祖，纂尧之绪”
，意图是十分明显的。班固编撰《汉书》之时，虽然有足够的自信，但他一定没有预料到，自己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个帝制时代王朝制作的经典范式——《汉书》这部新“帝典”并非对“六经”范式的反动和否定，而是将其涵括在内、适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袭旧六为七”，且将摅之无穷、牢笼百代。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的典籍会取得自身文献范畴或类别之外的重要地位，并得到知识界的认可，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如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被视为宗教经典四部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为印度现存最早的文献）之外的“第五吠陀”
。《汉书》的情形有类于此——中古时代的《汉书》取得了“五经”一般的地位，唐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汉书》）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这种盛况，连《史记》都相形见绌，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云：“（《史记》）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
不仅汉晋时期如此，到南北朝后期也是这样，《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小序云：“《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
至于其原因，除了《史记》“微为古质”外，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说得更为详细一些：“夫太史公记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书，成于后汉。彪即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且又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所钻仰。其训诂盖亦多门，蔡谟集解之时已有二十四家之说。所以于文无所滞，于理无所遗。而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
综合司马贞的看法，中古时代《史记》不如《汉书》被学者重视，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史记》叙事时间跨度长，残阙较多；二是司马迁“好奇而词省”，《史记》“事核而文微”，学者不易求索其意旨。而由《史记》余脉衍生而来的《汉书》，断代为史，折衷诸家，后出转精，“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史通·六家》），超迈《史记》，比肩“五经”，更受学者青睐。
《汉书》之所以盛行于中古时期，文字风格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班彪《史记略论》称自己的著作要在《史记》的基础上“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也就是在行文及体例上统一，这奠定了《汉书》文辞规矩、体例谨严之基调。关于班彪的史笔，同时人王充有很高的评价，《论衡·超奇篇》云：“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班固同样重视文辞，且《汉书》中多存古文，从而形成了典雅渊懿的风格。这一方面是班固个人的文化修养使然——班固好古文、擅“小学”，撰有《太甲篇》《在昔篇》等；
另一方面也与班固所处的学术环境有关，与班固同时的兰台文人贾逵、傅毅、杨终等，都是学养深厚、文辞富丽之士，许慎《说文解字》每引班固、贾逵、傅毅之说。此外，班彪《史记后传》与班固《汉书》在事、文、义（考据、词章、义理）三个方面，都比《史记》有了很大提高，做到了事核、文质、义明。在六朝隋唐这样一个贵族时代，文字典雅、法度严整的《汉书》，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相契合，这是其流行超出《史记》的原因之一。
中古时期《汉书》的地位之所以胜过《史记》，还在于其自身的“经典特质”——它是记录典范王朝的一部典范文本。
在周代礼乐文明之后出现的秦汉官僚帝国，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两千年帝制中国的开端。统一的帝国呼唤着统一的历史著作，伟大的时代，应该产生与之匹配的伟大作品；西汉历史的波澜壮阔、大开大合，为史家撰写一部伟大著作准备了客观条件，而班固也不辱使命完成了《汉书》这部巨制。《汉书·叙传》之末讲到《汉书》内容的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颜师古注云：“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作为秦汉官僚帝国政治、制度、思想的结晶，《汉书》这个“包举一代”的帝国新制作，有资格也有实力成为一部新的经典。
与保存周代历史文化的“五经”相比，《汉书》有自己的优势——它记载的历史更为细致，人物更加生动，班固还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融入其中。阅读《汉书》，不仅可以获得历史知识，亦能习得治乱兴衰之理、立身处世之道。
今天的我们，要感谢班固如此生动完整地展示了西汉两百多年恢弘的历史画面，如武、宣时代人才之盛，武帝时期“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宣帝时期则有“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
。明君圣主、忠臣良将、能吏义士，这些激动人心的名字与他们的功业，让我们自然萌生出对一个王朝和时代的温情和敬意。至于更夸张和浪漫一点的文学想象，则有卢思道《从军行》的首四句写意气风发的武将：“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卢照邻《长安古意》的末四句写孤独寂寞的文士：“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虽然诗歌的兴寄、感慨不同，但都是基于《汉书》有关内容而生发的想象和创作。
周朝与汉朝均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王朝，正如周代有“六经”，汉代有《汉书》，记录汉帝国历史的《汉书》最终成为一部新的经典，也成为照耀逝去王朝的永不磨灭的光芒。
从《史记》到《汉书》，中国史学在表面的继承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书》的王朝史学取代了《史记》的人本史学，
并影响了以后两千年的历史写作。
《史记》以辉煌的成果总结了以往近千年的史学，
它更多地是承担一种文明载体的功能。针对秦火以来思想文化界的混乱状况，以及“图籍散乱”的事实，司马迁重新做了一番系统化的工作，他撰写《史记》的目的就是要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司马迁将上千年散漫的古史系统分为五帝、三王、五霸、战国、秦汉等几个阶段，并整合中原及周边地区所有的民族，使之形成一个明晰的时间序列，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有条理的早期中国历史，而且富有传疑精神，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史记》创制的史书体例，还为以后中国历史（史书）的扩容留下了空间——新的王朝自然成为新的“本纪”，新的编年资料可以用“表”来呈现，新的历史人物和四周民族的变化情况可入“列传”，新的社会现象和时代典制可用“书志”来表达，这是一个富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对话性的传统。
《汉书》则开启了一个新传统，成为以后两千年王朝史学的典范。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得好：“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
从《史记》到《汉书》的转变，主要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变，而不仅是简单的历史编撰范式的变化。
班氏父子曾对司马迁及其《史记》予以批评，有的是针对具体内容，如《史记》的“疏略”“抵牾”之处。裴骃《史记集解序》载，班固有言曰：“……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疏略”如司马贞《补史记序》云：“又列传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韩非。管、晏乃齐之贤卿，即如其例，则吴之延陵、郑之子产、晋之叔向、卫之史鱼，盛德不恭，何为盖阙？”
“抵牾”如《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载子路事与《仲尼弟子列传》之不同，这样才有了“整齐”的必要。有的则是对司马迁的思想批判，如班固言《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不仅是班固一人的意见，也代表了他后面一大群儒家知识分子的倾向。其实太史公未可非也，就政治社会功能而言，“黄老”与“六经”在不同时期作用不同，难以一概论其高下；游侠挑战权威，甚或以私义行公权，而处士逃避社会责任，甚至屈从于现有秩序，二者立身行事不同，难分优劣；至于“货殖”，则涉及不同的财富观，在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的观念影响下，士人羞于言利，像颜渊“箪食瓢饮”才是他们所推崇的。实则贫困并不是一件让人骄傲的事，财富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看怎样获取它、怎样利用它。班固虽然批评司马迁，但他自己的《汉书》写作也有可议之处，南朝宋范晔指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
，近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对班彪、班固父子反唇相讥：“班彪岂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刘氏者，但为愚人习识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强谓汉承尧后，必当复兴，岂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马氏。乌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汉，愈于孝子慈孙之暱其父祖也？”
这些都算是替太史公鸣的不平吧。
《史记》之后诸家“续《太史公书》”的写作，正处于儒学逐步张扬、控制整个社会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时期，《续太史公书》的写作者和撰述者，其思想之境界自然无法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正统论者对于思想异端往往有批评意见，而不知自身处境之可讥，这种盲目忠诚，同样是一种“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如扬雄批评“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正所谓后人悲前人，而不知自己之非，亦使后人复悲后人也。之后的班彪、班固虽然在细枝末节上对续《太史公书》诸家多所批评，认为他们琐屑而不成系统，而实际上他们同出一源，只不过班氏父子的文笔更典雅，思虑更周密。随着班彪《史记后传》的撰写和《汉书》文本的整齐化，他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司马迁的对立面，思想也由《史记》突出的个性与自由的特征发展到《汉书》对权威与秩序的追求。但不管是哪种取向，哪种力量，司马迁和班固的史书中都凝聚了史家的精魂，司马迁是诸子百家孕育的精魂，班固是六经独尊之后的思想结晶，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未来，在后世读者中焕发出思想的光芒。司马迁说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又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
，这是太史公对精神不朽的追求。班固在《＜典引＞序》里讲到“启发愤懑，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
，这种追求比之太史公逊色不少，但也表明了班固的态度——写作《汉书》他是认真的、郑重的。
司马迁与班固在史学上都追求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著作中也都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建构，但二人又有许多差异，如《史记》贵求索，《汉书》重因循；《史记》文笔疏放，《汉书》法度严整等等，其根本不同在于：司马迁听从内心，追求创造、个性与自由；班固重视传统，强调服从、权威与秩序。班固的时代，封闭、僵化的儒学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汉书》强调伦理道德，强调社会责任，就把自己给束缚住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续《太史公书》”诸家以及班彪、班固父子，都在太史公所讥讽的“拘学”者之列，论思想、论情怀、论境界，他们与太史公相差不啻千里。汉明帝诏问班固，“（《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迁赞下宁有非耶”，班固“具对素闻知状”
，可见对司马迁成见已深。我们尊重权威，也需要秩序，但问题是怎样才能证明权威是对的，秩序是好的——有时人们以为自己发现了光，其实那并不是光而只是黑暗的幻象。
《史记》与《汉书》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史学精神，一个强调个性，注重想象；一个强调权威，注重法度；一个勇于向人的内心世界探寻，一个努力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一个尽力反对世俗和拘学者的一切偏见，一个站在学者的立场去评判历史和社会。前者张扬灵性和活力，后者带来限制和规矩。《史记》与《汉书》的这两种精神特质，形成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两种力量——个性与自由，权威与秩序。后代史家的撰述，大多是在这两种力量或思想之中取得一种平衡——更强调主观还是更强调客观，更强调自我价值还是更强调社会责任。在理想的状态下，人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责任交替出现，一个讲求个性和自由，一个强调秩序和权威，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文化既需要创造、感性，也需要秩序、理性，二者都有超越对方之处，都有更卓越、更优秀之处。
但在真实的历史时代，影响历史编撰与写作的这两种力量，自然是强调道德感、铸就社会稳定基础的一方处于优先地位，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最终是后者稳稳占据了支配地位。《汉书》的传统至《资治通鉴》而达到极致，而《史记》的传统则再无特出的苗裔了，许多历史文献成了仰人鼻息、精神残缺的遗存。尽管有刘知幾，尽管有顾炎武，尽管有章学诚，但历史传统的力量实在太大，难以扭转。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史学风尚丕变，兴起反思、怀疑的潮流，一方面有梁启超对“新史学”的鼓吹，另一方面许多历史著作开始面向现实，面向自我，面向内心，出现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钱穆的《国史大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这些个性化的历史著作，改变了旧史学的面貌。